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月娟还是知道了杨柳与苏梁之间的吵架。
苏梁跟杨柳都是把什么事都写在脸上的人。两个人几次回苏家吃饭都挂搭着脸，互不理睬，各来各的，也各走各的，许月娟和武小慧都看出点儿苗头来了。
武小慧很不高兴，说你们两口子要别扭回家去别扭，难得来一次，我一早上烟熏火燎地做饭给你们吃，还得看你们的脸子，我可没得罪你们哪个。要么好好吃饭，要么就走。
说得杨柳抬起腿来就要走，让许月娟给拦住了。
许月娟把杨柳拉到阳台上站着说话，用她顶顶诚意的声调儿劝杨柳道：“这是做什么呀，看你近来脸色也不好，哦哟，多少憔悴，看上去倒比苏梁大了好几岁了。你看苏梁，人家还是年轻轻的小伙子样子呢，穿两件好衣服走出去人家以为还未婚呢。你要是不懂得保养，成天操心生气，小心苏梁起了花花肠子。”
杨柳白她一眼，还木着脸，没搭腔。
许月娟也不恼，眼睛里面孔上浮着一层浅笑一层藐视。
许月娟又闲闲地问：“你们俩又为了儿子的学习在闹吧？没有必要自寻烦恼，你学学我，我是不会费事送儿子上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的，了不起将来送儿子到国外去读高中，听说在国内学不好的孩子，到了外国全成优等生了。”
说罢，拉杨柳进屋去，连说：“椰汁薏米露好了吧，加了燕窝的，我买的，盛一碗来吃，很清甜，养颜的。”说着，摇摇摆摆地去了，耳朵上寸把长的翠玉耳坠晃搭晃搭打着她的脖子。
自从苏群给儿子转了学，武小慧时常替她接送孩子，许月娟着实给武小慧贴补了不少家用，所以现在她在这里是很拿得住的。
杨柳的脸孔上也浮起一层浅笑一层不屑。
苏梁跟杨柳两人足足僵了半个来月才好。
好了没两天，又出事了。
那天是周末，杨柳照例送儿子去上补习班，正要出门时，苏望叫起来：“我的奥数书和练习本子不见了！”
杨柳一边责怪儿子不仔细，一边忙忙地帮他找起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母子俩都急出了一身汗。
苏望听着妈妈的责骂，赤头涨脸的，突然想起来：“是丢在奶奶家了。昨天去奶奶家吃饭的，就是你，”他冲着妈妈，“就是你叫我抓紧时间写奥数题。结果我就忘记带回来啦！”
杨柳也回想起来了，书本有了下落，杨柳倒放下心来，看看要赶不及上课了，便对苏梁说：“这样，我带儿子去上课，你赶紧回你妈家一趟，替儿子把书和作业本拿来，送到学校去，我在那儿等你。”
苏梁这两天着了凉，有点儿发烧，两天只喝了点儿稀饭，正想着等杨柳和儿子走了好好地睡上一觉，一听这话就炸了：“从咱家到我妈家再到学校，整个儿一个大三角，你真忍心，我一个病人，你就这么指派我跑来跑去！就一次没带书又怎么样？老师会杀人头啊？”
苏望一听便哭开了，说书还不要紧，可是练习本要是不交，老师会罚的，少交一次罚多做十道题。
苏梁把一床薄被紧紧地卷在身上，卷得像个蚕蛹，气哼哼地对儿子说：“罚你一次叫你长点儿记性！”
苏望哭得“哇哇”的。
没有什么比罚做题更让他悲痛欲绝的了。
杨柳气得拉儿子出门，先把儿子送到学校，又打车回苏家，拿了书本，火急火燎地又打车回学校，把书本送进儿子的教室。
一路上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孤单呢，什么都是一个人在操心。
躺在自家**睡觉的苏梁一场极短的觉醒来，鼻塞口干，也觉出了同样的孤单。
怎么就那么孤单呢，病了也是一个人。
有什么挂着的东西“啪嗒”落了地，苏梁想，大概是阳台上挂着晾的丝瓜瓤终于干透了，落了下来吧。
他也懒得拾。
杨柳每个周末都送儿子上补习班，苏梁每个周末都睡懒觉，渐渐地就成了习惯，天经地义似的。
天经地义这种事，是不能细想的，糊糊涂涂的时候，是天经地义，一细想，就怨气冲天。
所以杨柳干脆不想。
后来，苏梁到底还是买了辆助力车，骑着大街小巷地去，周末有时连人影子都看不到了。杨柳安慰自己说，好在他还没有夜不归宿，玩到晚上五六点钟总晓得回家吃饭，天热的时候脸总是晒得红红的，一头的汗，弄得头发湿答答。进门就洗澡，洗好了坐在饭桌边就开吃，笑得赖皮皮的。
儿子也一直在上着补习班。每一回补习班考试前，杨柳都要帮他复习好几天。可是奥数这个东西，杨柳想，平常家长哪里弄得明白。
她每回都先把儿子的书拿过来反复地看那些例题，似乎啥都明白，可一拿到题目，一切都不对了，走一遍是死胡同，走一遍还是死胡同，往哪里走都碰壁，条条是绝人之路。
苏望眼瞅着妈妈越来越灰的脸，小小的心里觉得自己像是漂到了大海上。不是电影电视里看到的、书本上写的，蔚蓝色的大海，而是白茫茫的一大片水，全是水，全是，哪儿哪儿都是一片水，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巨大的陌生的恐慌全堆在他喉咙口，咽不下吐不出。他只好哼哼唧唧地哭，不做了吧，不做了吧！
可是妈妈不肯把他带离那片水，妈妈还呵斥他叫他闭嘴，说他不肯动脑子，怕困难。
苏梁走出卧室说：“干吗呀，天天晚上鬼哭狼嚎的！”杨柳正是焦头烂额，听得这话，一腔气愤正好有了个出口，便骂苏梁不负责，儿子的学习一点儿不操心，成天就知道打游戏。苏梁被劈头盖脸一顿大骂，冲了个跟头，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跟杨柳吵。
恶吵过几次之后，杨柳也没劲头再吵了。
等到苏望再哭唧唧时，苏梁从卧室出来在客厅母子俩身边绕了一圈，却再不发一词。杨柳也没劲儿挑起争端。
再一回，苏梁只从卧室里伸出个头尖来看，杨柳眼梢里看见了，一句话也没说。
苏望磕磕绊绊地考完了。
考完之后的那个周末，杨柳让儿子痛快地玩了一天。
苏望一趟一趟地把妈妈藏在壁橱里的玩具全搬了出来，趴在自家的地板上，屁股撅得高高的，忘我地玩着。
苏梁打游戏打得眼珠子要掉下来了，出来透口气。苏望跳起来问他，爸爸你能不能陪我玩一会儿？
客厅是个明厅，午间的灿阳扑进苏梁肿痛的眼睛里，苏梁闭了闭眼才看清儿子。
他长高了些，还是瘦，小脸只得一巴掌宽，上面两个门牙换过了，微微有点儿向外凸。
杨柳在做饭。厨房里暗，苏梁看不清杨柳的脸。
杨柳在眼梢里却看清了苏梁。
他坐得太久，脸白，白得不干净，人好似缩了一圈。
杨柳烧好饭，喊父子俩来吃，儿子很安静，边吃边偷眼看妈妈，生怕她嘴里冒出不要再玩了几个字，直至吃完饭都没有听见，苏望揣着一腔欣喜，小心地飞快地又跑回去玩了。
苏梁期艾着想帮杨柳洗碗，杨柳自己先动手洗了。
水开得老大，“哗哗”的。
补习班考试的成绩在一周后发布，杨柳按老师给的网址查了分。
不要说一等奖，就是离三等奖还有两三个大跳步的距离，但也没有差到底。
杨柳对儿子说，下面接着努力吧，没事儿，还有期末考呢。
苏望咬住铅笔尾巴，没吭声儿。
他很爱咬笔，每一支笔都被他咬得坑坑洼洼，有一回杨柳发现，他的铅笔盒里有两杆原木色的铅笔，再细一看，原来上头的颜色竟被他用牙齿给啃掉了。
说也说了，骂也骂了，没用，苏望还是改不了，常常将笔放在齿间细细地啃，像一只小老鼠。
顶着个“希望”的名字，小孩子眼里却时不时地有点儿“生亦何欢”的悲凉。
日子好像一罐子胶水注下去，黏答答的。
陪儿子上奥数的过程中，杨柳终于学会了打毛衣。
杨柳记得，上大专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个阶段，女同学们一窝蜂地学这个，织得最多的是围巾，还有手套，还有针脚稀松的大毛衣，不是穿上身，倒像是披挂上身的那种，多半是给男朋友织的，那时杨柳也想不到要学那个，觉得有点儿太小女人气。
那个时候，杨柳有空就跟苏梁出去疯玩，她口袋里也不短零用，她爸疼她，常塞些私房钱给她。她喜欢给苏梁买细格子衬衣，红的，天蓝的，墨绿的，里面配上雪白的圆领T恤，苏梁穿上就成了漫画里走下来的少年郎。
杨柳很喜欢。
杨柳坐在银行里一针一针地绕着，看见过去时光里的少年打银行玻璃门外一晃而过，还转头看过来，杨柳下意识地抬手用半截毛衣挡一挡自己。
但是那个少年人径直地就走过去了，哪里会回过头来看她。
银行里坐着不少同样等孩子补习班下课的妈妈，都互不相识，不过因为同坐银行，竟坐成了熟人，几个人在杨柳的后排聊天，杨柳是不大跟她们搭茬的，她对这些人隐隐有种微妙的敌意，她只把耳朵竖得高高地在听。
“你儿子不错呀，不是说得了市数学竞赛二等奖吗？”
“二等奖有什么用？好中学不认的。”
“报纸都登了还不认？”
“人家只认一等奖。”
“这样啊。”
“不过呢，好歹也是正规教育部门组织的竞赛，有总比没有强点儿。现在的学生比赛多如牛毛，这就要看那个比赛的档次级别了，民间组织的肯定不行，骗钱的，哪个好中学都不认。十张民间组织的竞赛奖状也顶不上公办的一张。”
几个人纷纷感叹，杨柳心惊，原来这里头还有这许多的讲究。
一人叹气道：“你们孩子好歹还有个奖，我们家的，比赛倒是参加了不少，可是一次像样的奖也没拿过。”
立刻有人安慰：“这也没办法，能得奖的毕竟是少数，能得一等奖的更是凤毛麟角。就像这个补习学校，每学期期中考都排一二三等奖，大多数孩子都是金字塔的底座，陪练的。”
杨柳想自家的孩子就是那个金字塔底座的。那底座必定庞大得无边，爬到顶尖，得是多长的日子多少的气力、天分、努力，还有运气。缺一样，都会摔在半腰上。
小小的苏望，就这样在爬，爬是一个多凄凉的字眼，四脚着地，脊背朝天，没天没日，只见眼皮底下巴掌大的一块。
“要在这个补习班里拿了数学一等奖，到六年级时，会有好中学到学校里去跟你签约，这叫‘优录’。”
杨柳不由得把耳朵竖得更尖。
“不过呢，三四年级的一等奖也不管用，五六年级的才算数。”
“就等于说，三四年级小孩考得再好也不管用，我们的钱都打了水漂。”
“话也不是这样说的，三四年级把基础打好，五六年级才有机会得奖。”
杨柳这才发现毛线塌了一针，少掉一针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洞。
她把针抹掉，一行一行地拆，拆下来的线曲曲弯弯地搭在她的腿上。
一个人一辈子里头，若是也这样塌掉一针，却没有拆掉重来的机会，可见人不如一件毛衣。
“说起来现在生个孩子真作孽，我的一个同事，小孩学习不好，老考不及格，当妈的动不动就被叫到学校去，给老师训得像孙子。”
“我们家亲戚还不是。小孩子成绩差，家长文化水平又不行，为了求老师给儿子补课，厚着脸皮找到老师家，替老师做饭，当不要钱的钟点工，人家才给孩子补补课。这年头，生个聪明学习好的小孩比中五百万强，还不当孙子。”
“也怪不得老师，现在教育局不是说了，在职老师哪个私自给学生补课立刻下岗。”
“算了吧，这也就是说说，你看这补习学校，开了一个班又一个班，哪里来的师资？还不是在职老师周末出来捞外快？”
“也行啊，只要把我儿子教好，让他得个一等奖，我情愿花这个钱。”
杨柳把竹针重新穿上，竹针在虎口处磨出灰灰的一块。杨柳记得像是谁的虎口这里也有这种痕迹，沈姐吧，原来是竹针子磨的。
有人一拍掌：“说个新闻你们听听。我儿子他们班有个小女孩儿，从小学跳舞。今年春节前，也不晓得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是有个机构，可以帮有艺术特长的小孩上春晚，只要交一定的费用。家长一想，咦，对哦，小孩上了春晚露了脸，对升学可能有帮助啊，所以挤破头交钱，一家伙去了有三十号人，全是漂漂亮亮的小丫头。一家子三口，爸爸妈妈和奶奶全陪着上北京，结果，跳了一回，电视播出来，只露了三秒钟的脸，而且还不是央视春晚，不过是北京地方台的一台晚会。再去找那个机构，人影子都没了，办公室也搬得空空的，跟聊斋里头狐仙的家似的，只留下个坟头。”
一伙人呵呵笑起来，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劲头。
“我们孩子没有艺术特长，只求他拿出点儿硬成绩来。我从他幼儿园起就给他存了好多小奖状，不管什么比赛，得的奖全收集起来，为以后上中学增加点儿筹码。”
众人纷纷附和，的确应该如此，听说有人拿着两个装着奖状的文件夹到金陵实验中学想报名，文件夹里的奖状装得满满的，没想到另有人也拿了奖状去报名，人家拿什么装奖状？你们猜猜。
蛇皮袋！
大家都笑起来，连银行值班的大堂经理和保安都呵呵乐。
后来杨柳常常会想，如果这一天她没有这么坐在银行里听这几人闲聊，兴许后来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生就是老天爷编好的一出戏，他怎么编，你就只好怎么唱，总不能上了台临时编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