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同治八年夏，曾国藩在保定对练军体制进行了三项改革：
一是采用湘军管理方法，兵权、人事权等高度统一，下级军官无条件服从上级军官管理，朝廷不能够遥控练军；二是练军不能带有绿营习气，士卒要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三是彻底割断练军与绿营的一切联系，练军不再世袭，不再有兵籍底饷。
朝廷支持曾国藩组建练军，但是过了没多久，朝廷又改变主意，害怕练军被训练成一支新湘军，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于是取消了对练军改革的支持。不管怎么样，练军毕竟首开新式军队先河，各省纷纷效仿，兵权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央集权变成了地方割据。
三个月以后，赵烈文到达保定，曾、赵两人彻夜长谈。
曾国藩绾了一下袖口，端坐在太师椅上，悲切地说：“河北永定河一带，天晴则旱灾，下雨则水灾，诸事棘手，我已经是一筹莫展了。”
赵烈文安慰他说：“爵相不要太忧虑，万事开头难，事情要一件一件来办，不可以操之过急。”
曾国藩皱着眉头说：“能不急么，在直隶总督任上总得有所作为吧？军事方面，我已经调彭楚汉率领一批长江水师将领来河北训练水师；教育方面，已经调张裕钊到莲池书院担任山长，教化一方；民生方面，因为永定河工程太大，又缺银子，恐怕一时修不好。最让我失望的是，朝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力挽狂澜，中兴大清。”
“此话怎讲？”赵烈文估计曾国藩此次进京必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曾国藩朝赵烈文瞥了一眼，缓缓地说：“两位太后才具平常，召我觐见的时候，家长里短的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赵烈文评价慈禧说：“西太后能让无数须眉折腰，会识人、用人。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在她的手上摇摇欲坠而不倒，苟延残喘几十年没有问题。”
曾国藩听后，眉头舒展。
赵烈文见他高兴，又说道：“世界潮流，浩浩****，大清这艘破船，以慈禧个人的能力，只能让它保持平衡，无法掌控它的行驶方向，更谈不上远见，因此大清的结局由此可知。”
曾国藩叹了一口气，离开座位，边走边说：“直隶吏治已坏，官员依靠征徭役过日子，老百姓经常打官司，还藐视公堂，但是这些都不足为患。令人失望的是，朝廷没有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解生民于水火。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军机处，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等几个人手上的权力最大。恭亲王没有主见，又太年轻，举棋不定，不能够独立办事，在朝中立足艰难，中枢地位并不稳固，难以威慑朝中文武百官。不少朝廷大臣认为，恭亲王有大智慧，我却不这么看，我看他只有一些小计谋、巧智慧；文祥为人正派，但是目光短浅，能力有限，也不知道招几个幕僚帮助自己，没有人能够为他出谋划策；宝鋆机灵，稳重不足，所办的事情没有几件让人满意，因此非议较多；有气节操行的只有倭仁一个人而已，倭仁跟我一起师从唐镜海先生，我对他比较了解，但此人见识不广，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倭大学士长期担任京官，没有地方行政经验，独木难支。沈桂芬、李鸿藻、文庆、崇伦、奕山、景寿等人皆碌碌无为，军政大权掌握在此等平庸之辈手上，朝廷大事的确让人担忧，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赵烈文有点纳闷，问道：“中堂大人判断恭亲王没有大智慧，何以见得？”
曾国藩眉棱耸了一下，说道：“滕子京在岳阳做太守，修建岳阳楼的时候不动官府一分钱，也不给老百姓搞摊派。但钱从何来？司马光说他动用的是民间借款。滕子京倡议凡是民间久欠不还的债务，可以捐给官府，官府按照出资多少上功德碑，千古留名。债权方债务方都认为是一件好事，自己还了良心债不说，还可以给子孙带来福根，纷纷捐款。滕子京这一招还真管用，民间源源不断地捐款。只有他才有权开支，开支多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记账，滕子京自己赚了钱，老百姓还不说他贪，大家都记得他倡议修岳阳楼的事情。这就是投机取巧，天道忌巧啊！”
赵烈文赞道：“还是大帅博闻强记，这则故事我却不知道。”
曾国藩并没有停住脚步，捋了捋胡须，继续说道：“不光你不知道，有很多人都不清楚，我是偶尔翻阅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知道的。恭亲王的地位高权力大，做事一如滕子京。记得我在京考取翰林以后，劳崇光外放地方州县，走的时候向我的恩帅穆相讨教，新官上任如何烧好三把火。穆相给他讲了一则发生在乾隆朝的故事。左副都御史赵大鲸的学生永贵外放浙江巡抚，赵大鲸问：‘新官上任第一批火应该怎么烧？’永贵回答：‘严惩贪官污吏。’赵大鲸摇摇头，永贵求解，赵说：‘大清官官相护，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张牢不可破的大网，谁去触动都是引火烧身，吃力不讨好，这惩治贪官污吏就免了吧。不过去惩罚小偷效果还是不错的，小偷们一没有后台，二没有靠山，老百姓说好，官府说好，你的上司也说你好，你的政绩不就有了？’永贵大悟，说：‘若不是恩师指点，我一入宦海就得被海水淹死。’永贵拜谢而去，到了浙江，专门打击小偷小摸的行为，社会秩序很快好转，老百姓交口称赞。”
赵烈文听后，将自己的结论说出来：“通过爵相的仔细观察，爵相了解的现实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国家庶无可用之材。当今世界，竞争十分激烈，堂堂大清国，不是小小蛮夷对手，其教训便是明证。湘军虽然打败了长毛，朝廷仿佛迎来了中兴新气象，我看未必如此。”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才散。
这些年来，曾国藩经常头晕目眩，视力减弱，尤其是右眼视线模糊，经常看不清东西。丁日昌给他送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头，里面装有药水，美其名曰“空青”。曾国藩试了一段时间，有一点效果。据大夫讲，得这种病是因为操劳过度，由肝病引起的，只有滋肝补肾，静心休养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慢慢恢复。可曾国藩从来闲不住，他与胡林翼是一个类型的人物。
同治九年二月，曾国藩的右眼基本看不见东西了，办公比较吃力，此时胃病又起，搞得他气血两虚，只好向朝廷请病假，在家静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天津发生了一起教案，民间称之为“火烧望海楼”。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洋人枪炮的保护下，纷纷粉墨登场，各教派先后选了三千多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建教堂，搜集情报，干涉诉讼，挑拨民间矛盾等。但自马神甫事件以后，各地反洋教的浪潮此起彼伏，绵绵不断。
外国传教士在国内发展教民，教民与地方官员、士绅、老百姓等发生利益冲突，传教士总是支持和保护教民，各国领事、公使又支持传教士，故而不少教民自恃背后有洋人支持，气焰嚣张。法国人利用宗教特权，在中国开办教会、医院、仁慈堂、育婴堂等，势力由沿海向内地渗透。所到之处，挟制州县，包揽官司，欺男霸女，为所欲为。
地方官员也惹不起洋人，稍有不慎，轻则罢官，重则流放。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外国人的欺压凌辱，老百姓非常不满，不断起来反抗。贵州贵阳、四川酉阳、江西南昌、湖南湘潭相继发生教案，当地官绅士民一起驱赶传教士，但是规模和影响都不大。
同治九年春，天津滴雨未下，遭遇大旱。到了五月份，还没有降雨迹象，山东、河北不少饥民涌进天津。
海河北岸，洋人在这里建了不少房子，尤其是法国传教士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十分特别。教堂前面有三座塔楼，全部用的是砖木，窗户呈圆顶形状，嵌着有色玻璃，非常好看。站在楼顶上可以看见海河，天津百姓都将这座教堂称作“望海楼”。与望海楼一墙之隔的仁慈堂，每天都有小孩死亡，半个月死了三十多个。市民怀疑教堂的传教士故意杀死中国婴儿，有人看见教堂里面的工作人员将小孩尸体放在一起，装进洋货箱，晚上抬到荒郊野岭，草草安葬。
天津静海、宝砥两县经常发生小孩迷拐事件，民间又有不少儿童无缘无故失踪，搞得大家人心惶惶，一时谣言四起。民间传说这些事情都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为，洋人让教民将这些小孩带走后，在教堂里挖眼剖心，其眼睛、心脏被教堂里面的洋人拿去做了药引。一时间，天津舆论大哗。
五月六日，正是立夏节气，河东义地又有一副棺材被野狗扒出，小孩尸体四肢零碎，惨不忍睹。当地老百姓知道以后，群情激愤，到坟地察看。让人奇怪的是，不少婴儿尸体胸腹皆烂，前后有洞，肠肚外泄，死亡原因非常蹊跷。
天津套现胡同是一个难民胡同，马远扬在这里饲养了不少芦花鸡。地痞张抢、郭拐两人早就惦记着这群鸡了，一直在寻找机会去钓鸡。
这天，张、郭分别蹲在一处僻静墙角，张抢抽着旱烟，郭拐则假装晒太阳。一只母鸡走过来，郭拐将准备好的黄豆带着丝线儿抛过去，将笔帽留在手中，鸡上来吞食黄豆，等到黄豆下肚，郭拐一拽线，使劲把铜笔帽往下一推，笔帽顺线飞速而下，直奔鸡嘴，正好把鸡套住。
这一幕刚好被躺在草堆上面晒太阳的小孩马二蛋发现，他急得叫了起来。张抢见四周无人，挟起二蛋就跑。马远扬听见儿子叫唤，知道出事，招来一群人，将张、郭两人当场抓获，押送天津县衙。
天津知县刘杰亲自审问，张抢、郭拐怕受皮肉之苦，将如何钓鸡如何迷拐儿童送到仁慈堂，以及收取赏金等事情和盘托出。文书让他们签字画押，两人一一照办。
老百姓知道以后，纷纷上书要求惩治凶手。武兰珍专门做迷拐儿童的勾当，此时还不知道缩手，他走街串巷，吆喝叫卖，引诱小孩们前来吃糖。
武兰珍迷拐小孩，被群众当场捉住，送往天津县衙。
刘知县公开审讯，武兰珍供称自己受到教民王三指使，迷拐一人，得到五两银子。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不少市民在水火会头目徐汉龙带领下，聚会天津府衙门口，要求知府张光藻去望海楼教堂抓王三归案。张光藻担心事情闹大，去找天津道台周家勋出面周旋。
王三知道武兰珍被抓，非常害怕，躲进天津法国领事馆，不敢出来。
次日，周家勋拿着武兰珍的供词以及受害家属的状子，到领事馆找到领事丰大业，要求引渡王三。
丰大业声称法国领事馆根本没有王三这个人，态度及其粗暴，还蛮横不讲理。
周家勋派人把材料送给总理事务衙门驻天津办事署，请兵部左侍郎、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面跟法国人交涉。
崇厚在天津办理洋务十几年，可谓经验丰富，他约法国天津领事丰大业到衙门对质，丰大业自然不会跟天津老百姓到衙门对质。双方约定，将对质地点放在望海楼教堂。
经过崇厚同意，天津道、府、县官员一起将武兰珍押到望海楼教堂，准备与传教士夏福音对证。天津民众知道以后，相约赶到望海楼教堂，要求与洋人对质。
九月二十二日，秋分，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带人到教堂察看情况，引来许多民众到教堂四周围观。教堂里面出来不少人，对围观的群众进行驱逐。双方冲突起来，绿营兵却站在一边无动于衷，引起群众不满。
传教士早已将王三藏了起来，夏福音将望海楼教堂里面的人员喊了出来，让武兰珍一一指认，武兰珍自然指认不出。教民胡启祎对着武兰珍破口大骂，引发群众骚乱。愤怒的群众将教堂包围起来，胡启祎还不满足，又将围观的群众一起带上臭骂一顿。
遭此恶骂，水火会的人早就恼火了，说要收拾胡启祎。胡启祎吓得逃进教堂，躲在里面依旧恶骂不止。众人忍不住将臭鸡蛋、烂菜叶一齐砸向教堂。
老百姓在教堂闹事，惊动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两次派秘书西蒙去找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交涉，崇厚派两名随从一起去调查此事，丰大业要他们马上派兵抓人，遭到崇厚拒绝。丰大业非常生气，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武装分子胆敢围攻法兰西帝国教堂，大清国政府官员不管不问，这就是渎职。你们这群猪都应该严惩，我现在就去问一问崇大人。”
丰大业让崇厚的两名随从前面带路，两人磨磨叽叽，丰大业非常生气，抄起手枪，带着秘书西蒙，将两名随从的辫子倒提着，来到三口通商衙门。崇厚笑脸相迎，丰大业命令崇厚派洋枪队前去镇压闹事群众。崇厚没有同意，反而要求丰大业先放了两名随从再说。
丰大业非常恼火，他哇哇大叫道：“中国的洋枪队都是法国人帮助建立的，现在法国人有困难，中国官员凭什么不帮忙？”说完一脚踢翻桌椅，然后掏出手枪，向着崇厚连开两枪。崇厚被旁人推开，子弹擦肩而过，没有击中，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吓得钻进桌子底下不敢出来。
衙门里面传出枪声，市民以讹传讹，说中法已经开战。水火会鸣锣集众，齐聚三口通商衙门口。
丰大业又令人将通商署打砸一通，毁坏了不少器物，然后扬长而去。
狮子林浮桥上，怒气冲冲的丰大业与天津知县刘杰不期而遇。刘知县正押解犯人去教堂对质，丰大业拦住刘杰，命令他派兵到望海楼镇压闹事群众，刘知县当场予以拒绝。
丰大业拔出手枪，对着刘杰连开两枪。亲兵高升反应很快，用身体挡住子弹，倒在血泊之中。围观群众见洋人要杀天津父母官，将丰大业、西蒙两人包围起来，不准他们离开。双方对峙，情况十分危急。
浮桥旁边站着一个看热闹的二品武官，穿着狻猊补子，足蹬粉底朝靴，此时跳起来大声喊道：“两个洋鬼子还敢嚣张，大家还等什么，将他们打死去毬。”
水火会认得是浙江处州总兵陈国瑞，一齐高喊：“大伙儿上啊，有总兵官陈大人支持我们，怕什么？”
众人一哄而上，西蒙向为首群众开枪射击。老百姓忍无可忍，一齐上前群殴，将丰大业、西蒙打倒在地，丰大业、西蒙很快被踩踏致死。
水火会成员又鸣锣召集四方民众，成千上万的天津老百姓走上街头，徐汉龙高呼道：“父老兄弟们，洋人占领我们的土地，杀死我们的孩子，还朝着我们的父母官开枪。如今首犯被打死，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攻打洋人巢穴，捣毁他们的教堂，将他们赶出天津。”
愤怒的群众一齐答应，各抄家伙，一窝蜂似的朝望海楼教堂奔去。
夏福音出来制止，却被愤怒的人们踢倒在地，乱棍打死。不少人冲进教堂，将东西乱砸一通，见人就杀，修女、教民无一幸免。民众又在教堂里面将罪犯王三搜出，救出不少迷拐幼童。众人还不解恨，又放了一把火，开始焚烧望海楼教堂。
水火会推波助澜，带头冲进距望海楼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打砸家具，扯碎旗帜，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也没有幸免。一时间，天津风声鹤唳，洋人吓得躲在家中闭门不出，望海楼教堂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才熄灭。
整个事件，有三十四名教堂人员被杀死，其中有两名神甫，十名修女，也误伤了一些俄、英、意、比等国的商人。
且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接到天津领事馆被袭，领事丰大业被打死的消息，极其震怒，联合英、美、俄、德、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公使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惩处天津教案涉事人员，又调三艘军舰陈兵大沽口，鸣炮示威，扬言要攻打天津，对清廷进行武力威胁。
外衅又起，清政府急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与崇厚一起办理此案。
曾国藩从来没有办过外交，此案双方各有曲直，曾国藩接上谕处理天津教案，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曾国藩有预感，洋人的事情不好办，教案最不好处理。这些洋人动则恃强凌弱，无事找事，望海楼事件死了这么多人，与贵州教案、江西教案虽有类似之处，但弄不好会引起战争。
朝廷有命，曾国藩只得勉为其难。因此，他在去天津之前就写好了遗嘱，然后率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几名心腹前往天津。
彭楚汉要率兵前往，曾国藩制止他说：“我是去办案，处理外交事件，又不是去与洋人打仗，带兵干什么？”彭楚汉顿时语塞，唯唯而退。
同治九年六月十日，曾国藩奉命到达天津以后，马上对王三进行审问。仁慈堂的一百五十名小孩都是孤儿、弃婴，没有被拐情况，挖眼剖心一事也查无实据。
朝廷旨意要严办涉事官员，曾国藩将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交部议处，调丁启睿署理天津道员，晋州知州马绳武署天津知府，萧世牛为天津知县，将武兰珍、王三开释，又传命取缔水火会，捉拿凶手。
过了十余日，法国公使罗淑亚从北京赶到天津，会见曾国藩，要求惩办天津道、府、县官员，捉拿凶手，赔偿银子若干。曾国藩表示要奏请朝廷同意以后才能够答复，罗淑亚这才放心离去。
隔一日，崇厚拿着英、法等七国公使的照会交给曾国藩，照会要求惩办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否则开战。
曾国藩是堂堂的毅勇侯，岂能害怕外国人，他将崇厚送来的照会扔到一边，说道：“法国公使罗淑亚、英国公使威妥玛无理至极，大清官员犯法，自有太后、皇上处理，英、法两国要求将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抵命，这一条绝对不能答应。你回去告诉英、法两国公使，本大臣两天以后正式将公文送达。”
“老中堂息怒，英、法两国都是强盗，当年就是这两个强盗放火烧了大清国的圆明园，太后至今还惦记着那个园子。只有法、英两国还好办，令人愤慨的是，俄国、美国、比利时等几个国家又跟英、法串通一气，不达目的，他们誓不罢休，洋人几条军舰已经开到大沽口就是明证。”崇厚一脸无奈，给曾国藩提供了可靠消息。
闻言，曾国藩想挺也挺不起来了，挥手让崇厚退出。
对于清廷的决议，罗淑亚很不满意，决定再次到天津会晤曾国藩。
两天以后，曾国藩的公文还未送到罗淑亚手上，罗淑亚自己来了。他一改上次的谦恭，态度极为倨傲，明确提出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处州总兵陈国瑞抵命，否则，法国人决不罢休。罗淑亚又拿出一张法国海军司令官签署的最后通牒，声称十五天内如不无条件答应要求，就撤出在华法国商人，派军舰进入天津海河。
曾国藩当场拒绝，罗淑亚与曾国藩不欢而散。崇厚非常害怕，小心问道：“中堂大人，洋人要求将官员抵罪，你如果不同意，天津数十万生灵马上就会毁灭。”
“怕什么，大清国跟洋人又不是没打过仗，战败以后，本人大不了跟林则徐一样充军伊犁。百姓殴打丰大业时，陈国瑞站在桥上，为百姓助威，长了中国人志气，就算有罪，也罪不至死。”
此时，法国拿破仑三世已与普鲁士开战了，拿破仑三世命令罗淑亚尽快结束远东谈判，调海军前去普鲁士参战。罗淑亚仍然装腔作势，对曾国藩进行军事讹诈。曾国藩知道普法已经开战，依理进行反驳，又以养病为名，放张光藻、刘杰回原籍避一避风头，同时向朝廷上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一同查办此案。
弱国无外交，英、法等国凭着船坚炮利，在中国境内到处耀武扬威，朝廷已被洋人打怕了，害怕再次发生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事情，诏命曾国藩、崇厚两人态度不要过于强硬，以免引发战争。
朝廷作出妥协决定，派工部尚书毛昶煕、江苏巡抚丁日昌赴天津，协同曾国藩处理此案。
丁日昌到达天津后特来面见，对曾国藩说：“大帅，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如果要真心图强，必须选派一批幼童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军事政法、机械制船等各项技术，十年后，再让他们回国报效朝廷。”
曾国藩眼中掠过一丝赞许，说道：“此言正合我意，在安庆的时候，容闳已经跟我讲过此事，你与少荃一起拟道折子上奏朝廷，马上着手处理此事。”
丁日昌回到住处加紧拟定章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起用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翰林院学士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正、副委员，派人到沿海各省选拔一批聪明伶俐的小孩，派到欧美各国学习工程技术，每年三十名，四年为一个周期，分年乘船出国，十五年以后学成回国，费用由海关按年调拨。丁日昌奏折已成，给曾国藩过目，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会奏总理衙门。
奕訢向西太后上奏时说选才到欧美列国学习洋人技术，也是亘古未有之事，此举在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目的还是固我大清。西太后同意奕訢观点，诏命曾国藩接旨执行。
曾国藩将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设于上海，陈兰彬、容闳到任后正式任职。这年夏天，留学生事务所招到一批幼童去美国，这些学生北方人极少，南方人较多，尤其是以广东人为主，多半来自容闳的故乡中山。
曾国藩强调这批学生是朝廷选派的官费留学生，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籍，学成后必须回国，由总理衙门分配工作。
据统计，这批学生学成回国的有九十六人，在铁路、电报等行业任职的有四十四人；担任外交官、翻译官的有十六人；从事海军、海关、教师、医生等工作的有二十余人。其中较著名的有詹天佑、黄促良、吴仰曾、祁荣光、罗国瑞等人。
后来陈兰彬担任驻美公使，留学生遂由容闳负责。
再说毛昶煕到达天津以后，与丁日昌一起先解决俄、美、英提出的要求，又与曾国藩、丁日昌联合商议，最后结论是释放陈国瑞，惩办天津官员，让天津民众抵命。
朝廷不同意，崇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将张光藻、刘杰二人交部议处。朝廷一日三催，让曾国藩早日结案，不准包庇犯官。
曾国藩顶不住朝廷压力，将张、刘二人请回录下口供，解押刑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搜捕打死丰大业的凶手，逮捕无辜群众八十多人，一一审讯。
曾国藩代表朝廷对天津教案做出了令人痛心的判决：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判处无辜民众十五人死刑，二十一人充军流放，赔偿法国人的财产损失银子二十一万两，抚恤银二十五万两，赔偿俄国人抚恤银三万两。
法国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法国死的人多，中国死的人少，要求一对一偿命，坚持要杀二十人才算了结。
曾国藩只好重新增判五人死刑，四人流放，法国人依然不松口，最后又判处二十名无辜百姓死刑，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宁古塔，二十五人遭流放，赔偿各国白银五十万两，派崇厚去法国赔礼道歉。
消息一出，朝野舆论哗然，大家将矛头一起指向曾国藩，说他是卖国贼。
天津城内，张光藻、刘杰家门口前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他每走一步，都是经过朝廷同意了的。
当时《京报》也登了消息，对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百姓和官员的处理结果进行一一报道，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观点并不一致，《京报》将两派观点全部刊出。
洋务派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他们认为天津老百姓愚昧无知，轻启战争，理亏在老百姓。自古以来，杀人者偿命，必须抓到凶手为洋人抵命才能消除战争。天津地方官失察，酿成此祸，若不严惩，难平洋人之愤。
顽固派以醇亲王奕譞为代表。他对奕訢等人的做法早就不满了，经常在慈禧面前进谗言。他们认为洋人是在故意寻衅滋事，天津市民激于义愤才酿成此案，百姓保护地方官员，打击洋人，是爱国的，与普通刁民闹事不一样，应该表扬。打击洋人可以得民心，地方官不能治罪，要维护人心。天津教案发生以后，他建议捣毁各国驻京使馆，如果要打仗，大清国也不怕。
这天上午，张光藻、刘杰就要上路去黑龙江，曾国藩带领天津府县及一批幕僚前去为他们送行。官厅里面都是人，桌子上摆的菜都凉了，也没有人去动它一下。
曾国藩给他们敬酒，刘杰到底年轻，接过去喝了，说：“中堂大人，日后再有起用之日，还请您照顾。”
“那是当然，刘大人是国家栋梁，三年期满，只要我还在直隶，你尽管来投。只是洋人太强大太狡猾，我们打不过人家，国家未来的出路还是在办洋务。”曾国藩斩钉截铁地说道。
“好，三年以后我一定来投大人。”刘杰喝了壮行酒，胆子大了许多。
“中堂大人对属下的关照，我心里有数。”张光藻拱手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埋怨大人，如果让其他人来处理，罪名可能会更重一些。”
曾国藩沉吟了一下说道：“对处理二位的结果，我心中有愧。你们去黑龙江尽管放心，两年以后我再向朝廷上折，保你们回来。”
“谢中堂大人。”张光藻端起桌上的酒，喝了半杯，朝曾国藩拱拱手说，“罪官去了。”说完，拜谢而去。
曾国藩挥泪送别，无限伤感，叹息而回。
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一直遵循朝廷旨意，只是没有夸大法国人的过错，放大天主教堂的罪行而已。舆论对曾国藩横加指责，其实是对朝廷表示不满。纵览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每一个环节曾国藩都是请示了朝廷的，属于遵旨行事，慈禧、恭亲王奕訢要负主要责任。
此时，奕訢当起了缩头乌龟，慈禧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责任全部推到曾国藩头上，公开责备他说：“曾大人文武全才，却不能办好天津教案。”言语之间，对曾国藩非常失望。
醇亲王奕譞听到后，引领舆论对曾国藩群起而攻之。天津教案对曾国藩攻击最起劲的是清流派，清流派不敢公开指责慈禧、奕訢，将矛头全部指向曾国藩。其中最得力的一帮人是御史朱镇、朱学笃、卢镇、穆缉香阿、阿凌阿等人，他们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结果欠妥，督师剿捻无功，罪不容诛。
曾国藩不敢强辩，只能忍气吞声，自请处分。
朝廷假借清流派打击湘军统帅，郭嵩焘十分不满，他对曾国藩说：“自宋朝以来，乱天下的都是那些无聊的御史，他们闻风而奏，不管对错，只要朝廷采纳，内阁转抄，他们就可以名动四方，以敢谏闻名。咸丰初年，洪杨造反，东南糜烂，天下岌岌可危，百官不敢讲话，御史无一人出言；咸丰五年，僧格林沁引运河水淹长毛，老百姓死伤无数，李开芳只率几百人逃脱，无人敢议论；湘军克复金陵，天下无战事，这些言官闲着无事可干，到处嚼舌头；今天涤帅封侯拜相，功高震主，朝廷有意疏远涤帅，一群宵小之辈如今在旁边叽叽喳喳，也不知天高地厚。”
曾国藩得知，心里非常痛快，说：“筠仙一番话，正搔到我的痒处，宋、明之所以亡国，有御史们的一份功劳。”
李鸿章问及此事，曾国藩说：“清流横生事端，让人措手不及。我不如季高强梁，一根舌头可敌十万大军，遇到此事，还是不争为好。”
曾国藩此言一出，赵烈文忍不住点头称赞，又拿刘蓉说事：“同治四年，御史蔡寿祺弹劾奕訢纳贿，说刘蓉、薛焕两人坐地分赃，朝廷让刘蓉陈述此事，刘蓉上了一篇奏折说蔡寿祺是在诬告。左宗棠看了这篇折子，认为是天下第一的好文章。可刘蓉越是辩解，漏洞越多。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穷追猛打，继续弹劾，刘蓉最终落得个革职处分。”
曾国藩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道：“刘蓉这篇力辩其诬的折子，写得非常好，但是刘蓉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堆牛粪放着不臭，但挑起来臭。”
醇亲王又让清流派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曾国藩一夜之间成了卖国贼，招致举国上下骂声一片，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专门讽刺曾国藩——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朝野一片骂声，曾国藩闻之，愧恨交加，抬不起头来，认为自己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曾国藩落得如此下场，究其原因，还是西太后有意打击，众臣落井下石的结果。醇亲王奕譞引领清流趁机报复，目的是要将曾国藩赶出京师。
醇亲王为什么要排挤曾国藩呢？话要从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时说起——
曾国藩与恭亲王奕訢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众所周知，醇亲王数次向曾国藩伸出橄榄枝，以求示好，均遭拒绝。
同治八年春，曾国藩收到好友朱学勤转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醇亲王写过来的，信中他对曾国藩赞扬一通，并无其他实质内容。
曾国藩没有给奕譞回信，只是给朱学勤回了一封信说：“醇亲王高看一眼，厚爱一层，本人感到惭愧。只是我与醇亲王素无交往，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件小事改变。”
一年以后，曾国藩的另外一位好友黄悼来访，他特意转来醇亲王的诗文数十篇，以求曾国藩写诗应和。曾国藩没有直接给醇亲王回信，而是给黄悼写信解释说：“醇亲王诗文工整，意境深远，我久不作诗，便不随意唱和，请代为转达感谢王爷的深情厚谊。”
醇亲王两次有意拉拢曾国藩，哪知曾国藩不识相，醇亲王感觉没有面子。醇亲王主动拉拢湘军将帅，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朝中地位，这一点，曾国藩心里更清楚。
朝廷没有将曾国藩抛弃，而是故伎重演，将曾国藩的职务重新安排，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复查天津教案，曾国藩回南京继续担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到天津以后，与各国周旋，重新审案，只将原判死刑犯由二十人改判为十六人，有四名被杀的俄国人不需要中国人抵命，只要赔钱，让清流们欢欣鼓舞。
经此打击，曾国藩左目微视，右目全盲，一蹶不振。他心情非常郁闷，离开天津，乘船沿运河重回两江。
曾国藩回到两江以后，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朝廷在其心中的分量也越来越轻，中兴之梦已经不再。
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迅速崛起，在朝廷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后来，醇亲王想用左宗棠代替李鸿章，竟然没能撼动李鸿章。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慈禧倚之为长城，朝廷大小事情，都会咨询李鸿章以后再去执行。正是：
火光一道起空中，全靠红孩用巧工。
今日曾侯除厉鬼，英雄血气贯长虹。
不知曾国藩回到两江又将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