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君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更确切地说，是位经济学“博士后”学位获得者。在北京经济学界，名气已经不小，头衔也不少了。名片上一行行地，赫然印着“理事”“委员”“主笔”“顾问”什么什么的。还是什么“经济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据知情人言，那是一笔两三千万的基金。他对基金有相当大的支配权。
A君具体供职在某政府部门，职务性质介于国家公务员与学者之间。想行使一下权力的时候，权力就很实。想超脱的时候，就到外地去考察，作报告。或者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他几乎每年都出国一次。
A君享受正局级待遇。当然有专车。起先是“桑塔那”。政府部门配的。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怕影响不好，退了。如果回政府部门办公，他就骑辆旧自行车。如果出席社会活动，就坐基金会的车。基金会的车是辆崭新白色“本田”。他一脚在体制内，一脚在体制外。在体制内他尽量按体制内的一套自律，处处考虑一位年轻局级干部的自身影响。在体制外活动的时候则潇洒多了。很讲“派”。待遇不到位，他每每不高兴。
A君到外省市去考察、开会、做报告，往往受到极度的重视。地方官员们，往往将他当成“经济特使”之类的要员看待。尤其是到了那些经济不发达的省市，他的名片，似乎就将他的身份证明得更高了。地方官员们，每每要单独会晤他一次。每每要虔诚地、虚心地征求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宝贵意见。
“最近，我向中央有关领导呈递了一份报告，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长远策略和现实状况，做了详尽的分析和预测。中央有关领导们非常重视……”
他这么一说，地方官员们就更其虚心，更其虔诚了。他并非信口开河，自吹自擂。事实上他的确频频上呈“奏折”。至于是否每次都非常受重视，那就不一定了。
“要发展第三产业！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步子！要促进私营小企业小商业遍地开花的局面。这一种局面形成了，失业现象就消肿了。失业现象消肿了，社会就安定了。社会安定了，繁荣经济就有保障了。这二者是互为制约又互为利导的关系……”
“要提倡本省产品的广告意识。一个国家，变成了别国商品全面占领的市场不好。一个省市，变成了别省市商品全面占领的市场同样不好。要有几种拳头产品。有了要舍得花钱做广告！经济发达的省市，哪一个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呢？拳头产品，既不但是产品本身的广告，也是省市的广告嘛！人们吸‘红塔山’香烟，立刻就想到了云南嘛！‘茅台’酒往那儿一摆，就等于贵州在亮相啊！……”
他很善于从大道理方面，说出非常之正确的话。那些道理他不说，地方官员们当然也是明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说的都是废话。起码地方官员们不会如此认为。他们往往点头不止，深感英雄所见略同……
回到北京，他就要赶写调查报告了——“最近，我深入XX省，针对该省的经济现状，对该省的经济发展前景，提出了如下建设性意见：……”
打印几十份，速寄给他认为有必要寄去一份的部门和人物。以此加深某些方面某些人物对他的印象。
他也不会忘记给省市的官员们写封信，告知他们——有关方面和有关人物，对他的报告极为重视……
发言中也罢，交谈中也罢，报告中也罢，他口里常出一些最新国际经济学术语，而且是用英语说。于是大多数人不懂了。不懂他也不解释。他情知用英语说出大多数人们必不懂，才偏用英语说。好比“艾滋病”三个字，一用英语说，大多数中国人必不懂一样。当然，如果谁向他请教，他还是会耐心解释一番的。公平论之，他虽然自负，踌躇满志，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甚至会不禁地表现春风得意之状，但却并不狂傲。并不使人难以接近。更不拒人千里之外。与他熟悉起来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挺真诚的人。也许他内心里是难免经常滋生着狂傲的。但他极善于将它窝藏着。以他的圆熟，大约是最能明白对于一位年轻的“家”，在权威如林的他的领域，狂傲多么不利于进取。
我认识A君，是在前年的年底——某报社召集座谈会，研讨下一年的消费大趋势。参加的人当然都是经济学界的学者、教授。我这个卖文为生的人，其实是作为消费者受邀请的。作家很多，不邀请别人，偏偏一再地邀请我，分明是因为我爱面子，拒绝乏术。可能还因为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低消费也潇洒》，在当年的各报应景地转来转去，被误觉是在向需要刺激起强烈的消费冲动的时代抛掷反调。而我写那篇短文非成心和时代作对，只不过是还一篇文债罢了。凡座谈会，没个对立面，便没争论。没争论，便没热闹。没热闹的事，便是不怎么来劲儿之事。也分明的，我是一个“内定了的”对立面人物才受到邀请的。而我竟傻兮兮地准时到会……
A君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在众学者和教授之间，委实显得太年轻了。他头发又黑又浓，从正中向后分背过去。一张白净无须的瘦削脸上，戴着一副黑框子的新式眼镜。镜腿儿由宽而猝窄，镜片儿较一般的眼镜要大，超薄型的。他穿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系一条红底儿黑花的领带。最初我以为他是记者。我不时地从旁观察他，暗想这小伙子干吗要留中分头呢，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才留老派的中分头啊！莫非他希望人们对他的年龄估计得大些？他那眼镜，使他看去又斯文又理智，给人一种心有卓识却锁口不宣的印象。谁在发言，他就将目光投注过去，聚精会神地倾听。但我却认为他其实听得并不那么聚精会神，甚至听得并不那么耐心。因为我发现他的双脚总在桌子底下躁动不安地变化着踏姿。一只手也躁动不安，一会儿揣入兜里，一会儿从兜里抽出来，刚抽出来又揣入兜里。在开会的时候，谁的手脚如果这么地躁动着，不外乎三种可能——或者急于上厕所，或者对别人的发言毫无兴趣，或者自己已按捺不住性子渴望轮到发言的时机。他的手脚的躁动，被桌子挡着，别人是看不见的。只有从我坐的角度才看得见。而我当时以为他急于上厕所，又怕在别人发言时起身离开不礼貌，暗想活人别让尿憋着啊，这小伙子，顾忌太多了哇！
一位老教授发言后，主持会议的人望着他，口吻很是敬重地问：“咱们最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是不是该您发表意见了啊？”
我这才知道他不是记者，也是一位“家”。不由得刮目相看，也肃然起敬了。
他却脸红了。似乎挺窘地说：“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我是来往头脑里装思想的。前辈们优先，前辈们优先……”
主持人以为他谦虚，一味地坚持着让他发言。
他却更加扭捏，非等前辈们都发过言了再说。于是哑声片刻。
我替他暗急——快去厕所啊！
他却不起身。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并没憋着尿。
我想，那么他的前辈们发言时，他是真的不感兴趣了！是真的按捺不住性子渴望轮到自己发言了！但请他发言却又谦虚，却又能真的脸红，好本事！我看得出，对主持人的话，他表面上装得挺窘，其实内心里非常受用。
哑场是任何座谈会必不可少的“情节”。仿佛一本书中的白页。坏处是间离了气氛，好处也恰在这一点，使继后的发言者仿佛千呼万唤始出来，起到众望所归的效果。
会场大约沉闷了五六分钟。也许时间还长一点儿，A君将一只手空攥成拳，护着口干咳了两声。这大概是他发言前的习惯，于是主持会议的人赶紧起身走到他身旁，将话筒替他摆摆正。
“诸位，我本是不想发言的，”——A君从容不迫地说：“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其实我是带着头脑来往里边装思想、装观点、装见解的。方才几位的发言，思考得都很成熟，观点阐述得也很清楚，使我受益匪浅。我认为，消费好比打喷嚏，的确是需要刺激的。而喷嚏是具有感染性的。一个人的一次大喷嚏，有时是足以感染得很多人鼻孔发痒的。我们聚在这里，谈明年的消费大趋势，不谈必须刺激消费这个大前提，不谈如何刺激消费的商业谋略，那就好比不谈气象，而只谈天气。正是在这一点上，诸位方才谈得不够，我觉得有必要再深入地谈一谈……”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他。有人默默点头。我感到，那些年纪比他长得多的前辈们，在倾听他发言时，要比他听他们发言时心思集中专一得多。有的甚至倾斜着身子，以手拢一边的耳朵……
“我们中国人，有藏富传统。我不懂建筑学，斗胆提出一个疑问——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住四合院？四合院的格局为什么大院套小院，院中有院？标准的四合院为什么都迎门立一堵墙？那墙为什么又叫‘迎门挡’？我们都知道，富人才住得起四合院。富人要靠‘迎门挡’挡住什么呢？而事实是，绕过‘迎门挡’，才可见内中柳暗花明，曲径通幽，楼台雕栋，亭阁飞檐。这是否与中国人的藏富心理有关呢？举一个例子，在历史上，山西是出过大商人的地方。据史料记载，山西的大商人们，金子多得没法儿了，银子多得没法儿了，就在卧室地下挖出秘洞，将金银溶化了，浇铸到秘洞里。金银就是钱嘛，而且是硬通货币嘛！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富人，会想出这种方式藏钱呢？再比如旧时的乡绅地主，不是都习惯于将元宝、金条、珍珠、玛瑙、大洋什么的装入坛子里，一坛子一坛子埋入地下吗？鲁迅的小说《白光》，写的就是落魄了的富人的儿子，认定自己的先人曾往宅基里砌过金银财宝，整天抡镐东刨西刨，几乎刨得房倒屋塌，没刨出金银财宝，自己却落了个精神错乱的下场。虽然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并未写明宅基里究竟有没有金银财宝，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的确埋着许多金银财宝，有些被挖出来了，有些仍未被发现，至今仍埋在那儿。这实在是只尚知聚敛不知消费的中国富人们的一个悲哀。富人们尚且如此，再说中国的百姓，更普遍地固守着拒绝消费的心理防线。有了钱，东藏西藏。马槽底下、磨盘底下、房檐底下、墙缝、炕洞、树洞，专往一般人的头脑认为绝不应该藏钱的地方藏。结果不是被一把火烧了、被牲口吃了、被老鼠啃碎了、鸟儿絮窝了，就是一命哀哉，来不及告诉儿女子孙。不要以为这都是从前的事，现在这种事也不少……”
他正说着说着，进来了一拨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于是照明灯举在他头顶上了，亮亮地照着他。于是摄像机镜头对准着他了，带盒发出沙沙的旋转之声。于是会场一片肃静，正走动着的人驻足了，想咳嗽的人忍住了，精力不够集中的人装出精力集中的样子，大睁两眼瞪着他了……
于是他说得更字斟句酌了。口齿更清楚了。当然，声音也相应地大了些。起码我觉得是那样。他脸上更富有表情了，双目神采奕奕了，开始做着一些辅助语气的手势了。他很会做手势。每一个手势都恰到好处，绝不夸张，绝不多余。有的人，包括口才很好一开口滔滔不绝雄雄善辩的人，一旦对着摄像机镜头，就语言木讷、表达笨拙、思维紊乱，吞吐不知所云了。而有的人，一旦有摄像机在拍自己的镜头，立刻本能地换了个人似的，表达能力发挥得空前有吸引力。他显然属于后一种人。
“诸位，不知大家是否经常读报。不知大家读报时，是否只对经济版或经济报道感兴趣？而我认为，我们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读报时也应关注其他版或其他报道。有闲的情况下，甚至连花边报道也不妨扫几眼。外省某报登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农民，辛辛苦苦积攒了一万多元钱，舍不得消费，藏在牛槽的一个木板窟窿里，结果被牛用舌头舔出来，吃了。农民哭得昏天暗地，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忍痛将牛杀了。从牛胃里扒出了钱，到银行去换。可是哪儿的银行，都不给他换。最后到了一家银行，进门就跪下了，磕头不止。那家银行的职员不错，听他讲述完，不顾从牛胃里扒出的那堆东西的腥臭，冲洗，一张一张将残的钱对齐整，用了三天的时间，总算是抢救出了八千多元。这是不足千字的报道，意在表扬那家银行的职员急农民之所急的可贵精神。但是我读过却另有一番感想。我心说你这农民啊，你干吗不将那一万多元消费了啊？干吗不买一台大彩电呀？买一台大彩电富富有余嘛！剩下的钱还够给全家人都买几套新衣服嘛！消费了，此事不就发生不了啦？这农民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的老百姓，差不多都患有他这种消费拒绝症。现在银行储蓄利率挺高，于是有了钱都往银行里存。这一存，就存出了一个可怕的数字，两万多亿呀！现在我们都承认了，这两万多亿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出笼，凶猛得很。现在我们才开始提倡消费，鼓励消费，为时已经有些晚矣。虎崽子长成吊睛白额大虫了，不那么好对付了。我认为，我们仅仅聚在这里预测明年的消费大趋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急当局之所急，急国家之所急，就像我方才谈到的那银行的职员们急农民之所急一样。我们要替当局替国家研讨怎样才能行之有效地刺激起民众的消费心理的问题，这才是当前的大命题，更有进行研讨价值的命题！我们都是经济智囊人物嘛！我们对国家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嘛！国家需要我们，也恰恰是需要在此一点上嘛！我们不出主意，不想办法，不献计献策，国家养着我们又为哪般……”
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他的发言是所有发言者中占用时间最久的，简直可谓是长篇大论。尽管他也没献出什么具体之计具体之策，但是听来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发自肺腑，也是那么的感染人。我暗想，对于那些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他的发言无疑是非常独特的，是令他们耳目一新的。因为他思维纵横驰骋，仿佛信口而出的一些生动例子，显然是他们之所短，想举也举不出来的。比如鲁迅的小说《白光》，比如山西从前的大商人往地下浇铸金银，比如那名一万多元被牛吃了的农民。这些生动而又有意思的例子，使他的发言旁征博引，理性而又不理念，具有使人极易接受甚至极愿接受的说服性和劝导性。我见几位老经济学家老教授，分明的，似乎是在以一种自愧弗如、心悦诚服、敬爱人才的目光望着他。
他发言后，照明灯熄了，摄像机停了。又是一阵沉默，沉闷得有点儿接近肃穆。主持人再三动员，竟无人继之开口了。也许，预测明年的消费趋势易，替当局替国家献计献策难。起码不像预测那么易。易的他不屑于谈，难的他似乎不太打算在这儿谈。似乎只有他自己能超于沉默之外。因为那沉默形成在他的发言之后，恰证明了他发言的精彩。尤其他最后那些话——那些极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对国家充满了责任感使命感的话，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得那么到位那么有分寸的。
大部分人都发过言了。剩下几个没发言的人，在他发过言之后，似乎什么都不想说了。也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研讨会开到这种阶段，按常规也就该宣布结束了。
主持会议的人的目光环视了大家一遍，不经意地落在了我身上。我看得出，他是本想宣布结束的。可目光已落在我身上了，已经和我的目光对视着了，不礼节性地问问我发言不发言便宣布结束，觉得对我仿佛有什么不敬似的。
他说：“差点儿忽视过去了。咱们还邀请了一位作家呢！现在隆重推出，让咱们听听作家关于消费趋势和刺激消费的问题有什么见解……”
有人走到他跟前低声提醒了几句，于是他郑重地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我写过的某些作品。于是众人都将友好的目光投向我。A君朝我点头微笑，他的目光使我感到格外友好。他从西服上衣兜取下笔，在一页纸上匆匆写了些字，揉成一团抛给我。我展开一看，见写的是——读过你一些作品，喜爱。认识你真高兴！希望以后多交往。并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会议分发的到会者名单上，已经打印着他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了，不过都是单位的。他将他家的电话号码也写给我了，足见他的友好是由衷的，真诚的。他的字写得漂亮极了，肯定练过钢笔书法。
于是照明灯也朝我举着了。于是摄像机也对准着我了。一时静悄悄的。众人都在期待着我开口说话。
瞬间我额头冒汗了。我与A君不同，我是那类一旦有摄像机对准着就会张口结舌、语无伦次的人。而更使我感到左右为难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赞同A君的发言。他说到后来，我心里已经有些生气。我觉得他的观点是不实事求是的，立论的荒谬是不堪一驳的。我已经开始暗自怀疑他是哗众取宠、专擅削方圆的家伙了。但如果我未被指名发言，我当然会揣着怀疑一走了之。而我已被逼到了不发言就过不了关的地步。而我正满脑子反对他的话的思想在不断滋生着，根本没丝毫做别种发言的精神准备。而他望着我的目光又是那么的友好，他抛给我的纸上的话，又是那么的令我感到亲和……
“我……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才真的是……带着脑袋来装别人的观点的……诸位的发言都对我很有启发，以后，争取做一名自觉的消费者，以爱国的热忱，以忧国的责任感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我嗫嗫嚅嚅地说了几句，实在说不下去了。主持人问：“完了？”我说：“完了。”主持人笑了：“咱们开的是研讨会，又不是表态会！你这怎么算发过言了呢？不行不行！快抓紧时间作郑重性的发言！别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你发过言咱们就吃饭！……”于是众人都微笑了。有人朝我指点手表。于是A君善意地，活跃气氛地轻拍其掌。我看出举着照明灯的，守着摄像机的，都沉着脸，显出了极不耐烦的样子。
“好！非逼着我说，我就说。”——我自扫尽心中的一切顾虑，破釜沉舟了：“我……A君方才的发言，我听得很认真。我觉得是水平很高的发言。不过……我的意思是……”
A君一直以友好的目光望着我，亲和地微笑着……“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并不完全苟同A君的发言。不，这么说不够坦率。让我直话直说吧，我……我是完全地不同意A君的发言……”A君那种亲和的微笑，还没来得及收敛便僵住在他脸上了。他的表情一时有些尴尬。他的目光中顿时充满了困惑。气氛凝重了。摄像机带盘沙沙作响……众人面面相觑。只有主持人还在微笑，却笑得那么不自然……我暗骂自己——梁晓声，你这个混蛋王八蛋！你这又是何苦？你多么的讨人厌啊！
我觉得主持人分明和我有相同的想法。我看出他虽然是将我内定为一个对立面人物邀请的，但我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角色，他心惶惶如坐针毡了。
而我几句话既出，已然自绝了退路。
我只剩竹筒倒豆子这一种选择了。
我内疚地侧转脸避开A君的目光……
“首先，我认为，全人类都有藏富的心理障碍。这是自从私有制起源以来就产生了的人类心理，这一种心理将一直伴随着人类，好比某些疾病将一直伴随着人类一样。这就是人类虽然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了私有财产保护法，却仍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不放心的原因。我们国家不是也开始学外国，在银行存储窗口前标出了距离线吗？那距离线是为什么标出的？不就怕排在身后的人瞥见了自己存折上的数字吗？美国富不富？可美国的许多百万富翁，隐居在平民社区，和平民住一样的房子，私车老旧，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百万富翁的迹象。其次，我认为，普遍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虽有提高，但还远谈不上富字。既谈不上富，在今天，针对普遍的中国人而言，藏富指责是夸张的，是无的放矢之说，是强加在普遍的中国人身上的。A君举到的那名农民的例子，我也从报上读到过。报上写得清清楚楚，一万多元，是全家积攒了两年，准备给儿子盖新房娶媳妇的钱。他又怎么肯用这笔血汗钱去买什么大彩电呢？刀架在他脖子上，枪口对着他的胸膛，被逼无奈，他当然只得去买大彩电，可他内心里一定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一定对逼他去买大彩电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至于那农民为什么将钱藏在牛槽的木板窟窿里，而没存入银行，报上也写得很清了。第一，那几乎是一元一元，靠老伴儿卖鸡蛋，靠自己编筐编篓卖才积攒的。一元一元积攒下一些了，再与别人换成十元十元的。十元十元凑够一百元了，再用牛皮纸包了藏起来。第二，那个村子离镇很远，来回一次差不多得一天。农民何尝不知道存入银行比藏在牛槽板的窟窿里更放心呢？何尝不知道存入银行还有利息呢？但他又没时间经常到镇上去。试想，就算每积攒够五百元存一次，一万多元，他还至少要往镇上去二十几次吧？所以他将钱藏在牛槽窟窿里，实在也是很无奈的事。因而据此例批判中国的农民缺乏消费意识，富了也偏不消费，是不贴切的。对那农民也是很不公正的。我认为，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并不需要谁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去引导。外国昂贵的名酒，居然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销量第一，便是根据。一百多万一桌的宴席，连消费能力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外国人都觉得穷奢极欲，某些富了的中国人买单时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挥霍于谈笑之间吗？富了的，不但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消费需求，而且会有高消费的需求。豪宅、别墅、名车、几万美金一套的进口浴盆、百万元一架的黄金床，不都是他们所争购的吗？而没富的，而仍穷困着的，就是再批判他们缺乏消费意识，也无异于对牛弹琴。消费水平是以普遍收入水平为前提的，难道我们这些头脑并不愚蠢的人，竟连此一点都糊涂着吗？……”
我说以上的话时，一直仰着脸，望着屋顶。我不愿看大家。我怕看到大家脸上佯装怔呆的表情。你说出一种真实的情况，在许多场合是大煞风景的。而大煞风景的人，是不懂事的人。是十分讨嫌的人。因为一种真实的情况，当然并不是你一个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而都绕开去，都只字不提，乃是非常明智地照顾着场合的要求。许多诸如此类的场合，其实一开始便已暗示了大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话题该向什么方面去尽量发挥，不该向什么方面牵扯。因而许多诸如此类的场合，其实是一种公开的、人们心领神会了某种原则，共同遵守某种默契的游戏。这类游戏是一种郑重的操练和排演。这类操练和排演又是顺应某种需要的。不少的人早已在这类操练和排演中谙熟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和游戏规则了。不少的人早已极善于游刃有余在两种分寸之间了。破坏原则和默契的家伙，不但是大煞风景的，不但是讨嫌的，而且，有时几乎是可恶可憎的。意味着是在以自己的不懂事、自己的口舌痛快出卖别人的成熟的懂事和强奸别人的“克己复礼”的可敬风范。
是的，我挺怕从别人脸上看到厌恶我的表情。我本是被迫发言的啊！我内心里矛盾极了。就此收场吧，话没说完。将一个问号掷给众人，太冒犯了。甚而有挑刺之嫌。继续说下去吧，头脑中想到的话更煞风景。
我乱了方寸，掩饰地吸起烟来。
“请别吸烟，发言可以，研讨嘛！但这是禁烟会议室，所以只能委屈您忍着点儿了！”
我朝主持会议的人扭头看了一眼，见他也正像我刚才一样，仰望屋顶。他面有愠色，分明已对我心怀恼火。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恼火。一个发言者不懂事的，大煞风景破坏原则的发言，首先意味着对主持会议的人的冒犯啊！但我心里暗想了——邀我来，不就是希望我能唱点儿反调，使研讨似乎显得热闹些吗？我并不情愿参加这个鸟研讨会的呀！是您的下属央求我来的呀！其实我还没说什么太煞风景的话呢，你怎么就那般嘴脸了呢？你不是叶公好龙吗？
他的嘴脸有些激怒了我。
我默默地按灭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放下杯时，瞟见A君灵犀在胸大智若愚的眼睛，正从他那黑框子的削方为圆的超薄型镜片后充满讥讽地瞪着我，仿佛在对我说——你竟如此地爱自我表现吗？你以为众人皆醉你独醒啊？你反驳我一通又能证明你些什么呢？而我却根本不打算反驳你，也不屑于反驳你。你再看看大家，看大家脸上都是什么表情！跟大家比起来你多像一个专扫大人兴的愚顽儿童！
他的目光也激怒了我。
我环视众人，见众人有的在像主持人一样仰望屋顶，有的垂着眼皮，将目光投注在桌面上。而且似乎只投注在巴掌大的桌面上。仿佛他们面前那巴掌大的桌面上，将会渐渐钻出一条虫或猝然伸出一只手似的。他们都显出在听一个自以为是而又毫无克己能力的儿童喋喋不休的神态，嗤之以鼻而又耐心可嘉。
他们那种不与儿童论短长的耐心，同样激怒了我。
主持会议的人又问我：“你还说什么不？”
我悻悻道：“说！当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现在让我来谈谈A君比喻的那只猛虎。诸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们、教授们，难道诸位竟不清楚，民间储蓄存款的百分之八十，占有在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名下。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其实只占有民间储蓄存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比例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个比例还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调查统计出来的。而是另外一些有心人调查统计出来的。而是被记者们获知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发表在报上了，我们才得以了解的。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二十两个百分数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其实仅有九千元不到的存款。这还是一个平均下来的结果，还是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在平均算式中沾了百分之二十中国人的光的结果！我也看报，仅以北京为例，从报上我知道，百分之六十七还多的北京人其实只有工资收入。月工资收入五百元至九百元的家庭占百分之十八，月收入一千元至两千元的家庭占百分之五十二。两类家庭加起来占百分之七十多。这些家庭中的百分之五十还多要靠这些钱来养活三口人。在今天，在如此这般的实际经济收入情况之下，普遍的中国人究竟能富到哪儿去？批判他们，挖苦他们，嘲弄他们缺乏消费意识、藏富、有了钱守财奴似的守着，是否太装糊涂了？不是大瞪着两眼在说昏话吗？现在夸夸其谈什么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为时是否太早了点儿？普遍脆弱的消费能力，无论怎么刺激，毕竟还是脆弱的。高消费的风景，不过是百分之二十几的中国人才玩得起的潇洒！而他们又是不需要什么人去刺激早已在那儿高消费着了！其消费水平之高，风度之潇洒，早已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了……”
“梁作家，”——A君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请您看看会标，咱们是在开经济学研讨会。提醒您，话题还是回到经济学范围来的好。”
我说他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是指他的用词。比如他说“请您”“提醒您”“还是”怎样怎样“的好”。但他的口吻是不客气的。相当不客气的。他脸上呈现着轻蔑的冷笑。他的双眼微眯着，朝我投射过来两束反击性的目光。那似乎是一种以目光传达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尽量隐敛起锋芒的反击。甚至，只不过意味着是一种警告。那意思是——我不在意你的攻击，真的不在意。大家也都在默默包涵你的浅薄。但你的确该收场了。这儿谁都不比你傻，谁的智商都不比你低。冲动可笑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
我冷冷地反问：“难道我不是在谈经济？”他说：“你别问我。问问他们。问问他们为什么突然停了摄像机？”他朝电视台的三个人翘了翘下巴。我转脸看他们，他们一个个低着头沉着脸在收箱。我偏不识趣儿地问：“你们认为我刚才的发言超出了经济命题吗？”他们中的一个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录了也没法儿播的，就干脆不录。”我又问主持会议的人：“那么，您也认为，我已经扭转话题了？”主持会议的人严肃地说：“你何必呢？你清楚的，我们召集的，是一次纯经济现象的研讨会。更具体地说，是消费现象研讨会。你何必偏往政治方面借题发挥呢。”我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主持会议的人质问：“你说清楚，我怎么往政治方面借题发挥了？”
A君也站了起来，打圆场地说：“算啦算啦！都别太认真了。我理解，梁作家也是在谈经济，不过是在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谈经济。也是在谈消费，不过是在以庸俗阶层分析法的观点在谈消费。而这些观点都过时了。真的梁兄，都过时了。您这儿，该换换思维的方式了……”
他用手指点点自己脑袋。那意思仿佛是——您这儿成问题。
有几个人忽然都七言八语地说——到点了！早过点啦！饿了饿了，该吃饭啦！下午我还有会呢！……！于是主持会议的人霍地站了起来，当机立断地大声宣布：“散会！……”他一宣布完，率先离开座位，往外便走。于是众人纷纷起身，跟随着他往外便走。似乎没有一个人愿在离开会议室前再看我一眼，似乎我是一个品格上很丑陋的中国人，根本不值得我的有学识的同胞多加理睬。
我被抛弃了似的被冷落在原地。我愣了片刻，想对主持会议的人提出抗议，可主持会议的人早已走到会议室外去了。我感到被侮辱与被伤害了。正如A君感到被攻击了。正如主持会议的人感到他所主持的会议被利用了，因而他的某种立场被冒犯了。正如众人感到他们一直自觉自愿地恪守的某种原则和默契被破坏了，因而他们良好的克己意识被亵渎了被出卖了被强奸了……
我推开椅子，几步跨到了门口，手臂拦住A君，红着脸想要“请教”他——什么叫“庸俗的阶层分析的观点”？不待我开口，他却抢先说话了：“质问我什么叫庸俗的阶层分析的观点，对不对？”我生气地说：“对！就算是质问吧！”他笑了，回头看被我同时拦住去路的几个人，意思是——瞧他，纠缠上我了。他们一个个皆佯笑，或摇头，仿佛在对他表示同情，仿佛在暗自庆幸被纠缠不休的不是他们自己。“梁兄，您先别急，先别急。研讨嘛，何必这么激头掰脸的，显出点儿涵养么！先把我的名片还我一下。名片上的邮编印错了……”他笑呵呵地朝我伸出只手，期待着……我只得先从兜里掏出他的名片还给他。“还有那个纸条儿。纸条儿上的电话号码也写错了。我忘了我新搬家，写的是旧址的电话号码……”我又从兜里掏出纸条儿还给他。不料他一接在手，就一并揣入自己兜里了。
“梁兄，我下午还要赶到大学去讲课。关于您提出的质问，容我以后有机会再从容答复吧！幸会，幸会得很！今日认识了您，真是三生有幸啊！”
他一边说，一边回头向身后的人挤眼睛。说罢，对我很绅士地鞠了一躬。直起身，见我的手臂仍怔怔地拦着他，将他自己的手臂伸到我的手臂之下，往上一挡，扬长而过。
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当众收回已经给予我的名片，和写有他家电话号码的纸条儿。
我的手臂僵在半空，竟没能立刻垂落下来。
于是他身后的人，也都从我面前鱼贯而过。
而我斜着手臂，宛如一名士兵，在向长官们敬礼。
待我从呆状之中省过神儿，会议室已仅剩我一个人了。
我没去吃饭。满腹膨胀着自惹的晦气，愤愤地回家。
我一连生了几天气。最后不生任何别人的气，只生自己的气了。
别人说得对。我何苦呢？我为什么要那般认真呢？又不是没开过什么研讨会座谈会！这类研讨会，那类座谈会，情愿不情愿的，我参加的还少吗？有几次不是走过场的会，不是搞形式的会？有几人不是在那里扮演被要求的角色，说被暗示了或被定调儿了的话？这已经该是司空见惯之事了吗！这已经该是习以为常之事了吗！当今之中国，还不能少开更不能不开这样的会吗！许许多多的人，每年还不能不接到开几次这样的会的请柬或通知么！一次这样的会都不开，不少的人又该觉得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失落啊！又该滋生出多么难以安慰的被忽略被忘却的悲哀和苦闷啊！再者说了，实事求是能怎样？不实事求是又怎样？什么又叫实事求是呢？中国太大，任何话题，任何现象，都是可以从多侧面，甚至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两种看问题的立场，以两种不同的观点去论说么！凭什么你就非认为唯有你自己是实事求是的，而别人就是歪曲事实文过饰非的呢？如果我开过的那一次研讨会上的人，真的都作和我内容相同的发言，那将是一次什么性质的研讨会了呢？内容还能见报吗？主持会议之人以后还能有资格主持什么研讨会吗？
这么一想，连我自己也有点儿讨厌我自己了，连我自己也有点儿憎恶我自己了。我发誓以后一定改邪归正，一定要变得懂事起来。发誓以后再也不做煞风景扫人兴的丑陋的中国人了……
不久我从报上接连读到了A君的几篇文章，都是引导人们消费的文章，都发表在类似“学者言论”的专栏。《论消费爱国》《反思雷锋的袜子》《论中国人的守财陋习和西方人的贷款消费》《中国人，你为什么拒绝消费》《取出你的存款花个痛快》《揣鼓钱包高档商厦走一回》《生命授权予你消费》……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据说有关人士非常赏识他的文章。认为专家学者著文引导公众消费，比广告刺激更能助长公众消费的心理。又据说某电视台还要在黄金时间为他开辟“劝您消费”之类的专题节目。我依稀记得，在几年前，他也曾发表过系列文章，引导公众踊跃储蓄存款。其中一篇的题目，似乎是《论储蓄爱国》。翻剪报册子查证，自己记得果然不错。几年前国情急需公众将钱存入银行，以供给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热和特区开发热。银行为了鼓励储户，利息几次高调。由《论储蓄爱国》到《论消费爱国》，我不禁对A君的爱国之心生出几分敬意，自愧弗如。我想，他的《论消费爱国》可能是一个信号，也许银行储蓄利息要下降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预见也是准的。银行储蓄利息连降两次。降归降，我并没有赶紧就将我的储蓄取出来，潇潇洒洒地花个痛快。我是打定了主意，哪怕储蓄利息降到了零，也还是不取出存款。只要刀不架在脖子上，枪口不对着胸膛，就任谁怎么劝说怎么引导怎么刺激报道，不取！我那一笔存款，是防老的钱。将来我不能指望儿子的钱养老，因为我断定我的儿子将来不可能富到哪儿去。在我的社区内，我也没发现谁家在那一时期忽然抽疯似的猛消费起来。与几个知交谈起消费问题，他们也都说：“存款是多少有点儿的，不敢花！那点儿存款都花光了，以后的日子就过不踏实了！”我找出从报上剪下的A君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都说：“不看！甭听报上和电视里那一套！他们有千条妙计，咱们得有一定之规！任他们侃得天花乱坠，咱们只当自己是牛，只当他们是在对牛弹琴！对牛弹琴，可笑的不是牛，而是弹琴的人！牛嘛，牛耳朵听不懂他们的弦音，很正常！”我那几个知交，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月收入五百元左右的工薪阶层。他们对我说“咱们”，道出的更是一种感情上的同属关系。而非“经济基础”方面的，以A君所言之“庸俗的阶层分析法”区分，我当归在“中国式”的中产阶层的中下层，经济收入比他们要富裕得多。听了他们的话，我深感A君“消费爱国”论，从他们身上是没法儿充分体现的。他们虽心向往之，却没法儿以身作则。他们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大批中国人。属于百分之八十以内。
所以他们也只能自认是“牛”，任凭A君们对他们乱弹琴而“牛”耳不软。我很同情他们。很体恤他们。据我想来，他们的爱国，恐怕只能作另外的体现——低消费、克制消费，理智地默默地承受百分之二十的自己的同胞们高消费、随心所欲的消费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我也有点儿同情A君们，体恤A君们，他们的用心固然良苦，爱国论调固然可敬，但首先已在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那儿破产，又是多么的令人懊丧。至于我自己，尽管有点儿财不多，却秉承了似乎来自遗传基因的守财意识，也是不愿不敢以消费热情的高低证明自己爱国之程度的。财唯其不多，固须拗守之。不够爱国的话，也就不够爱国而已了，读了A君的系列文章，我每每的因自己是一个比较丑陋的中国人而羞愧。而内疚于国。而觉得怪对不起A君们似的……
我不同于我的那些是工薪族的知交们。我明明具有比他们高得多的消费实力，壮壮胆儿是蛮可以潇潇洒洒地高消费一阵子的，是蛮可以积极踊跃地促进国家的货币回笼的，却冥顽不化，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既不为五花八门的广告所诱，亦不为A君们苦心孤诣循循善劝的引导感动，我真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不爱国啊！
然而我虽愧对A君们却又并不打算悔改……
三个月后，我和A君又碰在一起了。
某行业策划了一次“职工职业道德辩论赛”，邀我做评委。我本不愿，也没时间和精力。但经不住已经做了评委的朋友们再三再四游说，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出现在服务组已是晚上九点半多了。我被引入一个房间，服务组的人说您来了，评委们就到齐了。您就住这儿吧！
对方刚离去，我刚开了电视机，正欲躺在我那张还未扯下床罩的**舒舒服服地看一会儿电视，洗浴间的门突然开了，踱出一个只着短裤的小子。
我一眼认出——是A君。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没想到他也是评委。更没想到我俩被安排在了一个房间。
我瞧着他一时发愣。他瞧着我也一时发愣。我浑身的不自在。他满脸的始料不及。
我们互相瞧着瞧着，几乎同时笑了。毕竟都是有起码性情修养的人，不至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起来。恰恰相反，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我说：“快穿上衣服，别感冒了！”——并将他的衬衣衬裤从他**抓起，抛给他。他一边穿，一边问：“你吃香蕉不？”我说不吃。他的手臂刚伸入衣袖，便指着桌上的香蕉又说：“不是我带来的。是服务组送给咱们评委的。”我说：“那也不吃。不怎么爱吃。”他说：“吃吧吃吧！送给咱俩的嘛！”——走到桌前，劈下一个香蕉，剥了皮递向我。
看得出，由于我们曾短兵相接过，由于他以当众收回他已给予我的名片的方式羞辱过我，他在我面前显得挺不好意思的。他分明希望尽快从我们之间彻底消除上次留下的梗介。他分明在表示主动的亲和。
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心中也有着和他同样的愿望。我接过香蕉，再次催他快穿好衣服，以防感冒。他却笑道：“我没事儿。长这么大很少感冒。你洗不洗？”我说不洗。他说：“洗吧洗吧！睡前洗个澡是最佳健身法。水温我调得正好。我去冲干净池子！……”说着便要重新进入到洗浴室里。我起身拦他，说我真不想洗。他一味地说：“洗吧洗吧！听我的！”我说：“行，听你的。我自己冲池子，你别管了！”他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刚洗过，当然要由我来冲干净！”我没拦住他。只好由他。泡在热水中，我心想——七八位评委，服务组怎么就单单将我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了呢？也许我和他之间有着某种交友之缘吧？这不是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吗？他原来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