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他从医院回到家里的第十三天。妻子和与她同时下岗的几个老姐妹相约了一清早就到劳务市场找工作去了。
今年的冬天暖气供热不足，家里并不怎么暖和。早六点晚六点各供一次热，每次不过一小时，夜里十一点至一点再供一次热。一天二十四小时，供三次热，总供热时间四小时。煤涨价，有些住户无限期地拖欠取暖费；锅炉工嫌工资低，多次闹情绪变相罢工；当年管道施工马虎，接口不严漏水，埋得浅经常被冻裂……这一切综合因素导致供热不足。大屋里的温度也不过能维持在十度左右，小房间里才七八度。而且，大屋里也没有了每年冬天充足的阳光。一百多米以外，斜对着他家窗子的方向，某房地产公司盖起了一幢十八层塔楼，那正是每天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幢塔楼盖到十层的时候，阳光就照射不到他家里了，而且永远。
楼里一二三层的许多人家，曾联合在一起，公推他为代表，找那家房地产公司理论。他当时也曾再三推却，说自己人微言轻，必负众望无疑。可大家说好歹他也是位副厂长，这年头，大小是个官儿，就比一伙儿平头百姓捆在一起分量重些。他建议让五层的姚处长作为交涉代表，姚处长能言善辩，还与不少局长过从甚密，正可以为全楼居民们的利益据理力争。何况，姚处长家的阳光也被挡住了嘛！即使不愿代表大家，为他自家的利益，他也不至于袖手旁观啊！大家都说去找过姚处长了，说姚处长不但不肯做大家的代言人，而且态度严肃地拒绝参与。
甚至，姚处长令大家困惑地完全地站在房地产公司的立场，极言对方手续的齐备与合法，批评大家企图进行交涉的动念近乎无理取闹。王君生听了，大为不解。他想不通姚处长那么一向寸利不让、寸利必得、连芝麻粒儿大的一点儿小亏都不肯白吃一次的人，怎么在这件明摆着利益受到较严重侵害的事上，态度竟一反往常起来？他正如坠五里雾中地糊涂着，众人就一个劲儿地从旁夸他一向比姚处长好，一向多么肯于为了大家的利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向多么具有交涉的杰出能力。总之，又是夸他又是怂恿他又是激他。他起初还能自谦，还能保持头脑的冷静，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清楚自己并不像大家夸的那样。后来就被夸蒙了，仿佛自己真是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了。结果晕头转向地不知怎么就答应了大家的请求。斯时，在他的意识中，除了被众口当面美化的愉悦，还滋生着一种好大喜功的心理。你姚处长拒绝于大家的，我王厂长偏要为大家挺身而出。你在邻里关系方面的损失，正好增长我在邻里关系方面的威信。如果你姚处长手拍胸膛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反而显不着我了哪。如果你不负众望，你今后还更有资本在我面前趾高气扬了呢！嘿嘿，你拱手将一次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相让，我又干吗不趁机表现表现自己呢？
于是有一天，他在厂里请了假，开始实行他的承诺。他先去一家高档理发店理发。
理发师傅说：“哎呀你哎，头发倒是还不算太稀，就是枯了，跟一蓬干草似的。平时缺乏保养的原因啊！”
他说：“所以才来保养的嘛！”
理发师傅问：“我们这儿有法国进口的特效护发膏，给您洗发时用不用？”
他说：“当然用！”
理发师傅说：“可是贵了点啊。”
他说：“花多少钱我不在乎，只要我离开您这儿时变得精神了就行！”
有了他这话，人家便细细地为他理、为他洗、为他吹。当他从理发椅子上站起身时，镜中的自己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他十分满意。
“多少钱？”
“八十五。”
他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随即，脸上又挤出一堆极勉强的笑，竭力掩饰起受骗上当了似的表情。
“我以为得多少钱呢！才八十五啊，不贵，不贵！下次我还来这儿理！”
嘴上如此说，心中却暗暗叫苦不迭。他已多年没进过理发店了。
头发长了，一向只在街头街尾让“马路理发员”们理短拉倒，而那么理一次才三元钱。迈出理发店的门，他心中速算了一笔账——他是将自己以后两三年的理发钱，此次一总儿预支了。但是为了将邻里们重托之事办成，他又自我安慰地想——这点儿个人利益的损失是不应该计较的。
那一家房地产公司设在一座非常气派非常豪华的大厦内。
一位秘书小姐问他找谁。
他说找总经理。
问他有何公干。
他犹豫了一下，说洽谈业务。
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他说是“红星集团”的，并且尽量挺直腰板，伪装出较有身份的人的模样。
秘书小姐翻着白眼想了想，似乎要从自己的特殊记忆中搜索到“红星集团”的印象。显然并没搜索到，却也显然不太敢怠慢于他。
她礼貌地请他稍候片刻，旋即进入经理办公室。片刻出来，替他拉开经理办公室的门，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客气地笑盈盈地往里请他……
经理办公室宽大而且布置得庄严。总经理看上去比姚处长还年轻、还有风度、还踌躇满志。对方从高靠背的老板椅上站起身，矜持地绕过两米左右的大办公桌，主动与他握手。对方脸上的表情也是那么庄严，与办公环境的庄严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二人在舒服松软的皮沙发上坐下后，对方不无敬意地说：“我对你们‘红星集团’的实力仰慕已久啊！听说你们的股票上市后一直在涨？”
他搪塞地嗯嗯着。
对方轻搓着滋养得白白嫩嫩的双手又说：“如果你们的集团和我们的公司能达成什么合作项目的话，那真是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啊！请问，你们方面有什么意向？”
他觉得实难再装下去了。在生活中，他第一次为了达到目的而演戏。既然已见着总经理了，他认为也就没必要再骗下去了。为了平定一下心情，鼓舞起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他从西服兜里掏出了烟。那是一盒包装很低劣价格很便宜的烟，民工们常吸的那一种烟。那盒烟往茶几上一摆，对方似乎立刻就看出了破绽，于是对方的目光打量在他身上。他身上穿的一件新西服是从地摊儿买的，那是穿名牌儿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而对方正是那类一身名牌的人物。
他吸了两口烟，在对方的审视之下，从西服的内衣兜摸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对方。
“你……酱油厂的？……”
“您别以为我骗您了，其实也不能算骗。我们厂生产的酱油是‘红星’牌儿。如果我们厂有一天牵头儿成立酱油托拉斯，那么肯定就会另有一个‘红星集团’诞生的。说不定我也会和您一样，当一位总经理什么的……”
“等等，等等，”——对方打断了他的话，“别扯远了，推销酱油吗？”
“不。我们的销路很旺，不搞直销。搞直销也不必我这位副厂长亲自出马。”
于是他话锋一转，直切正题。
对方倒也显得耐心可嘉，并不往外撵他。他则相应地暗自要求自己识趣儿，尽量把话说得简短。
“说完了？”
“说完了。”
“那怎么办呢？让我们将盖了一半的楼铲为平地？”
“我理解，我们那幢楼的居民倒也没这个意思，只不过要求点儿经济补偿，平衡平衡心理嘛！现如今，谁的个人利益受到了侵害，都会产生这种要求的是吧？”
“也包括你自己啰？”
他愣了一下，诚实地点头。
对方站起身说：“咱们换个地方谈。”一说完往外便走。
他也赶紧起身跟着，跟到了秘书那间屋隔壁的小屋里。相比于宽大庄严的经理办公室，那小屋的布置简陋多了。两张单人床，两只小沙发，一张桌子和茶几而已，桌上还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小彩电。
还没等他坐下，对方已拔脚离去。
“什么阿猫阿狗你都引见给我！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我辞了你！”
他听到了对方语势汹汹的训人之声，对那秘书小姐，他心里不禁地感到了几分歉意。
紧接着进来了两名五大三粗的保安，手里各拎着电棍。
一个将他那盒烟及他的名片拍在桌上，冷冷地瞪着他说：“这都是你的东西，给你。”
另一个也冷冷地瞪着他说：“请你立刻离开这里，这里是我们的休息室！”
他说：“你们经理刚才跟我说换个地方谈。问题还没交涉完呢，我不走。”
“不走也得走。”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将他从沙发上架起来，架出了那小房间。
他的目光刚一和秘书小姐泪汪汪的目光接触，她便厌憎地背转过身去。他被架着穿过长廊。他挣扎，但哪里摆脱得了两个五大三粗的保安的挟持。
“我是公推的代言人！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行的！你们经理是要后悔的！……”
他扯着嗓子威胁地喊叫。但是寂静的长廊里，只有他自己愤怒的回声。
他们一直将他挟持到电梯口才放开他。
“对不起，我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我们总经理要求你从我们公司这一层楼消失，消失得越快越好。”
他们中的一个摆弄着电棍这么说。而另一个，则用电棍捅了一下电梯灯标，电梯门一开，他被推了进去……
此后他又去了两次，却连房地产公司那一层楼都没上去。
他不得不向邻居们通报情况。通报时别提多么沮丧，多么惭愧，一再地承认自己的无能，一再地说些辜负众望的自卑话。大家一听就炸了。都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说房地产公司欺人太甚。说我们居室的阳光明明被遮挡住了，不给予经济赔偿绝不答应，绝不善罢甘休。说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要打官司，要求助于舆论的道义声援……
他说自己在态度上同意是同意的，也不会转变立场，只是另外推举一位代表吧！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自己是没能力交涉好这件重托的。大家却都说别价啊！都说谁也不信赖，就信赖他王君生的能力！
不但信赖他的能力，更信赖的是他一向具有的甘为别人鞍前马后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就是再推举一百次，代表非他王君生莫属！自知是盾，赞美是矛。但若用赞美这柄矛刺自知这块盾，则几乎，不，不是几乎，则一概地没有不被刺穿的。从帝王到庶民，从圣人到小人，都同样地经不起赞美。相对于赞美这柄矛，自知这块盾往往都像是画了蒙人图案的纸板做的。王君生当然既非圣人亦非小人，他是一个老好人。他活到四十六岁，只被赞美过两次，另一次便是这些人对他的前一次赞美。他们两次赞美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中小学生在选举“劳动委员”时，往往就是那么七言八语而又齐心协力地对他们的某一个同学极尽赞美之能事的。那某一个同学，又往往和王君生似的，既是老好人，既不善于坚决地说不，又多少有那么点儿受宠若惊……
结果是他从那一天开始为自己更是为众邻居写诉讼状。他生平第一次写那玩意儿，少不得要借本《法律常识手册》夜夜细读，少不得要自费到律师事务所去咨询。连续几个晚上，儿子写至深夜，他也写至深夜。儿子占据着桌子写，他坐在**，夹子垫在膝上，一沓信纸垫在夹子上写。妻子问他写什么，他不敢讲真话，撒谎说自己写的是副厂长工作总结……
后来就是一次次跑法院，催促人家尽快立案受理。
不久他发现他住的那幢楼起着变化，一些人家先后将阳台用铝合金窗封起来了。封阳台的正是那些阳光被挡住的人家，铝合金窗使他们各家的阳台变得美观了。而另外一些人家在装修，或铺木块地板，或对四壁进行喷涂。邻居们见了他一如既往地亲切点头、微笑、主动打招呼，却没有一个人询问他起诉的事。这曾使他心中有几分纳闷儿，但仅仅纳闷而已，并没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敏感地有机地联系起来想过。
谜底是由妻子揭开的。
有一天他下班刚进家门，妻子将他扯到小屋里悄悄说：“你知道别人家为什么都封起阳台来了吗？是房地产公司免费替封的。室内装修的人家，也得了房地产公司的赔偿款。少则一两千，多则五六千。不要钱想要物的人家，房地产公司给换了冰箱，或买了微波炉送上门。听说房地产公司原本是预备下了一笔赔偿款的，有十多万元钱呢！赔偿也肯定有咱家的份儿，你说咱家要钱呢还是要物呢？”
妻子的话使他当场呆住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熬了几个夜晚呕心沥血反复修改多次并花钱打印的诉讼状，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代表性可言。分明的，邻居们已暗中与那家房地产公司达成了解决矛盾的种种协议，而且，要求都获得了不同方式的满足。可想而知，他们在力争条件的满足之时，一定都还曾以打官司相要挟过，却没有一个人预先告诉他这一点。甚至在他们的条件已经获得满足之后，也“忘记”通知他打官司的事可以终止。
我被出卖了——这一种意识像误食了一大口芥末的感觉。吐已经晚了，芥末被唾液所稀释，大部分咽下去了，其辣直冲脑顶。他顿觉血脉偾张，两眼出泪，鼻孔里仿佛要往外冒烟冒火。
妻子见他那样子异常，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他说：“想打喷嚏，却打不出来。”
妻子从她自己头上扯下根头发，两指捏着递向他：“拿着。捅捅鼻孔，一痒，喷嚏就打出来了。”
“不用！”
他生气地将妻子的手从眼前拨开。
“你这人，我白扯下了一根头发！”妻子一边将那根长头发往自己手指上绕，一边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这次我拿主意，咱们要钱！顶数咱家的阳光被遮挡得多，少于三千不行！要来了，先凑足钱给儿子买电脑！他许多同学家都有电脑，他却还没摸过电脑呢。儿子懂事不提，咱们做父母的不能不替他想到！”
他一屁股坐在单人**，继续发呆。
“你倒是说话呀！”
“买电脑急什么？我厂里不是还要发给我五千元奖金吗？”
“可……谁知道哪年哪月才破得了案？反正这事儿我做主，你去办。过几天我向你要三千元钱！”
妻子说完，离开小屋，走到大屋去，向儿子讨好：“儿子，儿子，妈告诉你件好事儿！咱家将获得房地产公司的一笔补偿，少说也是三千元！过几天就能替你把电脑买回家来了！……”
听着妻子的话，他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猛吸。他平生第一次想破口大骂，骂那些曾两次当面对他说尽赞美话语的男人和女人……
那一天夜里他失眠了。是单枪匹马地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还是不要那三千元钱了，当成一次人生的教训忍了？如果是代表众邻居打官司，他自忖有七分打赢的信心；如果单枪匹马，那么七分信心就只剩下三分了。阳光何价？这是没法儿换算的。再说对方有齐备的手续，阳光又是从大前提上讲应该共享的，曾照进谁家的，并不意味谁家就有垄断权。打官司就得请律师，即使打赢了，估计三千元也刚够付律师费的。又估计那家房地产公司显然已经恨上了他，采取的分明是团结一大片，孤立他一家的策略。对方也显然早已做好了法庭上见的种种部署，那肯定将是一场打起来十分之艰难的官司吧？一想到即使打赢了，补偿也将全归律师，而一旦官司输了，还将损失几千元律师费，他便英雄气短了。倘儿子心理也受到官司的干扰和冲击，影响了学习，岂非因小失大吗？可如果当成一次人生的教训默默忍了，又哪儿去弄三千元钱向妻子交代呢？干脆对妻子来个“彻底坦白”吗？
当时都没讲实话，现在怎么讲呢？妻子不一一找那些邻居们去吵架才怪呢！一一都吵翻了，还能在这幢楼里继续住下去吗？又将给儿子的心理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呢？他是早已变成这样一位父亲了——凡事一想到儿子，多大的苦都能吃，多大的委屈都能默默承受，多愤怒的时候都能自我消解变得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上，他从车棚里推了自行车要去上班时，碰见住另一单元的老张也推自行车要去上班。老张是肉联厂的推销科长。老张当面赞美他时表情最为由衷语言最为真挚。
“君生，上班？”——老张对这幢楼里与自己平辈的男人们，一向略姓呼名，而且总流露出饱满的一视同仁的亲近。那一种亲近具有不可抗拒的，使人简直不能不对他也同样亲近起来的声情魅力。那一种特殊的魅力是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推销员的必备条件之一。
“是啊，上班。”——王君生报以一笑。笑得极不自然，分明对老张那种亲近接受得有几分保留，有几分勉强。
“遇到烦恼事儿了？”——老张并不推了车马上就走，而在等着他一块儿走。瞧着他一时打不开那把破旧的车锁，老张又说：“该换车锁了。我还有把链锁，用着不习惯，明天送给你，反正放着也是白放。你这个人啊，太内向，有什么烦恼总爱闷在心里。这不好，很不好，会闷出病来的。我等小百姓，谁少得了与烦恼的事儿撕扯不开的时候？要善于对人说。听者无害，说者有益。说就是宣泄嘛。宣泄和出汗一样，是一种心理的自我保健嘛！”
他终于打开了那把破车锁，于是一手扶着自己的车把，一手搭在老张的车把上，瞪着老张茅塞顿开似的说：“那么，老张我就问你，大家是不是背地里已经得到房地产公司的好处，没谁再想和他们打官司了？”
老张说：“不是得到了他们的什么好处，是他们理应对我们进行的补偿！人家既然补偿了，咱们还有什么官司和人家打的？”
他说：“这情况却没一个人告诉我，我家也没获得任何补偿。前天我还跑了一次法院，催促立案。现在看来，变成我一家要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了！”
他心里以为，老张听了他的话，一定会很尴尬，很不好意思，很内疚，甚至显出无地自容的样子。殊料老张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并没像他想的那样面红耳赤支支吾吾。
“什么？你……还根本不知道？竟没一个人告诉你？”老张仅仅表现着惊诧，继而表现着愤慨：“这算什么事儿？这太不应该了嘛！不可以这样的嘛！怎么能这样呢？我是想过要告诉你的。但又一想，肯定会有人告诉你的，我何必多此一举呢？你看，亚明来了，你再问问他！”
老张看了一眼手表，又吃惊地说：“哎哟，我得先走了，不然要迟到了！不像话，不像话……”
老张抓着他的腕子，将他的手从自己的车把上拿开，不停地嘟哝着“不像话”，匆匆地就走掉了。
叫亚明的男人姓周。原先也是酱油厂的，厂办公室主任。后来通过姚处长的关系，调到局里当后勤处副处长去了。
周亚明一边用目光寻找他的自行车，一边问：“老张刚才和你说我什么？”
王君生还没完全从自己和老张的对话中摆脱出来。他觉得在刚才那场对话中，自己和老张似乎都错位了。本来有理由有权利生气的是自己，觉得尴尬觉得不好意思的应该是老张，怎么的竟反过来了呢？老张既然像是自己，成了有理由有权利生气的人，那么自己也只有像老张，觉得尴尬觉得不好意思了。怎么的竟反过来了呢？他一时想不明白。
他怔愣之际随口回答周亚明：“我们没说你什么。”
“说了吧？我都听到他提我的名字了！”
周亚明已发现了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并不走过去，而是横移一步，挡在他的自行车前边。看那样子，如果他不做出解释，周亚明是不肯放行的。
他只好说：“大家暗中都得到了房地产公司的补偿，而我仍蒙在鼓里，还一直准备代表大家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老张因此有点儿生气，让我问问你……”
“问我？问我什么？”
“我想……我想……他的意思是，让我问问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吧？……”
“这还用问吗？”——周亚明倒顿时面红耳赤起来。但显然不是由于尴尬不是由于不好意思，而是由于和老张同样的愤慨：“竟没一个人告诉你？这算什么事儿？这太不应该了嘛！不可以这样的嘛！怎么能这样呢！全楼多少户人家啊！一个想不到，两个想不到，老张想不到，我想不到，有情可谅，怎么就都想不到呢？几乎家家都有电话，临睡前拨下电话，五分钟的时间内就告诉清楚了嘛！出来进去的碰见了，几句话也就告诉清楚了嘛！这些人心里成天都想什么呢？问我的感觉，我好生气！老张多生气我就多生气！”周亚明的话，几乎和老张说的话一样，仿佛他们商量过了怎么说。
周亚明对他放行了。一边说一边走向自己的自行车，他一弯下腰开车锁，就不打算直起腰了似的。王君生望见他那是辆新自行车，当然也是新锁。他不明白周亚明为什么开新车锁比他开自己锈迹斑斑的破车锁还费劲。
他一时尴尬极了，觉得难堪极了，不好意思极了，仿佛两个邻居中的男人所谴责的恰是他自己似的。
他讪讪地说：“那，我先走一步了。”——说罢，推着自行车便走，好像有点儿怕周亚明追上来继续进行谴责……
他没直接骑到单位，而是先去了法院。
几次接待过他的一位年轻的法官，听了他的话，皱眉道：“你这人真古怪！前天你来催我们立案，我们昨天刚立上案，你今天一早又来撤诉，当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一位老法官将那位年轻的法官扯到一旁去，凑头嘀咕了几句。究竟嘀咕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只隐约听到“打过招呼”“撤得正好”两句。
“那么好吧，你去办理一下撤诉费吧！”
于是那年轻的法官，就不动声色地将诉状还给了他。
“还要交撤诉费？”
他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捂向衣兜，仿佛怕对方搜他兜。
“怎么？不情愿啊？”——对方又将诉状从他手中扯了回去，似乎要作为扣押物。
“不不，我不是不情愿。真的不是……”
他那只捂住衣兜的手伸入了衣兜，掏出一把零钱，很窘地解释：
“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您看，就这点儿零钱……”
那名老法官本已走出接待室，听到他们的对话又返回来，劈手从年轻的法官手中夺过诉状，沉下脸以训斥的口吻说：“你可真多余！”
他双手将诉状还给王君生，微笑着，非常之客气地安抚道：“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免了免了，这个主我做得了，您快上班去吧！”
王君生离开法院，将诉状丢在车筐儿里，匆匆地往厂里蹬去。经过一只垃圾筒，他一手抓出诉状，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他想——妈的这件事儿就让它结束吧！他决定不再向其他众邻居们提起或质问。他明白，即使提起，即使质问，他们回答他的话，也必和老张和周亚明是一样的。
一到厂里，他就找到主管厂长，恳求厂里借给他三千元钱。他是位没有“小金库”的丈夫，不给妻子一个说法是不行的。而若给妻子一个说法，只有借钱。
厂长问他借钱干什么。
他支吾了半天，说老岳父病了，得住院。厂长凝视着他大摇其头，说我的副厂长，你难道忘了，你老岳父已经死了两年了，是厂工会帮着料理的后事啊！
他腾地闹了个大红脸，一时吭吭哧哧地不知再说什么好。幸而厂长与他关系不错。厂长说——得，我也不逼你非回答借钱干什么了，只要不是去赌去嫖，不是去花天酒地，我批准财务借你。但只能借你两千元，超过两千元要开会研究，这个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那一上午剩下的时间里，他就在厂里见谁向谁借钱，吃午饭前，终于借够了一千元。
他并没当天晚上就将三千元交给妻子，怕“任务”完成得未免太快，妻子起疑心，一个星期后才将钱交给妻子。
妻子接钱时眉开眼笑，一边点数一边问他：“顺利吗？”
日子过得拮据，他十分理解妻子对钱那种喜欢的程度和心情。
他皱着眉说：“还算顺利。你别点数，我已经点过了，差不了的。”
妻子却如同没听到他的话，一直点完为止。将钱收好后，絮絮叨叨地竟开始抱怨他索赔太少。
他说：“你当时一开口说了个三千元嘛！”
妻子说：“我当时说的是少于三千元不行！你自己没长脑子呀？数咱家阳光被挡得多，所以咱家有理由要求比别人家多的补偿！”
他火了，吼道：“你还有完没完？”
家里霎时一片静。妻子在那一片静中颇显不安地瞧着他。
儿子出现在小屋门口。
儿子说：“你们整天钱、钱、钱，庸俗不庸俗？”
儿子一说完，清高地转过身去走向大屋。
那一片静持续了很久，似乎具有神圣性，做父母的不敢轻易打破似的。
那一天王君生明白了一条生活原理——钱对一个家庭如果太重要了，这个家庭就没法儿不充满与钱有关的琐碎又庸俗的内容。
从此他中午在厂食堂只买素菜吃。
……
现在，他身上盖着一件厂里发的穿旧了的棉大衣，正仰躺着翻看相册。
阳光是不再赐惠他家这间大屋了，而且永远。若在国外，他想，补偿那就多了去了。他明白，他所招惹的，并不仅仅是那一家房地产公司。在对方背后，还有形形色色的互利势力。他们一起视他为“公敌”，他不忍又能怎么样他们呢？
妻子临出家门，怕他寂寞，将些旧杂志和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他身边。他说不需要，说想看相册。妻子怜悯地说：“你呀，这就叫老啦。只有老人们才喜欢翻旧相册。”
他伤感地回答：“是啊，我觉得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活了一万年似的。”
在那相册里，有一张他的“百日”黑白照。挺大的头，瘦小的精光的身子，如同一条娃娃鱼。算来照片已经保存了四十六年了。他久久端详着自己的“人之初”，仿佛在研究一块古生物化石。他不禁又想，四十六年，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一个国家，该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就是近十几年吧，中国“改革开放”了、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了、香港回归了……而时间以生命的形式体现在自己身上，却不仅那么平淡无奇、碌碌无为，甚至充满了屈辱的、畏缩的、拘谨的、苦涩无奈的体验。最令他沮丧的是，抻长脖子踮起脚往前看，所看到的内容依然皆是体验过的内容，一抹亮色也看不到。所看到的比所体验过的分明还要灰暗——那人生的终点尤其灰暗，无非是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混老等死。那时候的物价将比现在又涨了几倍呢？退休金够自己和妻子吃饭吗？看来只能指望儿子了。可儿子自己也是要组建家庭，也是要当丈夫当父亲负起自己小家庭的经济责任的啊！如果儿子变不成“大款”或小老板之类的富人，如果儿子未来的生活也和自己目前的生活一样灰暗，能赡养得了老爸老妈吗？可不能成了儿子的累赘……
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信手翻着相册。除了那张“百日”照，直到他二十六岁前，他的生命在那相册中是一段空白。这使他不禁地回忆往事，企图使那段空白浮现出美好的内容。美好的岁月和时光，一经执着地进行回忆，居然还是有些的……
一个刚刚理了发，穿一件新背心的男孩儿，一手拎着酱油瓶子、一手拿着一只粗瓷大碗去食杂店买酱油和面酱。新背心印着“祖国花朵”四个字，新背心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很神气的男孩儿。因为觉得自己神气，心情格外愉悦。
那男孩儿是自己吗？
当然是的。
夜里下过雨，一路所经许多人家的“板障子”湿漉漉的。不知为什么，他从小特别喜欢夜里下过雨的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夜里下过的雨不要太大，太大第二天到处是积水，人不好走路；也不要太小，太小一夜蒸发尽了湿度，空气中就没有那么一种湿漉漉的清润新爽了。他也从小特别喜欢看自家的或别人家的“板障子”和房屋的外墙湿漉漉的情形。如果夜里的雨确实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暴雨，那么第二天人一定会发现，院子里街路上的土地，仿佛都被冲洗过了似的。四下望去，到处干干净净。那个年代，在这一座城市，除了市中心有石头路有柏油路，居民街区皆土路。最烦人的是一夜小雨不停，第二天早晨土路被渐渐地浸透了，一脚带起一坨泥。而夜里下暴雨就绝不至于这样。所谓“板障子”，其实就是不像栅栏那么美观的栅栏，而且也不像栅栏那么低。
“板障子”普遍较高，最低的也有一个大人的身材那么高。高的两米多，都是用木板钉成的，那些木板一般都旧得苍灰色了，围护着独居人家的房屋，或成为大杂院和街道之间的“屏风”。被一夜雨水淋过的“板障子”，半干半湿，比触目一色的苍灰看上去舒服多了。而树梢啊、花蔓啊、草茎啊，就从“板障子”的上边或缝隙探出着攀援着，撩得人的心想从缝隙往“板障子”里边看。看“板障子”里边究竟开着些什么花儿长着些什么草儿。所以“别趴人家板障子”这句话，又成为家长们对自己的小儿女经常进行叮咛的一句话。孩子们却正是通过那一种窥望，刺探大人们的生活内容，并想象自己以后的人生的。半干半湿的房屋的外墙望去也令人舒服。这座城市的人家早年喜欢将房屋的外墙粉刷上颜色，通常粉刷浅蓝、深绿、淡红和橘黄四种颜色。经一夜的雨水淋过，颜色加重了，仿佛夜里被人用水彩重新染过，而天亮了没来得及染完匆匆罢手而去。
那男孩儿就贴着“板障子”往前走，口中一路轻轻吹口哨。他刚学会吹口哨，怎么用力也吹不太响。有一只翠绿的，比麻雀还小的鸟儿，在人家“板障子”上边探出的树梢儿间婉转地用叫声回应他的口哨。惹得他止住脚步，仰着脸用口哨和那鸟儿交流了半天……
当那男孩儿一手拎着满满一瓶子酱油，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面酱回到家里，不禁地对母亲自豪地大叫：“妈，我一丁点儿也没弄到新背心上！”
而他的母亲，待他放下酱油瓶子和碗，冲他温和地一笑，以犒赏的口吻说：“剩下的二分钱你留着看小人书吧！”……
那个从记忆的幽深处渐渐浮现出来、面目模模糊糊的小学五年级男生又是谁呢？在小学母校的操场上，在上课间操的十五分钟内，在全校同学目光的注视之下，他恓惶不知所措地走向体育老师的领操台。站在领操台上的已不是男体育老师，而是一位永远板着一副严肃面孔的女校长。如今想来，她当年并不算老，只不过五十余岁。但对于当年那小学五年级男生来说，五十余岁的女人确实够老的了，何况她已经有了许多白头发。他踏着木梯登上领操台，从女校长手中接过了一张奖状。当年的奖状就是一张价值四分钱的印有花边和“奖状”二字的纸，在全市最大的文化用品商店才能买到。如果它上边没用毛笔写了字盖了章，那么其价值仅仅等于两枚市内邮票，当年市内邮票二分钱。无论写了字盖了章，抑或没写字没盖章，一经被从文化用品商店买走，就再也不能抵四分钱用。但它被写上了字盖上了章以后，对于获得它的人，似乎便是一种对人的终生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了。起码在当年是那样。
那五年级男生在登上木梯的最后一级时踏空了一脚，险些从一米半高处摔下去。幸亏女校长及时抓住他一只手，将他拖上了领操台……
他因在马路上捡到钱包交给老师而获那张奖状——钱包里有一百七十多元钱。一百七十多元钱在当年是一大笔钱，相当于女校长两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他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他班主任四个多月的工资。当年还没有拾元的纸币。所谓“大票”，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四种。一百七十多元钱是厚厚的一沓钱，他捡到的是塞得鼓鼓的大钱包。
那份奖状是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唯一的荣誉。那一天他成为全校的“明星”，那课间十五分钟乃是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辉煌”。确切地说那一次“辉煌”并没有十五分钟那么长的时间，实际上仅仅六分多钟。
如今，四十六岁的小小酱油分厂的副厂长王君生回想当年，心情竟仍莫名其妙地有几分恓惶不知所措，还有几分受之有愧的羞惭。因为事实上，他捡到那个鼓鼓的大钱包以后，并没立刻想到应该交给老师。他将钱包带回了家，藏在窗台下的一个墙洞里，藏时他数过那些钱，已知道那些钱相当于他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正因为如此他才藏起来。他幻想那些钱能成为自己家的钱，希望那些钱能使父母受穷愁的压迫而布满脸上的皱纹得以舒展开来。他首先想悄悄告知的是母亲而非父亲，如一切穷人家的男孩子一样，母亲是他的第一位知心朋友。而父亲更是一个使他觉得欠恩太多太久希望早日进行报答以减轻心理负担的男人。但是他张了几次嘴都没能对母亲说出口。至他现在四十六岁为止，他只捡过那么一次钱。以后倒是多次丢过钱，累计起来已远不止二百七十多元三百七十多元四百七十多元。自从中国发行了十元和百元钱币，丢钱的捡钱的面额都大了，人丢钱的晦气和捡钱的喜悦也都大了。而当年第一次捡那么多钱的孩子不知怎么告诉自己的母亲似乎也是必然的……
藏在墙洞里的那鼓鼓的大钱包使他没法儿安睡。小学五年级的男生第一次尝到了失眠是什么滋味儿，半夜里他将头缩在被窝哭了。母亲被他哭醒拉亮灯问他怎么了，这一问他的暗哭就变成了号啕，结果父亲也被哭醒了，弟弟也被哭醒了……
当一家四口瞪着摊了一炕的那些钱时，都呆住了。
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别人的钱，摊在炕上看个什么劲儿？深更半夜的，还不快收起来！”——又对他说：“哭什么？谁叫你往家里带？自作自受！明天交给老师！”
父亲说罢，率先倒头便睡。
母亲有点儿忐忑不安地问他：“儿呀，你没花人家的钱吧？要是花了，你可千万实说，妈得给人家补上！”
他发誓一分也没花，母亲才放心地往一起收拢钱。而他忽然觉得弟弟神情异样，双膝跪着，双手压在膝下。
他断定地说：“妈，弟弟拿钱了！”
母亲便也起了疑心，厉命弟弟将双手从膝下抽出，弟弟却咬着唇不肯。他和母亲就分别拽弟弟的手，掰弟弟攥着的两只小拳头。弟弟的两只小拳头攥得很紧，他和母亲费了好大劲儿才分别掰开。弟弟的左手里什么也没有，右手里果然有。但只不过是一角钱，攥成一个纸团，攥出了汗。
弟弟哇的一声哭了。
父亲腾地坐起，甩手给了弟弟一巴掌，将弟弟扇得倒在被子上……
当他将那张奖状带回家，母亲看完了给父亲看，父亲看完了说：“那贴在墙上吧。”
母亲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只有弟弟连一眼都不瞧。
当他用一勺粥往墙上贴那奖状时，听到母亲喃喃自语：“一百七十多元，节省着花，够咱家花小半年的了。”
父亲也喃喃自语：“能买两辆半新的自行车了！”
父亲最大的个人心愿，就是能攒钱买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父亲在铁路上做装卸工，因没自行车骑，每天早早的便离家去上班，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也很晚……
他听出父母的话中都有某种暧昧不明的，在他们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
从他当众获奖那一天起，他觉得和他一路上学放学的同学们，目光都有些心照不宣起来，一个个低着头东瞧西看的，仿佛谁都希望也发现一个鼓鼓的大钱包丢在路上……
以后他对钱便产生了一种近乎恐惧的心理。如同患有恐血症的人见不得鲜血或类似鲜血的红色浆液汩汩流淌的情形一样。他觉得钱具有某种非常邪性的魔力，人一旦内心里开始总寻思它，那就会对别的任何东西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仿佛钱是能寄生在人灵魂里的蛔虫，并在人的灵魂里生下一窝窝小蛔虫，最终将人的灵魂变成一个外薄内胀的蛔虫袋儿。有一次厂里发工资，人手不够，请他这位副厂长去帮着清点。一捆一捆的钱堆了一桌面，他点着点着，心慌了，头晕了，手颤了，出汗了。“这些钱要都是我的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这么一种既不切合实际又与犯罪的念头搅在一起的想法，纠缠在他头脑中怎么也挥之不去。他借口上厕所赶快逃开……
那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又是谁呢？她不高不矮的身材是多么苗条啊！她穿一件白色的布满小蓝花的短袖衫，一条藕色的裙子。手臂和腿白皙得如同象牙，乌黑的齐耳的短发裹着一张标致的鹅蛋儿脸，也白皙得如同象牙，两腮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的眉很弯，很细，也很长，眉梢一直延入鬓发。在那样两条秀眉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都说双眼皮儿的眼睛，尤其女性的眼睛，毫无争议地美过于她们的单眼皮儿的眼睛。他却认为她那一双单眼皮儿的杏眼，肯定是全中国无与伦比的最美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恬静无比的单纯得像小鹿一样的眼神儿。她胸脯很丰满，走路的姿态很悠然。她脚穿一双带扣绊的平底黑布鞋，未穿袜子，衬得她的脚面也白得如玉……
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他不知道。
那一年他已是一名初二的男生。“**”早就开始了。他在去学校参加“大批判”活动的路上常看见她，她显然也是一名初二或初三的女生，但显然和他不是一所学校的，否则他们就有机会同路了。他看见她时，她总是从一条坡路上悠然地走下来，而他则必须横穿过那一条坡路走入一条胡同。他往往故意低着头放慢脚步走，待与她的距离接近了，才突然抬起头，为的是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她那张清丽的脸。即便如此，他也从未能引起过她的注意。是的，从未。那一年的夏季他大约看见过她十五六次，有幸近距离欣赏过她七八次。但她从未因他而放慢过脚步，目光也从未向他瞟过一次。他虽然处心积虑地接近她，虽然巴望着获得她的一瞥，哪怕是不经意的一瞥，但她却浑然不觉。她眼中有一种漠然的眼神儿，好像中国当年发生的一切天翻地覆的大事件，都一概地与她毫不相干……
第二个夏季，他就再也没看见过她。
然而她成了他确曾暗恋过的一个恋人。一个美得使他根本不敢想入非非，只不过希望再见到几次哪怕一次的美神。直至他现在四十六岁了，当年的她仍印象清晰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回想，她就会栩栩如生地从他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比他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任何深刻记忆都难忘怀。他明白，毫无疑问，她将在自己的记忆中被珍藏一辈子了。
后来，他的父亲由于心脏病而猝死。父亲在班上扛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没走几步一头栽倒，死得那么容易。再后来他母亲患了癌症。母亲没住过院，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没哪方面垫付医药费，也就住不起医院。母亲是一天天熬死在家里的。那是他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些日子。班级的初中毕业合影上甚至也没有他。在母亲一天天病于**苦熬的日子里，他哪儿有心思照毕业照？也舍不得交那七角多钱。母亲临终前，一手抓着他的手，一手抓着弟弟的手，噙泪告诉他——他并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与父母没有血缘关系。他是父母结婚三年多以后，父亲从一个铁路桥洞下捡的。当年母亲愁于不孕，于是一商议，就将他当自己的亲生骨肉抚养着了。不料才半年后，不知哪一副偏方对父母哪一方起了效用，母亲竟又不可思议地怀上了孕，所生自然便是比他小一岁多的弟弟……
母亲说：“君生啊，儿呀，天地良心，妈对你究竟怎么样，你心里总该是有数的。妈不指望你年年为我和你爸烧纸上坟什么的，只求你能像照顾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照顾好你弟。不管亲生不亲生，你们俩可都是妈一手拉扯大的……”
那时刻他就伏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那真叫是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他并不在乎什么养母和生母的区别，也不在乎自己是被生下自己的女人缘何抛弃的，他只是绝望于一位将他抚养大，并以她自己做人的道德准则谆谆教诲他的善良的女人眼睁睁地就要死了。而她是这世界上最爱他的女人，也是他所最敬最亲的女人。他无法救她活下去的绝望，以及他以后也将没机会报答她的恩情的绝望，使他恨不得替她死，陪她死……
他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绝望地用自己的额撞炕沿。撞得木炕沿咚咚响，撞得额头肿了起来。而母亲，则流着泪哀求他：“儿呀儿呀，别这么样啊！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这样，妈看着心里也难受啊！……”
母亲骨瘦如柴的双手，慌慌地抖抖地护着硬木炕沿，为的是不使他的额头一下下直接磕在炕沿上……
第二天，他和弟弟给母亲净脸净手时，发现母亲几个手指的关节都青了。那是在他额头一次次的撞击下，被炕沿棱角硌的。
一个人的慈母一旦变成了养母，而且已是确凿的事实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他的历史完全被颠倒了。从此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母作各种各样的想象，那想象的魔怔伴随了他十几年，直至他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儿子以后才渐渐淡化。
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按规定，他和弟弟之间必须走一个。
他想，得“上山下乡”去的当然应该是他。但进而一想到养母的临终嘱托，又委实放心不下不谙世事缺乏自理能力的弟弟。经过几番考虑，他决定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跟弟弟一商议，弟弟支持他。他看出弟弟是那么依赖他，仿佛身边少了他就根本不知该如何生活。
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告别依依不舍的弟弟，带着十几元钱和一个小包袱，悄悄离开了家混上火车流浪外省。他向弟弟保证半年后回到弟弟身边。他们的头脑当年都那么简单，以为“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一阵政治风，最长半年就会在中国刮过去……
他的流浪生活之饥寒交迫饱受欺辱无须细述。他偷过东西，挨过痛打，被收容过，装疯卖傻过。半年后他如期回到家里，迎接他的却不是朝思暮想的弟弟，而是家门上的一把大锁。邻居告诉他，他离家出走后一个多月，弟弟由于招架不住学校和街道委员会的联合动员，到北大荒去了。从邻居的表情中，他看出了对他这个哥哥的谴责。是啊，自己逃避到外省去而将弟弟推给了“上山下乡”运动，还配做哥哥吗？他已在流浪中学会了吸烟，那一夜他吸光了整整一包劣质烟。
翌日他找到街道委员会，以被劣质烟熏得嘶哑了的嗓音，请求允许他去北大荒换回弟弟。
可街道委员会的人说，他要去北大荒可以，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欢送。但若企图换回他的弟弟，简直等于白日做梦。注销了的城市户口想再落上就可以再落上的吗？又说他们兄弟父母双亡，没什么负担也没什么牵挂，正应该都到广阔天地去锻炼锻炼。
他向对方要弟弟的通信地址，对方冷冷地回答不知道。
他又到弟弟的学校去要，校方只给了他一个大概的地址。说具体分到了哪一团哪一营哪一连，校方也不清楚，只有向师部写信查询。
他按照学校提供的那个大概的地址发出了一封信，久无回音；又发出一封信，还是久无回音。第三封信写好了正要寄，邮递员送来了那师部的一封公函。他急切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纸，所见却是一份死亡通知书。其上只简要地写着“意外死亡”四个字，促家人速往料理后事……
他晕倒了。
弟弟的死的的确确是“意外死亡”——一天弟弟和几个男知青肩扛着钐刀打马草归来，沿河岸走。河水清可见底，弟弟发现河里有鱼，在河边游动。于是弟弟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噤声；于是大家全都驻足，望着弟弟高高举起钐刀，用钐刀柄扎鱼。河岸到河面一米多高，还没等大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弟弟已经栽到河里去了，河水顿时染红。大家七手八脚慌慌张张地将弟弟拖上河岸，发现弟弟的头齐后脖颈几乎被钐刀斩掉，仅仅连着一层皮……
团里和连里的领导告诉他，已经处分了一位老战士排长。因为当排长的有责任向初用钐刀的知青讲清使钐刀的种种安全常识。
当地没有火葬场。他没法儿将弟弟的骨灰带回城市，弟弟被埋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在连队的几天里，他感觉到恰恰几名自称与弟弟生前关系友好的知青，对他的态度反而异乎寻常地冷。他们不愿理睬他如同不愿理睬一个卑鄙小人，他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有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一种明显的蔑视，将他们中的一个拖出男知青宿舍汹汹逼问。对方告诉他，弟弟与他们谈起他时，言语中充满了怨恨。在没见到他之前，他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有恶劣印象了。他们和他的弟弟一样，认为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并且忘恩负义的家伙……
“我不是！”
他吼着，双手扼住对方脖子，恨不得将对方扼死。
“你是！你为了自己能留城，耍花招骗你弟弟！你自私透顶！你根本不配他把你当亲哥哥！你的目的不是明摆着达到了嘛！”对方被他扼红了脸，却并不挣扎，一副宁肯被扼死，也绝不承认他是一个好哥哥的模样。
“我不信！我不信！我弟弟不会这么想，更不会对你们说这种话！”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也不止一次亲口对我们这么说的！你不信可以去问问他另外几个朋友！”
他扼着别人的脖子，同时觉得自己的脖子也仿佛被一双无形又有力的大手扼着，憋得胸膛透不过气。他终于垂下了双手，张大着嘴，呆瞪着对方，哈哧哈哧地粗喘着，像一头被电棍击得有点儿晕头转向的熊。
“我也是哥哥！我们弟兄俩也得走一个！可义无反顾地报名的是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大荒的也是我！我没法儿瞧得起你！”
对方朝地上啐了一口，倏地转身离他而去。一心替弟弟着想的初衷，变成了后来被弟弟猜疑的误解，而且永远也没有澄清和消除的机会。
这件事从此像一把刀子插在他心上，至今那刀子也没从他心上拔出来。只不过被心肌紧紧地吸住了夹住了，不再流血了。要拔出这把刀只有靠弟弟，而弟弟已经死了。
连里和团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留在这个连队做一名替补弟弟的知青。
他的要求被批准。之后风言风语在全连传开。这使他不敢幻想有朋友，事实上他似乎也不再希望有朋友。不但没有朋友，而且心中没有了任何追求。什么争当“五好战士”“毛著标兵”，什么招工、上大学、男女知青间的传情递书，统统都轮不到他。他仿佛仅仅成了连队的一头牛，或一匹马。每天只知道干活、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干活。他经常独自登上连部后面的山坡。弟弟的坟在山坡上。下雪天，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身上落满雪，像雪人。下雨天，也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任大雨浇淋，一动不动，如同在大雨中坐化了的佛。
如果当初自己不自作聪明，主动报名下乡，那么弟弟不会死；哪怕和弟弟一块儿下乡，弟弟也不会死。因为排长失职，他这个哥哥却一定会想到并且细心尽责——如此这般的一些自悔自恨，利齿鼠似的经年累月地啃他的心，啃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难以获得片刻安宁。
后来，就连他自己也有点儿分不清，自己的初衷究竟是良好的，抑或真的是要耍花招。他的存活，似乎简直就是仅仅为了忏悔而存活。别人也渐渐习惯了仅仅视他为一具忏悔者标本。既不同情他，也不再过分歧视他。因为谁都认为他应该那么样永远地进行忏悔。因为一个模范的忏悔者在生活中也有存活的意义，可做背信弃义者和忘恩负义者的反面教员。他就这样甘愿被忽视默默地在北大荒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七八年内竟没探过一次家。一个没有了亲人企盼着自己回归的破败的家，还算是家吗？
直至“大返城”，全连知青的放逐命运都结束了的那一天，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他或许是一个值得交往值得善待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敬的好人。他干活最肯卖力气，他从没参与过知青中的任何帮派倾轧。他不争名不争利，从不搬弄口舌制造是非。而且，七八年间，有七八名男女知青“借用”过他的探亲假，竟谁也没谢过他一句，他也没向谁暗示过自己需要一份谢意的表达。他没吃过“借用”他探亲假的女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块糖，没吸过“借用”他探亲假的男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支好烟……
是他赶着马车送他们去县城搭长途汽车的。临分手，众知青围着马车围着他，似乎都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又似乎都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才好。
当他坐上马车扬起了鞭子，一名女知青才怯怯地低低地问：“王君生你自己什么时候走？”
他说：“我不走。我要陪我弟一辈子。”
只这一句话，使众知青热泪泉涌，失声恸哭。他们不分男女，一个个扑向他，都欲和他拥抱告别。而他一声“驾！”——鞭落马背，驱车冲开他们的包围，顶着北风寒雪返去……
后来，经连里几番苦口婆心的动员，他才离开北大荒。七八年间他积攒下了一千多元钱，他留下了五百元给连里一名他最信赖的老职工，嘱托对方每年替他为弟弟的坟拔拔草，培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