驻沈阳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
张作霖是奉天海城人，年轻时因父亲被赌徒打死，与二哥找人寻仇，开枪打死了人，二哥被捕，他逃走后当了红胡子。日俄战争的时候，段芝贵奉命到辽西联络红胡子对付俄国人，由此被招安，当了官军马队管带。等徐世昌总督东北时，他计擒大土匪杜立山立下战功，升任巡访营前路统领，所部三千五百余人。辛亥革命爆发，奉天新军将领谋划发动起义，张作霖得到消息，连夜进驻沈阳城，协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布防。在新旧军会议上，赵尔巽劝大家拥护朝廷，张作霖与旧军将领纷纷举手，新军将领无一人同意。张作霖跳到桌上，手举炸弹道：“大家如果不接受总督的好意，我们今天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结果，沈阳新军举事失败，张作霖受到赵尔巽欣赏，把中路巡防营也交给他统领，使他的兵力达到六千余人，掌握了奉天军事大权。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立即发电拥护，“国体既定，临时共和政府亦已建立，窃维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实属至当。”成为北洋嫡系将领之外第一个发拥护电的。袁世凯不但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而且任命他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他从一个土匪头目当到中将师长，不过七八年的时间，升迁之快，令人侧目。
张作霖被任命为二十七师师长后，曾进京一次面见袁世凯，那时候袁世凯还住在外交部大楼。这次再来，袁世凯早就住进中南海，从大门到他办公的居仁堂，层层门岗，层层检查，没人带领根本不可能见得上。
到了居仁堂外，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亲自迎接：“雨亭，你好大的面子，大总统亲自在他的办公室接见。”
袁世凯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张作霖趋前几步要行跪拜礼，袁世凯连忙扶住他道：“雨亭，不可行此大礼。”落座后，袁世凯又说，“雨亭，这次请你进京，是有要事拜托你。”
张作霖离座拱手道：“大总统吩咐就是，我是唯大总统之命是从。大总统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袁世凯叹了口气道：“这次与日本人谈判，国人反应十分激烈，尤其南满部分权益让与日本，我担心南满局势不稳，我已经让奉、吉两省民政长、警察厅长不日进京，向他们做个解释。你治军有方，我先请你来，请你在稳定南满上多费心。”
袁世凯给张作霖讲谈判的过程，讲到日本蛮横无理，而他鉴于国内外形势，被迫接受最后通牒，禁不住眼含热泪。张作霖拍案而起，大骂道：“妈拉个巴子的小日本，欺人太甚！大总统不必过于自责，只怪日本人太不是东西。”
“如果和日本人开战，我可免于被骂卖国贼，可是战而不胜，就像甲午之战、辛丑之战，国权沦丧更甚，前车之鉴不远。中国屡战屡败，积贫积弱，在战与和之间，我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选择与日本人谈，临时妥协，以待来日。我已经下令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但愿大家能够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或许十数年后可与日本抬头相见。”
“大总统有啥吩咐，我老张没有二话。”
“要与日本人见高低，最要紧的还是军事。将来南满难免会与日本人生摩擦，中国要少吃亏，就要练好兵。你是会带兵的人，好好练兵，将来为保国权尽一份力。”
张作霖又离座道：“我听大总统的，一定好好练兵。”
“条约中不得已允准日本人在南满可以租地经商办厂或耕种，我打算采取变通的办法，让日人租不到地。你有什么好主意？”
张作霖回道：“这有何难，大总统下一道令，谁敢把土地租给日人，就枪毙他妈拉个巴子的。”
“好，好。这是个好办法，我准备让参政院制定《惩办国贼条例》，严禁国人与外国人私定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这些措施要得以施行，将来还是要军队做后盾，你要在这上面多上心。既不让日本人得逞，又不能惹出纠纷。”
张作霖对袁世凯的吩咐，一概表示唯大总统之命是从。
谈完了正事，袁世凯以闲谈的语气道：“当初民国建立，大家都以为找到民富国强的道路，可是如今民国已经建了四年，先是政府受到参议院掣肘，事事难办，然后国家陷入党争，更是一事难成，如今更是内忧外患。我这些天在想，这共和还怎么办下去？共和这挂车，我实在拉不动了。”
张作霖低声回道：“大总统，奉天那边私下都说，共和国体根本不适合中国。这一套都是民党从洋鬼子那里照搬过来的，水土不服，中国要民富国强，妈拉个巴子，还不如走小日本的路子。”
“奉天那边也有这样的说法？”
“可不，大家都说，中国还是得搞帝制才行。皇帝说了算，省得张三李四都来抢权。”
“刚确立了共和国体，又再恢复帝制，国家经不起折腾。”
“我是唯大总统之命是从。中国要搞帝制，这个皇帝只有大总统够格。大总统要是有意，我张作霖第一个拥护大总统早正大位。”
袁世凯连忙摇手道：“我不做此想。一个大总统我已经当得筋疲力尽，哪里还当什么皇帝，谁愿当谁当去吧。雨亭，如今内忧外患，我们都要多为国分忧。你好自为之，将来有机会，要为国家挑重担。”
张作霖如今已经掌握了奉天军权，他一直谋求奉天将军一职。奉天将军张锡銮已经被他架空，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但袁世凯都没有答应。张作霖以为袁世凯要调走张锡銮，眼巴巴地等下文。但袁世凯却没了下文，转而谈天气，又问张作霖在北京的行程。张作霖是聪明人，立即向袁世凯告辞。
张作霖走后，袁世凯立即叫朱启钤来，指指多宝格上的四块打簧金表道：“桂欣，我和雨亭谈话时，他总是看这四块表，我想他是喜欢上了。你打发个可靠的人，立即给他送去。”
多宝格上的这四块金表，制作十分精致，玻璃面上环镶了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朱启钤笑道：“真是没见过世面，一个将军对几块表打主意。”
“你可别说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袁世凯顿了顿又说，“那件大事，将来雨亭大概能帮得上忙。”
朱启钤问：“大总统有意大用？”
“我还得再看看，毕竟绿林出身，靠不靠得住，实在没有把握。”
“明白了。要好好笼络，稳住他。不过，仅这四块金表，似乎轻了些。”
“你看着办。”
张作霖回到奉天会馆，师参谋长杨宇霆已经迎到门口。一进门，杨宇霆就问：“怎么样，老袁有什么交代？”
“妈拉个巴子，光许给我一堆空话。”
“三哥说来听听，我帮你参谋参谋。”
杨宇霆是奉天法库县人，在堂兄资助下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到东北后进入军界，不几年就升到了军械厂厂长。他很有见识，人称小诸葛。张作霖欣赏他的才干，把他调到二十七师任参谋长，倚作亲信幕僚，几乎是言听计从。等他听张作霖说完会见袁世凯的经过，便道：“三哥，我看袁大总统有意大用呢。”
张作霖睁大眼睛问：“何以见得？”
“你只是一个师长，租不租地给日本人，这是地方官的职责，聘不聘日本人当警察顾问，与你这师长也没有关系，可是大总统却交代给你，不是要大用的意思吗？何况大总统已经明白告诉你，将来要为国家挑重担。三哥放心，我估计一年半载，必会高升。”
“妈拉个巴子，日本人这次欺人太甚，我看袁大总统也是真心难过，将来我老张怕是要和日本人好好周旋一番了。对了，昨晚你去见你的老同学，见上了吗？”
杨宇霆与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两人关系很不错，他每次到北京，总要拜访徐树铮，打听京中局势。
“见到了。听徐铁珊的意思，现在段总长与袁大总统关系有些闹僵了。”
张作霖问：“怎么，北洋三杰不都是袁大总统的亲信吗，怎么还闹僵了？”
“袁大总统要夺段总长的兵权，在军中为袁大公子培植势力。去年办军官模范团，两人就闹得不痛快。今年谈二十一条，袁大总统以为他已经尽了全力，可是老段不买账，袁总统主和，他偏偏主战，很不给面子。而且，”杨宇霆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而且袁大总统有当皇帝的心思，试探了几次，老段都极力反对。”
张作霖打断杨宇霆的话道：“对，妈拉个巴子，我把这事忘了，我试探过大总统，他嘴上说不想当皇帝，但我看他的意思，是很想当。”
“去年下半年，要恢复帝制就闹得很厉害了，后来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这事才缓了下来。与日本人的交涉一完成，这事又闹起来了。最起劲的是袁大公子，听说他以皇太子自居，身边聚集了一帮人，正在紧锣密鼓秘密准备。”
“他一个瘸子将来要当皇帝，那不成了笑话？”
“他未必有自知之明。而且大总统大约也有让他当储君的意思，不然何必为模范团的事与老段弄僵。先让袁大公子在军中树起势力，将来好继位呢。”
“袁大总统亲自逼退清朝的皇帝，他如今再当皇帝，这二皮脸怎么变？”
“怎么变？自然有办法。听说袁大公子正在找人制造民意舆论，将来国民支持更改国体，大总统就可以变为大皇帝。”
“你说，刚把皇帝拉下龙椅，这全国上下愿意再弄个皇帝出来？我看未必。”
“那咱不必操心，老袁要称帝，对三哥不是坏事。”
张作霖睁大眼睛又问：“怎么说？”
“他要当皇帝，就需要人拥戴，三哥坐镇奉天，他必定有求于三哥，那时候自然要有许诺给三哥。就像当初他要拥戴共和，需要三哥支持，三哥就当上了东北边防使。这次，三哥要是成了开国元勋，让你当奉天将军，那都是小的了。”
张作霖摸了摸下巴道：“妈拉个巴子，还真是那么回事。”
两人正在说得热闹，门房来报，袁世凯派内务部的人来拜访张师长。两人交换一下眼色，连忙迎出去，原来是内务部礼宾司的司长带着两个手下，一人端着一个丝绒盒子，另一人抱着几个卷轴。司长接过丝绒盒子，打开盒盖，里面是四块打簧表：“大总统说，张师长好像对这几块表感兴趣，大总统就赠给张师长了。”
张作霖双手接过道：“哎呀，大总统可真是太抬举我了，我就是谈话时多看了这几块表一眼，大总统就记在了心里。”
司长又把几个卷轴打开，都是古画：“这几幅古画都是朋友送大总统的，大总统说，送给张师长，装点装点签押房。”
张作霖哈哈一笑道：“我一个大老粗，是得装点装点门面，大总统真是想得周全。”
礼宾司司长一走，杨宇霆便道：“都说袁总统会笼络人，果然名不虚传。”又问张作霖，“三哥，袁大公子那里，还敷衍一下不？”
张作霖连忙摇手：“用不着，屁颠颠地去巴结一个瘸子，丢老子的脸。”
“太子”袁克定越来越忙了，为了方便联络，他在西山、汤山、颐和园都弄了住处。
他从德国回来就一心筹划恢复帝制，比袁世凯还要积极。他当上模范团的会办时，正是德国席卷欧洲战场之机，他深受鼓舞，编练模范团一概采取德制，军中步法也是效法德国御林军，参训的将领也大多挑选有留德经历的。模范团的文武官员，都模仿德皇威廉二世蓄起“牛角须”。他为自己设计的戎装为德国亲王陆军制服，雄冠佩剑，金带黄绶，肩扛三星。当他检阅模范团时，感觉自己手里已有千军万马，底气更足。
袁克定与心腹密议的帝制步骤，先是制造舆论，然后再对国体投票，“民意”通过后再进行实质操作。制造舆论，非请有影响的名流不可，袁克定最中意的是梁启超。不过，自从袁世凯解散内阁，设立政事堂后，梁启超就对袁氏父子开始疏远，虽然他接受了造币局局长的职务，但不久就多次提出辞呈。袁世凯祀天祭孔，他则在报刊上发文章，认为民国政府此举违背孔子本意，揭露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孔教会十之八九别有用心。袁克定也派人试探过梁启超的意思，他对恢复帝制极为反对。但梁启超的作用实在太大，因此袁克定不死心，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邀请他到西山赴宴。
作陪的只有一个，就是杨度，当年是搞宪政出名，不过，他倾心的是君主立宪，袁世凯当上民主共和的大总统后，反而不好重用他，因此民国后杨度不甚得志，只当了研究宪法委员会会长、政治会议议员等闲职。以帝王师自居的他自然不甘寂寞，一嗅到袁克定在筹划帝制，就极力巴结。但袁克定认为论影响，杨度无法与梁启超比，所以一直未让他参与机密。这次宴请梁启超，算是第一次让他参与重要事项。
梁启超一到，袁克定、杨度两人亲自迎到门口。入座后，袁克定便道：“卓如先生，今天我是有事请教，因此没让不相干的人作陪，只有我和晳子。”
梁启超已经预感到袁克定会谈什么，摇摇手道：“大公子不必客气，实在谈不到请教。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难免让公子失望。”
“也没什么大事，咱们边喝边谈。”
正如梁启超所料，袁克定、杨度两人不断把话题往帝制上引。袁克定大谈共和以来的种种弊病，杨度则大谈日本君主立宪的成效，梁启超则不置一词。最后袁克定忍不住了，问：“卓如先生，近来外间纷纷议论，都说共和制度不合我国国情，先生有何高见？”
“共和是有不少问题，但将近年来的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则不客观；若以为恢复旧制就能使中国富强，则更无道理。若旧制能使我国民富国强，则早就实现了。近来社会风气败坏，坏于共和新法者，不过十之二三，坏于积重难返之旧空气者，则十之七八。民元以来的共和政治固然有许多地方令人失望，但不能就此认为共和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挽救之法，只能设法完善补救，若根本摧弃之，则万万不可。例如民宪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有，是共和国体不可或缺者，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求政党之良可也，厘定其限可也。”
杨度插话道：“卓如曾经在日本十余年，对日本君主立宪体会更深。日本君主立宪成效卓然，中国似乎可以效法。”
“不然。中国若十余年前行君主立宪，则我必赞成；如今已走上民主共和之路，则不宜再行君主。世间有自君主而共和者，无由共和而再行君主者。若逆潮流而动，内政外交，恐怕会有诸多困难。”梁启超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话不投机，宴会匆匆收场。
回到城中，梁启超立即约学生蔡锷来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松坡，项城果然有复辟之意。”于是将会见情况告诉蔡锷。
“老师，也许这是袁大公子的意思，项城未必知道。”蔡锷对袁世凯尚未完全死心。
梁启超摇摇头道：“也许是袁大公子大胆妄为，不过社会上流言四起，项城难道会一无所闻？我不相信。”
“我能容忍项城集权，但他若倒行逆施，推行帝制，我必定与之决裂。”
“我这次得罪了袁大公子，在京师恐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打算借为家父祝寿之际，脱离牢笼。”梁启超的计划是后天南下广东，为家父祝寿，到广东后再发电报请辞造币局局长之职，举家搬到天津，以便“埋头著述”，“松坡，等我的辞呈一交，你就设法把我的家眷搬到天津。我在天津静观其变，如果项城果然要复辟，我就立即南下。”
“老师放心好了。如果到时候局势大变，我就到天津请教老师。”
“但愿是袁大公子的私意。”
梁启超先乘火车沿津浦路南下到南京，然后转乘轮船南下。船泊香港，梁士诒的父亲梁知鉴前来拜访。梁知鉴是进士出身，曾任山西襄陵知县，后因仕途不畅，称疾辞官，讲学于九江礼山草堂，后又任教于香港。他来见梁启超，是探询京中形势。原来，袁克定已经多次试探梁士诒对帝制的态度，袁世凯也约谈十余次，梁士诒一直持反对态度。梁知鉴是混过官场的人，知道仕途的凶险，劝梁士诒急流勇退。但梁士诒留恋交通系的巨大利益，一直下不了决心。梁知鉴叹道：“袁大总统要称帝，当然需要大笔资金，犬子多年来为大总统理财，大总统如何肯放过他。他又不肯遂大总统愿，又不肯放手南下，我担心他有性命之忧。”
梁启超安慰道：“老伯不必担心，我想他跟随项城十余年，鞍前马后，还不致有性命之忧。”
梁知鉴大摇其头：“我知道宦海凶险，即便大总统念旧不与他为难，但那些急于闹帝制以求进身的人未必能够容得下他。钱财地位均是身外之物，我这个犬子总是看不开，你回京的时候，帮我好好劝劝他。”
梁启超答应回到京中，一定劝说梁士诒。
看来袁世凯是决心帝制自为了，梁启超觉得作为袁世凯的下属和知己，有必要进进忠言。回到家中的当天，他就写了一封密信，规劝袁世凯勿帝制自为。
大总统钧鉴：
超以省亲南下，远睽国门，瞻对之期，不能预计，缅怀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来世变之忧，公义私情，两难恝默，故敢卒贡其狂愚，唯大总统垂察焉。启超所欲言者，事等于忧天，而义存于补阙，诚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笔再三，欲陈辄止。
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复古之声甚嚣尘上。大总统原未与闻，望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传云：“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欲取信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昔人有言，凡举事不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唯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是用椎心泣血，进此忠言，伏维采纳，何幸如之。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临书悯怆，墨与泪俱。专请钧安，尚祈慈鉴。
梁启超给老父做完寿，原途返回。乘轮船到了南京，心想何不去拜访一下坐镇南京的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此时督理江西军务的昌武将军李纯，帮办湖北军务的壮威将军王占元，都是冯国璋的心腹部下，三个人都是直隶老乡，声息相通，长江流域已经成了直系天下。梁启超知道袁世凯对冯国璋特别重视，由冯国璋来劝谏，比自己更有力量。
冯国璋对梁启超十分热情，设宴款待。席间梁启超说起自己的心事，想请冯国璋同上北京劝说袁世凯。冯国璋道：“我也认为共和不合时宜，当初逼皇上退位，我就很不以为然。我这一生的荣典，都是朝廷的恩遇，愿为朝廷尽忠。无奈形势所迫，在大总统的劝说下，才转而支持共和。大总统要帝制自为，那可真是不智。”
在座作陪的有一位是将军府咨议厅厅长，叫胡嗣瑗，是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后来又入翰林院。他文笔极好，入过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府，冯国璋接任后又把他收入幕中，深为倚重。此人复辟心极重，主张放弃共和，改行帝制。但他并不想让袁世凯当皇帝，而是请清帝复辟：“就是复辟，皇帝也轮不到袁项城来做，宣统皇帝就在紫禁城，复正大位，天经地义。”
梁启超驳道：“不，不，中国不能复辟。我反对大总统当皇帝，也反对宣统重登大宝。中国既然已经走上共和之路，不应走回头路。”
胡嗣瑗又道：“共和根本行不通，应当复辟帝制。康南海先生数月前曾经来南京做客，他也是极力支持宣统复辟。”
“我和南海先生的观点不同，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再行帝制。虽然共和有诸多问题，但民主胜于专制，这是世界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不然徒增纷扰，于中国百害而无一利。”
胡嗣瑗显然不服气，冯国璋示意他不必再说，转头对梁启超道：“任公，辛亥之役，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性命，换来的是共和。再走回头路，这些人岂不白白牺牲？所以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国不能再行帝制，尤其大总统不能帝制自为。我想袁大公子他们为享受将来一套长久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不至于这么笨。我和你一块北上，去见见项城，以我和他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一句实话来。”
两人从浦口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后，冯国璋住进禁卫军司令部，梁启超则于当晚去见梁士诒。不巧梁士诒不在家，于是留下名片回住处。
没想到九点多，梁士诒亲自来了。梁启超说明梁父的意思，梁士诒叹了口气道：“今天大公子又请我到西山吃饭，还是逼我答应帝制的事情。可是，任公，明明是个火坑，如何偏偏要去跳！我对大公子说，目下大总统之权，已高于各国君主，所殊者不过是子孙之继耳。而此事适足以害子孙，末代帝王，有多少能像逊清这样安全的？我劝大公子应当辅助大总统多做积德累仁、有益于国民之事，帝制事宜缓以时日。但袁大公子已经魔怔，根本听不入耳，话里的意思，颇不耐烦。”
梁启超劝道：“京城已是是非之地，我已经向大总统辞去造币局局长一职，暂且搬到天津，一心著述。伯父的意思，是希望你能够放下。”
梁士诒苦苦一笑道：“任公，你的财富都在你的大脑中，而我的财富全是身外之物，如何能够放得下。铁路局、交通银行，多少人的身家都寄托于此。而且，我挣扎大半生，所有事业都在交通系，要放下，如何甘心！”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梁士诒也叹道：“且走一步算一步吧。”
梁启超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回天津，而冯国璋则进总统府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冯国璋。先谈江苏地方上的公事，谈完公事，话题就转到如今沸沸扬扬的帝制问题上。冯国璋试探道：“帝制问题，南方谣言颇盛。外间既然有这么多的传说，其实以大总统的地位勋业来说，全国内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的，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做进一步的打算，也还不是不可以的。”
袁世凯闻言，正色道：“华甫，你我共事多年，还不知道我的心事？怎么也说这种话。现在有帝制的谣言，我想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共和已经四年了，可是国家还是贫弱如旧，而且党人四处捣乱，使得全国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宜中国，希望我多负点责。二是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的权力，遂有人认为这是帝制的先声，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浮议。你正好来了，我也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国体如果真的有变，我想也只有大总统有资格。”
袁世凯摇头道：“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天天在外胡闹，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大总统的心迹。不过中国将来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华甫，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如果再有人逼我，我就到伦敦去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
觐见结束，冯国璋回到禁卫军司令部的住处，与咨议厅厅长胡嗣瑗、秘书长恽宝惠密议：“听项城的话头，他的确没有帝制自为的意思。”
恽宝惠摇摇头道：“也不见得。大总统为人，虚虚实实，翻云覆雨，他的真实心迹，凭这么一次谈话，也未必能够摸得真。”
“那也未必。我们共事这么多年，他还是能够对我说句真话的。”
午饭时候，总统府打来电话，询问上将军吃过饭了没有，若没有，稍晚点吃，大总统要派人送食物来。过了二十几分钟，袁世凯的差官来了，送来的是一盘红烧猪蹄：“上将军，今天中饭时，大总统见有红烧猪蹄，就说这菜是华甫愿吃的，快给他送去。”
“感谢大总统还记得我的口味，当年跟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我最爱吃的就这红烧猪蹄。”
差官一走，冯国璋遥想当年，不免唏嘘感叹：“项城对我，还是像当年一样。那时候他饭桌上有这道菜，就打发人送我一份，或者请我过去一起吃。”
冯国璋来一趟京城，有许多故旧要见，因此没有立即走。第一天拜访的是国务卿徐世昌，如今人称之为宰相。徐世昌深谙宦海之道，手里虽无一兵一卒，却为北洋诸将所尊重，冯国璋进京，当然要前来拜访。两人自然也谈到帝制的问题，冯国璋问道：“徐相国，依你看，项城到底有没有当皇帝的打算？”
徐世昌不答反问：“这件事情，我实在没法说。不过华甫，如果项城真有此打算，你将何以自处？”
“和他共事这么多年，当然还要帮衬他。”
“华甫，要真有那一天，我就辞职，不能一家人都被赚进去。”徐世昌知道这不是实话，因此这样说道。
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徐世昌并不支持帝制。冯国璋也不能再打哈哈，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徐相国这样说，我也不会看着项城跳火坑。”
彼此的态度已经清楚，就转移话题，谈些琐碎的公事。
隔一天，冯国璋去拜访北洋之虎段祺瑞。段祺瑞从五月底开始“养病”，陆军总长一职已经由王士珍署理。冯国璋见他生龙活虎，并无病容，便问：“芝泉，你身体向来康健，怎么躲起来养病了。”
“不生病人家不高兴嘛。”段祺瑞大发牢骚，说袁世凯设立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就是为了夺他的权。把王士珍请出来，如今又代理陆军总长，就是为了对付他。夺他的权，无所谓，拿王士珍来对付他也忍了，可是不能忍的是硬要办模范团，把兵权交到“阿斗”手里，“华甫，将来一个瘸子要当上皇帝，你我跟着项城出生入死的老兄弟，见了一个瘸子要口呼万岁，行三跪九叩大礼，你的膝盖能跪得下去？反正我是办不到！”
“我听项城的意思，并无帝制的想法。”
“那当然千好万好。可是在我看来，从二次革命后，一切的手段都是冲着帝制来的。实话说吧，如果不行帝制，将来大总统由你华甫兄来接，我毫无意见。可是要行帝制，将来我们侍候的只能是那个瘸子，这口气我咽不下。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忍让，唯有这件事，我无法低头。”
段祺瑞为人傲慢，说话也直，冯国璋则婉转得多：“咱们的面子是无所谓的事，咱们与项城数十年的交情，如果帝制不可行，他又被人所蒙，非行帝制，到时候我要力劝的。芝泉，你离他近，到时候还是要劝劝的。”
段祺瑞大约已经意识到刚才所言，太过直白，仿佛他段某人只是计较个人得失，便转圜道：“我受他数十年知遇之恩，不能看他往火坑里跳，劝当然要劝，我已经劝过好几次，可是他不肯承认。人人都知道袁大公子在筹划帝制，项城却不肯承认，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袁大公子托了若干人来试探我，想让我表态支持帝制。我当年领头发过支持共和的通电，如今要是再拥护项城登基，国人怎么看我？恐怕二十四史中也找不出此等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我只有退休，绝不多发一言。”
这时，家人来报，大总统赐下一碗鸡汤，段祺瑞不耐烦地挥手道：“我不稀罕，倒掉，倒掉。”
冯国璋劝道：“芝泉何必如此，我刚进京，项城还打发人送了一碗猪蹄，这都是老伙计的情谊，笼络咱们这些老家伙罢了。”
“我不是不念多年情谊，大哥，你听说过赵智庵死因的传闻吗？”
赵秉钧当初身涉宋教仁被杀案，全国舆论汹汹，被迫辞职，当时正好冯国璋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袁世凯就派赵秉钧接掌了直隶。据说，因为他极力撇清自己与宋案的关系，说洪述祖虽是他的秘书，却不受自己指挥，惹怒了袁世凯。当上直隶都督没有几天，吃了一盘葡萄就七窍流血死了。据说，是被袁世凯派人毒死的，毒物是杨士琦提供的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水。
冯国璋笑了笑道：“芝泉，无稽之谈，不值一哂。我也吃了项城送的猪蹄，如今不是好好的嘛！”
“我与大哥不同，大哥会来事，离项城又远。我是在他身边，执掌陆军部，又说话太直，早就惹他恼恨了。”
冯国璋见段祺瑞一肚子牢骚，就没有在段府吃午饭，找了个借口走了。当天晚上接到电报，说镇江洋商与华商起了纠纷，有人受了伤，领事馆的洋兵也牵涉其中，一涉军事，他这将军必须回去处理。所以第二天上午进中南海，向袁世凯辞行。袁世凯叮嘱道：“华甫，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应当团结，好好保存我们的实力。你这几天在京中走动，肯定会听到浮议，我告诉你，我绝对没有当皇帝的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男丁，我今年五十八，就是做皇帝能做几年？我不会那么傻的。”
冯国璋临走时，袁世凯派人赠送几箱礼物，其中有几箱指明是赠给“周夫人”。周夫人名周砥，是淮军名将周盛传的孙女，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来被聘为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冯国璋原配去世，袁世凯做媒把周砥嫁给了冯国璋。周砥知书答礼，落落大方，很给冯国璋撑面子，极得宠爱。坊间就流传一个笑话，说袁世凯赔了夫人又折兵。据传言说，周砥是袁世凯派来监视冯国璋的，当初陪了一大批奁妆，没想到两人感情极好，反过来一起对付袁世凯。
冯国璋带着袁世凯赠送的厚礼和推心置腹的诺言登上南下的火车，觉得世人大约都误会了袁世凯。
京中的氛围，与冯国璋的感觉正好相反，帝制在加速筹划中，已经是半公开了。杨度见梁启超不肯赞同帝制，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挑灯夜战，夜以继日，写出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君宪救国论》，论证中国不适宜搞共和，而要救国，唯有实行君主立宪。文章写完，杨度感觉极好，立即誊录一份找他的师哥夏寿田，请他推荐给袁世凯。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老乡，与杨度一样，都曾师从湖南经学大家王闿运，其才气不输于杨度，二十一岁就中了榜眼，但仕途却不顺。后来入端方幕府，但端方赴川解决护路风潮，结果在半路被革命军所杀。夏寿田对仕途寒心，从此闭门谢客，一直到两年前才通过杨度的推荐进入袁世凯幕府。
袁世凯对夏寿田的榜眼身份十分看重，而且夏寿田文笔极好，又勤快，袁世凯依赖的两支笔，一个是张一麐，但他兼着机要局局长，事务颇多；另一个是阮忠枢，但他烟瘾太大，不能早起。袁世凯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早餐，七点准时到办公室批阅文牍。无论是张一麐还是阮忠枢，都做不到那么早赶到总统办公室。自从夏寿田当了机要秘书，每天鸡鸣即起，六点多前必定赶到总统府。袁世凯看文牍十分迅速，且阅且批，喃喃作语，夏寿田则据案角振笔疾书，俄顷而就，极称袁世凯心意，不出两个月，就成为袁世凯依赖的亲信。袁世凯的真意，他人莫测高深，夏寿田独能心领神会，如见肺腑。就是张一麐、阮忠枢，处理事情时也要向夏寿田打听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实行帝制的意思，但他却一次次发牢骚，说共和推行不下去。夏寿田因此摸清了袁世凯的真意，悄悄告诉杨度，并建议杨度向袁克定靠拢，将来推行帝制，中心必定在袁克定那边。杨度知道袁克定的意思，是希望梁启超能够为帝制摇旗呐喊，但梁启超不肯就范，他征求了夏寿田的意思，才起草了这篇《君宪救国论》。
第二天一早，夏寿田将《君宪救国论》放到袁世凯办公桌上，等袁世凯一到就道：“大总统，晳子写了一篇文章，想呈大总统，我看文章不错，就接了过来。”
袁世凯问道：“晳子很久不动笔了，是什么文章？”
夏寿田简单说一句：“是探讨君宪救国的。”
袁世凯很感兴趣，推开其他文牍，先阅杨度的文章。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自己化名为“虎公”，以问答的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袁世凯先看到的，自然是上篇，一开篇便把他吸引住了——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接下来，一一回答中国的共和为什么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杨度认为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都是共和的弊端造成的，“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杨度的文章，善于雄辩，气势磅礴，袁世凯不禁拍案叫好，感觉他最近思考的问题，杨度都已经进行深入研究。只是文章一万余字，一时不能看完，何不叫杨度过来，当面与他谈谈。
杨度很快就赶过来了，袁世凯把手头的事情推掉，专门与他深谈，在座的只有夏寿田。
“晳子，民国建立以来，中国商民无不寄予厚望，以为富强可期。然而这四年的结果，很让人失望。我作为四万万人选出的大总统，不敢有一日懈怠，削平内乱不假，但国并未宁，民党仍然蠢蠢欲动；百姓也未得苏息，仍然时时担心战火复起；说到捍御外侮，更是惭愧，日本所提最后通牒，不得已而受之，不啻奇耻大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到底怎样才能民福国强？我是夜不能寐，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了你的《君宪救国论》，觉得很有道理。只是文章太长，要看完须费一番功夫，要完全弄明白，更非易事。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就我关注的几个问题，当面向你讨教。”
“讨教实不敢当，大总统有所垂询，杨度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那先议第一个问题。你说，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这些年来我们面对的世界列强，无一不是立宪国家，日本国从前并不强于中国，可是立宪后数十年间，便成我国强敌，足可证明立宪是国家富强的不二法门。十几年前我就主张立宪，但为什么立宪国家就强盛，并未完全弄明白，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一个国家能否富强，最关键的就是能否做到人存政举，人亡政亦举，如此则有前进，无后退，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立宪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以德国为例，如今的德皇已经不是威廉一世，德相也不是从前的俾斯麦，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是立宪的原因。再如日本，如今的日皇已经不是明治天皇，首相也不是当初的伊藤博文、桂太郎，而日本不因人亡而政息，也是立宪的原因。总而言之，行立宪，则不会人亡政息，政治稳定，国家便富强可期。”
袁世凯点了点头：“当初我也读过一些立宪的文章，立宪的好处也知道一些，不过你归结为人亡政不息，的确很有见地。再说第二个问题：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世界上的立宪国，有美国、法国这样的共和立宪，也有日本、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美国、法国也是当今的强国，他们行的是共和立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一样也行共和立宪？”
“那我先问大总统，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曾有过为了争大总统而举兵暴乱的吗？”
“这个还真没有。”
杨度又问：“那么请问大总统，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个我从未想过。”
夏寿田见杨度又要犯卖弄学问的毛病，就道：“晳子，你快讲给大总统就是，何必绕弯子？”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或者说，国家应当有推行民主的基础条件，真正视人民为主体，视大总统为人民所付托之公仆，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大总统之更迭，仅人事变局而已，而不会成为事关国家安危治乱的大问题。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辛亥之役，使中国骤变君主而为共和，且过分宣传所谓平等，人人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孙黄举行二次革命，表面是为宋案鸣不平，而其实不过是争大总统之位。试想，如果他们意在查清宋案，又何必发动七省的叛乱。既然发动了七省之叛乱，请大总统试想，如果他们侥幸获胜，他们能满足于找出宋案的所谓真凶吗？不然，他们若胜，必定要夺大总统之位。大总统请想，孙、黄自诩为共和创建者，而不知共和以守法遵法为第一要义，不知以法制解决矛盾为根本办法，却轻率诉之于武力，从此便开了一种恶例，就是我争不到的东西，便诉之武力，将来大总统选举如此，地方选举也会如此。此恶例一开，便将中国逼入以武力争势力的轨道，唐末藩镇复现于中国，何来共和，何来立宪？假共和，必致真暴乱也！”
听了这话，袁世凯拍案而起：“精辟，精彩，晳子的分析鞭辟入里！”
杨度受到鼓励，更加才思泉涌：“这还是其一。辛亥以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地方愈加尾大不掉，国家几近崩溃。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近四年中，若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请大总统恕杨度放肆，辛亥以来的共和，其实是靠专制在维持着门面。若大总统不行此办法，国家不知混乱到何种地步。”
“晳子说得不错，我若不加强中央权威，国家更不堪回首。”
“请大总统回顾一下，这几年来，湖北一再发生变乱，而美其命曰革命。何来革命？不过是争权夺利罢了。为什么湖北此祸尤烈？因为辛亥之役后湖北的下级军官发动革命，一夜之间身居要职，刺激了枭獍之辈的野心，视革命为进身的捷径。湖北如此，七省之乱又何尝不是如此？孙、黄欲借二次革命问鼎国家元首，而七省叛乱者又何尝不是欲借此进身？所以我说，辛亥以来的共和，非富强之道，而是致乱之源也！”
袁世凯禁不住再次拍案叫好。
“共和政体，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美国、法国之共和无虞，而中国之共和则无从预测，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思之胆寒。因此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将永无安宁之日。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方可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至治，然后立宪才谈得到。”
接下来谈君主立宪，杨度强调必须是真立宪，如果没有诚意，“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就是明证；真立宪内容又是什么？杨度神采飞扬，谈了足足一个时辰。
袁世凯对杨度的才气十分欣赏，提笔在他的《君宪救国论》上题写“旷代逸才”四字，对夏寿田道：“午诒，你将这四字交给政事堂，让他们做成匾额，赠给晳子。”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杨度推辞道：“大总统，杨度些许微才，实在担不得如此盛赞。”
袁世凯笑道：“当得起，当得起，晳子当得起旷代逸才四字。”
“大总统，我这篇拙文，是否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以广开民智？”
袁世凯想了想道：“不急不急，先等等看。”
杨度又道：“大总统，国体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研究的时候，我打算组织一机构，专门研究国体问题，对君主立宪予以鼓吹，望大总统俯允。”
袁世凯又连连摇手：“晳子，不可，不可。世人尽知你我的关系，岂不误为是我指使？”
“我主张君宪十余年，世人亦尽知，我有学术上的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袁世凯沉思片刻后道：“这件事，你和老大商量去。”
老大当然是袁克定。杨度有把握，和袁克定商议准成。
等杨度意气风发离开后，袁世凯又吩咐夏寿田道：“午诒，你将晳子的文章交给徐相国和梁督办阅。”
徐相国便是指徐世昌，梁督办则是指梁士诒。
梁士诒接到袁世凯批示的《君宪救国论》，看了上篇开头便顺手扔到一边：“杨晳子这是为帝制鼓吹。”
心腹幕僚劝道：“大总统批示给督办，督办似乎应仔细看一看，不然大总统万一问及，督办无以应对，恐怕不太好。”
“你抽空仔细看看，再给我说说，等大总统问起时，我敷衍一下就行。”
时隔不久，袁世凯找梁士诒谈公事，谈完公事开始闲谈，便问：“燕孙，几天前杨晳子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我让政事堂交给你，不知他们办了没有？”
梁士诒回道：“我早收到了，已经读了两遍。”
“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晳子不愧是旷代逸才，才思泉涌，气势磅礴，真是一篇雄文。”
“晳子嘛，才气是有的，但不免有书生的通病，爱炫耀文辞，有时候难免不切实际。你觉得这篇文章的立论如何？立不立得住？你也知道，这四年来办共和，我是精疲力竭，几乎是难以为继。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一桩大心事。晳子的议论，也算是一说。”
“晳子的这篇雄文可不仅仅是书生意气，他对共和四年以来的社会分析，相当独到深刻。尤其是美国能够办好共和，而中国却办不好的原因分析，真是令人茅塞顿开。中国人不具备美国人尊重法律的习惯和智识，因此中国的共和是假共和，民主是其形，专制是其实，真是一语中的。而孙、黄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实质是以武力争夺总统之位，开了一个恶例，只怕将来总统选举，成为军人武力竞争的游戏，想来真是可怕。”
“是啊，上行下效，大总统选举如此，封疆大吏的更迭将来是不是也会演化成用枪炮说话？那样中国将成了诸侯割据的一盘散沙。四年来，我之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把地方将军、巡按使的任命大权收归中央，就是千方百计阻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孙、黄发动暴乱，南方七省悍然宣布独立，公然对抗中央，这不就是藩镇割据的前声？而中国一旦中央失去权威和控制力，势必分崩离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是说从前，如今的中国，分久必不合。为什么？因为从前没有真正的外敌，都是中国人自己闹分家；现在群狼环伺，一旦分崩离析，必然被彻底瓜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将从历史上消失。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辛亥以来，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英国策动西藏独立，日本人已经踏进南满和山东，还在惦记着福建，这是近在眼前的祸患。中国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我真是如履薄冰。”
“大总统的苦心，国人感同身受。”
袁世凯摇头道：“那可真是未必。有孙、黄在一边捣乱，为了对付日本人的二十一条，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功夫，他们还在叫骂我袁某人卖国，国人如何能够体谅？我不在乎。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为中国找一条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梁士诒知道，自己必须表态了：“晳子的文章好固然好，但他说的君宪救国却立不住，因为不合时宜。”
袁世凯问：“噢，怎么说？”
“若在辛亥前，如果按照前清的部署，踏踏实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可逐渐走上民富国强的路子。可是，清帝已经退位了，中国已经走上了共和的路子，世间只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没有从共和退回专制的。就好比一个鸡蛋，已经孵成了小鸡，无论如何，是没法再将小鸡变回鸡蛋了。唯一可行的，就是好好养这只鸡，饿了喂食，病了吃药，让它健康长大。”
“燕孙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国体问题并非像鸡和蛋的关系那样不可逆回。”
“当然可以逆回，但是风险实在太大。民国成立后，报刊铺天盖地，宣传‘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突然又要行帝制，百姓会怎么说？”
“中国百姓不像美、法百姓那样关心政治，只要国家能够安定，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国体，想来不会有太大的反对。”
“当然，最大的危险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野心的人。大总统请想，仅仅是宋教仁被刺，孙、黄就可据此煽动七省暴乱，如果改行帝制，抛弃共和，不是给他们趁机作乱提供最好的借口？辛亥之后，出现了多少野心家！辛亥已经造成纲常崩坏，共和已经煽起了他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不再效忠朝廷，化为所谓的‘民军’，其实是化为私人武装，多少人具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一旦改行帝制，他们便会以再造共和为借口，发动兵变，无论谁将来当皇帝，都将成为野心家讨伐的对象，中国必将陷入混乱。因此，于公于私，改行帝制实在得不偿失。”
闻言，袁世凯点头道：“燕孙说的有道理。”
梁士诒继续劝道：“大总统，我追随您多年，知遇之恩，无以为报，不怕大总统生气，不要说乱党会以此为借口举兵，就是北洋袍泽，恐怕也不是铁板一块。”
这说到了袁世凯的心病，北洋三杰，段祺瑞一直唱对台戏，冯国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听语气也不会支持，王士珍是最善明哲保身，不会反对，但要他支持也不可能。北洋已经显出皖系、直系的山头，的确不是铁板一块，但袁世凯嘴上却依然道：“北洋的袍泽，向来是顾全大局的。”
“是，我也许多虑了。”
“君宪是否能够救国，这是晳子一说，我并没有成见。”
梁士诒的这次觐见，无意中激怒了袁克定，他在西山别墅密召杨士琦商议道：“杏公，梁燕孙真是可恶，老爷子见他后口风更紧了，担心更改国体，会成众矢之的。”
杨士琦说道：“大总统行事向来以稳为上，水到渠成他才会断然行动。”
“这件事情如何容得久拖不决？如果拖个一年两年，不知又会冒出什么事情来。日本人弄了个二十一条，一下就给耽搁了半年。如今与日本人和议达成，孙、黄一时成不了气候，正是改行帝制的好时候。”
杨士琦劝道：“大总统主要是担心国人反对，引发动**。如果能够打消大总统的担忧，才能谈得到其他，所以，从舆论上把势造足，是目前最要紧的。”
“晳子的文章，本来是造势的极好机会，可是老头子不让在报刊上发，说再等等看，如今让梁燕孙打一横炮，眼看要前功尽弃。”
“晳子的名头，还是小了些。”
“梁任公名头大，可他不识相。这些广东人，真是可恨。”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总统对洋人格外看重。我有个主意，大公子看看如何？”杨士琦的主意，是请袁世凯的洋顾问发表对君宪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一声，中国非行君宪不可，那大总统必然心动。袁世凯的洋朋友有十几个，英国公使朱尔典，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专制传统力量太强大，非行君主立宪不可；《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认为，中国民众智识较低，共和不可行，也是支持君宪；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对本国君宪制度很自信，当然也是支持君宪，但因为二十一条，国人对日本人很厌恶，而且让一个君宪国的顾问发表意见，实在没有说服力。最后，两人目光聚集到美国人古德诺的身上。
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协会会长，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三年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顾问。去年回国，出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对中国实行共和不看好，认为中国的专制应继续下去。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家，袁世凯对他的意见很重视，如果他能发表支持君宪的文章，要说动袁世凯发动帝制，就容易得多。
杨士琦又说道：“这事我来想办法，以政事堂的名义请他到中国来一趟。”
“老头子对一般百姓的舆论并不太担心，他怕的是地方封疆大吏们不支持帝制。”
“那当然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做足舆论文章，一方面要设法让地方实力派和北洋袍泽支持帝制。”
“地方实力派都是势利眼，要运动他们要有一笔大开销。动钱的事，离了梁燕孙实在办不了。”
“对付梁燕孙，山人自有妙计。”
“杏公总有奇计，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