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朝吃饭的地方走，花姑娘紧紧地跟在我的后面，小老汉悄声问我：“吃饭了，花姑娘咋办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送饭的佝偻老头就守在装馒头的筐跟前，监督窑娃子们只能吃不能拿，花姑娘如果想吃个馒头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煤窑里中午有饭吃，可是花姑娘不能饿着肚子，虽然花姑娘能抓老鼠，可是，老鼠也不是那么好抓的，碰上个傻一点笨一点的花姑娘还能抓住一个半个的，要是碰上稍微精一点灵一点的，花姑娘也只能让人家溜着玩玩，因为，它毕竟是只狗而不是猫，抓老鼠不是它的特长。再说了，即便抓住一只两只老鼠，那也只够花姑娘塞塞牙缝，根本不够它果腹。我想了想说：“管他呢，我就多拿一两个馒头，让那个老贼冲我来，我就不相信他还能把我吃了，反正我这个月没工钱了，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
老梆子说：“能够智取就不要力攻，这样，我和小老汉把那个老贼的眼睛蒙住，你就拿馒头，省得跟那个老贼纠缠不休，知道的你是为了花姑娘，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想偷馒头，失身份得很。”
老梆子的话让我暗暗好笑，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什么人，还讲究什么身份不身份。不过转念想想，老梆子说得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虽然我仅仅是一个窑娃子，可是我也是堂堂五尺男儿，让那个佝偻老头揪着讨馒头，面子上也确实不好看。
午饭已经送到了，佝偻小老头蹲在一旁抽旱烟，守着那个装满馒头的大筐，旁边还有一大桶扔了几片菜叶子的盐水汤，还有一盆切成丝的大头菜，这就是我们的午餐。我们先吃，花姑娘馋得要命，几次溜过去想顺个馒头，都被那个可恶的佝偻老头挥舞着鞋底子赶跑了。我们吃饱了，老梆子嬉皮笑脸地凑过去对佝偻老头说：“老汉，你看看我这手里抓了什么东西？”
佝偻老头疑惑地看看老梆子伸到面前的手：“啥狗屁也没有，你要干啥呢？”
老梆子说：“我要干啥呢，我还要问你干啥呢，我手里明明抓了十块钱，你老家伙就是看不见，你要是能看见，我就把这十块钱给你。”
佝偻老头骂老梆子：“狗日的老梆子又耍什么鬼路数呢？我的眼睛没有瞎，你手里哪有十块钱？”
老梆子张开手掌：“现在没有，你把眼睛闭上就有了。”
老梆子全身**，手上没有抓十块钱，身上就不可能有地方藏十块钱，佝偻老头当然不信：“你狗日的能变出十块钱来？变不出来咋说呢？”
老梆子：“你把眼睛闭上，变不出来老子白送你十块钱。”
小老汉说：“不成，他假装闭上眼睛实际上没有闭上眼睛，把眼睛留个缝缝，偷偷看呢，来，我把老贼的眼睛蒙上，你赶紧变，要是变不出来，我作证，你得给老贼十块钱。”
小老汉说着，也不管佝偻老头同意不同意，紧紧地把佝偻老头的脑袋抱在了怀里，大偏不知道从哪弄了十块钱，递给了老梆子。老梆子则挤眉弄眼示意我赶紧动手偷馒头。还没等我动手，花姑娘闪电般的从馒头筐里叼了一个馒头扭头就跑了，我有点犹豫，花姑娘已经有馒头吃了，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偷呢？大偏两只大手一搂，从筐里抓了三四个馒头啥话不说扭头就走，我看看筐底下还有几个馒头，便也不再客气，抓了馒头就朝巷道里面跑了。
后面，传来了佝偻老头的惊叫声：“老梆子，你这狗日的还真能变出钱来啊？”
那天，我和大偏加上花姑娘自己抢的，一下子弄了九个大馒头，花姑娘吃不完，馒头脏兮兮地沾满了煤灰，我们也不愿意吃，小老汉就把馒头装在一个煤筐里，然后把煤筐挂在木梁上，怕老鼠头吃，说给花姑娘留着当今后几天的午餐。
晚上收工以后，窑婆子在她的门口召唤花姑娘：“花姑娘，吃饭了，花姑娘，吃饭了……”
花姑娘缩在我们土窑的角落里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如果放在过去，听到窑婆子的动静它早就一溜烟地跑过去混吃混喝了，现在，它却像孩子藏猫猫一样，躲在土窑的角落里，还把脑袋埋在了腿弯里，似乎那样别人就找不着它了。
过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带着花姑娘下窑背煤，花姑娘很快又变成了黑姑娘，身上的皮毛也是又脏又乱，整个一副落魄倒霉相。那天，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人照例偎在热腾腾的炕上喝茶抽烟，东拉西扯地瞎聊，花姑娘则趴在炉子跟前的地上发呆。突然间，花姑娘一骨碌爬起来，侧着脑袋倾听片刻，然后一跃窜上了炕，躲到了我们的身后，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就有人敲门了。敲门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新鲜事儿，窑娃子们相互串门没有敲门的，门开着直接趟，门关着直接推，一般情况下，只要窑里有人，门就不会栓，门闩上了就证明窑里的人谢绝串门，窑娃子谁也不会敲已经闩上了的门。我们的门没有栓，准确地说，是半掩着，如果是窑娃子，肯定一推而入，绝对没有谁会那么文明的敲门。
老梆子嘴快：“奶奶的把我们的土窑当成窑头儿的土窑了，怕碰上窑头儿做事情吗？进来，敲屁呢敲。”
外面的人进来了，我们四个人瞠目结舌，小老汉更是惊讶得挺起了身子，由坐姿改成了跪姿，进来的是窑婆子！她从来不会到别人的土窑里串门，甚至很少出门，整天躲在窑头的那座土窑里活像一只躲避猎犬的獾子，她突然到我们土窑里拜访，的确是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大偏他们三个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估计，在他们嘴里，这个窑婆子不过是窑头捡回来使唤的乞丐婆，可是在他们心目里，肯定也会对这个乞丐婆的身世有或多或少的神秘感，只不过窑上的习俗隔绝了人们对相互身世的了解渠道，这有点像黑社会，却又不是黑社会，人人自危，人人自闭，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吧。
窑婆子也显得很不自在，她看我们的眼神有点恍惚、迷离，并且，她肯定没有看到躲在我们身后的花姑娘：“花姑娘呢？”这很好理解，我们四个人和花姑娘都是同一个颜色：黑，一堆黑乎乎的立体色彩拥挤在一起，一时间确实很难辨清谁是谁。
我们已经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我挪了一下身子说：“这不是，在呢。”
其他几个人则沉默不语，但是大家都明白了，她是来看望花姑娘的。果然，她看到了黑乎乎地花姑娘，凑过去叫花姑娘：“花姑娘，这几天咋不到我窑里来了？”
花姑娘抬起头，伸出舌头在她的手上舔了又舔，这是友好的表示。她轻拂着花姑娘：“花姑娘，走，我给你留了羊骨头。”
花姑娘却朝后面退缩了，摇头晃尾巴的表达着对它来说非常复杂的意思：我跟你好，但是我不敢跟你走。
我判断窑婆子和花姑娘心灵相通，她肯定看懂了花姑娘的肢体语言，她轻叹一声：“花姑娘真得通人性呢，它是怕窑头打它。”
然后，她从衣襟里掏出几块羊骨头，上面还带着没有啃干净的肉，递给了花姑娘，花姑娘的注意力马上贯注到了羊骨头上，对任何事物都不再理睬，专心致志地啃起了骨头。花姑娘作为一条狗，肯定是一条极度胃亏肉的狗，自从到了煤窑以来，出来偶尔能抓一只两只老鼠解馋，平时连肉星星也见不到，可是，它本质上却是食肉动物。
窑婆子对我说：“知青，我那里还有骨头呢，你跟我过去给花姑娘拿过来。”然后对大偏他们几个客气地点头示意，大偏他们几个冷不防的承受这种礼节，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傻愣愣的瞪着她走出了窑门。我随后跟了出来，她把我引到背静的地方，悄声问我：“你没把我的事情给他们几个说吧？”
我连忙赌咒发誓：“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孩子，我要是告诉了第二个人，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黑暗中我觉得她好像微微笑了一笑，又好像没有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我反过来问她：“你为啥要和窑头做那种事情？是不是他强迫你了？”
这件事情确实令我耿耿于怀，我一直怀疑窑头对她采取了强迫手段，因为，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一个大学女讲师被一个煤窑窑头压在身子底下**这个事实。
她没有马上回答我，黑暗中我看不真她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问题有点意外，沉默片刻，她告诉我：“窑头没有强迫我，是我自己愿意的，我如果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迫我做那种事情。”
我有点恼火，因为这个答案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又问了一个对她来说多少有点冒犯的问题：“你跟窑头这样，对得起你的丈夫吗？”
话问出口，我又有点后悔，这样直通通地伤害一个不幸的人，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残忍。她的反应却没有我预想中的那么激烈或者说是敏感，她淡淡地，但是却又非常清晰的回答我：“只要能活到底，等到我丈夫的冤情平反的那一天，我认为做什么都值得，怎么做我丈夫都会理解。他终究已经不在了，而我还要活下去。”
我的心理虽然很难以接受这种貌似有理的回答，可是确实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责难他，况且，我也没有责难她的权利。她却又说了一句：“窑头不是坏人，在我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了的时候，是他救了我，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当时处于什么动机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能仅仅是为了证实一下老梆子的话是不是真的，那个年龄的我，对于一切事情都会有无尽的好奇心，而男女间的事情却是我最为好奇、最感兴趣的神秘领域，于是我傻乎乎地问她：“老梆子说女人做那种事情的时候高兴了乱叫唤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遭受折磨呢？”
她怔住了，黑暗中我无法分辨清楚她的表情，但是我却可以看到她的眼睛瞪得很圆，那应该是惊愕，果然她反问我：“你们能听到？”
我说怎么能听不到，跟杀猪一样。
她骂了一声地道的本地粗话：“妈妈个日的，窑头不是东西，他骗我说外面听不见，他喜欢那样，我就那样了，既没受折磨，也没有高兴，仅仅是因为他喜欢那样。你别听老梆子他们胡说八道，那些人流氓得很。”
说完，她急匆匆地走了，急促的步伐和微弓的腰身让我感觉到她当时肯定非常羞愤。过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叫喊声，不知道是他们再没有做那种事情，还是做那种事情的时候她不再叫喊着让窑头高兴了。
回到土窑里，老梆子和小老汉定定地瞅着我，大偏已经脱了钻进了被窝，正趴在枕头上抽入睡前的最后一根烟。老梆子嬉皮笑脸地问我：“骨头咋没拿回来？”
大偏不屑地哼了一声：“啥骨头，知青，你可小心点，那个窑婆子骚得很，弄不好看上你这一身硬骨头了。”
小老汉在这种场合下一般不敢轻易插嘴，但是也抿着嘴偷偷乐了。
我说：“说了几句话就忘了过去拿。”
他们几个相互意味深长的挤眉弄眼，这让我很不高兴，大偏呵呵哂笑：“老牛要吃嫩草呢，知青让窑婆子看上了，知青，别嫌老，该上就上，我看那个婆子骚兴大着呢。”
一股无名火突然间窜上了我的卤顶，大偏呵呵哂笑的样子突然间在我眼里显得那么丑陋、恶心，如果大偏就此打住，可能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大偏接着又说了一句话：“知青有病呢，放着那么多洗衣裳的娘们不去洗，偏偏跟这个老乞婆子勾勾搭搭的，天生爱吃窑头的剩饭。”
我再也忍无可忍，扑过去实实在在朝他的脑袋上狠狠抽了一巴掌：“你妈个蛋，谁再敢拿我和窑婆子逗乐子我宰了狗日的。”
大偏晕了，蒙了，完全忘记了应该还手，片刻之后，才腾身坐起，面红耳赤气喘吁吁的瞠视着我，那样儿一看就知道他还没有下决心到底该不该跟我为此大打出手。老梆子见状连忙噤声，脱着衣裳作出准备睡觉的样子，倒是小老汉，胆怯地作出了合理的反应：“知青，开个玩笑么，咋真动手打人呢。”
大偏却忽然躺倒又钻回了被窝，我已经从心理上做好了和大偏打一仗的准备，而且我非常希望打一架，不管谁输谁赢，只要能痛痛快快地打一架就行。我对大偏并不仇恨，我们相处总体是上来说还不错，但是，那会儿，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火，就是想跟他打一架。因为，在这座土窑里，适合打架的对手只有他，老梆子年纪太大了，跟他动手不能称之为打架，只能叫作揍他一顿。小老汉年纪太小，身单力薄，性格懦弱，跟他动手也不能称之为打架，只能叫欺负人，因为我断定，如果他打他，他绝对不会还手，只会哭叫求饶。
大偏却也没有动手跟我对打的念头，他趴在枕头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黑黝黝的眼睛活像两孔没人住的废窑。半晌，他说了一句话：“知青，明天你搬走吧，再跟我们住在一起怕是要出事情呢。”
我颓然蹲坐到地上，心里跟外面的夜色一样乌黑，伸手不见五指，浑身从里到外寒彻入骨，活像我没有处于炉火熊熊的土窑里，而是赤身**的站在山野的寒风中。对于大偏他们，我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他们并不是窑头说的贼，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却也并不知道，他们没有告诉过我，如同我没有告诉过他们我是怎么回事一样，我也从来没有打听过他们的过去，如同他们也从来不打听我的过去一样，我们之间唯一有数的就是，大家都是混得很惨的人，如果混得不惨，谁也不会跑到这深山老林钻进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的煤窑里谋生。
大偏那幽深的眼神，让我看到了拒绝、敌意和威胁，我们基本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如果他真要对我做什么，我防不胜防。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如果我在这个时候顺势撤出着孔土窑，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一幕让我追悔莫及的悲剧了。然而，自尊，那弄不好就能害死人的自尊，却让我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时候搬出这个土窑，尽管外面山坡上到处都是废弃的土窑，随便找一孔就可以安顿下我和花姑娘，可是，这个时候，仅仅因为大偏的那一句话，我就灰溜溜地搬出去，那就意味着胆怯、投降，我可以想象得到，从今以后我被大偏从窑里赶了出来，必将成为窑娃子们口中的传说和评价，我也将会成为煤窑懦夫的标志。
小老汉和老梆子不敢拦我，一个劲唉声叹气，小老汉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声：“咋了么？这到底是咋了么？”
我和大偏对老梆子和小老汉都没话可说，尤其是我，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为什么会仅仅因为大偏的一句玩笑话就怒火中烧，狠狠地抽他那么一巴掌。我这个时候宁可跟大偏明刀明枪的打一架，也不愿意啥话也不说就无声无息的撤退。
我说：“大偏，人都是吃粮食长大的，不是吓唬大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了？你觉得我会那么听你的话吗？要走，你走，我绝对不拦着你。”
大偏从炕上下来了，当时他已经脱了衣服钻了被窝，他不慌不忙地套上棉袄棉裤，直挺挺站到了我的面前，冷然说道：“我从来没有让别人白打过，今天是想给你个台阶，既然你不愿意下，那我也就没话好说了，你不走我就用拳头送你走……”
他挥过来的那一拳头我闪过了，我正要回击，花姑娘却呜地一声扑了过去，一口叼住了大偏的右臂，不知道是他的棉袄厚实，还是花姑娘嘴下留情，花姑娘咬住了他的袖筒，并没有伤及皮肉。大偏拼命挥舞着胳膊，想从花姑娘的嘴里挣脱出来，花姑娘死死叼住他，就是不放嘴。这个时候，如果我趁机扑过去打他，那就真应了那句话：我是双拳齐上，他是独臂难支。但是我却不能趁这个时候动手打他，那样即便我占了便宜，也太不公平，因为我有花姑娘做帮手，而且，这种时候，花姑娘格外勇猛、格外善斗，是一个绝对够分量的助手。
小老汉扑了过来，帮着大偏撕扯花姑娘，想让花姑娘松嘴，老梆子站到了炕上，这家伙下煤窑和睡觉都喜欢**，我骂过他，他说这样省衣服，还舒服。此时，他站在炕上，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出来半身，下身那个松垮垮的蔫茄子活像坏了发条的钟摆晃晃悠悠，位置基本上跟我们的脑袋持平，活像一个足球裁判冲着双方队员亮黄牌：“好了，别打了，花姑娘，松手，人的事情狗别掺乎……”
小老汉边拉架边劝架：“好了，都是受苦人，自己跟自己人打啥呢？你们两个实在气不过，就打我，打我吧，你们俩别打，你们俩打起来事情就麻烦得很。”
我呵斥住了花姑娘，花姑娘很听话，我一叫它它就松口，然后站在我的身边，气势汹汹的冲着大偏汪汪汪地破口大骂。
小老汉哭咧咧了：“你们这是干啥么，好好地，咋就打起来了？要打就打我，你们打起来破坏力太大了。”
有了小老汉这样一个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可怜巴巴的劝架人，我的心软了，斗志全消，大偏肯定也没心再跟我打了，吼了花姑娘一声：“狗日的，老子平日对你不薄，关键时候助拳打偏手呢。”
我之所以说大偏吼了花姑娘一声，没说他骂了花姑娘一声，是因为根据花姑娘的性质，说它是“狗日的”好像应该不属于谩骂。
老梆子这个时候还**裸的站在炕头，看到我们泄气了，他也泄气了：“就是么，好好的打什么架呢，知青也是的，为了那么一个讨饭的窑婆子值当自家兄弟打架吗？”
老梆子的话中隐含着的不屑、轻蔑让我再次光火，恼怒激愤之下我犯了一个让我悔恨终生的大错误，我气急败坏地把窑婆子的秘密泄露了出来：“跟你老梆子比，你给人家提鞋跟的资格都没有，你别看不起人家，人家不是讨饭的窑婆子，人家是正经八百的大学老师，从北京跑出来逃难伸冤的，我再说一遍，谁再敢诬蔑欺辱人家，别怪我不客气。”
话喷出口了，我又有些暗暗后悔，窑婆子给我说了她的身世，不管为什么要对我说，都是莫大的信任，刚刚她还嘱咐过我不要对别人说她的过去和身份，而我却在气急之下把人家的底细全都泄漏了出去。我懊悔莫及，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嘴巴，好在大偏老梆子他们的反应让我松了一口气，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个窑婆子会是大学里头的老师。
老梆子哈哈大笑起来：“什么？你说那个讨饭的窑婆子是大学里的老师？大学里的老师就那么个德行？”
小老汉嘟囔着说：“我虽然没见过大学里的老师，可是要说那个窑婆子是大学里的老师，也太玄乎了，知青，你是听谁说的？她自己说的？那能信吗？”
大偏没有说话，保持了沉默，刚刚跟我差点发生斗殴，这阵马上再和我说话，多少有点顺势上杆子的嫌疑，可是，他的眼神充满了讥讽和嘲弄，证明他也根本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对他们的嘲笑和质疑我不能再说什么，我不能马上改口否认我刚刚说出口的话，我也不能进一步证实我说的是真话，我只能保持沉默，最好的办法还是赶紧一走了之为好，于是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小老汉挽留我：“知青，过去就过去了，你还真走啊？”
我对小老汉，其实也是对老梆子和大偏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缘分在就混在一起，缘分不在就分开么，我想单独住，不管住不住在一起，我们还是朋友。”
小老汉叹息：“哎，咋了，这到底是咋了么？”
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花姑娘确实通人性，它也好像明白我和大偏闹翻了，见我收拾东西，扔下正啃得带劲的骨头，一骨碌爬起来，站在我和大偏中间，喉头里呜呜噜噜的嘟囔着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在重复小老汉的话：“咋了？这到底是咋了么？”
我不再跟他们说话，三下两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出门离开了这座跟他们一起度过了将近两个月的土窑，来到了寒冷、乌黑的外面。花姑娘跟在我的后面，一个劲用脑袋顶着我的腿弯，我说不清楚它是在劝我不要离开，还是让我马上离开。不管它是什么意思，有它在，我就不会感到孤独，我蹲下来，抱住它，对着它的耳朵说了一句废话：“花姑娘，你要是会说人话那该多好。”
好在荒废的土窑很多，随便找一间都能够容身，我带着花姑娘尽量避开他们远一点，找了一孔小一点、看上去也干净一些的土窑，放下郭大炮送给我的那个大包，拍拍花姑娘脑袋，花姑娘就知道我的意思，守着大包给我当看守，我则跑到外面的煤堆上去背煤块，在这种地方这个季节，如果没有炉灶，夜晚的寒冷很难度过。
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有窑娃子嘻嘻哈哈地跟我打趣：“知青，听说窑头那个窑婆子是个大学老师啊？”
我心里暗暗叫苦，我知道，肯定是老梆子、小老汉、大偏他们几个把我说的话当成了笑话传遍了整个煤窑。最让我尴尬的是发薪水的那一天，我们煤窑的窑娃子们中好个人领钱的时候都要半真半假地逗弄窑头一句：“窑头好福气啊，能日上北京的大学老师，好福气啊。”
窑头让窑娃子们忽悠得直眨眼睛，刚开始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地骂上一声：“妈妈个日，你妈才是北京的大学老师呢。”后来好像也明白了什么，一个劲打听：“谁日北京的大学老师了？谁是北京的大学老师？”
老梆子说得扎实：“你日北京的大学老师了，知青说你那个窑婆子不是讨饭的，是北京来的大学老师。”
当时我排在老梆子后面，中间隔了三五个人，听到他那么扎实的交代了传闻的来源，我恨不得狠狠抽他那老脸两巴掌，可是即便我抽了他那张老脸又能怎么样呢？新闻已经在窑娃子中间传开了，好在大家都根本不相信，仅仅拿这件事情做个笑话，做个饭后茶余的吐沫星子而已。
等到轮到我领钱的时候，窑头揪住我不放，一个劲追问我到底是听谁说的窑婆子是北京来的大学老师，我灵机一动，抓住机会拨乱反正：“我听谁说的？听你说的。”
我知道，窑头有给别人编造荒唐履历的嗜好，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听是窑头自己说出来的，恐怕也就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了，想想也是，如果不是我面对面真切地听了窑婆子叙述往事，仅仅凭表面上看，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她能是一个北京来的大学老师，而且才三十五岁，我暗暗庆幸，那天晚上没有说得溜嘴，把她的真实年龄也给曝光了。
窑头手里捏着几张大团结，好像马上就要把钱发给我，却又不立即给我，非逼着我说出传闻的来源不可：“不成，知青，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你这么说，让窑娃子们当我自己吹牛卖派呢，你老老实实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编出来的。”
无奈，我如果不屈服，那七十来块钱我就拿不到手里，排在我后面的窑娃子们已经着急了，一个劲催着让我赶紧领了钱走人，发了卖命钱，洗衣裳的娘们们就要来了，窑娃子们一个个像**期的叫驴，激动得嗷嗷叫唤，好像这会儿晚拿一会钱，就能让他们“洗”不成似的。没办法，这就是窑娃子们的生活，每月一次的放纵，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价值。
我屈服了，表面上假装无可奈何，实际上心里暗暗高兴、得意，因为这正是我消除传闻的好机会：“好好好，我证明，那话不是窑头说的，是我自己编出来闹着玩的。”
窑头大声宣称：“我说么，我窑头向来说话是算话的，我啥时候吹过那个牛皮？”
我抓住机会再一次放大那段传闻的荒谬，鼓励窑娃子们对事实真相的排斥，加深那些传闻仅仅是我编造谎言的印象：“你窑头能到处编排我一下子杀过六个人，我就不能编排你的窑婆子是大学里的老师？这还是抬举你了呢，就凭你窑头那股浑身上下土腥气，还想着大学里的老师呢，也就是那个讨饭吃的老婆娘能配得上你。”
窑头不置可否，对着我后面的窑娃子们吆喝：“下一个，要不要钱了？不要钱就掉屁股滚蛋。”
我愣了，明明是该我领钱了，他怎么不给我？我提醒他：“窑头，该我了。”
窑头乜斜了我一眼：“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虽然够不上君子，好赖也是个五尺男人，自己说过的话忘了？”
我没忘，为了保护花姑娘，我那天当众承诺这个月的工钱不要了，替花姑娘赔偿窑头。可是，诚信在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国宝，就跟大熊猫一样稀缺。诡诈和谋略，骗术和欺瞒……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从《春秋》、《史记》记载的历史，到《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这样的兵法理论，乃至《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通俗小说，欺骗被美化为计谋成了中国人的教科书，诚信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必修课。一个社会，缺少什么才会渴望什么，时至今日，仍然需要动员全国的舆论来呼唤诚信，反证出在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诚信。那个年代在煤窑这个地方，诚信就更是一个谁都不懂的外星级语言，谁要是把自己的话或者别人的话当真，谁就尤其是国宝级的傻瓜。我当时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那个令我后悔不已的承诺，可是我心里还一直暗暗寄希望于窑头是个稀里糊涂的人，寄希望于他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当真，如果他忘了或者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真，那么我也就假装忘记或者糊涂，浑水摸鱼地把这个月的工钱领了。没成想这家伙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糊涂更不傻，不但不给我工钱，还白白把我耍了一通：让我排在队伍里白浪费工夫。
在众人的哄堂大笑和窑头“妈妈个日”的骂声中，我厚着脸皮嘻嘻哈哈地离开了煤窑洞口那个每个月专门用来领工资的土窝棚。
外面，已经开始有性急的洗衣妇们搭乘着拉煤的便车到达了，黑色的山坡上，斑斑点点的艳色朝山上移动，那是穿着花花绿绿衣衫的洗衣妇们正在上山，洗衣妇们给这色彩单调、阴暗寂寞的山谷增加了一些怪异的鲜活，活像这黑黢黢的山坡上突然长满了五彩斑斓的毒蘑菇，她们的到来，预示着从明天开始，窑娃子们每月一度的狂欢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