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蔡锷回到棉花胡同的家中，两个仆人和老妈子正吓得战战兢兢，六神无主。屋子里也是一片狼藉，原来是军政执法处前来搜查。
蔡锷问：“他们要搜什么东西？”
仆人回道：“听说查什么电报。”
“家里能有什么电报？真是欺人太甚！”
他立即给军政执法处打电话：“给我找姓雷的接电话。”
接电话的人说：“雷总办不在，等他回来给将军回电话。”
但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电话打回来。下午蔡锷到总统府去见袁世凯，气愤地说道：“大总统，雷震春欺人太甚！平白无故凭什么搜查我的宅子？我一腔热血，忠诚于大总统，这样做，实在令人寒心！”
雷震春派人搜查蔡锷住宅一无所获的事情袁世凯已经知道，于是他安抚道：“朝彦这事做得孟浪了，等我找他给你出气。最近有消息说，京中有人频繁联络云贵数省，以反对帝制为名，图谋暴乱。我让他们密查，没想到他们查到你头上了。”说话时，袁世凯一直双目炯炯看着蔡锷。
“大总统，云贵有没有人反对帝制我不知道。我可是给旧部分头发过电报，让他们支持帝制，安靖地方，大总统若不信，可派人到电报局去查。”
“这不必去查，松坡我还是信得过的。”
“军政执法处欺人太甚，以后他们再这样无理，我就不客气了！”然后蔡锷向袁世凯告状，说不仅军政执法处，警察厅的侦缉队也有密探跟踪他，说到激动处，连连咳嗽。
袁世凯关切地问：“松坡，你咳嗽的厉害，没有去医院看看？”
“去过了，医生说，最好让我去天津日本人医院检查一下。我正想向大总统告假。”
“松坡，马上就要进行国体投票了，关键时候我还需要你的支持。等过去这阵，你再去天津如何？”
“我听大总统的。如果病情再有发展，我再向大总统告假。”
袁世凯又开玩笑道：“松坡，色字头上一把刀，你可要节制一点。”
蔡锷出了总统府，立即去了云吉班。小凤仙劝他还是立即离京回云南去。明天是云吉班班主生日，要大摆寿宴，到时可趁机躲开密探逃走。两人密谋大半天，想到从此一别，不知是否后会有期，都很伤感。
第二天上午，蔡锷就去了云吉班，还约请了一帮朋友前去助兴，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四点。此时晚上的贺客陆续到了，院子里更加热闹。趁着热闹，他换了衣帽，躲开密探匆匆出门，打上一辆黄包车直奔火车站。火车早已进站，检票已经结束，他几乎是最后一个登上火车。汽笛长鸣，他连夜赶往天津。
到了天津，他住进了梁启超的家中，连日商讨起兵讨袁事宜。需要商定的事情不少，有几个人正从上海北上，他必须等几天才能走。于是住进日本人开的医院，并发电报向袁世凯告假。住进医院，看他的人很多，正好可以趁机约见南方来的人。
袁世凯打发总统府一等参议蒋百里来天津，劝说蔡锷回京治病。蒋百里与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担任过保定陆军学校校长，很受袁世凯器重，又因为献议创办模范团而引为亲信。他到医院见到蔡锷后道：“松坡，我奉大总统命来看望你，并希望你能回京治疗。”
蔡锷回道：“方震，医生说必须好好休息，恐怕要治疗一段时间，暂时不宜回京。”
“即使允许，你也不能回京。好不容易出了牢笼，岂有再投罗网之理？”蔡锷疑惑地望着蒋百里，不知如何回答，他担心蒋百里是在试探他。
“松坡，你不支持帝制，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别忘了，我们是士官学校的同学。我们这些人，坚决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强善的中央政府，也支持中央集权，但绝对不可能支持帝制。我和你一样，支持帝制，是不得不做做样子。”
蔡锷仍然不敢全信，模棱两可道：“现在因为变更国体，国人想法很多，就是老同学，也没法交流真实想法。”
“当初我建议组建模范团，没想到被袁项城引为服务帝制的工具，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杨度、朱启钤之流，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当初我建议组建模范团，是为了能够切实整顿北洋军，为中国再练一支铁军。北洋暮气太重，安内都勉强，何能担负保国重任！可是没想到项城让袁大公子来主持模范团，完全是为了培植太子的势力。袁大公子空有野心，完全是纨绔子弟，练兵又吃不得苦，模范团有几人能服？我们这些人为推翻帝制而起兵，如今要是再为虎作伥，助袁复辟，那让后世怎么看我们？贻羞子孙！”
蔡锷不能再瞒蒋百里了：“方震，我们的想法一模一样。现在这种情况，你有何高见？”
蒋百里的意见，是请蔡锷设法回到云南，一旦袁世凯帝制自为，就打响反袁护国第一枪。届时他也将脱身南下，协助蔡锷反袁。蔡锷邀请他一起南下，他回道：“此时还必须设法稳住袁项城，我不能随你走。”
两人商量大半天，决定蒋百里回京稳住袁世凯，蔡锷则在几天后趁机脱身。蒋百里还建议蔡锷应当设法与孙中山联系，请革命党协助他顺利从日本返回香港。
蔡锷有些顾虑道：“当年我反对二次革命，孙先生恐怕心存芥蒂。”
“这你就多虑了。孙先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推翻帝制，当然不会坐视袁项城复辟。为了联合各方力量，孙先生一定能够摒弃前嫌。在这一点上，孙先生的胸襟是很开阔的。”
“好，真到了日本，那时候再设法与孙先生联系。”
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蒋百里决定在天津住一晚再回京。
次日，他带着诊断书和蔡锷的请假报告回到北京，向袁世凯详细报告了蔡锷病情，极力打掩护。袁世凯在蔡锷的请假报告上批了两个月的假期。
过了六七天，袁世凯突然召见蒋百里，面色十分难看，把一份电报推给他道：“方震你看，蔡松坡已经到了日本东京，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蔡锷从东京发来电报，说为了治病，他已经到了日本，治疗情况将随时报告。蒋百里惊道：“哎呀，我去天津时松坡没有说去日本看病。”
“我对松坡不薄，真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想辗转回云南。”
“大总统，我想大概不可能吧。如果他真有这份心思，何必要把行踪电告大总统？”
“但愿我是多虑了。”
蒋百里一告辞，袁世凯立即召军政执法处总办雷震春，吩咐他立即派人到上海、香港、广东等地，一旦蔡锷登陆，就设法控制，又叮嘱道：“对蒋方震也要派人留意，他们这些留日士官生，脑筋活络的很。”
打发走雷震春，徐世昌来见，他是来向袁世凯辞职的：“世昌衰病，心气虚弱，精神疲恭，不能自振，国务卿职任重要，未便久假迁延。现在大局粗定，须慎简贤才，赞襄郅治。可否仰恳俯悯病躯，开去世昌国务卿职任，俾得稍事休养，一俟体气充足，即当效力左右。”
其实，徐世昌并未生病，国务卿一职等于闲差，没有不胜任的道理。推行帝制一事，有袁克定从中操控，而且他也不愿徐世昌这样老资格的人参与其事。徐世昌也乐得对帝制一事不置一词，他暗示政事堂的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也不要陷入其中。所以杨士琦虽然为袁克定出了不少主意，却也并未列名帝制十大金刚。
袁世凯知道徐世昌的行事风格，对他在帝制中不冷不热并不反感。不过徐世昌辞职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便问：“大哥，你辞职是因为外面劝进的事吧？这件事，你认为可行吗？”
徐世昌回道：“这件事我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人与我说起过，大总统也没有说过。”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大哥怎么会不知道。”
徐世昌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大哥，你就别跟我打哈哈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劝进，国民代表大会的国体投票也将开始，你就说，这事可行吗？”
徐世昌不能再装糊涂：“古今成大事者，必须有端恪诚毅之士筹划于帷幄之中，深思熟虑，精心谋划，天时，地利，人和，算无遗策，还怕百密一疏。现在办事的人，奔走呼号，视如儿戏。所谋划的，不过是更换名称而已，经国之宏纲巨制一无所备，贸然从事，能有几成把握？而且，英雄造时势，必须手造不可，假手于人，非善策。今日劝进由各省分疆投票，此例一开，将有无穷之患，大总统不能不慎而又慎。”
袁世凯怵然而惊，徐世昌趁机再劝，希望能暂缓帝制。袁世凯接受了徐世昌的建议，但希望徐世昌能够留任。
“大总统的心意我领了，我辞职倒不仅是为我个人打算。大总统和我，还有北洋的嫡系兄弟，都是一家人。举大事者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亲贵密友皆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来没有人可以局外人资格发言转圜。我此时求去，正是为此，非为一身之计，而是为防万一。”徐世昌推辞的理由，与当初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请他出任总理时的说辞一样。
袁世凯明知道徐世昌滑头，但他的理由的确站得住脚，不得不同意。徐世昌推荐由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其人软弱，不会与袁世凯争权，又善于处理外交关系。袁世凯当即同意，不几天，陆征祥代理国务卿的总统令就颁布了。
此时袁世凯的老师、财政总长张謇也再次递交辞呈，请辞财政总长和水利局总裁的职务。很显然，张謇请辞，肯定也是对帝制有看法。
更让袁世凯丧气的是，以日本为首，日、俄、英三国向中国提出警告，劝中国缓行帝制，日本提交了警告照会：
中国政变国体之计划，近已趋于实现之地位，目下欧战尚无了期，无论世界何国，苟有伤害世界和平之事变，当竭力遏阻之。中国帝制进行，其国内表面虽似无大反对，以日本政府所得报告，殊属皮毛，而非事实，反对暗潮之烈，实出人意料之外，袁总统若骤立帝制，必变乱陡起，中国将复陷入重大危险之境。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此等危险状况，深加忧虑，盖中国若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凡在中国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之危害，而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日本政府为保持东方和平起见，乃决定通令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本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劝告，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全大局，缓行帝制，以防祸乱而固远东之和平。帝国政府已发必要之训令致驻华代理公使，日本政府之为此，实尽其友好邻邦之责任，并无干涉别国内政之意。
袁世凯看罢日本的警告书，扔到案上道：“日本人真是可恶，出尔反尔，到底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对袁世凯称帝的想法察觉最早，在二十一条交涉中日本公使就曾暗示，如果能够签订二十一条，将对给予大力支持。后来有贺长雄到中国来，带回日本政府的意思，是很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君主立宪。
袁世凯又问曹汝霖：“润田，你是了解日本人的，你说说看，日本人开始支持，现在却又说得这么危险，要我们缓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日本人的心思，一言以蔽之：乱中取利。”曹汝霖认为，日本人的策略一直是趁中国之乱取日本之利，他们并不希望甚至是害怕中国富强，所以乐见中国动乱，甚至不惜促成中国之乱。日本政府开始支持中国更改国体，就是一个阴谋，因为他们同时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以及宗社党提供庇护，尤其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达成密约。等中国更改国体成为事实后，他们却突然反对，目的就是给革命党张目，刺激中国的反对力量，以使中国陷入内乱。
“日本人用心极其险恶！中国情形，真的像日本所说，存在反对暗潮？”
曹汝霖不知如何回答，拿眼睛直看陆征祥。陆征祥则会意道：“反对意见肯定会有，但绝对不会像日本人所说。日本人是虚张声势，目的就是为中国制造混乱。”
袁世凯点头道：“有道理，你们打算怎么回复？”
陆征祥回道：“我想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更改国体，是民意机关的意见，而且目前已经有十余省完成投票，一致赞成。二是中央电询各省将军、巡按使，皆表示能确保治安。三是对各国关心表示谢意。”
“这三条意思不错，我看还可以说得更透彻一些，就是中国多数国民以为共和不适宜于中国，倘迁延不决，酿成事端，不但本国受害，即友邦侨民也难免会蒙受损失。”
“是，是，大总统的意思我们一定在回复里写明。”
袁世凯对帝制有所疑虑的消息，由夏寿田透露给袁克定。袁克定召集亲信密议办法，最后决定了三条策略，一是催促各省加紧投票，并由国民代表大会及时呈进，以增加袁世凯的信心。二是如果袁世凯有所咨询，无论问到十大金刚中的什么人，一定坚持定见，向大总统说明缓行帝制的危害，再说，已经有十余省投票，半途而废，太过儿戏。三是对那些反对帝制的，要给予警告，甚至密查他们违法的证据，先抓几个，以儆效尤。对于袁世凯信任的人，一时动不了，但可施以威吓，比如向院子里扔炸弹，或把子弹寄给他们。四是派阮忠枢南下，监视江苏投票。
11月中旬，江苏国民代表将投票决定国体。冯国璋对帝制颇多非议，辫帅张勋主张清廷复辟而不支持袁世凯当皇帝，因此江苏的投票很令袁克定着急。阮忠枢南下，就是为劝说冯国璋、张勋。
阮忠枢从徐州张勋的长江巡按使府急急赶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投票的前一天下午。他已经是第二次为帝制的事来见冯国璋。冯国璋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老袁这事办的不地道，对我这样的老友竟然也不说一句实话。”
阮忠枢劝道：“上将军，那时候，项城心中大约的确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后来机缘凑巧，全国又是一片拥戴，他也就心热了。”
“全国一片拥戴，哼，骗三岁孩子。怎么回事你不清楚？”
阮忠枢装傻道：“反正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拥戴帝制。这次，少轩那个榆木脑袋，也开窍了。”
少轩是张勋的字。当年两宫从西安回来，他雪夜巡哨，受到慈禧的赞赏，从此对清室忠心耿耿。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准剪辫子，以示忠于前清，人称辫帅。这次阮忠枢劝他支持帝制，费尽了口舌，他也没有答应，最后勉强同意，“不明白赞同，也不明白反对。”
冯国璋叹道：“老阮，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侍候得了。”
“曹丕”当然是指袁克定，冯国璋和段祺瑞一样，对袁克定很不以为然。
阮忠枢劝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对老头子有忠义可言，至于云台公子，那是将来的事，且不去管他，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
眼前这一关，就是江苏的国民代表投票。
所谓的国民代表，名义上是各省推举，实际上这个名单里的绝大多数人是袁世凯和他的亲信从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中提出，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各省去。在此之外，还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这个候选人名单，责成各省必须照单全部“选出”。选举的办法，是每县选举出一名选举人，到省里投票推选国民代表。然后再由国民代表投票公决国体。江苏的“国民代表”投票前各获赠五百元的“川资”，已经齐集南京，准备正式投票。
按照十大金刚的密电，选举“国民代表”和国体投票，将军、巡按使必须亲临现场。选举“国民代表”时冯国璋就以生病为由没去，让巡按使齐耀琳全权办理；明天的国体投票，他也以病为由没打算去。
阮忠枢力劝冯国璋明天一定为国体投票撑门面：“上将军，现在日本人已经照会政府，说中国反对帝制暗潮之烈，出乎意料。如果上将军明天不肯出面，报社肯定穿凿附会，流言四起，甚至说北洋分裂。上将军身份与他人不同，因此请务必体谅。”
冯国璋拒绝道：“老阮，勿再多言。我不反对已经是给老头子面子了，让我出面唱戏，办不到。”
“上将军，你并非国民代表，选举是他们的事，你只需露个面就行了，也不违背你的初心。”
“老阮，你们搞的一套，全是掩耳盗铃，这能算选举吗？”冯国璋拿出两份密电扔到桌上，“老阮你看看，你们十大金刚办起事来有多荒唐，以无形之强制这样的话也直接说出来，这样的电报一旦被报纸侦知，那可就闹出国际大笑话。”
阮忠枢接过来一看，一封电报是指示各县，必须确保按名单选出代表，“须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行处，不妨隐以无形之强制。”另一封电报指示国民代表必须全票支持帝制，“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冯国璋敲着桌子问：“老阮你说，既然是投票，有一两票反对也为正常，非要求全票不可，还须用种种方法，你说，万一有人投票反对，用什么方法挽救？你总不能掐着人家的脖子，非让他同意不可？”
“上将军，这不用你担心，国民代表大都是官场中人，哪个不晓得为官之道？该怎么投他们心中有数。再说，投票是记名投票，谁投反对票，那不是自找麻烦？将来随便查他个罪名，就够他吃不了兜着走。”
“老阮，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你也不觉得脸红吗？”
阮忠枢哈哈一笑道：“上将军，以酒盖脸，何红之有！”
当天晚上，阮忠枢一劝再劝，冯国璋则是一拒再拒。第二天上午，投票即将开始，阮忠枢再次劝冯国璋：“上将军，你今天就是不出去，事情还是要照办。并且，今天的经过上面很快会知道，那么岂不是太伤项城的感情。毕竟你跟了项城这么多年，样样的事情都帮他，到了现在这次，你又何必这样较真呢？”
冯国璋最后答应到现场，但将一语不发。
阮忠枢连忙拱手道：“行行行，你只要出面我就知足了。”
投票现场设在将军府的大堂，也就是当年两江总督府的大堂。国民代表六十人，再加办事人员、报社记者、警察、杂役，有上百人。代表每人一张选票，上写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下面空白处，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赞同或反对字样。投票结束，当即宣布结果，江苏六十名国民代表，全部赞同君主立宪。
接着再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先由齐耀琳演讲，历数袁世凯的功绩，表示中国实行宪政，唯有袁世凯有资格当中华帝国皇帝。于是办事人员拿一张推戴电，上写“江苏国民代表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由各代表在上面签名。签完名，有人带头高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万岁！”代表们跟着高呼，现场人员也跟着高呼，齐耀琳最后致祝词：“神圣首出，国体改良，其毕同好，拥护中央，爱我元首，建极唯皇，千年万世，康乐无疆。”
至此投票告结束，冯国璋一言不发离开现场，很快齐耀琳亲自拿着呈报帝制筹办电报来请冯国璋签名。冯国璋连看也不看：“你们发吧，不用我看。”
“上将军，还需要您的签名。”
冯国璋不肯签，阮忠枢和齐耀琳一劝再劝，冯国璋不胜其烦，在电报上签了名，对阮忠枢道：“老阮，你看这像不像唱戏？只差粉墨登场了。”
袁克定得到的消息，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已投票各省都是全票赞同帝制，忧的是反袁情绪正在酝酿，尤其是得到密报，蔡锷极有可能从日本转道云南，将宣布反对帝制，而滇、黔、桂、粤等省正在加紧密谋联合反袁。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派员回到国内，正在策划组织数支反袁军。
袁克定与亲信商定提前宣布帝制。原计划12月19日由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举行总推戴，等不及了，提前至11日举行。因为票箱尚未到齐，因此省略检票手续，由秘书长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人数与票数，计全国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在帝制启动后就坚决辞去院长一职，因此推戴会由副院长汪大燮主持。他提议，各省推戴书已经到院二十三件，虽然黑龙江、新疆、甘肃、云南四省尚未到，但已经有推戴电文发来，是否应转呈政府？请大家表决。参政杨度、孙毓筠当即提议，全国既然一致赞成君宪，并推戴大总统为皇帝，本院理应据情咨报政府。本院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众人都赞成。
汪大燮立即宣告：“中华帝国国体已定，全体起立。”
众人起立，高呼中华帝国万岁，袁大皇帝万万岁。
十一点，汪大燮亲自将推戴书奏呈袁世凯：
有清失政，我圣主应运而出，将倾之国家，圣主实奠安之。南京政府，举非其人，民心惶惶，无所托命，圣主实苏息之。民国告成，群丑窃柄，怙恶不悛，自逃覆载，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皇天景命，凡三集于圣主而圣主终不居也。今者天牗民衷，民归公德，全国一心，建立帝国，并戴为皇帝，伏愿俯顺民情，早登大宝。
这份推戴书是杨度起草的，袁世凯早已看过，十分赞赏。如今以参政院的名义呈来，心情还是颇为激动。按照预先商议的程序，本次推戴，袁世凯要推托不受，咨复也是由杨度提前写好的，推辞的理由是“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选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这当然是表面文章，却极为重要，因为袁世凯既要帝制自为，又不愿担背弃共和之责。
参政院于下午五时重开会议，孙毓筠等人提议再上推戴书。六点钟，第二次推戴书奏呈。这次推戴洋洋三千言，历数袁世凯的劳绩，非袁世凯出任中华帝国皇帝不能救中国。
第二天，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全国承认帝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济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荣，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念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故，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保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怜念民生之至意。
同时还发布申令，警告好乱之徒，如果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随后又任命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人，以便及早制定新宪。又有一道申令，改中南海为新华宫。
当天下午，袁世凯召集梁士诒、朱启钤、阮忠枢等亲信开会，由朱启钤报告大典筹备情况。登基大典定于1916年1月1日，地点在太和殿。紫禁城的三大殿是明清举行大典的地方，袁世凯登基当然也要在这里。但是要改造，中华帝国尚赤色，所以三大殿的黄色琉璃瓦要换成红色，三大殿名字都有个和字，这让袁世凯想起共和，不好。袁世凯亲自改名，太和殿改为承运殿，中和殿改为体元殿，保和殿改为建极殿。玉玺、龙袍以及皇后、妃子、皇子、皇女们的吉服准备得差不多了，从国外定制的尚在路上，要加紧催。为了争取列国支持，要花一笔交际费，包括给公使馆人员礼物，古德诺、有贺长雄等外国顾问及中外记者润笔费等等。总体预算，大约两千万元。袁世凯一再交代，要能省则省，财政捉襟见肘，由梁士诒设法腾挪。
然后议年号，由杨度作说明。提议的年号为洪宪，受启发于《尚书》中的《洪范》。“洪”意思是大，“范”是法，相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宪意思是以宪法为大法，行君主立宪。另一个渊源与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有关，明朝是从蒙元手中夺取天下，恢复汉人政权，洪宪也意味着从满人手中恢复汉人天下。
这一商议，就花去了两个多小时。会议结束时，袁世凯突然道：“既然已经更改国体，最好能挑个好日子，先与百官见个面。”
袁世凯的意思，就是要接受百官的朝贺。众人都不好表态，袁克定出头道：“我请人看过日子，明天就是好日子，明天一早，百官朝贺。”
这实在太仓促了，但袁世凯答应了，就只好在第二天举行。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驻京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次日一早接到通知，九点钟到居仁堂依次分批参加朝贺。因为时间实在太仓促，大家并未统一服装，只有军人好办，统一穿的军礼服。文官们就难堪了，定做的典礼服还都没拿到手，有的穿燕尾服，有的长袍马褂，外交部的人都穿西装。居仁堂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并未穿龙袍皇冠，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大家接到的通知，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杨度、朱启钤等亲信带头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人跟随，有人鞠躬，所以场面有些混乱。袁世凯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就做个虚扶的姿态，以示谦逊。
朝贺结束已经快十一点。袁世凯站了一个多小时，有点累，但心情总算还好。百官朝贺，态度都是很恭顺的，唯一的遗憾是黎元洪和段祺瑞没有露面。内务部报告说，两人都是因身体原因请假。生病是假，不捧场是真。段祺瑞且不去管他，但黎元洪不能不特别敷衍。他是共和元勋，他对帝制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笼络。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一直驻在湖北，即便当选了副总统，也不到北京来。袁世凯想了许多办法让他到北京任总参谋长，让他去做江西都督和湖南都督，他都不就。当时中国的形势可称之为三分天下，北方是袁世凯的势力，南方是孙中山、黄兴的势力，中部则是黎元洪的势力。两方都想争取他，因此袁世凯也不能逼他太甚。1913年二次革命后，南方势力范围被袁世凯所得，黎元洪顿显势孤，年底袁世凯电邀他北上，说有公事商量。此时他已没有拒绝的本钱，只好领命北上。黎元洪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武昌。袁世凯将瀛台设为副总统办公室，黎元洪从此驻在瀛台，出入都有人监视。瀛台是当年囚禁光绪的地方，黎元洪知道袁世凯的意思，因此万事不出头。帝制闹起来后，黎元洪连辞副总统和参议院院长，袁世凯一直没有批准，但他却以病为由，在家赋闲。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是因他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软弱可欺。袁世凯对黎元洪十分笼络，为自己九岁的儿子和黎元洪的次女订婚，两人成了亲家。而且还在广东胡同买了荣禄的一所旧宅赠送，让他平时在此居住。又时常赠送礼物，两人面子上还说得过去，他以为要让黎元洪就范并非难事。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了第一道册封令：“黎元洪著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并让国务卿陆征祥带着内务部的人亲自去行祝贺礼。
陆征祥率人赶往广东胡同黎府，黎元洪已经得到消息，立即关闭房门，不肯见客。陆征祥劝道：“皇上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清朝，功在国家，所以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官员，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
黎元洪隔窗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绝不敢领受。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所以尤于褒封。不过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是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否则，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请回。”
黎元洪竟然辞而不受，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阮忠枢自告奋勇，要去试探一下。他是以私人身份到访，黎元洪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阮忠枢一进门，就鞠躬大呼道：“内史阮忠枢拜见武义亲王。”
黎元洪躲到一边道：“老阮，你不要骂我，我不是什么武义亲王。如果你要见武义亲王，请到别处去。”
“我奉皇上之命来见您，有一封信面交。”阮忠枢说罢恭恭敬敬将大书“武义亲王启”的信递上去。黎元洪如果拆阅，则可理解为他已经受封。
然而黎元洪十分警惕，并不接信，厉声喝道：“老阮，你可不要耍聪明害我。”
阮忠枢的把戏不起作用，只好尴尬地把信收起。
黎元洪把一张纸递给阮忠枢道：“老阮，我有一份声明，请你带给大总统也好，或者让报社发表也好，我的态度，都在这一纸声明中，以后不必再来打扰。”
阮忠枢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阮忠枢还给黎元洪道：“请您老体谅，或者交给记者，或者交给什么人，我实在不便带回。”
“好吧老阮，我不为难你。你也给大总统捎句话，亲王爵我不能受，还请不要再为难我。”黎元洪理解阮忠枢的难处。
“好，这话我可以捎到。”
更让袁世凯添堵的是，日本又策动英俄法意五国共同提出警告，照会说：“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声明不急遽从事，且称有力担保国内之治安。据此以后，曾劝告中国之诸国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
这份声明虽然简短，但其实警告的意思已经十分严厉，更重要的是太不给袁世凯面子，而这又无疑会纵容国内反对帝制的力量。袁世凯知道，所谓五国其实背后就是日本一国。他与陆征祥等人密议，决定原定1916年元旦登基取消，具体时间容后议。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陆征祥、曹汝霖连番与日本公使商议，最后达成默契，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对中国帝制的承认。日本公使电告日本政府，获得允许，中国以祝日本天皇即位大典的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到日本去谈判，计划1月中旬起程。
然而，袁世凯还来不及高兴，更烦心的事情来了。蔡锷从日本辗转香港、越南，回到了昆明。云南都督唐继尧是蔡锷的下属，蔡锷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明确告诉他自己回来只参加讨袁军事行动，无意争夺都督之位。唐继尧顾虑消除，两人携起手来一心讨袁，当天就派两个混成旅从昆明出发，进军四川。
第二天，唐继尧、刘显世、蔡锷等人致电袁世凯，揭露变更国体所谓“民意”的真相，劝袁世凯“力排群议，断自寸衷，更为拥护共和之约法，涣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使民怨顿息，国本不摇，然后延揽才俊，共济艰难，涤**秽瑕，与民更始，则国家其将永利赖之。”
袁世凯看罢，心绪恶劣，不过他并没把蔡锷等人的劝告放在心上，他认为西南边陲，影响不了大局。
蔡锷等人见袁世凯置若罔闻，于是又发了一个最后通牒，不仅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且要惩办祸首，“应请大总统查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给予答复。
这份电报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并将列名的十三人称为“帝制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十分紧张，公推朱启钤、梁士诒为代表，去探听袁世凯的意思。袁世凯安慰他们道：“帝制是全国民意公决的结果，怎么可能因为云南数人的诘难而放弃。几个跳梁之辈，不足挂齿。”
袁世凯对云南的最后通牒仍然是置之不理，12月25日，云南通电各省宣布独立，并檄告全国，同伸义愤。在告全国檄文最后，说明起兵的目的，“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以徼福于国民，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唯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袁世凯为了与云南争夺人心，大行封赏，一天内同时封爵的有一百二十八人，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皆得封爵。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毒毙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是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封伯爵的十三人，封子爵的十二人，封男爵的八十六人。同时发布申令，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又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影一幅，四人免跪拜称臣，并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
而对唐继尧、蔡锷等人，则先是让政事堂复电，问他们是不是受人蛊惑，或者电报系他人捏造。他盼望云南能够给他个台阶，说电报并非他们所发，那么他就既往不咎。但云南对政事堂的电报置之不理，于是袁世凯宣布唐继尧、蔡锷等人的三大罪状，“构中外之恶感、背国之公意、诬蔑元首”，下令撤销云南都督唐继尧、蔡锷等人的封爵、职务。同时任命云南第一师、第二师师长分别担任云南都督、云南巡按使的职务，让他们逮捕唐继尧、蔡锷等人，押解北京治罪。没想到两人立即通电拒绝袁世凯的任命，让他大丢面子。
他还得到密报，云南军政府已经成立，招募新军，不几天就由原来的两师一旅增编为七个师，组建为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一、二、三师，出兵四川，分别向叙州、泸州、重庆进军；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带四、五、六三师，计划经过广西，进攻湘赣，但因为广西将军陆荣廷尚在犹豫，不肯让道，只能推迟进军计划；第三军为第七师及原警备队，由唐继尧任司令，作为预备队。
这是1916年元旦的事情。
袁世凯被激怒了，他在新华宫内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当年七省同时叛乱，都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云南一帮乌合之众，数月便可一鼓**平。”他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为行军总司令，率领他的第三师入川。归于曹锟麾下共有三路人马，第一路由陆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统领，所部包括他的第七师、李知泰的第八师，由湖北入川，联合曹锟的第三师，总计三万人，为进攻云南的主力。第二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领，所部包括他的第六师、从河南征调的由唐天喜率领的第七混成旅，共两万人，从湖南西进，谋划经贵州进军云南。袁世凯发给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三十万军饷，让他配合马继增进攻云南。第三路由广惠镇守使龙觐光率军一万，借道广西，进攻云南。
然而，形势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腊月二十日，蔡锷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四川叙府，川军第二师一个旅突然倒戈，旅长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进攻泸州。腊月二十二日，云南护国军一部到达贵阳，奉命监视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龙建章看势不妙以出巡为借口逃走，刘显世被推举为贵州都督，宣布独立讨袁。袁世凯三路进军计划，两路受阻。
腊月二十三日是中国北方的小年，这一天本来是农商总长周自齐赴日本的日子。他的行程是由京奉铁路、南满铁路赴朝鲜，再由朝鲜转轮船赴日本。他已经喝了送行酒，打点行装准备登火车，却忽然接到日本使馆的通知，“接政府急电，俄国特使将到东京，日本不便接待中国特使，周特使暂缓赴日。”
这简直是当面给袁世凯一个耳光，比军事上的不顺还让他愤恨。他让陆征祥、曹汝霖立即与日本公使馆交涉，务必弄明白真正原因。两人到了晚上七点多才疲惫不堪地回来，总算打听出了点眉目。原来周自齐负有特殊使命的消息已经走漏，日俄美三国听说中日之间又将有密约，担心日本在华利益再度扩张，因此联合向日本政府施压，日本政府不愿开罪三国，因此只能取消周自齐的访日计划。再一个原因，南方反对帝制极烈，且视周自齐为卖国特使，日本怕接受周自齐访问，会影响日本声誉。袁世凯气得直拍桌子：“这算什么理由？这算什么理由？你们两个今天好好拿个主意，明天再去日本使馆通融，设法挽回。”
此时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特使周自齐，他晚上到梁士诒家中讨教道：“燕孙，皇上让陆子欣与曹润田想办法，务必设法转圜，你认为有几成希望？”
梁士诒回道：“一点希望也没有。”
“为什么？”周自齐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
“你想啊，去年有贺长雄、坂西中将、大隈重信都表示支持项城搞帝制。可是等帝制热火朝天搞起来了，日本人却当头泼一瓢水；同时却又支持革命党四处策动，月前上海兵舰谋变，陈其美进攻制造局，蔡锷由日本返回云南以及南方种种反袁活动，都有日本支持的影子。日本人的态度开始我也有些不明，何以一面烧火，又一面浇水？以为他们也是在犹豫矛盾，现在看，日本人一开始就拿定了主意，就是两方策动，让中国乱起来。日本人与项城斗了二十余年，恨项城恨到食其肉碎其骨的程度，怎么可能全力支持他？我担心日本要以阴险毒辣手段除袁，以乱我中华，以偿其大欲。”
“啊，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成行了。项城是最了解日本人的，怎么也会堕入日本人的圈套。”
梁士诒自我解嘲道：“我辈是财迷心窍，项城是权迷心窍。一旦落入迷中，便难以自拔了。项城一念之私，帝制自为，已自居于火炉之上，也将我辈拉入火中。环顾内外，乱相已成，而项城犹不能悟，还希望借东行偿彼帝愿，何异说梦！”
周自齐还是说了句公道话：“帝制这台大轿，我们也都是抬轿子的人。”
“不错，我还是用尽了全力抬轿的人。不过，我为什么来抬这个轿子，你最清楚不过。”
周自齐既爱财，又热衷官位，是人人皆知的官迷，问道：“燕孙，你说项城会不会迁怒我们，那样我这农商总长也不保，更不用说争回财政总长的位子。”
梁士诒笑道：“将来帝制失败，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官位？”
陆征祥和曹汝霖去日本使馆通融，结果是自取其辱。他们搜索枯肠，通宵达旦想出来的通融办法，是由曹汝霖用日文写了一篇《中国与日本》的文章，一份发给驻日使馆，转交日本内阁，一份则呈给日本驻华使馆。文章先责备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然后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相互恋爱，继而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第二天日本使馆回复曹汝霖：“本国政府认为，把中日关系比做少年情人，甚以为耻。”
曹汝霖屈意献媚，却得到“甚以为耻”四字回应，真比抽一个大耳光还难堪。
袁世凯知道再想争取国际支持很难了，发狠道：“小日本，没你们的支持，我照样当得了这个皇上。”他派人给段祺瑞带话，“北洋的袍泽，该出来帮帮忙了，难道要让外人打到家门口？”
段祺瑞捎话回来：“很想出来帮皇上的忙，无奈痞病缠身，心有余力不足。”
袁世凯又让统率办事处给冯国璋发报，调他到北京就任总参谋长，协助指挥讨逆事宜。冯国璋一眼看穿袁世凯的调虎离山之计，对心腹部下道：“段老虎已经被老头子夺职软禁，我不能自投罗网。”
他的亲信便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密谈，第二天，齐耀琳出面致电统率办事处：“江苏地方重要，督理军务，万难遽易生手。请照黎副总统前例，准宣武上将军遥领参谋总长。”冯国璋则立即上奏，称病不出，将军公署的事宜交给参谋长办理。
袁世凯又生一计，亲自给冯国璋发来一份密电，历数两人数十年的交情，希望他出任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不好拒绝，答应尽快制定出兵计划，但过了十几天，也没有一字回复。
此时已近新年，袁世凯的心情十分糟糕，无论身边的人怎么努力营造轻松的气氛，也轻松不起来。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张作霖赶在年前看他来了。袁世凯已经令行各地，将军、巡按使等不必进京贺年，各守其职，安靖地方。各地大员竟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严守此令，除了奉天将军段芝贵到京里来给他贺年外，北洋袍泽在外统军的没有一人回来。他只能安慰自己，今年军情紧急，大家不回来是为了给他分忧。张作霖并非北洋袍泽，却大老远赶来，确实让他感动：“雨亭，我不是有令，封疆大吏们不必进京贺年嘛！”
张作霖匍匐在地，行了跪拜礼后大声道：“皇上，臣不是封疆大吏，不受这个限制。皇上就是把我的子爵夺了，我也要来给皇上行个礼，这是皇上第一个新年嘛。”
“雨亭，我哪里会生气，更不会夺你的爵。”袁世凯大封天下，张作霖封的是二等子，当时主要考虑他不是嫡系，依他的忠心看，还真应该封他个伯。
“皇上，臣进京除了拜年，主要是为皇上分忧。臣知道南边闹乱子，如果皇上准许，臣愿带着我的兵到湖南去，或者打广西，或者打贵州，皇上怎么指挥，臣就怎么打。臣的兵没别的好处，就是不怕拼命。”
袁世凯闻言大喜，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无论他出不出兵，这番表示就是莫大的支持，也让冯国璋、段祺瑞瞧瞧，离了张屠夫，照样不吃带毛猪。不过，从东北往西南，数千里行军，好像不太现实。
“皇上，现在不是从前，挂几辆专列轰隆隆十几天就到了。再说，我们东北那旮旯冬天贼冷，你让他们往南走，就是不发饷，也乐得他们闭不上嘴。”
“是吗？雨亭，你可别跟我开玩笑。”
“皇上，臣哪敢开玩笑，臣说的是真的。就是有一样，臣的兵军械实在太差，用的都是老土枪，打一枪装一次老火药。不过皇上放心，咱的老土枪也未必打不过他们的洋枪。”
袁世凯瞬间打定了主意道：“军械不是问题。统率办事处刚定了一批洋枪洋炮，本来是运到天津的，我让他们直接运到营口，够你装备两个师。”
张作霖连忙跪地上磕头：“皇上，那臣立马回去，吃了过年饺子就进关。”
“也不必那么急，那批货我记得要到正月初八九才到。你回去就与香岩去接洽，他刚回去，我会发电旨给他。雨亭，你带兵到湖南去，无功也要封伯，如果立了战功，封侯也就一句话。”
“臣肝脑涂地，也要为皇上分忧。封不封侯，臣都是这话。”
张作霖腊月二十九坐火车回奉天，他送给袁世凯的一份贺礼也在他走后送进新华宫，是一张重达两千斤的岫玉床。
过了年，反袁的声音越来越响，袁世凯周围的人尽量捂着，但袁世凯还是听到了一些。尤其他得到消息，说唐继尧的亲信黄翼发跑到上海，联络各方反袁力量，要成立军政府。如果出现一个分庭抗礼的政府，那将遗患无穷，他立即密电冯国璋让他即刻捉拿。冯国璋回了一封电报，态度十分恭敬，但命令却不执行，“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一等公臣冯国璋、江苏巡按使一等伯臣齐耀琳谨奏：乱党皆在租界，受庇于洋人，阻于国际公法，缉拿实非易事。臣等一定设法，效果如何，实不敢虚言敷衍。伏乞陛下圣鉴。”但此后再无下文。
冯国璋手中加上湖北及江西的部属，不下七万人，袁世凯不愿与他闹僵，便把阮忠枢叫来说：“老阮，你得再到南京一趟，劝劝华甫该出来办事了。”
于是，阮忠枢奉命带着医官南下南京。
冯国璋生病是假，不愿支持袁世凯是真。自从讨袁事起，他就没断了与滇贵等省的联系。迁居到上海的梁启超更是函电不断，劝他不要助袁为纣。
这天梁启超亲自来南京见冯国璋。冯国璋见了惊道：“卓如，项城的密探肯定监视你，你怎么敢大摇大摆到江宁来？”
梁启超回道：“我是来与将军话别，我要到广西陆长卿帐下，任他的参谋长。”
陆长卿就是广西将军陆荣廷，他是广西人，年轻时当过土匪，后来受招安吃了皇粮。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支持广西独立，被推举为副都督。二次革命的时候，他与蔡锷一起全力支持袁世凯，被任命为广西将军。但袁世凯对他并不放心，调他的儿子到北京任总统府武官，形同人质。半年前又任命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兼会办广西军务，显然是来分权的。陆荣廷很不满意，以病为由招儿子回桂，结果儿子到了武昌就得暴病死了。他恨袁世凯，但为人有些软弱，云南独立后，他并没有响应。袁世凯打算派北洋军借道广西，进军云南。陆荣廷担心袁世凯假途灭虢，发动广西绅商发电反对。广西位置太重要，贵州独立后成了北洋军进军云南的唯一通道，袁世凯怕把他逼入讨袁军阵营，所以只好作罢。
袁世凯一计不成，二计又跟着来了，他授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率军借道广西进军云南。这下陆荣廷没法拒绝了，因为龙觐光是他的亲家，自己女儿是龙家的儿媳。他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欢迎粤军入桂。但同时又派两名亲信到上海面见梁启超，希望他能到广西出任参谋。
陆荣廷与梁启超是通过冯国璋写信介绍后才认识的，短短数月关系竟然如此亲密，一则是佩服梁启超的文采，二则是梁启超进步党党魁的身份。秘密争取陆荣廷反袁的，有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也有进步党的人。陆荣廷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杀了蒋翊武等一批革命党人，因此对革命党深怀戒心，而对梁启超的进步党则更为信任。所以在权衡之后，他愿聘请梁启超出任他的参谋长，并许诺梁启超到任之日，就是他反袁之时。
冯国璋劝道：“卓如，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介书生投笔从戎，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可就难了。”
梁启超回道：“上将军，既然陆长卿有此表示，我就值得冒险一试。如果他能够践诺，我死亦无憾。”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有时候书生反而羞煞武人。”
梁启超转而劝说冯国璋：“袁世凯帝制自为，长久不了，上将军应该尽快表明态度。我知道上将军是权谋之计，但权谋不可不用，也不能久用；利害不能不审，但也不可太审。袁之狡黠，天下共闻，与之斗谋，实非易敌。项城已经对将军没有信任可言，假如他帝制成功，对将军绝非好事。于公于私计，将军都应登高一呼，果断反袁，如此，则有再造共和之功。”
“卓如，我当然知道其中利害，只是我与项城共事多年，实在不忍背叛他。你也不必再劝，我虽然不能公开反袁，但我可给你三个承诺：一是赞同推翻帝制；二是我所负责的长江中下游各部绝对中立，尤其不会增援川、湘；三是必要时，我将联络长江各督，劝说项城取消帝制。”
“上将军有此三条，就是对讨袁军的莫大支持。将军要提防项城，我听说他已经派人策动王子明，要夺上将军的军权。”王子明就是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他是直隶天津人，冯国璋任禁卫军司令时他在冯的手下任协统。如今禁卫军已经改编为第十六师，他任师长，其实力不可小瞧。
“你放心好了，老袁这一套行不通，子明是我的手足，已经如实向我报告了。”
“我听说老阮又要南下了，老阮巧舌如簧，上将军不要中他的计。还有，他带着洋医生前来，当心里面有诈，千万不要被人暗算。”
“我知道。南京是我的地盘，老阮不敢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