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大早起来，残冬初春难得见到的晴朗天气让人心情如同泡在温暖的池水中一样舒爽。我和花姑娘从土窑一出来，就听到坡下面的山道上有汽车的吼声，让我奇怪的是，这汽车的声音不是平常听惯了的拉煤用的那种破烂不堪的大卡车声嘶力竭的吼声，而是那种匀称的、蜜蜂飞舞时候一样嗡嗡鸣响的发动机声，花姑娘也敏感的察觉到了异常，朝山下面的山道汪汪汪地吠叫起来。
我跑到山坡边上朝下面望去，曲折蜿蜒的拉煤专用公路上，两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一前一后朝煤矿驶来。我不由紧张起来，那个年月，能够乘坐这种吉普车的除了位高权重的大官，就是警察和军人。能够有资格乘坐北京吉普车的军人不可能跑到我们这个煤矿上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公安局的警察。而我，我估摸着，现在肯定也是被通缉的对象，虽然我犯的事情不可能享受窑婆子那种待遇，由公安部发通缉令全国通缉，可是县公安局甚至省公安厅发个通缉令还是完全够格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负着一条人命逃跑的。我的大脑瞬间活像通了电的马达，飞速旋转起来，无数个可能和无数个解决可能的方案在我的脑子里滚成了一团，结果脑子就成了什么也想不清楚的稀粥。我不知道在这挖煤的窑娃子中都有些什么人物，也许这两台北京吉普是冲别的什么人来的。可是，我不能冒险，我必须得尽快躲避起来，而且还不能现在就跑，现在跑了，即便这两辆北京吉普不是冲我来的，别人也会琢磨我为什么会在这两辆北京吉普车上山来的时候突然逃跑。那样一来，如果这两辆北京吉普车并不是冲我来的，我身负重案的事情也就不言自明，在这些看似厚道朴实的窑娃子中间，心机深、心眼多、深藏不露的老江湖大有人在，我那点事儿根本就瞒不过他们的眼睛。如果我跑了，北京吉普跟我却毫无关系，那我好容易才找到的这个苟且偷安的地方也就不再是我的存身之处了。而且，即便我现在马上跑了，人家得知了我的底细，要想从这里开头循线抓我，也会更加省工省力。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下到煤窑里去，而且一定要把花姑娘也带进去，在这里，谁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只要不是彻底弄清了我的底细，靠调查打听，根本不会有人把我跟那个把驴拐拐作废了的工宣队员孟同志联系起来。
于是，我顾不上洗漱，匆匆忙忙抓了两个烤土豆，忐忑不安地带着花姑娘跑到了煤窑的洞口，下井的时候，窑头还夸奖了我一句：“知青今天来得早，能多背一两筐煤。”
今天从下窑开始，我一直觉得煤窑里有些不对劲，可是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却又说不清楚，我想，也许平常干活的时候和窑娃子们有说有逗，今天在山坡上行驶的那两辆北京吉普车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心里有事，所以才会觉得气氛有点不正常。
干活歇息的空儿，老梆子凑过来悄声告诉我：“知青，今天早上有公安的吉普车上来了。”
我故作轻松地说：“上就上来，又不是给我们送钱的，管它呢。”
老梆子叹息了一声：“不知道谁又倒霉犯事了，但愿别是我们窑里的人。”
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窑娃子对大偏说：“组长，我怎么觉得今天情况有些不对头。”
大偏冲了他一句：“你他妈什么时候觉得对头过？对头的能在这阴曹地府里刨食吃？”
小老汉在一旁说了一句令我们所有人大惊失色的话：“今天怎么煤窑里一个地灵子也没见？”
蓦地我们都怔住了，一个窑娃子把原因归结到我和花姑娘的头上：“可能知青天天带狗下来，地灵子都吓跑了吧。”
刚刚说到狗，花姑娘就从不知道哪个坑道里冲了过来，汪汪汪地嚎叫着，慌乱不堪的在我身前乱扑乱跳，浑身上下的毛都耸立了起来，整个身躯都膨胀起来，好像突然之间大了一倍。它这副样子不但让我惊讶，就连一直跟我冷战的大偏也忍不住问了我一句：“它怎么了？”
我呵斥着花姑娘，拍打着它的脑袋、后背，竭力想安抚它，我估计，它肯定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可是，在这深入地下几十米的煤窑里能有什么东西把它吓成这个样呢？总不至于有狼跑到煤窑里来了吧？因为它这惊慌失措的吠叫和躁动不安的样子只有那一回我们跟狼面对面的时候才在它身上出现过。
窑娃子们都停下了手头的活，花姑娘的极度反常让大家都有些心慌意乱，却谁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花姑娘狂吠着，朝煤窑通往外面的巷道跑去，回头发现我们还傻傻的愣在那里，又翻身扑了回来，更加让我惊愕的事情发生了，花姑娘猛然咬住了我的胳膊，这是花姑娘头一次咬我这个主人，咬得很疼，我怒吼着：“花姑娘，你疯了？”
花姑娘并没有松开我，反而拼命的把我朝外面拉扯，我挥舞着手臂，却挣脱不开花姑娘的嘴，我也不敢太用力，花姑娘咬我的力道恰到好处，让我既挣脱不开，又不会伤及我的皮肉，如果我过于猛烈的挣扎，弄不好它那锋利的犬齿真会把我的胳膊刮破了。我莫名其妙，但是我确信，就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花姑娘这是在叫我们赶紧逃跑。
我既是提醒大偏，也是征求大偏的意见，因为据老梆子说，大片是我们这一伙里最有经验的窑娃子：“怕是有什么事情，花姑娘这是让我们跑呢。”
大偏专注地盯着花姑娘，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蹙着眉头，**鼻子嗅着，偏斜脑袋倾听，还连连朝大伙摆手，让大伙别吱声。正在这个时候，更加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几十个窑娃子在那一刹那间，都变成了僵硬的石头：窑婆子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从煤窑洞口到我们的采场有二百多米，一路上她肯定是连滚带爬跑进来的，浑身上下滚得漆黑，看到我们，她呆住了，因为，我们在窑下面大部分人都赤身**。
在煤窑，女人下窑是绝对的禁忌，也从来没有女人进来过，她的出现，让所有的人陷入了惊愕之中，大偏怒不可遏地喝问她：“你跑下来干什么？”
窑婆子愣愣地僵在那里仿佛一块人形的煤炭，显然，面前这一群黑乎乎的**男人也把她吓着了，面对大偏愤怒的喝问，她本能的如实回答了：“上面有人要抓我……”
花姑娘见到了窑婆子，松开了我，猛扑过去，咬住了窑婆子的衣襟，拼命朝外面撕扯，喉咙里呜呜咽咽的鸣叫着，活像在哭。
窑婆子蹲下去，茫然地问我：“花姑娘怎么了？”
花姑娘见她问我话，又扭身扑到我的跟前，尾巴紧紧夹在屁股里，咬住我的胳膊又开始朝外面拉扯我，嘴里呜呜咽咽地吼叫着，胸腹剧烈的起伏犹如刚刚跑完百米赛跑，粗重的喘息活像正在爬坡的蒸汽机车。
我们当时都懵了，不知道是花姑娘疯了还是窑婆子疯了，脑子就像被塞住了最先明白的是经验丰富的组长大偏，他看着疯狂嚎哭的花姑娘，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快跑啊，瓦斯，瓦斯……”
大家顿时乱作一团，开始拼命朝外面跑，大偏手忙脚乱的灭掉了身旁的油灯，我的脑子忽然变得异常清醒，如果瓦斯泄漏，这些煤油灯就是点燃瓦斯的引信，还有几盏油灯在亮着，我连忙冲过去把油灯给灭了。采场没了油灯，顿时陷入了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场面更加混乱不堪，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错了，上去的巷道不在这边。跑在前面的人们轰然又退了回来，大家挤作一团，活像一群遭到侵犯的野蜂。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没了照明，人就成了辨别不清方向的瞎子，惊慌之中，谁也弄不清楚哪个坑道才是通往外面的主巷。因为，我们平时挖煤并没有什么正规的采场和规范的规程，下了巷道，来到采场，哪里方便，哪里煤层好挖，就朝哪里挖，结果就是到处都是坑洞，煤窑下面就像一个庞大无比的蜂巢。我们有二十多个人，混乱中有人乱喊，有人惊叫，有人破口大骂，谁也不知道谁在骂谁，还有人开始哆哆嗦嗦的念起阿弥陀佛来……
大偏在黑暗中喊我：“知青，快让花姑娘领路，狗能知道上去的路，赶紧把巷道里的所有油灯都灭了。”
花姑娘好像也听懂了大偏的话，揪住我的胳膊用力朝前面拖，我连忙冲大伙喊着：“都别急，跟着我的声音跑啊。”
就这样，我跟着花姑娘，一路叫喊着拼命朝外面奔逃，后面，人们跟随着我的喊声，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沿着主巷道朝外面奔逃。巷道狭窄陡峭，我们这些窑娃子天天爬，只要路没有搞错，动作纯熟，行动也快，尽管如此，在那一段只能通过一个四肢着地爬过的狭窄处，心慌意乱的窑娃子们挤成了一团，你推我拉相互争抢，谁都恨不得把别人推到后面自己跑到前面去，其情状有点像城市里人上下班时候挤公共汽车，只不过比挤公共汽车更加无情、残酷，因为，挤不上公共汽车还可以等下一班，而这个时候落到后面，绝对不会再有下一班车来让你乘坐。年轻力壮的这个时候就占了便宜，几下子就抢到了前面，年长体弱的就只能落在后面急得嗷嗷叫唤，这个时候，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让一切人造的道德说教变得那么苍白、无用。如果不是在狭窄处拥挤成一团，如果能够更有秩序一些，大家反而会跑得更快一些，跑出来的人也会更多一些。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窑婆子，她是头一次下煤窑，又遇上了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人专门帮助她，她很难顺利地从煤窑里跑出来。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尽力冲黑暗的煤窑里嚷嚷：“窑婆子，跟紧一些，别走散了，我喊你答应着往走啊。”
但是，却没有窑婆子的回应，我不知道她是没有听见，还是已经跟我们走散了，后面窑娃子们逃生的欲望变成了威力强大的澎湃洪流，推挤着我，让我根本连步子都收不住，还有一些手脚麻利头脑机灵的，更是从我身旁的空隙挤到了我的前面，拼命朝外面奔逃。花姑娘按照它的身手，应该早早的就能跑出煤窑，可是它却不时停下来回过身汪汪叫着招呼我跟上它。那一场奔逃，在我脑海里已经留下来的只有破碎的片断，我有时候觉得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有时候又觉得那简直是一场无休无止让人喘不上起来的奔跑，时空概念在我的大脑里已经彻底丧失了。等到我看到了煤窑洞口的亮光时，煤窑里传出了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脚下的大地在剧烈地颤抖，仿佛抗风巨浪中颠簸的舢板，随即身后火辣辣的气浪犹如一个超级巨掌将我抛出了洞外，我顺着洞口的煤堆翻滚下去……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也许仅仅是一刻，也许过了很久，彻骨的寒意和脸上柔软的抚摸将我从昏晕状态唤醒。睁开眼睛，映入我眼帘的是花姑娘忧郁的眼神，粉红色的舌头，我的耳朵也听到了花姑娘呜咽地轻唤。意识很快唤回了我的记忆，但是我却弄不清记忆中的惨剧是现实还是噩梦。我活动一下身躯四肢，浑身到处都有痛楚，好在我能感觉到这些痛楚都是皮肉上的，严寒逼迫我本能的拢紧我的衣服，动作做出来了，却没有衣服，这是我才发现，我身上除了一条裤衩，没有任何衣衫。这也让我确定，记忆并不是噩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我在煤窑下面就是这副装扮，如果赤身**也算作一种装扮的话。相较于其他窑娃子，我这个样子还算文明的，绝大多数窑娃子钻进闷热的煤窑之后，连裤衩都省了。
花姑娘看到我清醒过来，用脑袋抵我，用爪子拨拉着我，我挣扎着站立起来，脑袋还在发晕，有点头重脚轻，茫然四顾，我的位置处于煤窑所在山坡的山脚，向上仰望，是陡峭的由煤构成的斜坡，斜坡有十几米高，由于每天都有新煤倾倒下来，所以这个斜坡的质地松软，这也正是我从十几米高的坡上翻滚下来除了一些皮外擦伤，却没有受到重创的原因。花姑娘看到我站立起来，凑到我的跟前用身体蹭着我，咦咦呜呜地呢喃，好像它总算松了一口气。花姑娘毛皮蓬乱，身上、尾巴的毛都被燎得卷曲起来，活像女人刚刚烫过的头发，后背上还有一块擦伤，毛脱皮破，渗出了暗红的血渍，花姑娘背部的肌肉不时地**着，可以看得出来，伤虽然不重，但却非常疼痛。
当务之急，是我要爬上这个陡峭松软的高坡，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花姑娘爬这种坡比我有优势，我只好跟它一样四脚着地向上面攀爬。当我气喘吁吁吁吁地翻过坡顶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煤窑前面的场子上，窑娃子们有的跪着，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大家都在那里烧纸，每人面前一堆纸灰，纸灰随风飘舞旋转，随着上升的热气在空中翩翩起舞，让这肃穆的场面更加悲凉。我朝煤窑望去，煤窑的洞口则已经被砖头烂泥封死了。
我看到了跪在那里垂泪拨拉纸堆的老梆子，我叫了他一声：“老梆子！”
老梆子回过头来，看到我大为惊讶，半张着嘴呲出了参差不齐的黄牙：“知青，你还活着啊？我们都以为你也死了呢。”说着，扑过来抱住我哭了起来。
一个我不认识的窑娃子连忙冲另一个站在那儿的人报数：“还有一个活的，减去一个，那就是死了五个，不是六个。”我由此得知，这一次瓦斯爆炸死了五个人。
跟我一个窑的窑娃子们纷纷围拢过来，人们一个个面目黧黑，蓬头垢面，有的仍然**着，有的已经披上了不知从那里弄来的破衣烂衫，大家纷纷问候我，七嘴八舌向我诉说着自己想说的话，“死了五个”这句话活像惊雷在我的头颅中间旋转滚动，我的脑子变成了僵硬的石块，我无法理解窑娃子们在向我说什么，我的眼前满是不停翕动着的嘴巴，可是我就是弄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大偏也扑了过来，他没有抱我，却抱住了花姑娘：“花姑娘，谢谢你啊，救命恩人，没有你我们就都完了。”
他这一说，回过神来的窑娃子，纷纷朝花姑娘跪了下去，花姑娘吓了一跳，窜到我的身边缩头缩脑的看着冲着它下跪作揖的窑娃子们，一个劲汪汪汪地吼叫着跟人家客气。
不知道是谁，把一件油腻腻的烂棉袄披到了我的身上。老梆子把手里的一沓黄纸递给我：“来，给小老汉窑婆子他们烧些纸，让他们到了那边不用再受穷了。”
小老汉、窑婆子都是这场事故的遇难者之一，小老汉身小体弱，窑婆子是个女流，又是头一次下窑，慌乱不堪争先恐后的奔逃过程其实就是一场谁能活下来的剧烈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死亡肯定都留给了弱者，他们属于弱者。想到他们俩，我的心情格外悲伤，这两个人，是我在煤窑心理上感觉最亲近的人，也是两个对花姑娘特别好的人，花姑娘以自己的敏感拯救了绝大多数窑娃子，可是却唯独没有能够救出对它最好的人。
我面朝着封闭了的井口跪了下来，我认为，窑婆子和小老汉值得我一跪。我点燃了黄纸，熊熊燃烧的火焰烘烤着我的身体，我的心底却像被填满了寒冰，一个令人浑身颤栗的念头，仿佛冰冷的刀锋切割着我的心脏：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会像小老汉和窑婆子这样，被封死在这幽黑的深井里面，把这荒山野岭上的煤窑当成了自己永远的归宿。过去我就听说过，如果地下发生了瓦斯爆炸，肯定会引起煤层大火，上面的人第一个要做的不是救人，救也救不出来，而是赶紧封井，不管下面有多少人遇难，都要封死在里面，那样，火势就会因为缺氧而自然熄灭，灾害就不会蔓延到其他的煤窑里去。如今，面对这封死的井口，我仿佛已经提前看到了我的下场，如果我仍然继续在这里当窑娃子的话，那么，下一次把尸体封闭在煤窑里的可能就是我了。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深山沟里，在这无法无天的时代，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被称之为窑娃子的人，被永远掩埋在黑暗的煤窑里。那天晚上，我们幸存下来的窑娃子聚集在窑头的土窑里，我们之所以聚集在窑头的土窑里，既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什么约定，大难不死，惊魂未定，谁独自呆在自己的土窑里心理上都觉得沉重难当。这种时候，极需要向别人说些什么，或者听别人说些什么。之所以聚集到了窑头的土窑里，大概是因为我带着花姑娘最先来到了这座土窑。那个被人们称之为窑婆子的女人，那个从北京跑出来的大学女教师，那个坦然向我展示女性身体的她，不知不觉间已经在我心里成了这座煤矿所有人中最为亲近的一个，这种感情上的联系和心理上的贴近，让我对她的死格外难以释怀，也许正是这种难舍难诉的情绪指引着我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她曾经长期居住的土窑里。在生存下来的窑娃子们心目中，花姑娘就是大家的救星，花姑娘肯定知道喜欢它、照应它的窑婆子已经死去，它在土窑里到处嗅着，喉咙里发出了哭泣一样的呜咽，眼神忧郁得仿佛凝结成冰的泪滴。
最先来到的老梆子说，他就是听到了花姑娘的动静才跑过来的。窑头在得知井下瓦斯爆炸后的第一时间就已经逃跑了，把善后事宜扔给了别的窑头，这也是这里煤矿的惯例，别的窑头带上人把出事的煤窑一封了之，根本不管里边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出事煤窑的窑头有的在外面避一阵风头，过一段日子又会出现在煤矿，重打鼓再敲锣的另开张，也有的从此不见踪影。老梆子告诉我，这一次发生的瓦斯爆炸能够活下来这么多人，是煤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过去发生的这类事故，基本上就没有人活着出窑的。
窑娃子们聚集到这里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一点吃食，有的是馒头，有的是一块珍贵的骨头，有的是一碗面条或者一碗稀饭，这些吃的东西他们都是带给花姑娘的，各种食物对在花姑娘面前，活像人们敬神的时候奉献的贡品。花姑娘守着这一堆食物已经花了眼，不知道该先吃哪一份，这个舔几口，那个嚼一嚼，发出了心情极为舒畅的时候呻吟出的那种喉音。看着花姑娘，我忽然想起了窑婆子跑到窑下面的时候，说过有人要捉她，便问大伙：“你们谁知道，谁要抓窑婆子？”
大偏说他听别的窑头说，一大早从山外开来两辆小吉普车，是公安局的人，一来就把窑头的土窑围住了，说是要抓一个全国通缉的女现行反革命，恰好窑婆子跑到我的土窑里看花姑娘跟着我下窑没有，就没被那些人堵住。从我的窑里出来，她看到那些公安正在四处搜查，马上知道了人家要干什么，便开始到处躲藏，后来可能实在躲不过去了，就跑到了窑下面，没想到就发生了瓦斯爆炸。我这才明白，一大早让我惴惴不安的那两辆吉普车，并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冲窑婆子来的。
老梆子啧啧有声地感叹：“我的老姑奶奶啊，知青，没想到你还真说对了，窑婆子看来还就是从北京跑出来的大学老师啊，如果不是大学老师怎么能当上全国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呢？过去你说，我们都不信，拿你的话打哈哈呢，你怎么知道的？”
老梆子的问题活像一柄无形的刀子捅烂了我的心脏，后悔和愧疚更是让我的心脏鲜血淋漓，用不着多高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我就能知道为什么被人称之为窑婆子的她，隐姓埋名躲到这偏僻隐秘的马家沟煤矿之后，人家还能最终像猎犬追踪猎物一样扑过来抓她，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如果不是我说出她是从北京来的大学女老师，窑头就不会到处宣扬窑婆子是一个北京来的大学女教师，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在他的乡亲和那个当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舅表叔面前，改变自己和一个女乞丐生活在一起猥琐形象，但是却最终害了窑婆子。过后很久，我一直想不清楚，窑婆子跟我仅仅见了两三次面，为什么就会对我说出她极怕别人知悉的隐秘？或许作为一个人保守隐秘的临界点遇到了缺口？或许我没有参与窑娃子们“洗衣裳”的行为获得了她的好感，因而产生了对我倾诉排遣的冲动？或许仅仅是我相对标准的普通话引起了她的认同感？也许，宿命地说，这就是一种缘分，让人痛心的是，这是一份孽缘，结果的悲惨超出了预料，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
窑娃子们在一起惊魂未定地谈论着当天的瓦斯爆炸事故，讨论着今后的去向，其实去向也没什么可讨论的，这里到处都是分属于不同公社、不同大队、不同生产队的煤窑，这一孔煤窑封了，别的煤窑都在等着我们改换门庭。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吃上了这碗饭，都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饭碗可端了，如果有别的饭碗能让我们这些人活下去，我想，谁也不会端这碗被死神的身影笼罩着的饭碗。
夜深了，大家纷纷离去，老梆子让我回他们的土窑一起睡，他说他和大偏两个人睡在那孔没了小老汉的土窑里心里慌乱得很。大偏对我说了一句让我不能不答应他们的话：“知青，过去的一切都是俺不对，小老汉不在了，不光土窑里空****的，人心里也空****的，你还是搬回来跟俺们一起吧。”
大偏是个挺自我的人，也是个挺有权威的生产组长，对我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除了答应还能说什么呢？回到了我们四个人曾经一起住过的土窑里，老梆子对我说：“知青，今天我们请你回来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把小老汉的东西收拾一下，你来了，三个人，不管怎么说也算有个人见证，不然我和大偏两个人收拾了，不明不白的让外头人说闲话。”
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叫回来还有这么一层意思，尽管这个意思事先没有跟我通气，却也合情合理。小老汉跟这里绝大多数窑娃子一样，卖命挣来的钱却毫不珍惜的吃光花净才舒服，我们把他的包袱打开整理了一番，除了换洗的一身破烂内衣，最好的衣服就是那身用来应对洗衣妇们的涤卡。
“这身衣服你要不要？”老梆子征求我的意见，我谢绝了。老梆子就把涤卡衣服放到了自己身边：“你不要我就留下做个念想。”他没有问大偏，大偏身高体壮，这身衣服根本套不下他那副身坯子。
小老汉的被褥又脏又烂，好像浸透了油腻的烂毡片，老梆子把被褥卷起来扔到了地上：“明天拿到煤窑洞口烧了，给小老汉带上到那边用。”
大偏提醒他：“你把这些东西仔细检查一遍，看看里头有没有小老汉藏下的什么东西。”
老梆子就又把小老汉的被褥上上下下的捏揣了一遍：“没有，小老汉穷得就剩下胯裆里吊的那个鸡巴了。”
花姑娘这个时候叼起了小老汉的枕头，扔到了老梆子跟前，老梆子不以为意的把枕头和小老汉的破被褥扔到了一起，花姑娘又把枕头叼回来扔到了老梆子跟前，老梆子莫名其妙的问我：“花姑娘这是弄啥呢？”
我随口胡诌：“花姑娘发现枕头里有钱呢。”
老梆子用力撕开了枕头，我们三个都惊呆了，我随口胡诌的话居然变成了事实，枕头里真的有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的钞票。老梆子数了数，整整三百多块，在那个年月，在我们那种人群中，三百多块称之为巨款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小老汉到底是用什么办法积攒下来的这笔财富，也许，这笔钱是他到煤矿之前就已经有的，他一直隐藏得很好别人一点也不知道而已。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大家心里同时涌出来的念头就是：这笔钱该怎么处理。
老梆子话多，我们这些窑娃子里，他是最快从事故伤亡的沉重气氛中解脱出来的人，这家伙既可以说是没心没肺，也可以说更加豁达超脱，可能跟他年纪大，经历多，对人世间的悲剧已经麻木了有关。他看着手里的钞票喃喃自语：“这家伙，怎么攒下这么一笔钱的？”
这笔钱让小老汉在我的心目中有了神秘感，我转弯抹角地问他们俩：“我看着小老汉不过才十六七岁，怎么就跑到这里来挖煤了？”
大偏看看老梆子：“他们认识得早，一块跑到煤矿上的。”
老梆子叹息一声说：“我们也是半路上认识的，**刚刚开张的那一年，我白天耕地的那头牛晚上不明不白的就死球了。生产队死了一头耕牛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公社的公安和民兵都下来调查，一口咬定是有人破坏**。这个罪名我这个四类分子怎么能承担得了？我估摸着不把我整死也得让我脱层皮，心一横，不等他们抓我我就跑了……”
大偏插了一句：“狗日的，这么多年你今天才暴露了你是四类分子，哪一类？”
老梆子不好意思的笑笑：“农村么，还能哪一类，地主分子么。”紧接着又解释：“我算什么地主分子？我们那个鬼地方穷得兔子都拉不出屎来，我爷爷我爹辛辛苦苦挣扎了两代人，啥苦啥罪都受过了，到了我这一代，总算置办了十亩薄田，一院房子。像我们家这点家当，放在关中和东北，连个中农都够不上。可是，村里别人都比我们家更穷，矬子里边拔大个，土改的时候上边下了指标，我们村要定两个地主分子，刚好，一个我爷爷，一个我爸，工作队为了超额完成任务，顺手把我也定了，你说我冤不冤？冤也没处说理去，又碰上这么档子事儿，我不跑还等着找死啊？”老梆子开始动手卷烟，我们知道他的话头肯定很长，卷烟这是他要开长篇的预备性动作。
大偏把手里刚刚卷好的喇叭烟递给了他：“赶紧说，后来呢？”
我这才知道，原来大偏也并不知道老梆子和小老汉的来历背景，由此越发可以断定，窑头说他们三个是贼伙子的话完全是胡编的。
老梆子点燃喇叭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来，接着讲：“我一路扒火车想跑到新疆去，听人家说新疆地方大，管得松活，好混。到了宝鸡车站，我让火车上的人赶了下来，下来就下来，我打算在车站上晃**一阵，等有朝西边开的火车再继续扒上去。我跑出来的时候准备得比较充分，铺的盖的换洗的衣裳还有我满月的时候我爷爷用两只羊给我换的长命锁，那可是真正的银锁，值钱得很。下了火车，我在车站的广场上瞎逛着等下一班车的时候，看见小老汉掏包呢，我就把他捉了，那个时候他才这么高，”老梆子用手在炕沿上比划了一下，“完全是个娃娃，我问他为啥要偷东西，他说他爷爷和爸爸都是地主分子，每个月都要到村里接受批判斗争，**开始以后，就改成每周都要到队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斗争，而且，每次都得他跟着陪绑，他实在受不了那种折磨，就跑出来了，四处流浪，刚开始是讨饭，后来就偷，有时候也抢，只要能混饱肚子，干啥都行。我看他跟我是一路货色，都是四类分子家里的，同病相怜，就领着他继续往新疆跑。后来，新疆也没去成，就混到煤矿上来了。”
我问他：“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有发现他有钱？”
老梆子游疑地说：“我真不知道，可能过去他没有这些钱，是后来攒的？”
大偏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些钱怎么办？”
我问老梆子：“你知道小老汉的老家在什么地方？不行的话把这些钱给他的家里人。”
老梆子说：“小老汉肯定是陕西宝鸡一带的，我就是在宝鸡车站认识他的。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过去他常常给我说，他最盼望的就是他爷爷、他爸赶紧死了算了，死了他就回家以后就用不着陪着他爷爷和他爸爸挨批斗了。”
我不忍心再问有关小老汉的问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沦落到这个程度，令人无语。联想到窑婆子，她的愿望仅仅是“活到底”，可是她终于没有“活到底”，至于小老汉，我不知道他的爷爷和爸爸是否如他所愿已经死了，根据年龄，八成他爸爸还不会死，他没有等到他爷爷爸爸死了之后，他可以不再陪绑挨斗的那一天，他死了，永远摆脱了陪绑挨斗的梦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死了，未必不是好事。
大偏让老梆子把小老汉的钱好好收着，今后如果有机会，就给他的家人，老梆子为难的反问他：“要是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找到他的家人呢？”
大偏气哼哼地说：“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直接还给小老汉。”
第二天早上，大偏不知道出去干什么了，老梆子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我的那一百多块钱，是他偷的，后来怕真的让花姑娘闻出来，就又放了回去，跟小老汉和大偏没关系。我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说没意思，也没必要再提了。老梆子长叹一声说：“小老汉活着的时候，这话就不说了，现在人不在了，不能让他背黑锅。小老汉一直觉得你在怀疑他，一直想找你说清楚，又怕你更怀疑他此地没有银子还有三百两。小老汉不在了，他一直想说明白的话，我替他说了。”
我骂了一声：“狗日的老梆子，那件事情我早就忘了，你现在又这么说，不是惹得人心里难过吗？”
老梆子为难地说：“难过也得说啊，我也就能帮小老汉做这么点事了。”
老梆子的话，让人的心里好像灌进了一瓢开水又灌进了一瓢凉水，实在难受得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老梆子沉默片刻，又征求我的意见：“你出个主意，小老汉这笔钱咋办呢？”
我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凭良心办。最后那笔钱老梆子究竟怎么处理了，我不知道，因为，过后不久，我也面临了窑婆子相同的遭遇，洋芋头带着民兵们终于缀上了我，侥幸的是，花姑娘及时通知了我，我逃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