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中国女性
在世界美术史上，通过女性和书的关系体现某种美感的名画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大师们，创作的目光一专注向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们的肉体的美所吸引。不唯画家们如此，连雕塑家们也如此。罗丹和毕加索，都对女性肉体的美说过许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痴的话，但却都没有为我们留下将女性和书统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绘画。
而我一直觉得—— 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 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我想说的是——入画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见过；哺育着的成熟的女性我见过；编织着的老妇人我也见过。但是——入画的读着书的青年女性，我只见过两幅。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华的房间内静静地仿佛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圣经》—— 如果《圣经》也算是书的一种的话。另一幅是俄国画家画的—— 一位少妇坐在小窗前一把旧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差不多与《圣经》等厚的书。她一只细长的手指正打算抚过一页……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我记得有这样一幅画—— 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连衣裙，手捧一册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后是街头报刊亭。那一册刊物似乎是《知识》。那一幅画的题似乎是《知识就是力量》，它一经问世，便被许多报刊转载。如果能够统计一下，我们将会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当年转载量最高的一幅画。起码是之一。
当年，许多三十来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一看到这幅画时竟泪光闪闪。尤其那些被时代蹉跎了岁月，永远再没有机会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跨入大学校门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无不百感交集。
“老青年”“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了同一种竞争中—— 那就是升学。
当年的升学竞争并不像今天的升学竞争这么激烈。或者反过来说，以今天比当年，今天的升学竞争不但显得尤为激烈，而且简直可以说达到了惨烈的程度。
当年的考题容易，分数线定得低，高考恢复后的前两届，分明的带有体恤性和关怀性。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 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着的精神。而当年又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他们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着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二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那就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可以到处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和姿态。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十之八九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也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和姿态。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的采购队列中。她们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和一罐头瓶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采购队列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们又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 那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前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的已经快湿透了，头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再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之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汇入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和她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当年的许多中国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 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在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始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的、知识追求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苛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那些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既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一种标志。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 而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对于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当年，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等。除了学历一条，与五十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 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
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之妻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地“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成为尊贵其身的娇妻美妾。那些不但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也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钱的耀眼光辉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还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还只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按当年的汇率算）啊！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灭落下去了，正如政治的时代泡沫灭落下去一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至九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后继。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吗？
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承想才几年后，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哼！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承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
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是憧憬。
因为，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因为，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 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这既不但是人性的特点，也是许多种类兽、禽乃至虫的本能特点。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这一特点，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这一特点。
八十年代后半叶，中国某些女人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射给她们的讯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 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那时，社会行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丰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干的知识女性，倘要凭其才干和知识获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几乎是痴心妄想之事。
于是她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国内转向国外。在国外，对才干和知识的尊重毫不含糊地体现为金钱的结算方式，并且是以美元兑换价值的。而那时在中国，通过金钱对才干和知识进行结算的方式，仍是一种扭捏的、暧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进行的方式，仿佛有悖于全体中国人对才干和知识的常规思想观念。谁若获得了数千元的奖金，肯定会引起嫉妒。几万元的奖金，会成为轰动性的新闻。那时在中国，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干有知识的女性尚活得这么憋屈，企图潇洒也潇洒不起来，那些没才干没知识甚至一无所长，却有容貌资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会自甘资本闲置股票贬值呢？而她们，在中国，历来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向往是最强烈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关于女性的公开的秘密。
于是，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 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未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
八十年代的前半叶，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叶，某些中国女**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但经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他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最后值得总结的是—— 八十年代后期交易自身之目的达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们扫视过去，其实真正获得幸福的相当有限。她们中不少人，结果甚至相当不幸。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子、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给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盒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性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
因为，无论那目标表面看起来多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多么能引起别人的羡慕，本质上仍是初级的—— 是以依附于男人为目标前提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某些中国女性“外销”自己的“新洋务运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年年方兴未艾，直到一九九三年后才式微渐止。她们的年龄普遍在三十五岁以下，年龄最小者十六七岁。因才十六七岁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达到合法移民岁数的事屡闻不鲜；因已三十四五岁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销”自己之岁数的事也屡闻不鲜。那些年内，由中国女性推波助澜的“新移民潮”，冲击亚洲、欧洲、澳洲许多国家。即使那些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剧增，也使国内许多城市的家庭夫妻离异、子女双亲残缺。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闯，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言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闯；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去闯。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当然，她们当中也确有不少人，在异国真的尝到了爱情的“甜”，事业有成的“甜”，家庭美满的“甜”，人生幸福的“甜”。这些“甜”，也当然地原本就不该被国界和国籍隔着。在一方国土内获得不到，去别国寻找亦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欧洲国家彼此邻近，欧洲的男人们早就这么着了。后来欧洲的女人们也开始这样着了。其动因和目的与中国女性十分一致。中国女性仿佛企图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国与国都离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之经济迅猛腾飞，令世界“拍案惊奇”，刮目相看。但“腾飞”之中，今天看来，泡沫的成分极其显明。
但是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诸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缭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插而不入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懂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她们尤其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她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了些外汇的同时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同时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班。
一九九三年以后，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具“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罪案中，有“洋插队”过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不少“洋插队”过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的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出现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时装、美容、化妆、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又是宣传者、广告者、始作俑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们的事业，往往是自己们的。自己们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们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们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疲软”的同时，不禁地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五体投地顶礼膜拜。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这样。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我们说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显明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实绩。泡沫的成分非是全部。实绩也是不可低估的。
有统计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后，国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外企与合资企业的数量猛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新行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女性证明个人能力和才干的表现与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驱动条件。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顺眼。
然而“新生代”们如鱼得水。她们的前代女性，首先成为她们的竞争对手。前者在竞争中往往由于对时代的不适应处于劣势。大获全胜的她们，接着便以挑战的姿态向男人们示威。
一切时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们的欢呼。
一切夜生活的场所，皆可见她们及时行乐的身影。
一切新行业，都惊喜于她们跃跃欲试充满热忱的加盟。
“靠节俭能富起来吗？得靠机遇！”—— 这是她们的致富观。无疑是很正确的。可时代从前没给过女性什么机会，因而她们前代的女性大多数是节俭型的。她们的致富观，分明包含着对前代女性的嘲讽。
在许多种场合下，你会发现某些年纪轻轻的女性，与形形色色的、年纪往往可做她们父亲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经地共商大计，策划一笔投资数额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项目。如果以为这只不过是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成为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第一，直觉。
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这种大直觉相对于她们的意义，往往敏感于男人们数倍。倒是男人们常常反而显得很滞后，很迟钝。它成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稳操胜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们请教。他们信赖于她们的直觉，往往受益匪浅。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她们的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自己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她们的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非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也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式方法—— 那就是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现象看，往往似乎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买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是女性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们对人生之理解，与数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甚至可以说大为进步。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的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的经验，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悟到了，那不过是杨贵妃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则天一比，杨贵妃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无不希望拥有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纯粹个人的一番事业。当然这事业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她们对这一种事业的渴求，强烈于对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
当然，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而我想说，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味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的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因为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为交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情人节亲自送给她们一束玫瑰，男人便可得到她们的一次甜吻。在她们的生日请她们到大饭店去“撮”一顿，她们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会始终含情脉脉。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送她名贵的首饰，她们很可能会扑入他的怀里惊喜地说：“啊，我的至爱！—— 就像首饰广告里的情形那样。而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样。
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毋庸讳言，九十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所谓“内方外圆”，从前时代的普遍的中国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见棱见角，其内心也往往是“圆”的，女人天性为主的成分居多。所以从前，最不服气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终在与男人的较量和竞争中败北，被男人所降服。而男人利用了制胜的，又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点。当然，个例总是有的，比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凤姐……正因为是个例，所以从前的女人们即使心中暗暗钦佩也不敢公开地表示；所以从前的男人们一再地通过文学和戏剧历数她们的阴险歹毒。相比于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德行成为典范的女性，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显明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于是她们中派生出了女“独身族”。
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一种人生“战略”上的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而又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这一类女性不仅内心更加的“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复再“圆”。那曾“圆”过的外形变得模糊了，晕状了，边线若有若无了。如果说晕是月的框子，那么以守为攻是她们的心理的框子。她们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内其实并不万念俱灰，而是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倘她们又东山再起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她们往往对男人具有报复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对男人不屑一顾常常予以轻蔑。当然，也有人陷于较长久的自哀自怜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激流勇退，以独身“女强人”的姿态为自己标定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鼓励自己实现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在这种无休止的过程中企图忘记自己是女性，仿佛变成了中性人。
女“独身族”们几乎没有不自言独身潇洒独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在实际上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之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相对于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这一种相对性，决定了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独身的选择起点是较低的。
她们也知道这一点。
知道而偏说独身的潇洒和独身的美好，足见她们是多么言不由衷又是多么内心苦楚。
让我们祝愿她们都能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告别她们本性上其实都并不愿恪守的“独身主义”。
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尽相同。
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的文科大学生们，以她们的喜好一改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凭她们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 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之稿、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每每也“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上也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目前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就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一九五八年也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 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有人在那两年中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在那两年中因工致残，有人在那两年里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 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非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条待遇，她们也就放弃理争了。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五十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据我看来，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存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九十年代的卖**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 妓女现象乃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其实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九十年代的卖**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还有丁点儿认识的价值。
我至今没接近过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要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倒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是“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九十年代的卖**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尤其惊讶的是，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那就是——她们的卖**，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不情愿，多么多么被逼无奈，因而多么多么的内心悲苦。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数十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得也时尚起来，住得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 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
她们快活，自在，满意于现状，毫无羞耻感。除了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没什么不顺心的。
据说，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们，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们面前显得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她们就仿佛关系稔熟地调侃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放松些，自然些，大胆主动些……
那么，你在听说的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 你还会怜花惜玉地同情她们吗？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钱钞为前提所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根本是违背她们天生在陌生男人面前掩护自己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从她们内心里被扫**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以叫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妇科男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
因为，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女，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的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地显出几分雅。
九十年代的中国卖**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过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拋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之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从前的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现在更少束缚、更自由吗？
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 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