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当代女性有什么评价？
你对同代女性有什么评价？
你对你上一代的女性有什么评价？
你觉得这几代女性之间有什么不同？
你更亲近哪一代中国女性？
……
近年，诸如此类的女性话题，是我经常“遭遇”的话题之一。
用“遭遇”这词，意在表明，我非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或学者，也从未动过变成的念头。故几乎对一切与女性相关的话题，不管成了“焦点”还是“热点”，都不怎么去想的。所以常陷于窘境，怔怔然无从答起。不消说，发问的差不多皆女性，有青年，有中年。十之三四是读者，问题提出在信中。十之六七是记者，每每的，话锋陡转，冷不丁就当面掷过来。于是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味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有意思的是，我觉得—— 当代中年女性，似乎很希望从当代男人口中听到比当代青年女性更高的评说，而当代青年女性也是。当代中年女性和当代青年女性，谁们更具风采，真的仍需由男人们来作结论吗？这现象不仅有意思，也有值得分析的意义。遭“考问”的次数既多，心静之时，难免就漫忆琐思，一忆一思，便产生了写的冲动。所写绝对没有文学的价值，但会有那么一丁点儿认知价值。一丁点儿而已。既有，也就不算无聊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母亲们，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故得“外国”之名。
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五十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她们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大约二十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如当代的“打工妹”，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不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
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悦色彩的风景线。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晨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五十年代绝少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五十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五十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一半吃细粮，生活贫穷的，每月仅吃三分之一或更少的细粮，那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子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五十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于是，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经母亲告诫过的小儿女们就回答吃一样的饭菜。
于是维护了母亲家庭地位的尊严。
未经母亲告诫过，或忘了母亲告诫的小儿女们，往往“泄密”。
于是其母亲每每遭别家女人们背后的议论。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唯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没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丈夫们早饭吃得满意，对饭盒里的内容面呈悦色，则他们出门后，妻子们的心情那一天从早舒畅到晚，直保持到丈夫们下班回到家里，笑脸迎之。否则，妻子们一整天忐忑不安，并会一整天都在自责做妻子的最主要的义务之一没尽到，开门迎夫之际，表情和言语倍加小心。
对于五十年代的妻子们，侍奉好丈夫们似乎是第一位的责任。而抚育儿女反是第二位的责任了。
丈夫们上班后，家才是女人们的天下。她们的女主人的地位，才开始较充分地体现。丈夫们在家，就好比皇帝座驾金銮宝殿。哪怕他是“明主”，而她在他眼中的地位又颇高些，也不过就是近身侍臣的角色罢了。一言一行，免不了总是要察言观色的。更有卑顺者，唯夫之命是从。经济是基础，因她们的操劳并不直接体现于奠定家庭经济基础方面，故腰板怎么也挺不起来。一半是妻，一半是仆妇。由于家庭文化背景的先天欠缺，以及夫妻二人文明意识的长期蒙昧，这一种情况，在平民之家和贫民之家，反而尤普遍，尤甚。
当年我以少年的眼，在许许多多这样的家庭里，见惯了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凳子横于前一脚跨过去，油瓶倒了也不弯腰扶一下的丈夫们。不以为怪。渐渐觉得天下做丈夫的男人们，不但必定都是这样的，而且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丈夫们在家时，妻子们的真性情是很受束缚的，心理也很受压抑。甚至可以说，很受心理的压迫。
当年我又以少年的眼，观察到过这样的生活现象—— 丈夫前脚出家门，妻子立刻获得了解放似的。她倏忽地变了，整个人的状态完全轻松了。她竟会一边干这干那，一边哼着唱着。她以熟练工的麻利里里外外同时兼顾，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居然比丈夫在家时做得还有章法。此时家务之对于她仿佛已不再是义务，而简直是喜欢干的事，从中体会着别人不大体会得到的愉快……
接着，她唤醒儿女，安排大的吃了饭去上学，帮小的穿衣服洗脸。
儿女们吃饭时，她在叠被子，整理床。
待儿女们也都吃罢了，她才坐到饭桌旁，结果是饭菜凉了。倘家中还有老人，那么她得像照料儿女们一样再照料一番老人。她得热一遍饭菜，服侍老人吃。无老人，则省了份儿心。
待她也吃罢了，上学的儿女上学去了，不上学的儿女或在家里待在一个角落玩儿着，或出去玩儿了。
此时，家里一般肃静了。于是她刷洗盘碗，扫地擦灰。忙了一通，九点来钟，家清洁了。
于是她摘下围裙，自己才开始洗脸，梳头。随后，她出门了。如果是夏季，各家的女人们，都坐着小凳聚在院子里聊天。聊天是家庭妇女们传统的社交方式。她们嘴上聊着，手却不闲，或补袜子，或缝衣服，或纳鞋底儿，或绣花儿。
五十年代，毛衣属高级之物。毛线非是寻常人家舍得买的东西。所以五十年代的一般家庭妇女们，其实大多数并不会织毛线活儿。她们中有些人是后来会的。是长大了的女儿们将毛线买回家，并将织毛线活儿的针法带回家，她们首先向自己女儿们学的。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家境好些的女人，尽量对家境艰难的女人表示怜悯，娓娓地劝说她们化解心中忧愁。她们往往会替后者们的命运一声声长叹一把把抹泪，也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如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于是，五十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 “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上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每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
十一点左右，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家里。丈夫虽不在家，儿女们还要吃午饭呢。
下午，她们可小睡一会儿。下午的聊天和串门儿，必得在四点半以前结束。六点钟左右，丈夫们下班回家了。他进门片刻，喝杯水，吸支烟，饭菜就上齐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无论做什么饭菜，时间是掐算得极准确的。如果饭桌上有馒头、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儿女分享。还剩，有她的份儿。不多，自然没她的份儿。
没她的份儿她也早就习惯了。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她自己的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员。吃穿方面，无论与谁比，她自己往后排永远是合情合理的。
七点钟左右，她开始为丈夫、儿女和老人烧洗脚水。如果家里有收音机，丈夫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听什么，等着洗脚水端到脚前。而上学的长子长女，必在埋头写作业。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八点半后，一般人家准拉窗帘了。夏天，男人们吃罢晚饭也喜欢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天，或下一盘棋，但绝不会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们是不太串门儿的。九点，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灯。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八点多就熄灯。没电视的年代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无论大人孩子，睡眠都较充足。五十年代，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可以说大多数平民家庭并没有。谁家有，也是老旧的，只能听一两个台。记得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人家买了一台八十几元的国产名牌收音机，几乎一时轰动整条街……
当丈夫和儿女们发出鼾声，家庭妇女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她们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过着内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发白了，脸皱了，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她们当然也是爱美的。她们往头上抹的叫头油；往脸上擦的叫雪花膏；润手的叫蛤蜊油—— 两片蛤蜊壳扣装的某种油脂，八分钱。而这三样，对她们而言是奢侈品，加起来一元钱左右。如此廉价的东西，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没用过几次。
平素她们洗发用碱水，洗脸用肥皂，手上的皮肤干裂了，涂点儿豆油。过春节了，才舍得预先买块香皂用。
她们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毕竟是会有一两件的，比如结婚时穿过的，但婚后不久可能就叠起来压在箱底儿了。有人家的箱底儿，甚至压着她们当年穿过的旗袍。某个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晒箱底儿的时候，她会一高兴心血**地穿上，在院子里招摇一番。那旗袍当然已瘦了，穿着不合体了。同院的女人们就围拢了观赏，赞叹，或遗憾。
除了结婚时拥有的新衣服，据我估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婚后又为自己做过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说是五六套，其实不可能同时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裤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为自己做双新鞋。终于凑齐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无非是用平纹布或斜纹布做成的。平纹布三角多一尺，斜纹布五角多一尺。她们中大多数，终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费，细算下来，二三百元罢了。她们中某人猝死，往往没一套新衣服入殓，现做一套平纹或斜纹的送终。
她们当然是爱名誉的。贤妻、良母、孝媳便是她们的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家庭妇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认为榜样，那么她会成为全院乃至整条街上极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么她在邻里关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谦善忍的。即或刁蛮泼悍的女人，对她也不敢过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妇女中也有侠肝义胆的女子，她们在一个院子里乃至整条街上主持民间正义，抑强扶弱，专替受欺辱的女人打抱不平。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
一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普通家庭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着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
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们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们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儿。几乎家家有袜底板儿。袜底板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解释起来实在啰唆，省略。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便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八小时以外，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也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
被丈夫打了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而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五十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和“大姑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
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发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这些被视为“小姑娘”玩儿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儿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需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儿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了，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儿。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段。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吗？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吗？不都是要学三年徒吗？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资吗？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长级吗？……
的确，五十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极少数，非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她母亲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姐妹。
“她”在“她”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 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纯朴。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 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她们中学毕业以后，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居然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是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五十年代，二十来岁、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坐上几站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行业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行业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疗行业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待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因而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大儿女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对方们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我自己的女儿才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
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条，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为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她们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的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了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 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大姑娘”了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
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
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边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心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的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
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吗？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球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全都倏地一齐红了脸，全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五十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这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烟。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定量——二十八斤半。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着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年底。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坚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
那么咄咄逼人的饥饿时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吗？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若买粮票，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吗？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了。与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接近着是“老姑娘”了。
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所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中学生们、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待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们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们。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中止的年龄中止以后，再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
过去，早晨七点多钟、下午五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头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六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与五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们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了。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倍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当年指哈尔滨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的高中，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
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社区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出现过大学生。他到外地上大学前，预先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愿……
六十年代的“大姑娘”们—— 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自己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 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娴静的。
但与五十年代相比，她们已外静内不静，态静心不静。是的，她们不再如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一样娴静得头脑空旷、心思简单了。一九六三年后，饥饿的黑翳从城市里渐退，人们又能吃饱肚子了。“女青年”们择婿的标准在吃饱了肚子以后开始悄悄形成。“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这是当年“女青年”们之间流行的顺口溜儿。如果嫁给有大学文化的男人无望，这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择婿标准。
“蓝制服”指公安干警。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对“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男人们礼让三分，故他们在“女青年”们心目中地位颇高。
“白大褂”指医生。中国百姓看病是件麻烦事，有时甚至是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嫁给医生，或只不过是在医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受益匪浅。
“枪杆子”指排长以上现役军人。军官月薪高些。成了军人家属，不但生活有保障，不但光荣，还会受些优待。但嫁给军人有一点不中她们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后长久的分居生活的苦闷。而随军不但须经部队批准，又有可能离开城市。离开城市是她们所不情愿的。故“枪杆子”在国家那儿虽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们心目中却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机。无论开卡车的还是给官员开小车的，总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点儿方便。
看来，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担儿女们的学费。而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想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而展开一幅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捆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许多“小媳妇”，在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不但早已是母亲，而且可能已是两三个儿女的母亲了。
那时“计划生育”还没实行。
她们的某些母亲们，在十来年内，尤其在饥饿威胁每一个家庭的三年内，已被老年扯拽得趔趔趄趄，过早地随之而去了……
她们可算是共和国的第二代母亲，她们生下的是共和国的次子、次女们。
由于她们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亲，她们对女儿们的企盼，比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的企盼高得多。她们每每因还没上学的儿女居然也会写她们教过的某些字非常惊喜。而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往往只因她们的脸蛋漂亮小嘴儿乖甜笑逐颜开……
尽管，共和国的许多次女幼小时吃过“代乳粉”，但智力却比第一代们开发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龄也比第一代们小。普遍的她们，学龄前就已经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甚至，连她们的入学年龄，也比第一代们提前了一二岁……
然而，饥饿的黑翳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又能吃上两年饱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的准备是较周密并是经过了较长期运筹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得使他们一时懵懂。四月份“黑云压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国，六月初宣布“停课闹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一月份里。像许多他们和她们的身体发育，中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 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年，自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很有些与此前此后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