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君是一位經濟學博士。更確切地說，是位經濟學“博士後”學位獲得者。在北京經濟學界，名氣已經不小，頭銜也不少了。名片上一行行地，赫然印著“理事”“委員”“主筆”“顧問”什麽什麽的。還是什麽“經濟研究基金會”的秘書長。據知情人言，那是一筆兩三千萬的基金。他對基金有相當大的支配權。
A君具體供職在某政府部門，職務性質介於國家公務員與學者之間。想行使一下權力的時候，權力就很實。想超脫的時候，就到外地去考察，作報告。或者出國參加學術交流。他幾乎每年都出國一次。
A君享受正局級待遇。當然有專車。起先是“桑塔那”。政府部門配的。他覺得自己太年輕，怕影響不好，退了。如果回政府部門辦公，他就騎輛舊自行車。如果出席社會活動，就坐基金會的車。基金會的車是輛嶄新白色“本田”。他一腳在體製內，一腳在體製外。在體製內他盡量按體製內的一套自律，處處考慮一位年輕局級幹部的自身影響。在體製外活動的時候則瀟灑多了。很講“派”。待遇不到位，他每每不高興。
A君到外省市去考察、開會、做報告，往往受到極度的重視。地方官員們，往往將他當成“經濟特使”之類的要員看待。尤其是到了那些經濟不發達的省市，他的名片，似乎就將他的身份證明得更高了。地方官員們，每每要單獨會晤他一次。每每要虔誠地、虛心地征求他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寶貴意見。
“最近，我向中央有關領導呈遞了一份報告，對國內經濟發展的長遠策略和現實狀況，做了詳盡的分析和預測。中央有關領導們非常重視……”
他這麽一說，地方官員們就更其虛心，更其虔誠了。他並非信口開河，自吹自擂。事實上他的確頻頻上呈“奏折”。至於是否每次都非常受重視，那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