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为中国的积弱不振而深感忧愤，因此竭力鼓吹新政，是维新变法的中坚分子。他自拟一联——
为人竖起脊梁铁
把卷撑开眼海银
变法前夕，毕永年被谭嗣同、唐才常引荐给康有为。谭嗣同认为西太后当政，政治腐败，国难深重，只有变法图强，大力推行新政，国家才有希望。
光绪施行新政，触及了顽固派的利益。慈禧在变法的第五天，迫使皇上下诏书，将京津地区的人事权控制起来。维新派为了扫除西太后这块绊脚石，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将慈禧控制起来。
当时维新派内部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变法不一定要流血，没有必要刀兵相见。谭嗣同说：“自古以来，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如果有，就从我开始。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了荣禄，并不能解决问题，杀荣禄后派兵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也就顺理成章。”
康有为也声称：“尊君权，非除去西太后不可。”
杨深秀也附和着说：“此时若有人带八千人马进京，即可包围颐和园，逼迫皇太后就范。”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晚，康有为召毕永年到其住处，问：“你知道今日国事危急吗？西太后准备在九月天津阅兵时杀死皇上，此事该怎么办？”
毕永年没有吭声，谭嗣同接过话往下讲：“我想效仿张柬之废武则天，然而皇上手上没有兵权，要办成此事很难。我已奏请皇上召回袁世凯，让他作为帮手。”
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正是袁世凯，光绪听从康有为建议，让袁世凯到北京觐见。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安阳人。祖父袁甲三，父亲袁保庆，叔父袁保恒。袁世凯小时候聪明伶俐，跟随父亲袁保庆在济南、南京等地读书。袁保恒无子，将袁世凯过继在名下。他十五岁中过秀才，光绪二年、光绪五年两次举乡试不中，投笔从戎，到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手下当差，成为庆军中的一员将领。袁世凯中过秀才，有点文墨，又奸诈机变。吴长庆有心提拔袁世凯，将他推荐给李鸿章。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才堪大用，可以让他去朝鲜带兵。袁世凯在朝鲜不负众望，打了几个胜仗，朝野皆知。
甲午战争，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一片辱骂，袁世凯利用进京的机会结纳军机大臣荣禄，得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的差使。
袁世凯表面与康梁打得火热，私下却与荣禄串通一气。
这天，毕永年面见谭嗣同商量此事，谭嗣同心存疑虑，低声问：“召袁世凯进京，恐怕不妥。康先生一定要这么做，还让皇上面见袁世凯，我制止不了。外人靠不住，但不知康先生如何安排你？”
当天晚上，忽然传来圣旨，袁世凯为候补兵部侍郎。此时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等正在吃晚饭。康有为拍案叫绝，说道：“皇上圣明，我等根本做不到这一步，皇上却想到了，袁得候补侍郎一职，必然知恩图报。”
康有为起身请毕永年入内，询问毕永年如何联合袁世凯率兵进京。毕永年说：“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应该与袁世凯一起商量。但是，据我观察，袁世凯这个人不可靠。”
“袁世凯可用，我已有袁世凯答应率兵进京的证据了。”康有为取出袁世凯的书信放于案上，对毕永年说，“在书信中，袁世凯十分感谢我对他的举荐，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如此表明心迹，我还不能用他吗？”
毕永年情绪激动，问道：“袁世凯既然可以用，康先生还安排我去做什么？”
康有为待情绪稳定了一点，语气缓和多了，说道：“我让你去监督袁世凯，帮助他实施兵谏。”
毕永年并不回避，反问道：“我一个人在袁世凯营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袁世凯不听我的，我一人也制伏不了他。”
康有为用商量的语气道：“让你率一百人前去，如何？待袁世凯率兵到颐和园时，你率一百人奉诏到园内捉拿西太后，将其除掉。”
毕永年点头答应。
这天，有太监前来禀报，说荣禄求见。
荣禄是太后的亲信，怀塔布、许应骙知趣地退下去，荣禄进来后给太后叩了头。
慈禧开口问道：“荣大人在天津好好的，来找我何事啊？”
荣禄低头奏道：“皇上昨天召见袁世凯，赏了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奴才看其中必有猫腻。”
慈禧仰面舒了一口气，又问：“袁世凯不是你担保的人吗？”
荣禄将他掌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人，奴才看他在朝鲜那阵子精明能干，又见过一些世面，就调他到天津，在小站负责训练新式陆军。哪知道他参加了强学会，跟康有为那帮人打得火热，奴才看他是脚踏两只船，迟早要坏事。”
太后朝荣禄瞥了一眼，说道：“你给我盯紧一点。”
荣禄磕头奏道：“康、梁一伙有皇上支持，已有谕旨说新军训练不得法，要革掉奴才陆军大臣职务。”
慈禧声色俱厉地说：“谅他也没有那个胆。我一直想将皇上废掉，只是一时找不到罪名。如今他将大清朝折腾得没完没了，不如将其一锅端，确保大清河清海晏，内外太平。”
于是，慈禧与荣禄等人商量对策，准备囚禁光绪，重新垂帘听政。
之后，慈禧通知光绪十月十八日，一起到天津阅兵。
光绪得到消息，内心恐慌，他知道太后会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收拾自己，但他手中无兵权，若要反败为胜，非得有周勃式的人物，可谁是周勃呢？
当天晚上，光绪给康有为写了一封密诏，托人转交给林旭。
次日，光绪先后传杨锐、林旭进宫，又给杨锐、林旭各一封密信，在信中说形势已经大变，康有为等应马上出京，保护好自己，将来再为朝廷办事，建功立业，不负朕望。
光绪将密谕交给两人带出，要他们去见康有为、谭嗣同，让他们商量如何力挽危局。
康有为读完两份密报，放声大哭说：“皇上危矣，要解救皇上，唯有干掉荣禄。皇上已经召见过袁世凯，袁世凯说过要誓死效忠皇上，可让袁世凯去杀荣禄，但是谁去见袁世凯呢？”
谭嗣同挺身而出，说道：“我去。”
八月三日，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纷纷奔走，样子十分着急。午餐时钱惟翼奉梁启超之命前来告诉谭嗣同说：“康先生想杀掉太后，怎么办？”
谭嗣同摸着下巴有点怀疑，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
“刚才梁启超告诉我，康先生的意思是皇上已对他说过，只可以废掉，没有说杀她。毕永年去颐和园要杀太后，这件事是明摆着的。事已至此，你看怎么办？”钱惟翼搓着手问。
谭嗣同沉吟了一下，说道：“这件事我知道了。”
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夜访袁世凯，两人寒暄几句，便谈起皇上召见和天津阅兵之事。
谭嗣同说：“太后与荣禄密谋，准备在天津阅兵的时候罢黜皇上。足下与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节制。天下劲旅，只有足下的北洋军。若有兵变，足下率一军可敌住董、聂两军，保护圣上，清君侧，肃宫廷，这将是一件不世的功业。”
袁世凯听后非常激动。谭嗣同盯着他，问道：“皇上待你怎么样？”
袁世凯脱口而出，说道：“皇上是旷古未有的明君。”
谭嗣同朝四下里瞧了瞧，确信无人偷听，这才压低声音问道：“皇上让你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政变，杀了荣禄，你干不干？”
袁世凯目光凶狠，不假思索地说：“干，我杀荣禄如同杀一只狗。”
谭嗣同不再犹豫，对袁世凯说：“如今皇上有难，你作为兵部侍郎，应该起兵救皇上。如果你贪图富贵，先将我杀了，今夜就去颐和园向太后告密，可得荣华富贵。”
聪明绝顶的袁世凯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复生将我看作什么人了？我一定听从皇上的调遣，万死不辞！”
谭嗣同见状，便与袁世凯商量了行动步骤和每一个细节，直到深夜才离开袁宅。
次日凌晨，袁世凯离开北京，坐火车回到天津。
从天津到北京，二百多里地，急行军也得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倘若途中走漏了风声，这可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情。没有兵部的调令，大臣擅自带兵进京，不是搞政变又是搞什么？慈禧就是靠搞政变起家的，假如有人向慈禧告密，慈禧一个小时就可以跑到紫禁城里面躲起来。她命荣禄将京师九门关起来，袁世凯进不了京城，七千新军又不是英法联军，能打进北京吗？为了保命，他只有将此事向他的顶头上司荣禄报告，让荣禄去处理这事。
荣禄得到袁世凯密报，也不管阅兵不阅兵的事了，马上坐专列到达北京，星夜赶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当机立断，派荣禄带兵进宫，提前发动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从颐和园间道进入西直门，然后直奔养心殿。慈禧驾到，光绪跪迎。
慈禧指着光绪的鼻子大骂：“你入宫时只有四岁，我立你为皇帝，请翁状元教你读书，将你培养成人。这二十年以来，没有我的保护，你哪能成九五之尊？你父母哪有今天的荣耀？我还政于你，又支持你搞变法，我不阻拦你，你怎么听外人唆使，对你亲姨妈下手，这不是明摆着胳膊朝外拐吗？我抚养你二十年，你却听信小人之言要来谋害我，是何道理？”
光绪不敢出声，慈禧又大声骂道：“蠢材！今天没有我，明天还有你吗？”
光绪跪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作声。
慈禧转过身说：“你真是命薄，没有福气做皇帝，现在众大臣都请求我出来训政，我不得不顺应民心。你就在这里待着，每天思过，跟随你的那几个大臣，都是大逆不道的奸臣。我要惩处他们，至于皇后，我会让她来陪你的。”
光绪听完慈禧的训斥，颓然坐在地上，目瞪口呆地看着慈禧扬长而去。
慈禧回到宫中，立即传出懿旨，命令步军统领在北京大肆抓捕维新党，并用光绪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朕无力处理国事，仍以国家为重，再三请求太后训政，若太后答应，实在是朕和万民的福气。”
光绪有病不能临朝，慈禧宣布垂帘听政，然后让李莲英将光绪幽禁于瀛台涵元殿。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小岛，四周环水。
光绪自知没有好结果，说：“我要见太后、皇后。”
李莲英阴阳怪气地说：“太后、皇后都会来见皇上的，皇上要好自为之。”言毕离去，也不跟光绪多啰嗦，令管事太监严加看管。
谭嗣同和梁启超还在谭嗣同住处商量事情，一个人从门外急匆匆地闯进来，年约三十岁，中等身材，穿六品文官鹭鸶补子，急促地说道：“皇上让我通知你们赶快离开，太后已经发动政变，下旨逮捕康先生，现在正在四处抓你们。”
谭嗣同焦急地问：“康先生呢？”
“康先生不在家，他们已将康先生的弟弟康广仁抓住了。”那人说完递给谭嗣同一张纸条。
谭嗣同见是皇上的笔迹，问：“皇上呢？”
那人回答说：“皇上已被太后派人带走了，肯定是事情已经泄密，太后抢先动手了。”
谭嗣同转身对梁启超说：“任公赶紧离开北京。”
梁启超倒吸了一口气，提醒谭嗣同道：“复生也得赶快走。”
谭嗣同摇了摇头，说道：“我得去通知康先生，然后去救皇上。皇上安危还不清楚，我不能擅自离开。要走也得跟皇上一起走，最坏的打算就是喋血北京。”
却说谭嗣同送走了梁启超等人，立即来到前门外“顺川镖局”找王五。
王五，字文斌，原名白正谊，河北沧州人。三岁时父亲去世，带着一个弟弟跟母亲在一起，靠母亲做针线活度日。
沧州是武术之乡，“燕南三侠”之一的肖和成是王五的启蒙老师。八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他与弟弟相依为命。
北京“顺川镖局”总镖头王五押镖到沧州，见白正谊兄弟可怜，就收养了他。王镖头膝下无子，就认白正谊做了儿子，白正谊改名王正谊。王正谊聪明能干，手脚麻利，王镖头十分喜爱，传授其武艺。王正谊一学就会，尤其是一口单刀，舞得跟泼风一般，寻常十余人不能近身，在师门中排行第五，故称“大刀小王五”。
王总镖头死后，王正谊到“顺川镖局”当了镖师，后来又拜沧州最有名的武师“双刀”李凤岗学刀。艺成后，李凤岗将王五推荐给自己的师兄刘仕龙，王五跟刘仕龙闯**江湖，学了不少经验。王五为人仗义，侠肝义胆，又周济贫困，在江湖上口碑很好。
谭嗣同来到北京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王五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生死之交。谭嗣同向王五学习刀剑，王五不仅支持谭嗣同变法，还专门派镖师保护谭嗣同住处，自己执刀常护谭嗣同左右。
谭嗣同找到王五，密谋营救皇上，但是，看到瀛台四面环水，只有一座石桥可通，桥上有重兵把守，还有禁卫军扎营旁边，他们试探几次，没有得手。
谭嗣同非常忧虑，这时有日本人的使馆书记生前来拜访，保证他可以到北京的日本使馆躲避，将来找机会再去日本。
王五亦在一旁，说道：“你去日本，我为随从，专门保护你，别无他求。”
谭嗣同不为所动，说道：“日本人自甲午战争以来，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我怎么能去日本躲避呢？”
日本使馆书记生眨着眼睛说：“梁启超先生已到了日本使馆，他希望你也去。”
谭嗣同却一板一眼地说道：“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皇上生死未卜，我无法救他。况且谭家世受国恩，我不能为个人安危作想，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中国却没有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是中国不富强的根本原因。如果要流血牺牲，就从我谭嗣同开始。”
这番话说得惊天动地，日本使馆书记生叹着气走了。
王五拱手说道：“你为变法而死，我会来收拾您的忠骨，将您送回湖南浏阳。”
谭嗣同回家以后，哪儿也不去，坐等朝廷派人来抓。
谭嗣同被抓，亲朋好友躲的躲藏的藏，只有王五想方设法前来探监，送衣送物，甚至还想去劫狱。谭嗣同谢绝了，他决定以死唤醒民众。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临刑前，谭嗣同从容用笔在监狱墙上题诗一首——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与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六人一起被押往北京菜市口斩首示众。
刑场上，谭嗣同面带微笑，对围观的群众高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那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或革职，或充军，或监禁，慈禧恢复旧制，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从六月十一日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新法推行只有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谭嗣同等六位维新人士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王五赶到刑场伏尸大哭，然后将谭嗣同尸体上的血污洗净、装殓，祭奠七日。他遵守承诺，把谭嗣同送给夫人李闰的信亲自送到湖南浏阳谭家，扶棺至湖南浏阳安葬。
王五回京以后计划刺杀载漪、荣禄，为谭嗣同报仇。谭继洵在武昌获知谭嗣同已死，康有为逃到日本，仰天长叹道：“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不久，朝廷下诏，将谭继洵罢官回家。
且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被软禁在仁寿殿西侧临昆明湖的玉澜堂，玉澜堂坐北朝南，正殿前出轩后出厦，两侧的配殿都是前后有门的穿堂殿，正殿后门可通宜芸馆。此时，玉澜堂外修了高墙，光绪在这里插翅难飞。
宜芸馆是光绪和隆裕居住的地方，四周有穿廊连接，此时玉澜堂的通道都被堵死，光绪想见他那没感情的老婆都很难。
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他一腔热血，对外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帮助皇上再掌大权。六君子被杀，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
唐才常在汉口发动了自立军起义，容闳在上海张园起草宣言支持唐才常。宣言还未正式发表，唐才常已经在汉口遇难，容闳被列为通缉犯，潜入香港，两年后去了美国。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袁世凯被西太后看好，朝野上下有人议论，说袁世凯是出卖维新派的罪魁祸首。
一向以清流著称的严修却不这么认为，说：“袁世凯当时的做法并无不妥，袁世凯虽属于维新派，但与康、梁并无深交。谭嗣同深夜来访，他和袁世凯平时没有私交，也不是一党一派，袁世凯跟荣禄汇报也是正常的，可对于谭嗣同来说，则是灭顶之灾。”
严修认为袁世凯于君臣大节、朋友道义无亏。谭嗣同做事太莽撞，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袁世凯怎么选择？他虽然同情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但是，对于大权独揽的西太后，袁世凯还是很害怕。
康、梁流亡日本，因政见不合，关系急剧下降。
梁启超在容闳介绍下，认识了杨度、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思想倾向革命。他们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计划合作建党，准备用武力推翻清朝。康有为要梁启超去檀香山组建保皇会，梁启超不同意，反而劝康有为不要再保光绪。
梁启超致信康有为说：“这几个月以来跟先生一起议事，分歧较大，学生只能表面答应，不让先生丢面子，但回到家中仔细商量，老师的观点主张，学生断不能接受。”
时过境迁，六年以后的七月四日，虞山翁氏老宅，翁同龢自知大限已到，撷《论语》集句，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而后吾知免夫
翁同龢命人高悬于堂前，白纸黑字，黑白分明，一横是悲苦，一撇写忧伤，一勾转折书诉凄凉，这副对联，是大清朝的挽幛。
翁同龢死了，死得悲怆凄凉。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际资本得以自由进出中国。一时间，国外资本如汹涌的潮水涌进了中国，朝廷在三十年前想兴建铁路而不成，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完成了。沉睡万年的铁矿、煤矿等资源得到迅速开采，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拆迁、征地，广大农民失去生存的基础，又得不到政府补偿，成为社会流浪者。他们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流落江湖，不自觉地抱成一团，如同哥老会、捻党一样，后来取名义和团、大刀会、红灯照。
这些组织的首领大多是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被遣散的兵勇，他们滞留京师、直隶、山东一带，因为懂武功、重承诺、讲义气，喜欢按江湖规矩摆平各种纠纷，许多无家可归的农民就加入这些团体，以免遭外人欺负。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早期和天地会一样，是一个反清复明组织，其成员多习练拳棒，以武而聚，参加者多为农民。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朱红灯在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率先竖起“兴清灭洋”大旗，此后，“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逐渐出现。
接着，山东西北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树起“扶清灭洋”大旗，率众攻打洋人教堂。
甲午战争以后，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人在山东干了不少坏事，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发生以后，民众与德国人势同水火。
山东巡抚李秉衔对民众闹事严厉镇压。继任巡抚张汝梅也是采取镇压政策，他说流民打着“义和团”旗号，跟捻军一样，是一帮土匪。中外关系缓和时，张汝梅就让民众排外，中外关系紧张时，就对民众严加控制。
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以后，带着浓烈的地域观念去处理这些民间纷争，当某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他首先看涉事双方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原则是保护本地人、中国人，打击外地人、外国人。他向朝廷上奏折道：“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用义和团对付洋人。”
从此以后，各地义和拳都改称为“义和团”。
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屠杀教民，很快，义和团发展到直隶、天津。毓贤这一做法让外国人极为不满，他们联合起来给朝廷施压，要求将这个可恶的巡抚从山东调走。
朝廷迫于压力，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们相信袁世凯可以处理好山东义和团与洋人的冲突问题。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有外事经验，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在天津训练新军，敢于任事，与前几任巡抚应该不同。
袁世凯到了山东以后，果然不负洋人期望。他发布命令强行解散义和团，对于那些首领，只要解散该组织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格杀勿论，绝不姑息。
山东民众可不听他这一套。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杀，巡抚衙门接到消息后立即派兵通缉凶手，对义和团开始严厉镇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刀会纷纷逃到京师、天津、直隶一带秘密活动，一时山东境内治安良好。
义和团出了山东，袁世凯就鞭长莫及了，这些人散布京城，潜入天津、保定等主要城市，明目张胆地劝人入社，每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些人自动停下来，开坛习拳，一些王公大臣也跟着练了起来。
光绪二十六年，山东清平县拳众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清政府不再围剿。
毓贤离开山东，回到京师，心里愤愤不平，经常有事无事到京师王公大臣家里去串门，这些京师显贵主要有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仓等。
毓贤毕竟是做过封疆大吏的，他不想在京赋闲，还要东山再起。
元月二十四日，慈禧将光绪囚禁瀛台后，慈禧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溥儁是慈禧弟弟女儿所生，以旧历计为己亥年，故称“己亥建储”。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诏，说朕不能生育孩子，立溥儁为皇储，以后的外事活动由大阿哥代替，让朕在瀛台有更多的时间静养。
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活动，对慈禧大肆攻击，说她杀害维新志士；皇上正值壮年，又无过错，于理于法都不合。上海数千名流签名请愿，反对废立。
列强都接受康有为的主张，各国公使发出照会，反对慈禧这一做法，勒令太后归政光绪，不与端王载漪接触，也不承认溥儁的皇储身份，凡是大阿哥出席的外事活动，列强概不参加，中外之间因己亥建储的事闹得不可开交。
慈禧认为这是康、梁两人在背后捣鬼，因而更加痛恨康、梁与洋人，就不再提废立之事。
载漪在王府内设神坛，准备借义和团、大刀会的力量与列强武装对抗。在慈禧的默许下，许多王公大臣都效仿端王，转而支持义和团。各地义和团纷纷拥入北京，人数达五六十万，端王腰杆子一下硬了。毓贤在关键的时候帮了端王一把，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列强见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在京津一带的清苑、涞水、保定焚烧教堂，杀害教民，照会清政府要出兵镇压。
端王对外放言道：“只要各国承认大阿哥的地位，朝廷自然取缔义和团，否则一切免谈。”
义和团在载漪等人的公开纵容下，到处散发传单，设拳坛，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北京西单护国寺的传单上说——
一愁长安不安宁
二愁山东一扫平
三愁湖广人马乱
四愁燕人死大半
五愁义和拳太软
六愁洋人闹直隶
七愁江南喊连天
八愁四川起狼烟
九愁有衣无人穿
十愁有饭无人餐
过戌与亥是阳间
洋人看到传单十分紧张，各国公使电请自己政府派兵来保护本国侨民，北京的局势空前紧张。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限令清政府定期剿灭义和团，慈禧太后不但不允，还正式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可以到京津一带发展势力。义和团战士聚在京津要地，准备与洋人开仗。
在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的提议下，各国驻天津领事、海军将领召开了会议，决定由英国海军西摩尔中将、美国海军麦卡加拉上校为正副统帅，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当天，义和团和清军联合攻打天津紫竹林租界。隔一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与八国开战。
庆亲王奕劻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恩见面，两国公使要求清军保护各国使馆与侨民，同时电请本国军队从大沽进入北京，请清军予以放行。
奕劻不同意洋人进京，他说大清国有能力保护洋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安全。英、俄公使并不相信奕劻，加紧调军队入京。
此举让朝廷极为恐慌，端王主张征召义和团抵抗，得到朝廷批准。
次日，张德成率五千多人从静海进入天津。当时天津只有聂士成率领的武卫军十个营，约五千人，清政府鉴于天津战事危急，急调驻山海关的马玉昆、宋庆两支人马前往天津。聂士成在清军三支队伍中，战斗力最强，同八国联军在紫竹林激战十几次，斩获较多。
美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三千名英军从大沽登陆，让西摩尔意想不到的是，大军沿途遭到义和团的抵抗。西摩尔率军走到落垡，遭到义和团伏击，逃到廊坊，又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打击。清军是董福祥的回民马队，英勇善战，八国联军死伤无数。
自六月十日起到二十七日止，这个倒霉的海军中将花了十七天时间，还没有走完原来三天就可以走完的路程，在中庄被义和团打得狼狈逃回天津。
各国认为是大沽炮台起了作用，向直隶总督裕禄、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交出大沽炮台。
罗荣光，字耀庭，湖南吉首人，他对三千守军说：“宁可战死，也不愿交炮台。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
裕禄将八国联军的通牒交给慈禧和光绪，问：“列国与我国为敌，要不要准备开战？”慈禧没有明确回答。
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不久，大沽炮台失守，罗荣光壮烈殉国。德国陆军大臣瓦德西为联军指挥官，进驻天津紫竹林租界。
六月十七日，义和团围攻紫竹林租界，这次攻打租界的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也有不少人加入了义和团。由于学堂离租界较近，联军的动向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这天早晨，学生们在八国联军出操之前轰击租界，联军遭到重创，但是他们很快反应过来，反扑学堂，又放火烧了学堂的弹药库，致使学生全部壮烈牺牲。
在天津进攻八国联军的武装，除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以外，还有张德成、曹福田领导的两支义和团。
张德成是海河上的一名船夫，为人仗义，武艺高强，在天津静海独流镇组建义和团。他与曹福田准备攻打紫竹林租界，两人做了明确分工。张德成从马家口向紫竹林租界发动攻击，曹福田负责攻打老龙头火车站。
老龙头火车站是紫竹林租界与外界联系的战略要地，租界的粮仓、弹药都要经过老龙头火车站转运，守卫火车站的是俄军。曹福田到达火车站后马上发起进攻。为配合曹福田打下火车站，另外两支义和团在三岔河口、黑炮台两地架起大炮猛轰。一时间，老龙头火车站枪炮齐鸣，硝烟四起。俄军招架不住，仓皇而逃，不久联军增派八千人反攻老龙头，双方交火，曹福田不支，且退且战。
紫竹林边界马家口处，前方是地雷，后面是洋枪洋炮，义和团发起十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死伤无数。
张德成看得眼睛冒火，脱下衣服，抄起大刀准备亲自往前冲。
这时一个声音喊住他：“师兄且慢，我有锦囊妙计破敌。”
张德成回头一看，见是红灯照的黄莲圣母。红灯照也是义和团的一支，参加战斗的都是女子。
黄莲圣母本名林黑儿，全家都被洋人杀害，她怀着满腔怨恨投奔了义和团。她用火牛破敌，让红灯照挑选了六十四头公牛，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又在牛尾巴上捆上油絮，面对租界，牛角上绑上明晃晃的尖刀，牛背上背上一捆用油脂浸过的芦苇，还遍洒硫黄等引火之物，牛尾巴上绑一串鞭炮。
一切准备妥当，义和团战士点起鞭炮。鞭炮一响，公牛们吓坏了，拼命往前冲撞，很快破了八国联军的地雷群。有不少公牛被炸死，没有炸死的公牛变成了火牛，牛背上的硫黄引着了芦苇，将它们烧得乱跑乱叫，横冲直撞。这些公牛见人就用牛角挑，洋鬼子躲闪不及，被踩死的、被尖刀挑死的不计其数，活着的人拼命往外逃。义和团上前拼命砍杀，洋鬼子无处藏身，一个个去阎王爷那里报到。
曹福田率义和团从老龙头火车站向新浮桥方向发起进攻，聂士成迂回到小营门，向紫竹林租界背后开始炮击；红灯照全体出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天津保卫战进入**。
六月十三日，聂士成战死，宋庆接手天津防务。
六月十九日下午五点，总理衙门给十一国大使馆以及黄海海关关税司送去了十二份同文照会，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时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德国公使克林德认为时间太紧，又不明白总理衙门的真实意图，决定前往问个究竟。
次日，他带着秘书走到东单时，被清军一枪毙命。从此以后，各国使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躲在使馆里面惶惶不可终日。
义和团包围了十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只要是“二鬼子”，也就是教民出来，当即毙命。其实大清朝也不想与列国为敌，派兵夹在义和团和公使馆之间，实际上是保护使馆，否则，清政府一声令下，早就攻入使馆了。总理衙门给十一国大使馆发出照会完全是出于外交的需要，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死亡属于意外。
但是德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威廉二世命瓦德西率领七千士兵到中国后，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各国先后派军队到天津会合，其中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三千人，美军两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地利军五十八人，意大利军五十三人，总兵力有两万五千八百一十一人。京畿地区历来有重兵把守，此时清军有十六万人，各地义和团有六十万人。清军不怕，义和团不怕，但是慈禧害怕。
对于义和团运动，李鸿章非常仇视，他认为朝廷利用义和团反对外国干涉，后果不堪设想，主张严厉镇压。朝廷调李鸿章回北京，命令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共同办理和局，李鸿章给八国联军司令部送去冰块、西瓜解暑，向瓦德西求和。八国联军深恨义和团，要求清政府将其剿灭。朝廷答应了，密令宋庆、马玉昆大肆屠杀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天津义和团在宋庆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七月十三日，八国联军分两路攻打天津，部分日军扮作义和团，欺骗守军打开了城门，在汉奸郑殿芳的指引下，用炸药炸开了南城墙，大队联军士兵占领南城。当时南门并未炸塌，爆破点选在南门东侧，日军为何选择这个地方做了爆破点呢？
原来三十九年前，东南城墙就被拆开了一个孔道，那是咸丰十一年四月上旬的事情，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后，英军进驻南城，为了进出方便，他们不顾官方阻拦，拆毁了东南城墙。这件事郑殿芳知道，他将此事告诉了日军，日军炸开了那处土坯堆砌很不牢靠的城墙，导致天津失陷。正是：
舍身成仁何所惧，血溅四壁正衣冠。
神拳京津勤王事，抔土至今湿未干。
不知八国联军下一步将会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