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十多岁的女人，生日是沮丧的加法。
“星期天是我生日。”
当老婆像只黄鼬似的钻进姚守义被窝，悄声对他说这句话时，他翻过了身去，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怀抱而是光脊梁。
这显然不是欢迎的态度。
女人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大抵会表现出可敬的涵养。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反面儿有反面儿的意义。她温柔地偎贴着他那壮实的“反面儿”，自觉地审查着今天的言行，认为并没什么惹他不高兴的地方。
“哎，我说热不热？”
姚守义用胳膊肘捣了她一下。
“你拿什么糖！”她生气了，也猛地一翻身，画轴卷画似的，将被子卷了过去。
“你这是干吗呀？”
姚守义又往老婆被窝钻。北方比不得南方，夏天，夜里还是怪凉的。
“你不是热吗？”她将被子紧紧裹在自己身上，不让他钻。
他干脆不理她，在黑暗中摸索着吸起烟来。
一会儿，挨了一脚。
一会儿，挨了一拳。
往旁边躲躲。再躲躲。
他心里很烦。
他感到自己像一块木楔子，被老厂长执拗地钉在厂长的空缺和巴不得一屁股坐稳它的邢副厂长的野心之间了。他可不愿被钉得那么深，楔子会有好下场吗？
他心里简直烦透了。
胳膊上被狠狠拧了一下。
“搞小动作，什么东西！”
他不仰躺着了，用壮实的光脊梁当盾，又往旁边躲了躲。
她就哭了，嘤嘤地哭。
他掐灭烟，第二次尝试往被窝钻。
她仍将被子紧紧裹在自己身上。
他很及时地打了两个喷嚏。
她不哭了，被子盖在了他身上。
“背靠背”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你干吗又踹我又打我又拧我啊？”
“你拿糖！”
“我拿什么糖了呀？”
“我什么时候把脊梁给过你？”
“那你就至于哭呀？”
“你欺负人！还骂我……我搞什么小动作了？”
“我不是骂你啊！骂别人，真的。骂别人……我可能当厂长……”
“听说了！可能当，还没当上，就开始冷淡我呀？真当上还不得跟我离婚？”
“哪能呢！”
他早摸透她的脾气了。对于她，他的话并不能彻底解除误会，主要得靠行动，尤其这会儿。
温存了一阵子，他叹了口气。
“当不当在你自己，不在别人。想当便当，不想当不当，五尺男人，叹什么气？搅得人家也心烦了……”
“你不明白，不说这个。你刚才说星期天怎么？”
“星期天是我生日。连人家生日都不记着！”
“又拧我！生日又怎么？”
“什么叫又怎么啊，我想好好过一次生日。”
“好好过一次……我看，可以的……”
“什么叫可以的啊？你说不可以，我不过啦？还没真当上厂长呢，跟老婆说话开始耍官腔了？女人有几个三十三岁？”
“是啊，没几个。好好过一次，好好过一次……”
她便温柔地伏在他胸上。
他不记得自己曾过了哪一岁的生日。结婚后这是她第一次提过生日，连孩子也没过什么生日，是该好好过一次。三位一体，算三个人共同过一次吧！他情不自禁爱抚她。他喜欢她的身体，那是很光滑的女人的身体。他爱抚着她的时候会渐渐消愁解忧，结了婚的男人就这点儿便利。
“问你，怕不怕我老？”
声音低低的，包含威胁的意味。
“别老哇，结婚才四年，你就往老上打主意，不是坑我吗！”
“那你还是怕我老啦？说，怕不怕？”
“怕。”
“我已经有点儿老啦是不是？”
“哪儿的话，你水灵着呢！”
“老婆老婆，总是要老的……”
她往他怀里偎，哧哧地笑，笑得十分得意。
三十三岁的女人，即或漂亮，也是谈不上“水灵”的。她们是熟透了的果子。生活是果库，家庭是塑料袋，年龄是贮存期。她们的一切美点，在三十三岁这一贮存期达到了完善——如果确有美点的话。熟透了的果子是娇贵的果子。需要贮存的东西是难以保留的东西。三十三岁是女人生命链环中的一段牛皮筋，生活和家庭既能抻长它，又能老化它。看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家庭了。这就是某些女人为什么三十四岁了三十五岁了三十六岁了依然觉得自己逗留在三十三岁上依然使别人觉得她们仍像三十三岁，这就是某些女人为什么一过了三十三岁就像秋末的园林没了色彩没了生机一片萧瑟的缘故。
女人们，当心三十三岁这个年龄。
丈夫们，当心爱护三十三岁的妻子！
曲秀娟十三岁二十三岁的时候也没像朵什么花。姚守义却是一个难得的好丈夫。这类好丈夫如同好裁缝，家庭是他们从生活这匹布上裁下来的。他们具备裁剪的技巧，他们掂掇生活，努力不被生活所掂掇。与别的男人相比较而言，他们最优秀之处是他们善于做一个好丈夫。他们的短处是他们终生超越不了这个“最”。如果他们娶了一个对生活的欲望太多太强的女人是他们的大不幸；随遇而安的女人嫁给他们算是嫁着了。前一类女人的痛苦可能比后一类女人的痛苦更深刻，但很活该。后一类女人的幸福可能比前一类女人的幸福平庸，但普通女人的幸福才是普遍意义上的幸福。贵族的幸福，包括贵族的痛苦，男的女的都算上，乃是写在另一本字典上的。它的封面是镀金的，像贵族的一切东西一样。外观看似高贵华丽其实内容空洞苍白。
曲秀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她对生活的欲望活泼而不浪漫，现实而不迟钝；求而不奢，好而不强，一个“感觉派”女人的好感觉。女人的幸福从来都是产生在她这样的女人的好感觉中的。
她跟随修鞋匠师傅在外地整整流浪了两年。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两过长江，足迹遍布南北十几个市镇。回到A市的却是她自己，老修鞋匠死在天津了。老修鞋匠不死在天津，他们的下一个驻留地是北京。
老修鞋匠死前拉着她的手说：“秀娟呵，师傅对不起你。讲好的，咱们到北安。连师傅我也没承想，北安不容咱们。我一气之下，就带着你流落到这一步。你心里可千万别怨我呵！”
她心里对师傅本是有些隐怨的。离家太远了，也离家太久了，她想儿子偷偷哭过好几次。听了师傅的话，她心里反而觉得是自己对不住师傅了。师傅毕竟一片好心，为的是带她闯**闯**鞋匠的生涯，为的是他和她都多挣些钱。而她常跟师傅耍小性子。她耍小性子的时候，师傅总是一声不吭。凭良心讲，这老修鞋匠对她像对相依为命的女儿一样。
她眼中扑簌簌滚落两滴泪，也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攥住老修鞋匠的那只手，动深情地说：“师傅，我不怨你。我没怨过你……”
老修鞋匠那只手，像生锈的铁笊篱。正是这样的手，将谋生之道传授给她。
“怎么能没怨过我呢？你常背着我哭，当我不知道？你是妈。你撇下孩子跟随了我两年多，不容易。耍耍小性子我不介意。我带你到处闯**，是有点儿个人打算的。我孤身一人，又老了，一辈子没离开咱们那个市……想到处逛逛，也不白活一辈子。想多挣几个防老钱……没你，我有这份儿打算，也不敢就这么闯**……你以为我就不怕在外地受人欺了？……我一个孤老头子……更怕……这两年，处处是你照顾着我……”
她忍不住哭了，说：“师傅，你的病会好的。你病一好，咱们就一块儿回去……”
老修鞋匠病得陷入眼眶的一双老眼也盈满了泪。眼睛陷得太深，他仰躺着，泪水渐渐地多，却始终溢不出眼眶。那双老眼如同掉进浑酒盅的两颗巴豆。
“我回不去了……我知道。都说人临死的时候自己是知道的，我从来不信。现在……信了，晚了……回不去了……唉……我是真想到北京呢……这辈子没到过北京，没亲眼见过天安门，没到皇上住的那个什么宫去过……这是命啊……听人讲毛主席那个馆让人参观了，才块八角一张门票……块八角，不贵啊！……天津离北京这么近……想去就去不成……不是命是什么呢？”
老修鞋匠塌腮方下巴的那张脸上，笼罩着极其令人感动的悲哀。他紧紧抿住了他的阔嘴。
第二天，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死了，你好歹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
第三天，他一句话都没说。
第四天，他又开口说话：“别再为我费钱打针抓药了……白费钱……咱们钱挣得……不容易……”
她说：“师傅，花多少钱，也要把你的病治好！咱俩挣的钱都花光了，我一个人再挣！我只盼你病好了，咱俩去北京……我……我也没去过……”
她难过地在心里谴责自己，明知师傅有肝病，平时却没劝阻师傅喝酒。有时为了让师傅高兴，自己还买酒给师傅喝，还陪师傅喝过。
老修鞋匠那张瘦得脱了形的脸，竟奇异地浮现出一种笑容。也许根本不是笑容，仅仅是受了感动的表情。
“闺女，甭指望我好喽。我好不了啦……我也把你这个徒弟拖累得够呛啦……我明天就死。我死后你别再闯**啦，该回去看看孩子啦……你扶我坐起……”
她就扶师傅坐起。
“你帮我扯开我这衬衣里子……别扯那儿，扯这块补丁……”
她就替师傅从衬衣上扯下了一块大补丁——一个白布包儿掉了出来。白布已经变黄了，汗染的。
师傅抖抖的手将包儿展开——包的是一个存折。
“我这一辈子，积攒下点儿钱。无儿无女的，没更亲的人留给……这么大个国家，捐献了能派点儿啥用场？……现如今贪污国家的人也多，糟蹋国家钱的人也多……我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我才不捐……捐了无非图个虚名……我不图那死后的虚名……我留给你……只要你逢我的忌日，想着……给我烧纸……”
她抱住师傅哭。
第二天师傅真死了……
那存折上存着六千多元……
师傅还给她留下一千多元现金……
虽然天津离北京很近，虽然师徒俩挣的钱还剩下不少，虽然有了六千多元的一个存折，虽然她也没去过北京，她却根本不想去了，不想亲眼看看天安门，不想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不想在广场照张相，不想逛王府井买东西……从此她觉得北京是可去可不去的地方……
七千多元，这么大一笔数目的钱，师傅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钱，师傅临死前留给她的钱，使她心里极不安宁。认为是不该属于自己的，有一种霸占似的犯罪感。她想，还是应该替师傅捐献给国家才对。但反复思考，又认为师傅的话不无几分道理。替师傅捐了，太违背师傅生前的意愿。捐了，国家会指定一个人，每逢师傅的忌日，给师傅烧纸吗？她听人讲，有些大企业，一年就浪费几百万。她听人讲，有些当大官的，家里换一次地板就得上万元……
捐了，莫如救济哪一户日子穷的老百姓。
自己就穷，连个安身的窝还没有……
回来时，一下火车她直奔姚家。屋里只有守义妈和儿子在，儿子见了她那亲热劲没法儿形容。她太需要有自己的家了！见过儿子，她下了决心——为自己和儿子买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