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普遍的价值是平凡的价值。
普遍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出自拿破仑口才成为名言流传下来，而且大概只有在文学作品和传记中出现才使我们觉得闪耀着什么哲理的光彩。倘一百个士兵喋喋不休地说一百年，也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大话，并会使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元帅诅咒这一百个士兵简直“妈妈的”！
事实上，一万个士兵中能出一位元帅就挺不错了。万人大军人人都只一个心眼梦想当元帅的话，那么这支军队就是拿破仑也根本无法统率的。是非但不能打胜仗恐怕连打猎也不行的军队。也许还不如一万条猎犬顶事儿。
对于军队，一万名好士兵与一位好元帅是同等重要的。拿破仑最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那句名言只是嘴皮子上说说罢了。他才不至于傻到真诚鼓励他的士兵个个都想争当元帅的地步哪！
想当元帅当不上元帅的人说“时势造英雄”这类话，总会使我们多多少少听出点儿嫉妒的意味儿。而一位元帅说“想当年……”这类话，总会使我们多多少少听出点儿英雄史观的意味儿。中国人尊崇伯乐，西方人相信自己。伯乐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国粹。故中国人总在那儿，祈祷被别人发现的幸运，而西方人靠自己发现自己。十位伯乐的存在价值永远不如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更有价值。如果伯乐只会相马，千里马多伯乐们便无事可干。对马，伯乐是伯乐；对人，伯乐今天包含有“靠山”的引申意。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唯有人，用双脚行走。
但是，也有人用双手行走，或曰“往上爬”。
他们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没有人能真正把你拉得很高——你会抓不牢绳索。你凭自己的双脚却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出你自己的路。
用双手“行走”之人双脚必然渐渐退化。
能想到吗？姚守义成了一千六百余人的木材加工厂厂长的首席接班人！但他却是个并不想“往上爬”的人。
患有关节炎气管炎肝炎肾炎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病美尼尔综合征的老厂长，住了四个月医院出院后又疗养了半年，终于在他六十六岁生日后的第二百一十七天，正式向林业局党委呈交了离休报告，同时以饱满的热情推荐第二车间主任姚守义当厂长。木材加工厂虽不是了不起的厂，老厂长却是革命资历很长的十一级干部。想当年党给他个木材加工厂厂长当当是因为他没文化，也因为他对革命劳苦功高总得当个什么“长”。木材加工厂只要不失火，是一个适合养尊处优的单位。
林业局党委非常非常重视老厂长的推荐，将这看成是一位老革命老干部对党的一片赤诚和“临终嘱咐”。尽管他好像还能活一阵子。
局党委调查组一行四人来到木材加工厂收集群众意见，了解姚守义的领导能力工作魄力群众基础生活作风各方各面的情况。
群众说：
“谁当都成。谁当都一样。”
“谁持鞭子我们听谁的吆喝呗！”
“这厂像我们老厂长，半死不活的。奖金都三个多月没发了，是该换个年轻人干干看。”
“姚守义？行吧！他们车间的人都挺服他管。”
“他爸是厂里的老工人了！和我们关系不错。他当厂长，不好好干，我们这些老工人往他脸上啐唾沫也没啥。不是他当我们可就不敢了！”
“小伙子不错，年年上光荣榜。”
“生活作风怎么样？”
“生活作风？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又不是征求我们他配不配当个模范丈夫！”
“不能这么认为。如今有些年轻人，各方面都具备当领导的水平。一当上，就出生活问题了。一出生活问题，就倒了。审批部门被动得很啊！”
“那，问他自己吧。我们眼里看他，倒是和本厂的女人没什么不正经的勾搭……”
调查组的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了解够了党外群众的意见，又了解党内干部的意见。党内的大大小小干部，对姚守义的印象和评价普遍也还算不错，不失公正。分歧当然是有的。一部分人主张应该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再说他已经当了三年多车间主任，他那车间又连续三年是红旗车间，领导能力工作经验都受过锻炼。另一部分人觉得他毕竟还太嫩了点儿，一下子提拔到厂一级领导岗位上，总归让人有些替他担忧。但这两种看法，并不针锋相对。
却是五十七岁的邢副厂长提出了很严肃的一条疑义——姚守义还不是党员。一千六百余人的企业，交给一个不是党员的年轻人当家，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党委和他的关系又怎么个摆法呢！
调查组四人面面相觑。如此首要的原则性的一条竟忽略了！他们觉得怪狼狈的。
“姚守义不是党员吗？”调查组组长，局组织处副处长，一位正处在更年期的不苟言笑的我党女同志不相信似的问。
“姚守义怎么可能是党员呢？”邢副厂长环视着本厂的党内同志们，慢条斯理地说，“他跟我们党员说话，张口闭口，贵党如何如何的。整党期间，就在这个会议室，他的发言近乎恶毒攻击了。老马当时你也在场，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说：‘我给党员提四条建议……’”
“哪四条建议，向调查组的同志们详细汇报嘛！”
“第一条，修改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成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这么改，再动员群众帮助贵党整党时，贵党的大部分党员干部，较容易通过……”
“接着讲嘛。四条都讲完嘛！吭吭哧哧地干什么？”
“第二条，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外人士组成。贵党自己监督自己，差不多等于不受监督。比如腐败现象，一旦整到自己头上，不是就整不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
调查组的四个人全拿出小本儿记。
邢副厂长默默地吸烟，呷茶。
“第三条，贵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继续相信社会主义。其次起码得证明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要不‘社会主义好’光留给老百姓体会，你们去体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老百姓怪过意不去的……”
“第四条更邪乎！说呀，看着我干什么？看着调查组的同志说！”
“第四条嘛，我想想原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噢，他说，劝贵党今后少谈点儿主义。老百姓从来不靠主义活着。过去穷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土豪也不是为了主义，是为了分田地。老百姓活得不好，这国家也没好。别把主义当成个玩不坏的玩意儿。还说，要是贵党非要谈主义不可，就多谈点儿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只这两个主义如今还跟老百姓有点儿关系。如果打日本来了个天皇，或者打英国来了个女王，能比共产党早五十年使中国富起来，我姚守义就带头不跟着共产党信马克思主义，而要信天皇信的那个主义，信女王陛下信的那个主义了……”
“听听，听听……”
邢副厂长大摇其头。那样子仿佛会突然拍案而起，高叫“哎呀，怎么得了！”
姚守义当时是在主持会议的邢副厂长三番五次的督促之下才发言的。他的发言引起一阵阵笑声。群众代表们笑，党员笑，干部也笑。只他自己不笑。那天他本不想参加这种会，他原指定两名工人作为第二车间的代表。临到开会，他们推三拒四说什么也不肯扮演代表的角色了。
一个说：“整屁党啊，帮着党整了几次啦。整出点儿起色了吗？还不是越整，党的形象在群众中越灰不溜秋的？”
另一个说：“就是！趁早甭走这过场，拉鸡巴倒吧！往后这种角色，抬举别人好啦。我们不想入党，也犯不着在整党运动中显积极！”
连续三年的红旗车间，没有个群众代表乐意参加整党座谈会，当然有损红旗车间的荣誉。没奈何，他只得自己挺身而出。他一向自称“党外布尔什维克”，非党群众也习惯了如此看待他，以车间主任的身份充当车间代表，似乎也合情顺理。
会开得是相当之沉闷。党员不发言，群众代表们也不发言。尤其那些都有点儿以权谋私损公肥己的把柄攥在群众手中的党员干部，一个个摆出预备挨整的惴惴然如坐针毡的模样。而作为代表不得不参加这种会的群众，则根本不想面对面地揭他们的底儿。倒不是怕。一九八六年，群众什么话不敢说？是不屑于。一九八六年，被称作群众的最普通的中国人，似乎对什么事儿都不屑于了，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之类的事儿例外。
用群众的话说：“犯得着吗？”
“犯得着吗？”也成了姚守义的座右铭。许多看不惯听了引起某种冲动的事儿，克制着性情冷静地问问自己——犯得着犯不着？也就都不大犯得着了。这是一种修炼。一九八六年，聪明点儿的中国人，都挺自觉地朝此涅槃境界修炼着。入厂的头两年，他很不安分。供销科科长将十几立方米的一等木料以边角料的处理价格卖给某县县长，他提意见。可报复他的不是供销科长，供销科长“犯不着”报复他。是群众。群众心里有数，不久便会从那个县运来一卡车精米，每个职工都能不花钱分上三五十斤。至于供销科长分多少，厂里的其他头头脑脑分多少，群众不计较。当官的有份儿，群众也有份儿，就叫为群众谋福利。群众学乖了，学得实际了。不像前几年那么古板那么教条了。反对这种事儿，也许很有斗争性，但究竟能图着个啥呢？屌毛灰也图不着。冒犯了当官的，杜绝了群众的一次便宜，非但“犯不着”，简直“何苦来”嘛！当官的恼恨你，可能还讲个姿态讲个涵养，不显山不显水的，群众恼恨起一个人来，足以使一个人陷入灭顶之灾。
结果是他受到了一次警告：几乎全厂的人串通一气儿似的，见了他都佯佯不睬，以看一个“**犯”差不多的那种眼光乜斜他，三天内没一个人跟他说句话。以后他才领悟到，那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温和的警告。
他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彻夜反省。骂自己：活该！姚守义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再有这种事儿你提意见你是全厂人的孙子！
他不是个傻瓜。一次小小的温和的警告，也使他学乖。北大荒返城知青那种愤世嫉俗敢于直言的勇气，他是从此鼓不起来了。连严晓东那种当年揭竿而起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大游行的发起者组织者，如今也常常在现实面前三六眼观英雄气短了，何况他姚守义哉？
半袋子精米扛回家，老父亲老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母亲一把把抓起来细看，说：“这米真好，这米真好。这是地道的‘赛珍珠’，瞧着生的就想吃。”
父亲欣慰地瞅着他，教诲道：“我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没分过什么。看来厂里现时是搞活了。哪个单位都讲搞活，不搞活还行？不搞活工人们肯正经干？你要不惜力气，对得起这厂。争取当上个锯工，那是技术工种！”
他苦笑着嘿嘿然而已。
母亲就用那精米做了顿米饭。的确好米，一粒粒闪耀着乳白色的光亮。他吃了两大碗，觉得从未吃过那么香的米饭。
学乖了，反而感到在厂里做人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不惜力气，闲事莫管，闲事莫问，奖金还是公道的。
邢副厂长二儿子要结婚，家里“住不开”了，得扩展出一间，是他带着几个工人去出的力，连小院儿也给重新围严加固了。剩下半方木料，邢副厂长老婆问：“守义哎，这木料，我留几根行不？我付钱，省得你为难，群众说闲话！”还煞有介事地掏钱包。
他一笑：“干吗呀婶？你用得着，悄没声留下就是了呗。我不讲，鬼知道！”
第二天邢副厂长见了他，主动打招呼：“小姚，局里总工会举办‘青年工人谈理想’活动，优秀青年工人才有资格参加，我跟工会主席研究了，让你去。”
“我……”他受宠若惊，“我哪儿够得上优秀啊，再说也不能算青年了……”
“怎么不算青年？才三十来岁嘛！有外国电影看，还发纪念品，去吧！”邢副厂长亲热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那一年秋季，大白菜奇缺。外县农村，急木材厂工人阶级之所急，应诺了给几万斤大白菜。但得工人弟兄亲自到农民弟兄的菜地去收，不是按斤论价，是按亩优惠论价。比公价便宜二分多，并且是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一级菜。当然照例得用木材换。收菜不是好干的活。那一年天冷得早，收不完就有可能冻在地里，便宜事反而会变成吃亏的事儿。全厂人人都盼着过冬白菜早早运回来，却没谁自愿肯到农村去吃苦。
是他姚守义，动员了十几个青年工人，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为全厂人谋福利的任务。在他，有点儿将功折罪的心理。他没忘上次分精米自己的“恶劣”表现。
一个星期后，“凯旋在子夜”。第二天，看到四卡车一级大白菜，人人喜悦。
“小姚，不负众望，不负众望啊！”
“守义，辛苦，辛苦！”
“嘻嘻，今年不愁过冬没菜吃了！”
群众从此彻底宽恕了他。
得意之余，他内心产生一种悲哀。原来这就是“群众的本色”！与在兵团的“群众”多么不相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六年，二十年间历史在他心中形成的“群众”始终伟大的概念，在那一天被他自己的新认识否定了。可是谁能不说，一九八六年，中国人最像中国人，中国的“群众”最像“群众”呢？他却没再进一步想想，兵团的“群众”，是无家庭儿女的姚守义们自己。
大白菜别人替他运到了家里，老父亲老母亲自然又是一番高兴。父亲的高兴比母亲的高兴多一重——还有人给运到了家里，证明儿子的人缘不错。
父亲对他又进行了一番谆谆教导：“往后替群众谋福利的事，你要争着做！做这种事永远不吃亏，群众的心明镜似的，一件一件都给你记着呢！”
他仍只有嘿嘿然苦笑而已。
交换大白菜的一等木料，无疑是销在生产“合理耗损”账目上的。
不正之风所以没法儿杜绝，乃是因为不但掌权者边批边搞，还有着相当深厚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诅咒不正之风，可也唯恐共产党果真杜绝了不正之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前门行不通，后门也行不通的话，群众在许多方面更是走投无路的。所以还是开着前门留着后门好。前门开得大些，后门留得多些，一切事情想“搞活”差不离总能“搞活”。某些掌权者也掌握了这个规律，他们研究群众研究到家了，可以说是研究群众的专家。扔给群众一挂排骨，则自己扛走半扇公字号的猪也不打紧。他们不但不至于惹怒了群众，还将受到群众的拥戴。其实群众的本质就像小孩子。
姚守义悟出了这些道理，觉得自己成熟多了。
成熟了的姚守义也就更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人了。他嘲笑自己过去的幼稚和肤浅。
有些人一旦当上了模范和先进什么的，就被群众抛弃了，成了受气包。他可不是。他连续几年是先进生产者，人缘照样不错。倒没什么诀窍，不过受益于他做人的灵活性。今非昔比，观念更新，纲举目张。他自认为在做人方面的确是比过去灵活多了。他不像严晓东。严晓东是太舍不得改变过去那个自己，所以既无可奈之何地在变着，又变得挺痛苦，挺受罪。他可不依恋过去那个自己。要说半点儿不依恋，未免夸大其词，多多少少总还是有点儿依恋。过去那个自己在生活中时时处处模仿的是保尔·柯察金。过去的严晓东在这一点上与他相同。他们啊连打架也是保尔式的。能像保尔那么生活那么做人，固然不错。可在一九八六年，在中国，一个保尔能活得下去吗？张海迪是有点儿保尔精神的。可保尔并不到处做报告啊！他在电视里听过张海迪的报告，很受感动。但后来她的报告做多了，他便怀疑她必定有几次是违心的，身不由己的。真是保尔呢？会违心地身不由己地任人支配到处去做报告吗？足见最有资格做一个中国的保尔的人，归根结底也还是难以做成保尔。想通了这些，他苦笑着与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严晓东却是痴情郎似的与过去的自己藕断丝连，拉拉扯扯，幻想拥抱着过去的自己在现实中跳“双人舞”；又丧失了过去的自己敢于孤立地公然地向现实挑战的勇气，那哪儿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