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小說”四字乃姑妄言之；從概念上說是模糊的——知青寫的小說？寫知青的小說？抑或曾是知情者寫的知青小說？
莫衷一是。
何況，“知青”這一概念也多種多樣。它曾是知青的當年青年僅有經曆的共同點、類似點；在人品、家教、學業程度、文化影響以及心靈的善惡方麵千差萬別，不能同日而語。
古今中外沒有什麽統一的稱謂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樣——任何人戴在頭上便都是同一種人了。
我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知青。我筆下的所謂“北大荒知青小說”，大抵寫的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當年又叫“兵團戰士”。
軍隊編製、半軍營化的集體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戰士們（他們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團幹部還是經曆過槍林彈雨考驗的人）對知青們的軍人作風的影響——諸種因素使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在當年與插隊知青、農場知青總體“氣質”上大為不同。
“氣質”一詞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當然的，我的“知青小說”中的知青們，也與別人筆下的“知青小說”之“氣質”不同；這是由筆下知青人物們的不同所決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知青，斷不會寫那麽多“知青小說”。
起初我寫“知青小說”，當然很受所謂“知青情結”的促使。
怎麽會不那樣呢？
但後來就不是了。
應該說，從《雪城》開始就不是了——那時我已十分明了，我筆下塑造的隻不過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後人生幾乎要從零開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經曆不論對他們的人生影響有多麽深——他們，不，我們也不再是知青了。這是常識。
是的，自《雪城》後，我隻不過在將筆下的知青人物視為具體的“人”來塑造，這後來一直是我對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