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花姑娘在森林里找到的那个面口袋，让我们过上了名副其实的好日子。我回到土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出两个馒头几个土豆，一起埋进没了明火的炉坑里。这是我从小到大常干的事儿，将麦子、土豆、红薯、豆子等等埋在没了明火却还暗暗燃烧的草灰中间，耐心地等待着焦香味儿四处洋溢的时候，把埋在草灰下面的麦子、豆子、土豆、红薯等等扒出来，麦子、豆子要搓，搓去外面的麸皮和豆皮才能吃。土豆、红薯不用搓，也不用扒皮，直接吃，外焦里绵，麦子、豆子、土豆、红薯等等这些农作物天然的香味和柴草燃烧的香味搅拌在一起，那是任何食物都不能相比的美味。
花姑娘对这种吃法不感兴趣，我就按照它的习惯，把馒头扔到水里泡软，也许它太长时间没有吃过这种过去常吃的农家饭，疯了一样吧嗒吧嗒的一连吃了四个馒头，吃得直打饱嗝。我当然也不甘落后，烤的馒头和土豆我一扫而光。土豆和馒头经过冷冻之后，烤出来还有一股甘甜，好像里面放了白砂糖，真正的应了那人们形容美食的时候常用的那两个字：香甜。
接下来的几天里，为了妥善保管我们的粮食储备，我从对面山上砍了一些藤条，发挥我在农村学会的编制藤筐的手艺，给我们的土窑编了一扇门，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就把门堵在土窑洞口，里面再用柴火和棍棒顶起来。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给我们的土窑加装门，有了这一面口袋馒头和土豆以后，我就有了给我们的土窑装扇门的念头，我由此想到，革命导师没有说错，人类的占有欲、防盗意识是和私有制同时产生的。
那段时间，我和花姑娘懒洋洋地混日子，既不用出去找食物，也不用出去背柴火，吃饱了喝足了，就做两件事：晒太阳、睡觉。说实话，除了这两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穷生虱子富生**，没事干的时候就越想干事情，干那种我还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进入青春期以后，我的体内就隐藏了一个魔鬼，一个为当时所有舆论和道德观念鄙视、批判、镇压的魔鬼。那个魔鬼经常将我的血液烧得沸腾，以至于用来撒尿的器官活像黄二婶的孩子吹涨的套子，膨胀、坚硬，那种难受劲儿让人恨不得掐死它、割掉它。逃跑和谋生的巨大压力，让魔鬼暂时消停了一段时间，可是，刚刚清闲两天，它就又开始捉弄我、戏耍我、折磨我了。连我都没有想到，勾引魔鬼复苏肆虐的正是那炉中小小的火苗。
晚上，我和花姑娘最大的乐趣就是观看那个小小炉灶里面跳跃的火苗。火苗摇曳多姿，摇摆不定，忽明忽暗，颜色在红黄蓝紫以及它们**生下来的红黄、黄蓝、蓝紫、紫红之间不停地变幻。这让我想起了绘图本《浮士德》里画的那些小精灵。每到这个时候，花姑娘就非常文静地趴在我的身旁，把我的腿当成了枕头，把它的狗脑袋舒舒服服的放在我的大腿上，跟我一起着迷的看着炉灶里的小精灵们翩翩起舞。我估计，它应该跟我一样，也在想心事儿，只是我们俩没有办法用语言沟通，它想什么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它大概也弄不明白。老天爷确实是一个最高明的独裁者，他老人家直接剥夺了不同种族的人、不容种类的动物相互沟通的权利，避免了这些芸芸众生给他找更多的麻烦。
那本《浮士德》绘图本是**中造反派砸省城大学图书馆的时候，我浑水摸鱼顺回来的。里面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线条优美的**图画，人人都说那是艺术，那美妙的艺术却成了我排遣青春期能量的豁口，激发欲望的雄激素。由火苗联想到了《浮士德》里面的小精灵，由小精灵又联想到了化身为人的天鹅，那用线条勾勒出来的**肥臀活生生地显现在脑子里，激起了逃难以来蛰伏多日的魔鬼，魔鬼烧开了我的血液，沸腾的血液顿时全部集中到了胯间，无法排泄的洪水鼓胀着堤岸，四处奔突寻找出口，我俯身而卧，恶狠狠的挤压着难忍的膨胀，唯有这样才能稍稍好过一些……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睡梦中魔鬼把我引入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梦境，花姑娘跑出了窑门，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丰满白皙的芦花嫂。这是一个风流**的芦花嫂，而不是队里那个温柔、羞涩的芦花嫂。梦境让我们摆脱了世俗的一切羁绊，我和芦花嫂做着各种荒唐的事情，那些荒唐的事情都是我在工厂、在农村，从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坚定同盟军们口中听来的。最后，梦中的种种行为导致了我体内的血液，水一样的从胯间那个骨头棒子奔泻而出。虽然在梦里，我也没有惊慌，我早就已经知道，那里漏出来的肯定不是血，而是魔鬼烧沸了的浆液，因为，真流血了，不会那么舒畅、惬意。我醒了，胯间湿漉漉、冰凉凉地难受，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把那叫跑马。在工厂，一个师傅曾经郑重其事的向车间主任提议，女人那几天可以享受例假，男人有了情况也应该享受马假，结果被车间主任甩了一个脖溜子。
花姑娘把它的脑袋耷拉在我的大腿上睡得很香，我却一时难以再次入睡，沸腾的血液冷却之后，我又有了思考的能力，我愁肠百结地琢磨了一阵我的出路和前景，摆在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得过且过，除了苟且偷安，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出路，这让我很沮丧，也很疲惫，这是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疲惫，因为这个问题我想了无数遍，答案是：无解。因此，我也开始处于昏昏欲睡的阶段。就在这个时候，花姑娘突然一轱辘翻身起来，扑到土窑门口朝外面汪汪汪地大叫起来。难道是狼又来了？我又想起了那条孤狼，不知道它被我和花姑娘赶跑以后，去了哪里，这些日子再没有出现过。偶尔我也会想起它，既担心它趁我们不备偷袭伤害我们，又有点惦记它，不知道在这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它孤单单的怎么熬。我的脑子里牢牢记住了它离开我们的时候，它在雪白的原野形单影只、孑然独往的样子，还有它身后留下的那一趟长长的、孤独的足迹。
我们现在有了门，土窑里又有了火，因而，我也用不着再怕狼了，我劝花姑娘别嚷嚷了：“吵死人了，别叫唤了，再叫唤你到外面睡去。”
往常，如果我用这种口气制止它嚷嚷，花姑娘会听，它会埋下头来，支支吾吾地晃晃尾巴，然后爬伏在我的身边，不再吠叫。今天它却没有听我的，仍然朝外面狂吠不止。我有点生气，正想下炕把它揪回来，安抚它睡觉，却听到了让我大惊失色、久违了的人话：“唉，窑里有人吗？”
另一个声音说：“肯定有人啊，没听见狗叫，还有这烟气吗？”
又一个声音测度道：“会不会人不在啊？”
第一个声音接着大声问话：“咳，老乡，你在吗？俺们不是坏人，你呢？”
外面人说话的口音不是本地的，本地人说话咬字好像舌头没长舌尖，把窑说成“饶”，把人说成“仍”，本地口音偏重后堂音，安、昂、很、哼这些前舌根音和后舌根音有区别的发音，他们一概用后舌根音。外面首先开腔跟我打招呼的人，口音是东北的，把人说成银，把我说成俺。另两个人一个是陕西口音，一个是河南口音。我实在想不通，在这深更半夜的荒山野岭上，居然会有五湖四海的人前来相聚。不管是不是五湖四海，这几个人应该不会是跟踪前来抓我的武装民兵，武装民兵都是本地人，说话好象舌头在嗓子眼里翻跟头，一听就能听出来，而这些人绝对不是本地人。
初步判断这些人不是本地武装民兵之后，我稍稍安心，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显然，我硬憋着不答应他们，他们也肯定要闯进来看个究竟，毕竟在这寒冷的冬夜，能够在祁连山脉的深山老林里过活的人不多。最后那个人的问话让我有点好笑，他说他们不是坏人，问我是不是坏人，我想知道，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坏人，他们会怎么样，我就回答道：“你们不是坏人，我是坏人，半夜三更的你们要干啥？”
外面的人把我的话当成了笑话，嘻嘻嘿嘿的笑了起来：“老乡，俺们真的不是坏人，我们是过路的，想在你这土窑里挤一晚上，明天一大早就走。”
他们的反应应该属于人们面对这种答案时候的正常反应，因为，这个世界上，坏人都不会对别人说自己是坏人，反而，只有好人才经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坏人。
我问了一声：“你们不是坏人是什么人？”
第一个喊话的人回答：“俺们是窑上的，运粮的时候遗失了一布口袋粮食，出来寻那个布口袋，天晚了，迷路了，远远看到你这土窑的烟气，才过来借宿的，太冷了，老乡行行好，让俺们住一晚上，在这野地里睡上一晚上，明天早上起来就成了尸首了。”
我过去搬开了顶着门的柴火和杠子，搬开了门，外面黑黢黢的站着三个人，三个人缩头耷脑，手都袖在袖筒里，看样子冻得不轻。我把他们让了进来：“进来吧，你们的布口袋也在我这呢。”
他们的解释让我信服，而且，我本身也不拥有这座土窑的产权，我其实也是鹊巢鸠占，别人不在的时候未经同意擅自占据的。再说了，我也没有任何怕人偷、怕人抢的东西，反而是我在树林里捡了他们装食物的布口袋，没有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擅自据为己有，我算是欠他们一个人情。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不同意他们进来，如果他们冻急眼了，强行破门而入，凭我和花姑娘也阻拦不了，反而凭空出来了几个敌手。还不如大大方方让他们进来，这种天气，在土窑这种狭小的空间里，每个人都是一台散热器，人多了也暖和。
他们被我的坦率惊住了，片刻以后才吁吁哈哈的一副冻死鬼样儿鱼贯而入，一边朝里面钻，一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狗看好了，别把他们给咬了。花姑娘虎视眈眈，喉咙里哼哼着低沉的恐吓，作出随时挑中其中一个咬一口的狠样子。这三个人在狭小的土窑里，尽量避开花姑娘，尽量想靠近炕头的那个小炉灶，炉灶里跳跃着让他们喜不自胜的火苗儿。他们的表现让我相信，他们都是一些老实人，真的不是恃强凌弱的坏人。
领头进来的是个中年人，后面跟着一老一少，这三个人组合得非常符合当时对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要求：老中青三结合。三人中年纪大的可能有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之所以这么说，以我在农村的经验，靠卖苦力吃饭的人，看上去往往会比实际年龄老十到二十岁，比方说那个让我一巴掌推死了的倒霉鬼驴拐拐，看上去有六十岁了，其实才五十岁出头。年纪小的那个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瘦伶伶地，显然发育还没有到位。他们丢失的面口袋我就扔在地当腰，他们一进来就看到了，中年人过去拍了拍面口袋：“我说我记得放在树林里头了，当时我还作了个记号，回来怎么就不见了，原来叫你给……捡回来了。”
我明白，他的原意是想说让我给偷回来了，可能怕那个偷字刺激我，话到嘴边把偷字改成了捡字。他知道照顾别人面子的宽容和谨慎让我对他有了好感，我告诉他们这个面口袋是我在树林里捡到的：“你们怎么把它扔到树林里不要了，你们是干啥营生的？”
仍然是东北话跟我对话：“俺们是马家窑煤矿挖煤的，从山外头背粮食回来，遇上大雪迷迷瞪瞪地不知道该咋走，他又把脚拧了，没办法，只好把他背的面袋子放到林子里，人先回去等雪停了再说。回去以后活忙得很，也就一直没有顾上过来。这两天窑上歇工了，我们这才想起来，虽然一面口袋吃食不算啥，就那么扔了又觉得可惜，反正也没啥事情，就当玩呢，过来寻这一面袋子粮食，找了整整两天都没找着，原来叫你给捡回来了。”
马家窑煤矿我知道，在生产队的时候就经常听人们说起马家窑煤矿。祁连山的马家窑盛产煤，当地的生产队跑马圈地，派一两个管工的当窑头，掏个洞就开始挖煤，挖出来的煤少部分供应本村的农民烧火，大部分卖给山外的城里人和工厂企业。煤窑雇用的挖煤工人都是盲流，本地人没有人愿意干那种极其艰苦、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也看不起挖煤工人，把挖煤工人叫地老鼠、煤耗子、窑娃子。这些跑进祁连山挖煤的人都是从外地跑过来谋生的，五湖四海各地都有，真实身份谁也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对他们的来路感兴趣，如果感兴趣进行调查，挖煤工人肯定会跑掉一大半，这些煤窑就没人干活了。就着炉灶昏暗的火光我细细打量他们，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一个字：黑。三个人身上穿的棉袄鼓鼓囊囊活像塞满了麦草的麻袋，黑色的棉袄棉裤说不上是原色还是煤灰。脸也是黢黑一团，眉目都分不清楚，我只能从他们的口音和年龄上区分他们。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所谓的“地老鼠”、“煤耗子”、“窑娃子”，今天总算目睹了。可能过惯了耗子的生活，他们三个对我一个，却也是畏畏缩缩，拘谨老实，看到罐子里的开水，只咽唾液，却没有一个人主动提出来喝一口。
我说：“对不起啊，我断粮了，刚好拾了你们的粮食，凑合着吃了这么些日子，剩下不到一半了。”
河南人，就是那个年纪大的说：“没啥，没啥，吃就吃了，粮食么，就是给人吃的，现在不缺粮，不是六零年，没关系。”
东北话也说：“吃就吃了，人吃了比扔了强。”
他们这一说，我反倒不好意思了，连忙主动推荐：“你们渴了吧？炉子上的水是刚烧开的，喝点暖和暖和。”
听到我邀请他们喝开水，他们各自掏出了自己的搪瓷缸子，没想到他们三个人还都挺讲究，出门在外还都各自带着大搪瓷缸子。说东北话的凑到炉子跟前，端起烧开水的罐子，给自己和另外两个人都倒了半缸子，罐子空了，他连忙到门口给罐子填满雪水，这才把罐子放回炉子上。三个人吸吸溜溜地喝开水，我又问他们饿不饿，他们这才告诉我，出来的时候想着一下子就能找到放在林子里的粮食，所以也没带多少吃的，结果找了两天，也没找到，带的吃食吃完了，饿得够呛。
我就说：“你们的面口袋就在那里，饿了自己吃，自己拿。”
这个面口袋本身就是他们的，包括里面的馒头和土豆，他们却没有自作主张拿里面的东西吃，一直到我主动邀请了之后，他们才一窝蜂的扑过去，掏出冻得硬邦邦地馒头啃了起来。花姑娘见他们吃了面口袋里的东西，呼地一声扑将过去，不准他们动“我们”的东西。他们好像格外怕狗，花姑娘一发威，他们三个齐刷刷地把手里的馒头放回了面口袋，齐刷刷地朝后躲，齐刷刷地说：“老乡，快把狗叫住。”
我喝回了花姑娘，花姑娘很不友好，一个劲冲他们汪汪，好像在警告他们，不准他们动面口袋里的东西。这符合花姑娘的性格，或者说符合所有狗的天性，村里人经常说，狗咬穿烂的，人爱有钱的。特别是花姑娘，它是狗里面尤其势利眼的一只，可能它已经本能地感觉到这三个人不是什么高档角色，所以放肆的对他们发威，欺负他们老实、贫穷。花姑娘吓唬他们，他们居然就真不敢再拿面口袋里面的馒头了。
我好奇地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人了还怕狗？”
河南人说：“出门三辈低，宁可绕道走，不打主人狗么。”
我这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怕花姑娘，而是本着打狗看主人的礼性，不愿意因为花姑娘得罪我这个主人。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真没遇见过如此憨厚、老实、懦弱的人，而且一次就遇上了三个。跟人打交道的经历在我的意识里仿佛已经成了梦境，再次见到同类让我兴奋，况且，这一面口袋吃食本身就是人家的，狗不讲理，我不能跟狗一样不讲理，我就对花姑娘说：“人家吃的是人家自己的东西，你再乱咬，我打你啊。”
花姑娘不知道是听懂了我的话，还是看懂了我说话时的神态，不再对这他们三个撒泼，扭过头去作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我说：“没事，你们赶紧吃，我再给你们烤一些洋芋。”
本地人把土豆叫洋芋，我故意把土豆说成洋芋，让他们以为我是本地人，我发现，他们对本地人有一种本能的戒惧。他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又从面口袋里掏出馒头啃了起来，我过去从面口袋里掏了几个土豆，塞进了炉膛。馒头太硬，他们啃得很费劲，陕西人把馒头浸泡在茶缸子里，另两个人也跟着学样儿，把馒头浸泡到茶缸子里头，泡软一点然后再吃。我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外出都带着茶缸子，茶缸子既是他们饮水的器具，也是他们进餐的餐具。
我问他们：“在煤窑上干活苦不苦？”
河南人说：“啥叫苦不苦？我从小生下来就受苦，现在也觉不出苦了。”
陕西娃从缸子里捞出来一块泡软了的馒头，喂花姑娘，花姑娘真的很没出息，刚刚还对着人家瞎汪汪，看到陕西娃递过来的馒头，马上顺眉顺眼凑过去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还给人家摇了摇尾巴。陕西娃不知道是真喜欢她，还是跟她套交情，趁机在花姑娘的脑门子上摸了又摸，花姑娘没有拒绝他的爱抚。
我问东北话：“挣钱多不多？”
东北话说：“那就看情况了，计件，拖一筐煤五毛钱，好在是现钱。”
我问：“一天能拖几筐煤？”
河南人说：“难说得很，掌子面有远有近，近了，身体好了，一天就能拖上五六趟，远了，身体跟不上，也就是个三四趟。”
即便每天都能拖上五六趟，一个月三十天天天不歇着，他们一个月也不过才能挣三五十块钱，还比不上我在工厂上班每个月的夜班费。
“不过也好着呢，窑上管住不管吃，吃能吃几个钱？挣得好每个月能落下二十多块。”东北话补充了这么一句。
另两个人也连连点头：“就是，管住就比啥都强，吃么，随便嚼巴两口就成了，用不了几个钱。”
这是陕西娃进来以后说的唯一一句整装话，而且还是跟河南人搭伙说的，说完以后，还偷觑了东北话一眼，明摆着他在这三个人里属于附加角色，说句话还要看看别人的眼色，而那个东北人则是主角。
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住不用花钱，吃也花不了几个钱，如果每个月能剩下十几二十块，实际上他们的收入跟我在工厂里也差不多。
土窑里弥漫起了烤土豆的香气，这一次他们没有等我邀请，主动从炉坑里把烤得半熟的土豆掏出来，将滚烫的土豆在两只手上来回倒腾着，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嘴上跟他们聊着煤窑的情况，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子里转悠：如果我也跑到煤窑去挖煤，我也许就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在这荒山野岭里，特别是冬季的荒山野岭，生存实在是非常具体而又艰难的人生课题。我估摸着，上帝不会老给我们笑脸，我和花姑娘都不会老有那么好的运气，能在荒山野岭里一会碰到麂子打架，一会捡到馒头和土豆。不管能不能挣上钱，当了煤耗子就管吃管住，对我而言，这是最有**力的条件。这段时间的野外生活，让我认识到，钱只有能变成食物的时候才有用处，比如现在，钱对于我来说，还不如一张废纸来得实在。
更重要的是，我是人，我需要人群，到煤窑挖煤，煤窑不就正好是可以掩护我，隐藏我，让我躲避武装民兵和警察追捕的地方嘛？这些挖煤工人不就是可以庇护我、掩藏我，又能让我有一个社会环境的人群吗？
我向他们打听：“到煤窑上挖煤挣钱，要不要介绍信？”
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可是，到哪身上都得带上能够证明你身份、单位的介绍信，哪怕是外出要饭的农民，也要揣上一张生产队的讨饭证明才行。
东北话摇头：“要啥介绍信呢，谁又能有介绍信呢？是个人，能出力气，就行。老乡，我能问一下，你一个人这个时候住到这里干啥呢？”
这个问题我早就准备好了：“我是下乡知青，跟队长闹翻了，跑到这里没处去。”
东北话恍然：“我说呢，你看着也不像本地人么。”
河南人叹息：“唉，可怜啊，说我们挖煤可怜，你们这些知青更可怜，城里长大的娃娃，突然叫人家赶到乡下来受苦，咋活呢。”
说东北话的人对我发出了邀请：“既然这样，俺看你干脆跟俺们走，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上，咋活呢？现在才刚刚入冬，祁连山的冬天长得很，一个人这么熬，到时候连咋作人都忘了。煤窑上虽然苦，可是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人说话，总比一个人在这土窑里孤零零的守着强。”
陕西话此时又插嘴：“是啊，是啊，跟我们走，每个月还能洗衣裳呢。”说完，又看了普通话一眼。我当时没在意为什么“每个月还能洗衣裳”也值得说出来作为鼓励我加入他们队伍的理由，到了煤窑以后，第一次遇上“洗衣裳”我才明白，所谓的“洗衣裳”居然是那么一种畸形、变态的发泄欲望的狂欢、挣扎。
我还有点犹豫：“煤窑会不会塌了把人砸死？”在生产队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煤窑会出事故，什么透水、瓦斯、冒顶等等，不管哪一种碰上了，都是九死一生。
我这话一出，他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了。显然，我这话正是他们最忌讳、最不愿意听到的。
河南人连连朝地上吐唾沫：“呸呸呸，天神神，地爷爷，这话不算，这话不算。”
东北话比较冷静，他对我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死的娃娃球朝天，运道不好，吃馒头都能噎死，运道好，当一辈子窑娃子，身上连个皮都碰不着。”东北话让我发现，“窑娃子”这个称呼，是他们自己认可的称呼，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被自己叫做“窑娃子”，而“煤耗子”、“地老鼠”等蔑称我没敢当他们面说出来，他们自己也没有提及，不知道是他们不认可，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名称。
河南人说：“人这一辈子，不管咋样到头来都是一个字：死。怕什呢？活一天是一天，想那么多干啥呢？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活得还旺着呢，人旺比天强，神鬼不敢撞，怕啥呢。”
陕西话依然溜话缝：“就是，就是。”
我暗想，我这一辈子已经可以看到尽头了，我还能走多远，取决于公安和武装民兵需要多长时间找到我、抓住我。当命运已经失去了神秘色彩，成了事先得到答案的考卷，人生就会变成乏味的苟且，像刷锅水一样毫无价值。半是他们的蛊惑，半是我自己的心意，我决定了，跟着他们一起去挖煤。
“你们挖煤住在什么地方？”我继续向他们打听。
河南话回答我：“跟你这一样，都是土窑，有的比这大，有的跟这差不多。”
“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咋跑到这里来挖煤了？”我问。
他们互相看看，没有吭声，还是东北话回答这个问题：“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一言难尽，还不都是为了活命。”
既然一言难尽，我也就不好再追问了，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我看得出来，这些人不管过去做过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本性都是老实、憨厚的好人，话说回来了，不是老实憨厚的好人，谁又会去当地老鼠、煤耗子呢？
那天晚上，我和花姑娘在炕上睡，他们三人搬了一些柴火垫在屁股底下，几个人互相做床垫，背靠背坐在柴火堆上睡。他们睡得很热闹，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许久没有听到人的鼾声了，这种过去常常令我烦扰的声音，如今变成了美妙的催眠曲，我不知道自己睡着的时候会不会打鼾，在他们的鼾声中，这一夜我睡得格外深沉、安稳。
我们一直睡到“太阳晒屁股”的时候才醒来。花姑娘早就起来了，围着他们三个人饶有兴趣地细细打量，饶有兴趣地嗅着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头到脚细细的嗅上一遍，我知道花姑娘的秉性，经过这么一嗅，它就认识了他们，今后不会再咬他们了。白天，我才算真切地看到了他们的长相。东北话长了一张大方脸，腮帮子上还有两块疙瘩肉，如果不是那两根倒挂眉作败笔，他倒像极了当时正火的演李玉和的那个戏子。河南人的脸是典型的倒三角，下颌上的那撮山羊胡子，恰到好处的给这个倒三角装了一个锐角，而他的两颗眼睛却又拼命朝中间集中，似乎两只眼睛想互相看看对方长得什么样儿，谁见着他我估计都得说他爹妈太浪费，在那张脸上留下的空白过大。陕西娃跟河南人的长相刚刚相反，两只眼睛好像仇人，恨不得离得越远越好，眼睛就像砌在墙角的窗户，太阳穴就是拐角。陕西人最可爱的是那颗蒜头鼻子，宽大的鼻翼恰到好处地弥补了两只眼睛闹分离留下的空白。多少年以后，陕西出土了兵马俑，很多兵马俑的长相，跟这位陕西窑娃子一模一样。
他们跟我一样，用外面的雪很认真地擦洗脸面，他们的脸洗和没洗没什么区别，日光下，我确信他们的黑脸，并不是光线暗造成的。他们的皮肤活像撒满了煤灰的水泥路面，粗糙、晦暗、黝黑。往马家窑走的路上，我问他们的脸怎么会这么黑，整天下煤窑，不见阳光，应该捂成小白脸才对。他们告诉我，在煤窑底下干活，隆冬腊月也像酷暑天一样闷热难当，人的汗水活像雨水，汗毛孔都是张开的，煤灰钻进汗毛孔，根本洗不干净，除非把脸上的皮肤扒掉一层才可能恢复原状：“娘个屁，过去在老家整天在大太阳底下抽牛屁股，人也没黑成这个样子，现在倒好，演铡美案，不用化妆就是黑包公。”河南人这样说。
洗过脸之后，我就抓了七八个馒头、七八个土豆一股脑地埋在了炉灶里的柴灰下面，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就走还是住几天才走呢？”
河南人说：“住啥哩，窑上已经开工了，今天就得赶回去。”
我说：“那好，我们吃饱肚子就上路。”
东北话反问我：“你真的要跟俺们去挖煤？”
我说：“不挖煤又咋办？为了活命么。”
东北话就“嗯”了一声，陕西娃说：“那就跟上我们走，把这狗狗也带上。”
只有河南人深深叹息了一声，还朝东北话跟陕西娃瞥了一眼，我想问他叹什么气，可是看到他那一脸的怜悯和同情，我就明白，没有必要问了，好果子不会留给我们这种人吃。虽然我对未来的挖煤生活没有感性认识，我却明白，跟着他们到煤窑上挖煤，眼下是我唯一能采取的自救行动。漫漫寒冬，荒山野岭，如果我不跟着他们走，我，还有花姑娘，要想熬到明年开春，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即便我们熬到了开春，接下去我们又怎么继续活呢？这让人心里没底。所以，我把遇见他们当作一次机会，把跟他们下煤窑当作求生的新路子，我义无反顾地跟他们朝西南方向那个未知的黑色世界走去。
马家窑煤窑，在西南方向，据他们说，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七八十里，要翻过两座大山。想到他们为了那一面口袋馒头土豆，冒着严寒奔波七八十里，翻过两座大山来寻找，我有点惭愧，早知道这样……我认真想了想，早知道这样……我还是会照样把那一个装着馒头和土豆的面口袋捡回来供我和花姑娘自己享用，这是没有第二选项的填空题，面临生存危机，道德、诚信、良知之类美好动听的词语就是奢侈豪华的装饰。面对饥饿，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等之类的道德教化远远比不上一个土豆更有份量。他们轮流背着剩下来的小半口袋馒头和土豆上路，我带着花姑娘告别了在我们最为艰难的时刻，收留我们的土窑，跟着他们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