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知青？”
在炕上坐定之后，窑头把装烟叶子的簸箩推到我跟前，簸箩沿上搭着一叠裁好了的卷烟纸，不是窑娃子们常用的旧报纸，而是薄薄的白纸，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的。我卷烟，他开始问话。那个女人，就是被窑娃子们称之为窑婆子的女人，默默地忙碌着做饭，头也不抬。
“嗯，跟队长闹翻了，跑出来混。”
窑头眯缝着眼睛，嘴里叼着一根喇叭烟，手上还在卷着另一根喇叭烟，喷出来的烟雾在他的面前朦朦胧胧，看上去像极了正在策划搞破坏的特务，或者正在策划抢银行的匪徒。
“今天下窑觉得咋样？”
“还成。”
“你咋跟那三个贼搅和到一起的？”
我愣了，我明白的是，他说的“那三个贼”就是指大偏、老梆子和小老汉，我不明白的是，“那三个贼”的“贼”，是确指还是代称，如果是确指，那么这三个家伙本身就是贼，其中一个甚或他们三个联手偷我一百块钱只不过是干他们的本行而已。如果是代称，“贼”在这里就没有实际的意义，相当于“那三个家伙”、“那三个东西”、“那三个狗日的”之类的蔑称。
“我们是在路上遇上的，他们真的是贼吗？”我回答的含糊其词，回问的却非常明确。
窑头嘿嘿一笑：“看样子你真的不了解那三个贼的路数，沿着铁路从洛阳偷到兰州，被公安撵得没处藏了，才跑到这里来挖煤避风头来了。”
我大吃一惊，脱口而出：“我的钱果然是他们给偷了。”
窑头来了兴致，往前凑了凑：“真的？多少？”
我说：“一百来块。”
窑头的表情迷惑不解：“不应该啊，狗日的不守贼道，哪有偷自己身边同事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我却想的是，我绝对不能跟这三个贼住在一个土窑里，在我的观念里，人分好人坏人，贼就是坏人里的一个品种，过去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贼，尽管大偏、老梆子和小老汉三个人看上去绝对不是我想象中的贼，可是他们又确是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人没尾巴难认，跟这样的坏人住在一起，在我那时候的观念里简直是匪夷所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以我现在的身份，我到底应该算好人还是坏人。
“窑头，帮个忙，给我重新安排个窑。”
窑头摇摇头：“看样子你跟他们真的不是一个路数，你要一个人住还是要跟别人住？”
我说：“都行，就是不能跟那三个贼住。”
窑头噗嗤一声笑了：“那三个贼就是最好的了，其他人也没有啥好东西，好东西能跑到这里来混饭吃？除了贼娃子，还有杀过人、劫过道的匪货呢。这三个起码知道底细，你一个人住也不成，背上一天煤，回到窑里冷冰冰一个人，谁给你做饭吃呢？自己动手再做饭？早上醒不来，谁叫你呢？晚上遇上个啥事情，比方说开了工钱，哪个窑里的匪货动了你的念头，把你杀了都没人知道。我说啊，你还是跟他们住着，贼么，有啥呢？这个世上谁不是贼？”
窑头告诉我的这些事情让我从脊梁骨朝后脑勺冒冷气，窑头又说了一句：“人但凡有个活路，谁跑到这死山沟沟里下这个苦，受这个罪呢？我估摸着你也是遇到啥天大的事情过不去了，才跑到这里来的。”
冷汗终于从我的后脊梁上冒了出来，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牛哄哄端着架子的土鳖，心思居然如此细密、精到，联想到我自己，我恍然梦醒：如果现在揭开我的面目，我不就是一个逃亡的杀人犯么？那么，我是坏人吗？我自己觉得我不但不是坏人，还是好人，可是我却是一个民兵、公安满世界捕捉的杀人犯。意识到这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问题，我精神恍惚，神不守舍，真的开始犯糊涂了。
这个时候，那个据说被窑头捡回来的窑婆子把两小碟辣白菜和腌沙葱摆到了小炕桌上，又不声不响的盛了两碗面片摆到桌上，其中一碗摆到了我的面前：“吃饭吧。”
她说的这三个字让我惊呆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绝对不夹杂一丝当地口音，由此我确认：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本地农民。当地农民也有学着说普通话的，再学，沉重的后堂音也摆脱不掉。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个沦落到窑头魔掌里，经常被窑头折腾得嗷嗷叫唤的女乞丐居然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又是什么路数呢？
窑头误会了我，用筷头敲了敲碗边：“吃吧，没见过婆娘。”
我连忙从那个被叫做窑婆子的女人身上收回了目光，窑婆子也端了一碗饭，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埋头开吃。
窑头吸里呼噜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把碗递给窑婆子，窑婆子连忙又去给他盛饭，趁着嘴闲，窑头问我：“你联络的知青多不多？”
我顺口胡吹：“多啊，全县五个公社几十个大队都有我的同学朋友。”
窑头马上来了精神，眼睛烁烁地好像瘾君子看到了毒品：“真的？能不能联络一些知青下窑来？你只要能拉过来一个，我就给你开一个月的工钱，两个就两个月的工钱。”
我作出为难的样子，委婉地推辞：“怕不行吧？都有带队干部管着，回家都要请假，谁敢跑出来，今后还想不想回城了？”
窑头说：“回城干啥？回城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在这不是一样挣，挣得比城里上班当工人还多呢。我这孔窑煤脉好得很，就是人手太少了，人手要是再多一些，就能开两班、三班，那样就发了。”
我想告诉他，城里当工人没有这么苦，这么累，这么危险。说到危险，一想到煤窑里那龇牙咧嘴的黑色岩石，还有那在煤窑里摇曳昏暗的煤油灯，我就打心眼里恐惧，在工厂当工人得到的知识告诉我，这里的煤窑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只要有瓦斯泄漏出来，就那满窑筒子的油灯，没有不爆炸起火的。我不知道地狱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可是，从今往后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提起地狱两个字，我脑海里浮现的必然就是煤窑里的情景，如果不是没有活路的丧家之犬，鬼才会跑来干这个活儿。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吃着他的饭，干着他的活，挣着他的钱再当面拒绝他的要求，我实在难以张口，我只好扭转话头：“窑里没有电灯啊？油灯是明火，危险得很。”
窑头不屑地一笑：“说啥胡话呢？你张开眼睛看一看，这里根本就没电。”
花姑娘可能是嗅到了我的气味，也可能是嗅到了饭的味道，用脑袋撞开门扇挤了进来，窑头惊讶地问：“这又是谁的狗？”
我告诉他这还是我的狗，昨天来过的。窑头失笑了：“这狗日的咋球弄的？我记得原来是个花狗么，咋变成黑狗了？”
我说今天它跟着我下窑去了，窑头嘿嘿笑着说：“这狗倒灵得很，会不会帮着你拖煤筐？”
窑头这话倒提醒了我，我知道住在北极圈里的爱斯基摩人，就训练狗拉雪橇，把狗当成骡马用。凭花姑娘这个聪明劲儿，如果好好训练一下，说不准真能成为我的好帮手，就像农村的马拉车一样，充当一个拉帮套的角色。
花姑娘的老毛病就是见了吃的就馋涎欲滴，千方百计讨好食物的主人，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进来之后它旧技重演，凑到守着锅坐在小板凳上吃饭的窑婆子身边，腻腻歪歪地依偎着人家要吃的。它却不懂得自己一身煤灰，一偎一蹭，马上窑婆子的衣服裤子都让它蹭黑了半边。
窑婆子推开它：“过去，脏死了。”
花姑娘见了吃的就没了自尊，人家推它，它不但不躲开，反而把嘴伸向了女人手里的大碗，尾巴摇晃得像货郎手里的拨浪鼓。
窑婆子无奈，索性把手里的碗放到了地上，然后又从锅里挖了一大勺凝结成一坨的面片子倒进了碗里，花姑娘领会人的这种意思极为敏感，马上二话不说凑到碗跟前埋头大吃起来。窑婆子看到花姑娘这种馋相儿，居然在它那脏兮兮黑乎乎的脑门子上抚摸了几把。这个动作鼓励了花姑娘，花姑娘吃得更猛，尾巴都忘了摇摆，尾巴夹在屁股底下，好像忽然间变成了一条狼。
窑头问我：“这是牙狗还是草狗？”
牙狗就是公狗，草狗就是母狗，农村人都这么区分狗的性别，我告诉窑头：“这狗叫花姑娘，当然是草狗了。”
窑头提醒我：“窑娃子们讲究多得很，女人不能下窑，你没看，这方圆几十里，哪有个母的？你这狗下窑了，小心窑娃子们不舒坦找麻烦。”
我这时候才知道，窑娃子还有这么一个讲究，不过窑头说得倒也是实话，除了眼前这个给窑头做饭的老女人，我确实没有再见到一个女人。
忽然想起来，窑头说拉来一个人当窑娃子，就给我开一个月的工钱，我就问他：“大偏他们把我拉来了，你给大偏发钱了没有？”
窑头嘿嘿一笑：“你当那狗日的发善心请你来享福呢？”
窑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却也明白了这里面的奥妙，难怪大偏当时对我到煤窑挖煤态度积极热烈，原来这里面有白拿一个月工钱的利益驱动。
我和花姑娘回到我们住的土窑，进门前我止步窃听窑里的动静，里面静悄悄地毫无声息，好像里边没有人。我推门进去，三个人都在，大偏和老梆子默不作声的坐在炕上抽烟，小老汉躺在炕上眼睛盯着窑顶发呆。见我回来，老梆子问了一声：“还吃不吃？饭在锅里呢。”
我说吃过了，大偏问：“你在哪吃的？”
我说在窑头那里吃的，大偏哼了一声：“有面子么，窑头请你吃了。”
小老汉问花姑娘：“花姑娘，你还吃不吃？”
花姑娘点头摇尾巴得意洋洋地向别人宣称它已经吃饱了，然后轻松一跃，跳上了炕头，在炕上到处嗅着准备找个合适的地方晚安。它这一套我已经太熟视无睹了，所以我也根本没有在意，我现在最在意的就是，这三个“贼”，到底能在我面前上演出多少戏份来。知道了他们的底细，我也就更有了居高临下的心理优越，我挑衅地问大偏：“你们把我带过来，白白多拿了一个月的工钱，还好意思问我要伙食费？”
大偏反问我：“你听谁说的？窑头？”
老梆子插了一句：“窑头的话你也敢信？”
我说：“信不信你们自己拿出个让我信的证据来。”
小老汉哈哈笑着说了一句让我惊愕不已的话：“那狗日的肯定给你说我们三个是贼，从河南一路偷到甘肃，让公安追得没处跑了，才跑到这里来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小老汉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三个居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我让他们笑得浑身长出了鸡皮疙瘩，三个贼被揭了老底，却还对着揭穿他们底细的人哈哈大笑，放在谁身上也是冒冷汗的事儿。
我正在被他们笑得不知所措，花姑娘吱吱呜呜哼哼着，叼了什么东西献到我的面前。我再次惊愕，花姑娘叼过来的东西正是我丢失了的那个包着一百多块钱的油纸包！油纸包表面上看，原封不动的包裹着，面对这个油纸包，尽管三个贼的哈哈笑声还在我耳边轰响，我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过后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佩服我，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冷静的仔细观察油纸包的外观，冷静的打开油纸包之后仔细观察那十几张钞票的折叠方式。结果让我再也无法冷静，我彻底混乱了，从大脑到神经，简直要崩溃了。我年轻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十张大团结在外层，几张五元票面的钞票包在大团结的里面，然后双折起来，用油纸包好的。现在，无论是油纸包的折叠方式还是油纸包里钱的折叠方式都变了。五元票面的夹在了十元票面的中间，油纸的折叠方式也不同了。也就是说，这笔钱已经被人动过，现在又还回给了我。
我转眼看看他们三个，小老汉的表情惊讶，随后是释然：“我说么，肯定就是你自己糊涂了。”
大偏怔怔地看着我手里的钞票：“狗日的知青还真的有钱啊。”
老梆子有点气恼：“你看看，这不在呢嘛，整得人人不安鸡犬不宁。”
他们的表情和反映细微处不同，但是共同表达出来的信息就是无辜，被冤。我心里冷笑，如果不是我从窑头那里知道了他们的底细，他们的表演一定会蒙住我，让我以为自己真的冤枉了他们。然而，钱已经送了回来，我再穷追不舍也没有任何意义，唯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不知道这次窃案是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所为，还是他们三个共同作案。面对这个现实，我选择比较聪明的做法，我对他们说了道歉话：“可能是我倒腾包里的东西的时候掉出来，没有注意到，对不起了啊。”
他们三个脸上表达的神情让我怀疑的确是他们三个共同干的，三个人同时长吁一口气，满脸的释然。看到他们这相似的表情，我暗暗提醒自己，今后跟着三个贼住在一起，一定要自己看紧自己的腰包，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独自居住，不再跟他们一起搭伙了。
老梆子说：“既然钱没丢，就把伙食费交了，守着我们三个贼，说不准什么时候钱就又丢了。”
我这个时候只能装傻，假装根本就听不出老梆子话里的讥刺意味，把那几张五元钱抽出来递给老梆子，老梆子认真数数：“二十块，还少一块钱，干脆给我二十五块，我给你找四块钱。”
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给了他二十五块钱，他在裤裆里摸索了半会，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包包，打开了，里面也是油纸包，再打开油纸包，从一扎零零碎碎的票子里数了四块钱递给了我。
做完了这些事情，老梆子又问我：“你真的不吃了？不吃我就收拾了。”
锅里还剩了小半锅面片，已经坨成了疙瘩，看来他真的一直给我留着饭呢，小老汉提示他：“把剩饭倒到瓦盆里，明天给花姑娘吃。”
老梆子骂他：“狗日下的用你指挥老子，剩饭你明天吃。”
剩饭老梆子既没有倒，也没有盛到瓦盆里，就那么在锅里沤着，然后三下五除二，脱了衣裳钻进了被窝。
那天夜里，他们三个睡得鼾声大作，背了一天的煤，经受了有生以来最为艰苦繁重的劳动，我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万万想不到，我身边这三个酣然大睡的家伙，居然就是传说中的贼。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贼，今天却和贼睡在同一铺大炕上，刺激、惶惑、不安、怪异的感觉活像一群受到惊扰的野蜂搅闹得我大脑细胞格外活跃，胡思乱想中，一直到小老汉抖抖嗖嗖地爬起来跑到门外面撒了一泡尿，回到铺上以后，我才睡着。
第二天，花姑娘叫醒了我，我睁眼看看，那三个贼已经都起来了，忙忙碌碌地穿衣洗脸。穿衣是必要的，不穿就会冷，洗脸在这种地方纯属习惯性的生理反应而已，因为，作为煤耗子、地老鼠、窑娃子的我们，洗和不洗，让别人看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也跟着起身，也跟着草草用门外槽子里的冷水抹了一把脸。每个土窑的门外都有把大油桶一分为二锯开后做成的水槽，里边储着水，经过沉淀以后，槽子上半边的水可以做饭饮用洗脸，下半边都是沉淀的混泥汤子，后来老梆子告诉我，每天那个送饭的佝偻老头从山沟下面的河渠里挑水上来给窑娃子添加到门口的槽子里，这也算一项福利待遇，省得窑娃子自己跑到山沟下面挑水耽搁时间浪费气力。
我们吃老梆子埋在炉子里的馒头土豆，昨天晚上剩下的反就让花姑娘吃了。临出门的时候，大偏让我把花姑娘关在土窑里：“今天不要让它钻窑了，别人讨厌呢。”
花姑娘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整天关在屋子里坐禁闭，我们都下窑了，把它一个关在窑洞里，又没有给它准备吃的，干耗一整天等我们收工了才能让它吃东西放风，我不放心，也不忍心，我对花姑娘的情谊是大偏他们这些人根本就理解不了的。再说了，我也想试试昨天晚上和窑头聊天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训练花姑娘给我拉帮套拖煤筐。
我口气坚决的拒绝了大偏的提议：“不成，花姑娘随意过惯了，把它自己关到窑里，出个事情怎么办？”
老梆子给大偏帮腔：“它钻窑倒也没啥，它要吃地灵子呢。”
“啥地灵子？”
小老汉告诉我：“地灵子就是窑里面的老鼠爷。”
老鼠居然成了这些窑娃子们敬奉的“地灵子”，让我觉得实在好笑之极，我半真半假地说：“你们不知道，我这花姑娘才是真正的地灵子，在我们那个公社，提起花姑娘没有不知道的，就连公安局的大狼狗，见了花狗娘屁都不敢放一个，你们放心，我管着些，不让它抓你们的地灵子就好了。”
往煤窑走的路上，老梆子告诉我，其实他们不是敬奉地灵子，之所以那么不愿意伤害煤窑里的老鼠，是因为煤窑里除了人再没有活物，老鼠好赖也算一个活物，再说了，老鼠有些地方比人灵敏，如果地下有异常，比如瓦斯泄漏、地下渗水等等，老鼠往往能够比人先察觉，有经验的窑娃子能够从老鼠的异常动向上判断出险情，及时招呼大家逃跑。老鼠正是有这些好处，才被深入地下成百米又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窑娃子们称之为地灵子。
老梆子的话让我半信半疑，不管怎么说，我也意识到花姑娘在煤窑里肆意屠杀老鼠的行为肯定令窑娃子们非常愤怒，于是我们来到煤窑跟前的时候，我口气严厉的吩咐花姑娘：“花姑娘，今天不准下窑，要你下窑了，让我看见，我就敲断你的狗腿。”
花姑娘真的非常争气，在众目睽睽之下，它对我的命令居然做出了极为地道的服从表示，它连连点头，摇晃着尾巴，我知道，它的智商肯定还没有进化到真能听懂我话的程度，而是我的态度和口气让它明白我不让它做什么，或者我让它做什么。花姑娘的表现让我身前身后传来了窑娃子们称奇的啧啧声，我拍了拍花姑娘的脑门子，花姑娘扭身离开，远远地站在坡上目送着我们，没有跟上来。
小老汉赞叹地说：“花姑娘真神得很啊。”
我趁机向他，也是向所有窑娃子们吹嘘：“你是不知道，花姑娘做过的事情说出来吓死你们。公安局的警犬，就是那种大狼狗你们见过没有？在我面前嚣张得很，花姑娘上去一个耳光就把它给废了。还有，我逃跑的路上……”
说到这里，我连忙噤声，我是想给他们讲讲我逃亡的路上花姑娘奋勇拚杀那条野狼的事迹，结果一时说得溜嘴，差点把我的底细露了出来。我不说了，小老汉和那些竖起耳朵听我吹牛的窑娃子们居然也一起噤声，按照正常情况下，话说一半嘎然而止，听的人肯定得追问：后来怎么样了？可是这些窑娃子们却没有一个追问我的，这让我觉得有些反常，却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我看看小老汉，小老汉送给我一个谄媚的笑：“花姑娘真的是神狗啊。”
其他窑娃子纷纷应合：“是啊，神狗，真神啊。”
这种反应让我吹牛的兴致顿时熄灭，就像过气的戏子遇到哑场。他们明明是在应付我，像是学生们集体应付一个很严厉又乏味的老师上课，问题是，这份学生对师长式的敬畏从何而来？我没有深想，大估摸可能因为我是知青吧。我也不再跟他们说什么，按照头一天的程序，开始了又一天的辛勤劳作。
这一天的经历几乎是昨天的翻版，没有任何新鲜，唯一不同的是我进步了，拖了六筐煤。从此以后，我便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生活轨道：白天钻进黑夜，黑夜钻进被窝，花姑娘不再跟我下井，白天它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它又变花了，恢复了花色，到底是它自己洗了澡，还是别人给它洗了澡我不知道，也没心情知道，在井下拖一整天的煤，用老梆子的话说，人累得马路上遇到个脱光了的娘们都没心看的地步。其实，那仅仅是老梆子的比喻而已，如果真遇上了那种好事儿，我想不但我有心看，老梆子自己也会扔下手里的面团争先恐后的。
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让整个煤矿的人都惴惴不安的事情，我们来了以后，连续几天半夜里，对面的山上传出了狼嚎，还有人亲眼看见了一只狼，据老梆子他们说，这里的山上从来没有狼，可是，现在有狼了。
“知青，狼是不是你招来的？我们跟你一起回来的路上这家伙就跟上了。”老梆子跟我半开玩笑。
大偏不太确定的判断：“也许不是路上我们碰到的那一条，是另外的一条？”
大家虽然不太把那条狼当成一回事儿，煤矿上人多，再大胆的狼也不至于直接冲到矿上来捕食人类。可是，我的心里却忐忑不安，我想起了那条鬼魅一样盯着我的狼，从逃亡的路上第一次遇见它，它就如影相随，若隐若现地向我和花姑娘呲出它那尖锐的狼牙，难道我是唐僧，这条狼是千方百计想吃到唐僧肉的妖怪？这么长时间了，这么远的路程了，它仍然执著地对我不离不弃，它到底想要干什么？让我比较放心的是，花姑娘对这条狼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夜晚有时候我也能听到它在山峁上嚎叫，可是，花姑娘却毫无反应，我告诉花姑娘狼来了，花姑娘懒洋洋地趴在自己的前腿上，耷拉着眼皮转过头去，态度极为轻蔑。我对花姑娘有信心，只要它不在乎的事情，就是对我们没有威胁的事情。
再后来，一些窑娃子嫌那条狼晚上搅得人心慌睡不着觉，组织了打狼队，到山上连续搜索了几天，还点燃了十几颗开煤窑引爆硝胺炸药用的雷管震慑那条狼。打狼队虽然没有捉到那条狼，那条狼却也不敢再露面了。大家最终断定，那条狼是一条四处流浪的孤狼，转悠到这里纯属偶然，后来看到没有什么油水，又时刻面临人类的搜捕，也就知难而退，黯然撤离了。不久，这只狼就成了被风吹散的浮云，人们彻底忘却了煤矿曾经有过一只狼光顾这件事情。
大偏、老梆子、小老汉这三个贼依然是我关系最密切的人，尽管这种密切里面夹杂了无奈和颓丧，我们却仍然不得不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觉得窑头说得有道理，如果让我自己独居，可能我应付不了每天艰苦劳作后的家务。而和花姑娘关系最密切的人除了我可能就是窑头收容的那个窑婆子了。那个女人几乎从来不出窑，即便是窑头出山交账、采购去了，也不见她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是她那天晚上突然冒出来的普通话和她那地道本土化的打扮、声音的年轻和相貌的苍老表现出来的鲜明反差，也许是它对花姑娘格外好，也许因为它是这座黑山上唯一的异性，也许大偏和老梆子对那个女人和窑头非正常关系的**描述，这种种原因集合起来，刺激着我，让我的心底对她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心理好奇和精神关注。而花姑娘在这段时间却和那个女人建立了让我看来类似于闺中密友的关系。过去，不管我做什么去了，只要我回到花姑娘能够感觉到的范围内，花姑娘不管在干什么必然会扔下正在做的事情跑回来跟我亲热一番，起码跑回来跟我报个到。而现在，我从窑里上来，它就在不远处窑头的土窑里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我们的土窑和窑头的土窑距离不远，完全在狗鼻子和狗耳朵的监控范围之内，它却极少像过去那样及时跑回来看看我，往往还得我屈尊降纡的跑过去看看它吃了没有，这一天活得好不好。当然，这样做，也有利于我满足自己那说不清是正常的好奇心还是卑劣窥探欲的心理需求。
有两次，我到窑头的土窑去找花姑娘的时候，听到那个女人正在说话，声音平和，娓娓而言，我还以为她在和窑头说话，进去了，才知道她在和花姑娘说话。花姑娘趴在人家的炕上，下巴搭在前腿上，眼睛直勾勾盯着人家的锅，作出认真倾听的假模假式，我却明白，它正在惦记那口锅里的剩饭。我也由此判断，花姑娘喜欢上人家的炕取暖，可能是这个女人嫌花姑娘脏，所以才给它洗了澡，我断定花姑娘还没有文明到讲卫生大冷天跳到水坑里洗澡的程度。每次我去，如果窑头在场，那个女人就对我视若不见，埋头干活，一声不吭。如果窑头不在，就会冲我笑笑，轻声打个招呼：“来了？”
今天窑头不在，窑婆子冲我微笑，一嘴整洁的白牙在蓬头垢面的脸上格外耀眼：“来了？坐吧。”
这是她头一次主动招呼我“坐”，我也就顺屁股坐爬到炕上，盘腿坐了下来。她把窑头的烟簸箩推到我跟前，又从炉子上座的铁壶里倒了一茶缸黑红的酽茶给我，然后她也坐到了炕梢：“你是知青？”
我卷着烟点头：“是啊。”
她看了看我：“你真杀过人？”
她问得轻松随意，我却顿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本能地反问：“你咋知道？”
她认真地看着我：“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还当又是窑头瞎胡编呢。”
万万想不到，我那件事情居然会传到这遥远偏僻的煤窑来，而窑头又不知道是怎么知道了我的底细，如果，万一，这个窑头跑到公安局或者民兵指挥部报案，那我就完蛋了。
窑婆子叹息一声喃喃自语：“咋能下得下去手？一下杀了六个人？”
窑婆子的话让我真彻底懵了，晕了，我什么时候一下杀了六个人？我的思维就像被倒进脱粒机的一碗面条，被旋转的高速搅和成了一团浆糊，我的反应只能是下意识的：“怎么回事？谁说我一下杀了六个人？”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怪异极了，窑婆子有点胆怯的直愣愣看着我：“你咋了？”
我反问她：“要是你听别人说你杀了六个人，你会咋样？”
窑婆子作出了让我啼笑皆非的结论：“我说么，一次杀上两三个也就够厉害了，一下杀六个，看你的样子也没有那个本事。”
惊愕的情绪被荒诞的感觉取代，喝了两口苦涩的酽茶，平静了许多，脑子恢复了思考功能，我总算弄清楚了一个事实：窑头并不知道我真的是身负命债的人，如果他真知道我的底细，就不会仍然认为我就是知青，还有，他也不会夸张到说我一次就杀了六个人。我从大惊失色中冷静了下来，气恼之余感到好笑：“还是你猜得对，我没有一次杀六个人，是慢慢杀的，一个月杀一个，杀了半年。”说完，我憋着笑问窑婆子：“你怕不怕？”
窑婆子瞪圆了眼睛反问我：“怕啥？怕你？”
我哈哈笑着说：“是啊，你不怕我拿你做第七个？”
窑婆子说：“我除了怕挨饿，剩下啥都不怕。”
过后回味窑婆子的话，我才慢慢悟出其中的道理，挨饿的滋味我尝过，那是受活罪，受活罪肯定比死了更难受。
我又问她：“你相信窑头的话？”
窑婆子说：“也信也不信，所以我才问你呢。”
我脑子里灵光一现，转口问她：“跟我一起住的那三个人，真的是贼？”
窑婆子说：“窑头说是，是不是你问他们自己去，我不知道。”
我开始对窑头的话产生了大大的怀疑，他能对别人瞎掰说我是杀人犯，一次杀了六个人，难道就不能瞎掰大偏他们三个是贼？当时刚好我丢了一百来块钱，他那么一说我当然就深信不疑了。我揭穿大偏他们三个是贼的时候，他们三个哈哈大笑的情景浮现出来，此时，他们哈哈大笑的样子在我心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我又问窑婆子：“你是干嘛的？我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
窑婆子的回答跟大偏他们的说法一致：“我是要饭的，快饿死的时候让窑头救了。”
我问话的本意是她的来历、出身，而她的回答却等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因为，要饭仅仅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不能说明出身来历。我这是第一次跟她单独交谈，土窑里很舒服，炕烧得热烘烘的，守着不花钱的烟叶子，喝着不花钱的老伏茶，加上双方之间隐隐约约的神秘感，让我对这场谈话兴趣盎然，然而，花姑娘却不让我继续享受这难得的悠闲和惬意，它倏忽从炕上蹿了出去，然后站在门外大声狂吠起来。
我和窑婆子一起跑到门外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见七八个女人提着大包小裹，叽叽喳喳地从山道上爬上坡来，她们一点也不畏惧花姑娘的咆哮，这是农村妇女的特征，农村妇女一般都不怕狗。经过我们面前的时候，其中一个面目黧黑龇牙塌鼻的中年女人还喜滋滋地邀请我：“小伙子，一会过来洗衣裳啊。”远处山坡下面，还有七八个女人正从拉煤的车上爬下来。我明白了，这些手脚黧黑、骨骼粗壮的乡妇农女，就是窑娃子们念念不忘动辄提起的“洗衣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