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头守在洞口，看到我，也不说话，直接递给我一顶柳条帽，一盏煤油灯，然后把一个拴着红绳的木牌牌塞给我：“挂到脖子上，进了洞子帽子就不准摘，摘了帽子出任何事情窑上都不管。”这就是他对我进行的安全教育。
我按照窑头的吩咐把那个柳条帽带到了脑袋上，把牌子挂到了脖子上，这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牌子，上面刻着横竖道道，好像围棋的棋盘。
小老汉叮嘱我，这些画出来的格子是记数的，每背上来一筐煤，窑头就在一个格子里面盖一个印迹，月底就凭印迹的数量核算发工钱。这个牌牌是万万不能离身的，丢了，或者让别人偷跑了，不管你背上来多少煤，都算白干。窑口堆着柳条筐，筐底部蒙着铁皮，每个筐的两畔都绑着拇指粗细的麻绳。我学着别人的样子，从窑口摞成一堆的筐子里拿了一只挎在肩头，跟着队伍朝洞穴里面走去。
“这是谁的狗？干啥呢？”
窑娃子的队列突然噪动起来，花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我们来到了洞口，我连忙喊它：“花姑娘，花姑娘，回家去，回家去……”
它的注意力被地上一个蹿动的活物吸引，顾不上搭理我，在窑娃子们惊诧的议论声中毫不犹豫地追在那个活物后面钻进了煤窑。
大偏对我说：“你看看，狗的胆子都比你大，我们跟你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对能钻窑，你怕球啥呢？”
花姑娘的举动让我对这个黑洞的惧意大消，我逼迫自己作出一个笑摸样：“谁怕了？来不就是钻窑的吗？”
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彻底恢复了平静，以一种大义凛然慷慨赴义般的可笑姿态随着窑娃子们钻进了窑洞。
其实窑洞里并没有外面感觉的那么黑暗，每隔十来步巷道里就有一个壁龛，壁龛上摆着点燃的油灯，眼睛习惯了里面的黑暗之后，四周的情况倒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巷道，用碗口粗细的原木支撑着黑沉沉的岩石，脚下并排铺了几根铁轨，铁轨被磨得甑明瓦亮，在黑暗中闪烁着丝丝银光。坡度很陡，大家朝下面走的时候都采取半蹲半坐的姿势半走半出溜。洞里面越朝下走越热、越闷，再加上那种姿势行进非常吃力，走不多久就大汗淋漓了。到一处拐角的地方，狭窄的通道蓦然开阔，铁轨也就铺到这里。这里辟出了十来平方米的空间，窑娃子们纷纷停下来脱去身上的棉袄，有的干脆连裤子也脱了，我发现，窑娃子们大多都没有穿裤衩的习惯，脱光了，就跟在澡堂子里准备洗浴一样。我学着他们的样儿，也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个一干二净，看看四周赤身**的人们，再看看我那条裆部已经磨烂了的裤衩，我实在下不了脱裤衩的决心，看到窑娃子里也有一些人仍然穿着裤衩勉强维护着男人那可怜的私密、尊严，我就留着裤衩没有脱。小老汉和老梆子也属于脱光一族，两人胯间蜷缩成一团的男人本钱活像一个躲在毛茸茸鸟巢中间的麻雀儿，老梆子毫不羞涩地动员我：“脱了，脱光利索，都是男人，想请个婆娘来看都请不上，怕啥呢？”
大偏跟我一样，保留了一条裤衩，下窑之后，他马上变得严肃，说话的口气更像一个领导了：“废话啥呢，赶紧走，早到早开工。”
从这里开始，脚下就没了铁轨，完全是光秃秃的岩石坡道了。我心里还惦记着花姑娘，一路跟着他们前行，一路叫唤花姑娘，不知道谁误解了我的意思，嘟嘟囔囔地讥骂着：“狗日的憋疯了，鬼喊啥呢，花姑娘花姑娘，花你娘的臭狗屎呢。”
我新来乍到不摸这帮人的底细，也不敢回骂，怕招惹出打架斗殴的麻烦，自从一巴掌推死了驴拐拐以后，我便对打架之类的事情有了本能的忌讳，就好像绊过一次腿的骡马遇到同样的地点本能的就会跳开，闯过一回祸的人再遇到类似情况总会本能的退缩。心里惦记着花姑娘，我却不敢再放声吆喝，默默跟在大偏后面。倒是老梆子回骂了一句：“人家叫人家的狗呢，谁是狗应声呢？”
对方回骂道：“驴槽里出来个马嘴，谁跟你说话了。”
老梆子回骂：“谁再应声谁就是花姑娘，狗日下的。”
大偏制止：“一个个盐吃得多了咸（闲）得慌是不是？赶紧走路。”
对方不知道是真的怕成为狗日下的，还是大偏的制止起了作用，不再吭声，我们慢慢地鱼贯着开始爬行。窑下面并不都是宽敞到可以半弯着身躯行走的巷道，也有非常狭窄的通道，人在这种通道里只能像花姑娘那样四脚着地的匍匐前行，后面人的脑袋顶着前面人的屁股爬。
前面有人又骂了起来：“操你妈妈丧天良的，明明知道老子在你后头你还放屁？臭死了，呸呸呸，臭死了，老子拿木楔子把你的臭屁眼子堵死算了。”紧接着骂声还传过来手掌击打在肉体上的噼啪声，活像有人在扇耳光。显然，那个挨屁的光骂不解气，动手扇了放屁那家伙的屁股。我之所以敢断定是动手扇屁股，是因为，在我们这种环境体态下，想动手打人的任何部位都够不着，而动手扇前面人的屁股那可是最方便不过的，击打的声音也证实，我的判断应该没错，因为扇**的臀部和扇人耳光声音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人，可能就是那个放了屁的人开始道歉：“兄弟，对不起了，屁是人生之气，人吃五谷谁不放屁，一时没夹住，没夹住。”
队伍里有人嘿嘿哈哈地笑了起来，想一想骂人扇屁股的那位也确实够倒霉，脑袋顶着前面的人爬，估计八成前面那家伙还光着屁股，结果前面那人冲着你的脑袋呲一个隔夜的大屁，这种倒霉事谁遇上也得破口大骂动手打人。想到这些，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有意无意的和前面大偏撅着的屁股拉开了距离，以免他也干出那种丧天良的事情来。很快，一连串的人都再也笑不出来了，坑道狭窄，又不通风，那家伙的臭屁盘旋在那里久久不散，谁经过那个地方都要被一股肠胃沤烂了的恶臭熏得闭住呼吸，谁过了那道关口都忍不住要骂一声“他妈的肠子烂了怎么这么臭”。
爬了一阵我们终于来到了采场，这是一个可以直起腰站立的场所，四周乱七八糟的撑了一些圆木防止冒顶塌漏，地上湿漉漉的有一滩一摊的污水。大家纷纷把手里的煤油灯找个地方安置下来，几十盏煤油灯倒也把这地下上百米深的洞窟照得通明。我们这一伙人大概有二十多个人，老梆子告诉我这就是一组，大偏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头儿。一到这里，大家就都纷纷抢上前去用镐头开始刨煤，然后把刨下来的煤装进随身带下来的柳条筐里。大偏看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就指挥我：“去找个镐头来，简单得很，跟他们一样，自己刨下来的煤自己背，背到窑上头交给窑头就成了。”又对老梆子吩咐：“老梆子，知青刚来，啥也不知道，你带上他，照应一下。”
老梆子拽过一个筐，用铁锹装满，然后就套上麻绳，对我说：“跟上我走就行了。”
我学着他们的样儿，也不管是谁刨下来的煤，用铁锹装满一筐，然后挎着筐畔上的麻绳，跟在老梆子的后面朝外面拖。原来，所谓的背煤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背，而是拖。一路都是极陡的上坡，到了那段只能趴着前进的窄道跟前，老梆子停下来，招呼我：“这样子。”
我看到他把煤筐上的绳子套在后脖颈上，两边的绳子从肩膀头通过腋窝顺到后面：“这样才行，千万不要把绳子勒到脖子前头，过去有个人就是把绳子套在脖子前头上不来气勒死了。”
我学着样儿套好绳子，然后就跟在他后面四脚着地，活像牲口拉套一样拖着那一筐煤开始爬行。不管巷道宽窄高低，拖煤的时候都得趴着走，我没有经验，刚开始像婴儿那样爬行，结果膝盖、胳膊肘都磨得火辣辣地痛，我估计肯定皮肤都磨破了。前后看看，他们都是手脚着地，胳膊腿取直立姿势，那种姿势更累一些，但是却可以不磨膝盖和肘子。
拖煤的过程绝对是对体力、耐力、心理承受力的综合磨难，空气稀薄，闷热难当，汗水犹如泛滥的洪水满身横流，洇到眼睛里把眼睛蛰得火辣辣又酸又痛。胸腔好像被无形的力量给挤扁压空了，鼻子嘴一起大张着拼命**，气息却总不够用。一路上还不能停下脚来歇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挨一个鱼贯而行，一个人停下来，所有跟在后面的人都得停下来，那样就会影响别人的产量，所以只要有人停下来，不管什么原因，马上就会有人大骂。疲劳使我的脑子停止了运作，对外界的感知就是满巷道粗重的喘息，还有人们拖动煤筐和地面摩擦出来的哗啦啦的响声，到后来，我似乎忘却了自己正在做什么，所有的行为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都变成了机械的、僵硬的、重复往返的动作而已。
爬动，爬动，不停地爬动，绳子勒得后脖颈子、肩胛骨、腋窝火辣辣地，前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队列停顿下来，我抓紧机会就地趴下争取时间歇息片刻，停下来了才感到心脏在剧烈挣扎着恨不得跳出胸腔，耳朵里轰隆隆地似乎正在驶过一列火车。前面嚷嚷起来，听吵闹的话语，好像前面路窄，上去的和下来的人顶牛了，谁也过不去。嚷嚷了一阵，协调好了，队伍又开始行进，过了一会儿，从上面下来的人蹭着左边的坑道挤了过来，那几个人是已经把煤拖到了地方，返回煤场背第二筐煤的。
我挣扎着询问迎面下来的人：“还有多远？”
下来的人中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回答我：“远着呢，明年就到了。”
另外一个不缺德的告诉我：“快了快了，马上就到了。”
前面看见了天光，我们总算来到了洞口，到了洞口，尽管外面是阴天，浓云密布，一线阳光也没有，我的眼睛依然被刺得酸疼，本能地就要把眼睛闭上才好受一点。我还没顾得上站起来，窑头已经抓过我脖子上的牌子，用手里的铁戳子在上面按了一下，挥手驱赶我：赶紧，快些把路让开。
我站了起来，看到前面的老梆子把矿里的煤倒进了窑口坡下面的煤堆，我也学着样儿把筐里的煤倒进了煤堆。老梆子回身对我笑笑，我愣了，只这一趟，老梆子就变成了一块人形的大煤块，如果不是他冲我笑，露出了那一嘴参差不齐的黄牙，我都不敢相信那就是老梆子。转念想想，我肯定也跟他一个样儿，只不过我看不见我自己而已。刚刚把煤倒进煤堆，寒风就像刀子毫不留情的刺进了我的骨髓，我这才想到，我和老梆子一样，都是赤身**暴露到这寒冬腊月的冷空中。
“还下不下？”老梆子问了我一句。
我想都没想就说：“下！”因为不下根本不可能，我的衣裳还扔在煤窑里，就这样赤身**暴露在寒冬里，片刻我就会结冰变成冰雕。
老梆子拍拍我的肩膀：“嗯，知青能吃这苦的你是头一个，下就赶紧走，下头暖和。”
我连忙跟在老梆子身后钻进了此刻如此让我向往、热烘烘的洞窟里。我们回到掌子面的时候，花姑娘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我的面前。在煤窑里，花姑娘拥有绝对的行动优势，我叫喊它的时候它可以装傻不回答，它找我的时候，鼻子抽几下就知道了我的位置。看见它我不由得笑了，它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黑狗，如果按照长相起名字，它的名字也应该改成黑姑娘了。花姑娘嘴里叼着一只软塌塌还在滴血的名副其实的地老鼠。可能刚才它就是追蹑这只地老鼠钻进煤窑的，现在抓住了，按照习惯来向我邀功。经过这么长时间野外狩猎生活，花姑娘身上蛰伏的野性开始复苏，对捕猎野物生食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尽管它时间长了不吃锅里煮的熟食也会非常馋，可是，遇到像老鼠这样的活物，它也是非扑过去抓到不可。过去人们常说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好像抓老鼠是猫的专利，花姑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狗也照样是耗子的天敌，老鼠照样是狗的美食。
小老汉惊叫了起来：“知青，花姑娘这狗日的咋啥都敢吃呢？”
其他窑娃子也都惶惶不安起来：“就是的，这狗不能进洞子，赶出去，不出去就打死。”
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围拢过来，愤怒、气恼、惊慌的情绪弥漫在四周。
“把这狗日的东西赶出去，赶出去，不出去就打死。”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花姑娘捕捉一只耗子如此惊慌，花姑娘也不明白，从人缝隙中钻出去，躲到黑暗角落里开始享受美食，咀嚼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听着那么刺耳、牙碜。
我茫然不解，不明白花姑娘做错了什么，半是辩解半是反驳地说：“怎么了？不就是抓了只耗子吗？”
小老汉揪了我一把：“你不知道，别说话。”
我对着那个一个劲嚷嚷要把花姑娘打死的窑娃子詈骂：“狗日的，狗是我的，谁敢动它一手指头，老子要谁的命。”
奇迹出现了，我一出面吆喝，窑娃子们居然惧怕起来，谁也不敢出面跟我叫板，那个嚷嚷最凶的窑娃子居然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埋头垂眸，不敢看我的眼睛。当时我也没有细想为什么我一个初来乍到的生人，在这帮窑娃子面前怎么会有如此震撼力，更没有想到的是，正是我这莫名其妙的震撼力，让我们这一帮面临死亡的窑娃子死里逃生，免遭灭顶之灾，幸运的从死神的手指缝里逃生。
大偏骂骂咧咧地驱赶人们：“都干活，干活，别趁机偷懒，”然后又对我说：“明天把狗拴起来，不准再往井下头跑了。”
窑娃子们纷纷散去继续劳作，小老汉凑到我跟前悄声告诉我：“井下头的老鼠不能抓，有忌讳呢。”
我还想再问一下到底有什么忌讳，小老汉却跑过去干活了。我们干的是计件，这种取酬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挣多少全看你自己，想多挣就多干，谁不想多挣呢？所以谁都把时间抓得很紧，谁都很舍得出力气，窑娃子们能浪费时间关注花姑娘抓耗子的事儿，证明这确实是一件大事。
花姑娘吃了那只耗子，心满意足，又跑过来跟我发腻，我正拖着另一筐煤艰难地朝坑口跋涉，花姑娘可能想起了在农村的时候，它经常蹲到我的独轮车上的情景，居然爬到了煤筐上让我拖着它一块走。拖一筐煤已经把我累得屁滚尿流了，再加上花姑娘那几十斤，我根本承受不了，我气恼地停下来，狠狠地抽了它两巴掌，花姑娘哭咧咧地跑了，我也没有精神搭理它。
中午饭是窑上统一供应的，大筐盛着蒸馍和咸菜疙瘩，由一个佝偻着身躯的白头发老头送进来，扔在拐角处那个我们脱衣裳的空场里，小老汉告诉我，这是免费供应的，不用交钱，随便吃管够，却不准带走。送饭的佝偻老头蹲在馒头筐跟前抽旱烟，监督着我们，看有没有人偷偷把馒头带走。我注意了一下，并没有人违反规则多吃多占，蒸馍很大，我吃了两个就饱了，饭量大的最多也就是吃三个。花姑娘狗鼻子很灵，嗅到了蒸馍的味道，不知道从哪里又偷偷踅了进来，扑到馒头筐跟前想捞个馒头吃，被那个看管馒头的老头连骂带打的赶跑了。这一天，花姑娘在煤窑里混了一天，我知道别人都挺烦它，它却好像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赖唧唧的我行我素。
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数了数牌子上的戳记，那是烧红的铁戳子烙出来的，一共有五个，这代表着我一天背了五筐煤，也就是说我在那条幽暗、陡峭、深长的煤井里上上下下爬了十趟。小老汉的成绩跟我一样，也是五筐，老梆子六筐，最厉害的是大偏，他背了八筐，其中有三趟他每次背两筐。
吃晚饭的时候，老梆子问我：“你的伙食费是先交呢，还是等工钱下来了再交？”
我问：“交多少？”
老梆子说：“伙食费每个月十五块钱，另外每天加两毛钱的劳务费。”
我问：“劳务费是干啥的？”
老梆子说：“不交劳务费谁吃得多了没事情给你当保姆呢？”
下工以后，我们在窑里随便擦洗一下，老梆子就开始动手做饭，我还以为这家伙是义务作贡献，原来也是要收钱的，想想也是，同样下井背煤，同样累得像死狗，凭啥我们洗涮过了可以或坐或躺地歇着，人家还要动手给我们做吃的？一个月每天一早一晚做六十顿饭，挣六块钱也不为过。
我算了算，连伙食费带劳务费每个月一共是二十一块钱，按照我每天背五筐煤算，一个月能挣七十五块钱，刨去二十一块钱，能剩下五十多块，这可比我在工厂当工人挣得还多，虽然比在工厂劳动累得多，也危险得多。想到我的背包里还有郭大炮备下的一百来块钱，我就爽快地对老梆子说：“我现在就交。”
我抓过郭大炮送给我的那个大包，翻了个底朝天，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包着钱的油纸小包了。野外生存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意那一百多块钱，因为那一百多块钱在没有交换物的野外环境就是十来张废纸，可是，当钱又恢复为钱的时候，钱却不见了。郭大炮送给我的包是用粗帆布和防雨橡胶制作的地质包，结实耐用，根本没有破损，而且，钱用油纸包着扔在包的最底层，上面压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钱不可能在途中从包里掉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回到煤矿住进这座土窑里之后，钱被人偷了。这个判断主宰了我的思维之后，我下意识地嚷嚷起来：“我的钱怎么没了？谁偷了赶紧交出来。”
老梆子正在和面，可能面和硬了，他不断地朝面团上醮水，边醮边揉，把那一大团面搓弄的呱唧呱唧乱响。大偏坐在坑头捉拿棉袄缝隙里的虱子，圆滚滚饱满如麦粒的小生物在他两根大拇指的挤压下噼里啪啦的爆裂。小老汉蹲坐在门口吸喇叭烟，脑袋上面烟雾缭绕让人想起正在炉膛上褪毛的猪头，有一搭无一搭的冲外面叫喊一声：花姑娘……
听到我的喊声，他们顿然停下手上正在做的事情，愕然、探询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我射来。
大偏问：“你有钱？多少？”
我说：“一百多。”
老梆子说得话听着软习习的，但却活像一滩狗屎让人难以下咽：“你有一百多块钱还跟着我们来背煤？交不上伙食费欠着也成，等到开了饷再补上，可千万别乱说啊。”
小老汉也说：“这窑里就我们四个人，你丢了钱我们三个都是嫌疑，你真丢钱了？”
大偏没吭声，蹙眉默想，慢悠悠地说：“丢没丢钱先不说，你再找找，说不定塞到那个缝缝里自己忘了。”
我当时也有点急眼，特别是老梆子那话，似乎我拿不出钱来找借口，还捎带着赖别人，我赌咒加诅咒：“我要是没有丢钱我是你们的儿子，谁要是偷了我的钱，下窑让石头块子砸死。”
大偏乜斜了我一眼，小老汉乖乖地说：“我可没偷你的钱，不信你搜么。”
老梆子说：“你这话说得也太狠了吧？即便谁偷了你的钱，叫公安局抓去也不至于死罪。你说说，就我们窑里这几个人，谁有那个时间和机会偷你的钱呢？”
大偏这才说：“是啊，你又没有露白，我们谁也不知道你有钱啊。”
他们对待我的反应挺冷静，我弄不透是事不关己式的淡漠，还是做贼心虚式的含糊。惟有小老汉非常认真地站在我跟前让我搜他，这反而让我为难，我可以大喊大叫，却绝对忍不下心动手搜查小老汉那样一个半大孩子。
老梆子又帮助我推理：“会不会我们下窑去了，进来了人，把你的钱给顺走了？”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下窑去了，门却是锁上的，回来的时候，门锁的好好的，我站在一旁等着大偏开锁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进来人了，锁和钌铞不可能完好。
其他两个人，大偏和小老汉马上随声附和老梆子：“就是的，也有可能进来过人了。”大偏还煞有介事的让我们都看看，有没有丢失别的东西。
我把我的疑问说了出来：“要是进来人了，门锁和钌铞怎么好好的？”
他们齐声呵呵笑了起来：“你也真好笑，那锁和钌铞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你也拿那当回事情呢。”这是老梆子的话。大偏把锁头咔嚓一声锁定然后扔给了我：“你自己看一下，能不能开开。”
我迷惑不解的接过那把铁锁，老梆子教我：“用力拉。”
我用力拉了一下锁扣，锁头开了，我愣住了，问大偏：“我看你不是每次都得开老半天吗？”
大偏说：“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锁头是捡来的，要是好锁头，你住到我们一起了咋说还能不给你一把钥匙？他们都知道，没给你说？”
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钱被谁偷了，这成了一个多项选择题，起码有两种可能性：其一，真像他们所说，外面进来了贼，发现了我藏在包里的钱，顺手牵羊给偷走了。其二，大偏他们三个人不知道谁偷了，贼没赃硬似钢，他不承认，我就没办法，搜也别想搜得出来，谁偷了钱也不会傻乎乎装在身上等着别人来搜。
大偏作了和事老：“好了好了，跌破头不就是一百块钱吗？丢就丢了，伙食费到月底发工钱了再交。都在一个窑里住着，就我们四个人，千万别闹得谁看谁都像贼，人人不安。”扭头看到老梆子还扎煞这两只糊满白面的手跃跃欲试要发言，大偏又吩咐老梆子：“你扎着两只爪子要抓老鼠啊？赶紧弄饭吃。”
老梆子眨巴眨巴眼睛，硬咽下了正想说出来的话，那模样好像咽下了一口痰，然后，闷着头继续揉面。
门锁谁都能打开这个事实，让这件事成了无头案，那种想破口痛骂、挥拳痛打却又不知道该骂谁、该打谁的感觉让我沮丧、无奈、愤懑，就像一团烂棉花卡在喉咙怎么也咳不出来，又像一口气闷在胸口怎么也呼不出去，那时候的人还不常用郁闷这个词儿，可是，我却已经亲身的品尝了极度郁闷。一百块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虽然我在工厂里每个月的工资有四五十块，可是除去吃喝穿开销，苦攒一年到年底如果能有一百块钱的积蓄，那就是蒙着被窝偷着乐的大喜事儿。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不在乎的时候，也就是你拥有的时候，当你开始痛惜的时候，也就是失去的时候。
花姑娘愣头愣脑地闯了进来，浑身漆黑，好像它也背了一天煤。它似乎感觉到了土窑里气氛异常，一进门就悄没声地躲到角落里静悄悄地趴下，而没有像往常那样见到我扑过来摇着尾巴献不用花钱的殷勤。看到花姑娘，蓦然间一个主意浮上了我的心头，我叫过花姑娘，抓过我那个大背包，学着警察的样子给花姑娘下命令：“嗅，嗅……”
花姑娘根本就没有警犬的才华，也不明白我让它干吗，挣扎着想摆脱这不明不白的任务，我按住它的脑袋，固执地命令它：“嗅，嗅……”
折腾着花姑娘，我用余光观察大偏他们三个人的反应，他们的反应相当一致：惊愕。
大偏更老到一些，问我：“你这是干啥？”
我说：“花姑娘在我们地区警犬队接受过抓贼训练，我让它闻一闻包的味道，它就能找到钱的下落，我们也就知道到底谁是贼了。”
说话间，一不留神，花姑娘挣脱了我的控制，躲到了小老汉的身边，它也知道这里面的几个人，除了我，小老汉对它最好。小老汉却吓坏了，本能地把花姑娘推开，蹦跳到一旁，惶惶然地喊叫起来：“我可没有偷钱，真不是我偷的啊……”
花姑娘让小老汉突然的叫喊惊了一跳，出溜一下跑了出去。
老梆子说：“看看，看看，我说么，你那一百块钱肯定不是我们这窑里的人拿了，即便我们都是贼，贼也有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么，你这人麻烦得很。”
大偏闷着头阴沉着脸抽卷烟，一声不吭，那张大脸散发出来的气息好像沉甸甸的沙尘，沉重地挤压着整个土窑的空间，让土窑的气氛更加沉闷。
花姑娘跑出了土窑，小老汉松了一口气：“你看，你看，我说不是我么，花姑娘跑到外面去了，肯定是外面的人做下的。”
大偏阴沉沉的说了一句重话：“要是怕我们是贼，就另外找个好去处。”
我的行为举止惹了众怒，而且面临被驱逐出窑的威胁，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收蓬转舵，不然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在这种尴尬难堪的局面下，我只好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跳了下去：“我出去看看花姑娘朝哪里嗅过去了，可能它找到踪迹了。”
扔下这句话我急匆匆地逃离了那孔对我充斥着敌意的土窑。
外面天已经黑透，花姑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闲逛了，我在一孔孔土窑外面百无聊赖的瞎逛，掐算着老梆子做饭的时间，在饭熟之前我怕跟他们待在一起。别的土窑里有没有人我不清楚，天寒地冻，为了保暖，有人居住的土窑都紧闭着门扇，这些人我不熟悉，不好贸然闯入。没有门扇的就是没人住的荒窑，我进去了也没什么意义。不知不觉间我来到了窑头的土窑前面，这是除了我们的土窑以外，我进去过的唯一的另一座土窑。土窑的门扇关着，里面静悄悄地没有声息，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到这座土窑里串门，但是脑子里却闪过一个很荒唐又有些好奇的念头：这会儿，窑头和那个乞丐婆子这会儿是不是又在乱搞？
我已经走过了那座土窑，土窑的门扇悄无声息地拉开了，窑头在我身后招呼：“黑黢黢不老老实实蹲在窑里歇着瞎球转啥呢？”
我应付他：“没事，转转。”
出乎意料，窑头邀请我进去坐坐：“没事进来谝一谝。”
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和窑头的单独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