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喜欢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了。
第二天就要当评委了，我们没敢聊得太晚。我只知道他结婚才三年，妻子是位副部长的女儿，舞蹈演员，婚后已不登台演出，自己办了一家文化公司，经常筹办晚会，或为各地的电视台制作文艺节目。夫妻二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每年自是很可观。非是我这位作家的年收入所能相比的。所以他们能住上自己买的三室一厅的商品房。且地段在三环以内的市中心。没五六十万是绝对买不下来的。他们的儿子才一岁多，舍不得入托，雇了名小保姆在家中带着。他当然非常爱他的妻子也非常爱他的儿子，将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夹在照片夹中，贴身揣着。
他问我：“你说舞蹈演员气质好，还是影视演员气质好？”
我说：“这就很难讲了。有的影视演员气质好些。有的没什么气质可言。有的挺俗。有的简直俗不可耐。普遍地比较而言，我觉得舞蹈演员们比影视演员们气质好。正如我认为，电台节目主持人的素质，不知为什么普遍比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素质好。”
其实我没接触舞蹈演员，更没接触过女舞蹈演员。我也不清楚普遍的她们气质究竟如何。但已明知他的妻子原是舞蹈演员了，已经看出他有多么爱他的妻子了，难道我还会傻兮兮地说舞蹈演员气质不如影视演员好吗？我的话中，不无取悦他的成分。我们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已经“对榻亲谈两无忌”了，充分利用生活提供的机会和条件，彼此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是必要的。在这种彼此了解的过程中，首先从自己内心剔除谁年长谁年轻的障碍，取悦对方一点儿也不是什么下贱的动机。人嘛，在许多时候，在许多情况下，谁没讨好过取悦过别人呢！
我因自己居然能这么想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了似的。
“你看，这就是我妻。”
他将照片夹递给我。他说他的妻子是“我妻”，而不说“我妻子”，使我听出了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柔情蜜意。想象到了一种你恩我爱，举案齐眉的诗般的夫妻关系。现而今，某些个中国男人，似乎只有提到情人或“小蜜”时，才会那么一种甜丝丝的口吻。他表现出的柔情蜜意使我深感动。一个丈夫能这么地温爱自己的妻子，多好啊！隔着两床间的距离，我探臂接过端详。见照片上的她果然有几分姿色。但也就是有几分姿色而已，谈不上多么的漂亮。至于气质嘛，似乎也谈不大上有什么特殊的气质。我便尤其感动于他的赏妻自爱了。
“怎么样？”
他双手撑着床头柜，从他的**向我的床俯过身。我听出他的潜台词是——我有美貌的妻子多么幸福啊！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随口回答：“嗯。不错。”
“不错？……”
他乜斜着我，语调快快的。不戴眼镜，他一双深陷的近视眼不那么机智不那么有神了。他的意思很明显，对我简短而概括的评语不太以为然。
我不禁笑了。
我推了他一下，亲昵地说：“你给我钻被窝去，别冷着！”
他顺从地从床头柜上退下，缩入被窝。但却趴在**，仍望着我，期待我发表进一步的评语。
我也觉得自己对他妻子的评语有点儿用词不当。“不错”——什么话呀！像评价一件东西似的。于是我又对我的评语进行补充：“先生，我说不错，意思就是很好。我这个人，用评论之词时，总是习惯于有所保留。再者，我也不便对你的妻子的容貌作过于具体的评论，那太无礼了！”
他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具体点儿具体点儿！”——一个劲儿地鼓励和怂恿我。
我无奈。只得相面者似的，一边再次端详他妻子的照片，一边煞有介事字斟句酌地说：“你的妻子嘛，脸形像林青霞。林青霞美，首先美在脸形上。中国古人形容女子容貌姣好，惯用标致二字。标致就可以理解为标准精致嘛。标准就是指脸形的端庄周正嘛。精致就是指五官的匀称妩媚嘛。她的眉眼也像林青霞，清秀朗丽，你自己以为呢？”
他连答：“对对，对对。”
“她的鼻子像嘉宝，在嘉宝、赫本、费雯丽三位丽人中，我认为嘉宝的鼻子是显得最高贵的。希腊神话中的诸女神，为什么一个个都给人那么高贵的印象呢？因她们的鼻子也都显出某种脱俗的典雅。鼻梁如同人脸的中轴线。没有鼻梁，眉眼再美，也是美中不足。鼻梁太高，又未免喧宾夺主。不高不低，恰到好处，人脸的美就被稳定住了。嘉宝的鼻子就属于这种鼻子……”“有道理，有道理！”“你妻子的嘴唇也美。像张曼玉的嘴唇。不很丰润，却很俊俏。显出种调皮淘气的意味儿。而且，不失……”“你说你说，不失什么？快说呀！”“我说了你可不许恼，也不许误以为我心思轻佻。”“我绝不会那么以为，你就放心大胆地说吧！”“不失……性感的韵味儿。总之你妻子容貌好，气质也好。她的气质中仿佛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诗性，一种书卷气和女强人的非凡能力相得益彰的动人之处……”“不愧是作家，真不愧是作家！尽管我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男人都爱恋我的妻子，但我却不太能讲得清她的种种美点……”
他满足地笑了，显出对我佩服起来的样子。而我心里却暗骂自己荒唐，暗骂自己厚颜无耻。只不过想取悦于人一下，不成想结果却是有点儿被迫地胡说八道了！当着别人的面细说别人妻子的脸，在我是有生以来头一次！我的细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戏说。我认为他是不难明白我其实只不过是在戏说的。但是我的话又使他听了心里那么的愉悦，那么的甜蜜，那么的幸福和得意。既然他高兴，我也就原谅自己的胡说八道了。
“你再看反面儿！反面儿是我宝贝儿子的照片，也评论评论！”那的确是一个长得极可爱的，看去生性活泼的小孩儿。于是我又胡说八道了一通。当然说的都是赞美之词。于是他更加高兴了。接下来他就对我尽说尽说了。说他妻子对他的体贴温爱，说他儿子的聪明伶俐，说他家庭的幸福美满。
满则溢。看来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不管什么，太满了装盛不下了，必然外溢。幸福的感觉也是这样。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心中充满幸福，装盛不下了，不对别人说说，就幸福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
而我，就扮演个耐心的听者。我也结交过几位在我看来是很幸福的男人和女人。但他们并不像他似的。他们或她们的幸福，往往是由于掩饰不住被别人看出来的。而不是主动向别人说出来的。正如他在三个月前的研讨会上批判中国人有藏富的陋习一样，其实在财富和幸福感之间，人类更愿包裹和隐藏起来的尤其是后者。将财富显示给别人看，将幸福感仅仅保留给自己，和自己的至亲之人们分享。不知为什么，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倒愿将自己的幸福感慷慨地施舍给别人。尤其是我这个仅仅和他见过两面，初次见面时还闹过不愉快的人。是不是除了他的妻子，和她的一家，他周围太少至亲之人可与倾说呢？
我觉得那一天晚上的他，与研讨会上的他判若两人。研讨会上的他显得多么的有身份，多么的成熟老练又多么的锋芒毕露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而那天晚上的他，却似乎像一个大儿童。像一个被幸福浸泡得舒服极了，忍不住要哼哼出声的大儿童。像一个自我感觉优越得不得了，磨着别人一定得说出几句羡慕的话的大儿童。当然，研讨会上的他自我感觉也是很优越的。只不过有同行中的长者们的权威逼射着，自己较抑制较收敛罢了。只不过那一种优越，是发自于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初尝乍品的社会地位罢了。而那天晚上的优越感，却是发自于自己家庭的美满幸福。发自于是娇妻爱子的“法人”的身份。相比而言，我更喜欢那天晚上的那个大儿童似的他。幸福得可笑。优越得可爱。对人信赖得有点儿发傻。喜欢听好话到了天真无邪的程度。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与一位年轻的前程似锦的经济学家的桂冠不和谐的东西，一种似乎只有在山野少年身上才会有的先天性的拙朴，以及不设防于人的轻率的坦挚。在大都市中人，尤其在北京的几代并存而又个个城府很深表里不一相互防范唯恐不慎戒备唯恐不谨的知识者们身上，是极少有的。尽管已经快被他的后天学到的成熟老练甚至可能是狡黠圆滑腐蚀光了，但毕竟如春光乍露似的，较真切地显示给我看了。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有点儿像一个谜。凭小说家的职业本能，我判定他的经历中有与众不同的故事。
那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
他是我们的评委主席。
在评判过程中，他充分地显出了他的另一种可爱。那就是善良。
“啊，啊，太让人为难了！我觉得双方的辩论都很精彩。都很有水平。淘汰任何一方都太令人扼腕叹息令人遗憾了呀！一定要评出个高低上下孰胜孰负么？……”
“要不，咱们评个双胜如何？世界性的电影大奖中，还有双星并列呢！咱们为什么非这么教条呢？……”
“别催促我。诸位体谅我一下，让我再冷静地比较一下。这一落笔，或勾或叉，一方过五关斩六将的前功就尽弃了呀！我不忍心。我真的不忍心！我觉得一会儿没法去做评述。我这个评委主席辞职了！你们另推高人吧！这也太难为我了！下次再也不当这类评委了！……”
遇到二队胜负难分的局面，他总是搓着双手皱着眉头，一脸的苦相。他总是企图让大家接受折中的建议。他总是怕评判结果做出得太草率了，对某一方打击太大太不公平了。总是要求大家议得充分些，再充分些，然后再落笔行施“生杀大权”……
那时的他，真是一个又善良又认真的人。一个一点儿都硬不起心肠的东郭先生似的。他那时的善良那时的认真在我看来是分外动人的。只有我每每对他表示一点儿理解。只有我不忍嘲笑他调侃他。
他在宣布每场辩论结果前的十分钟讲评时，对已经注定了将被淘汰的一方的心理和情绪，总是表现出非常之大的爱护之心，总是由衷地肯定他们的优点和长处，由衷地说些勉励的话。宣布结果之后，还要到他们的房间去征求意见，以“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参与必有所得，虽败精神可嘉”类的忠言进一步安慰。有一组在决赛一轮遭淘汰，全组委屈沮丧，他竟陪了他们大半夜，劝了他们大半夜。仿佛他们是他高考落榜的弟弟妹妹一样。若不是我去找他，他不知何时才回房间睡觉。
在他的提议之下，后来增设了荣誉奖和最佳辩手奖，平衡来平衡去，最终各组皆大欢喜。“职业道德辩论赛的目的不是决出胜负，而是促进企事业精神文明嘛。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评委的认识首先就狭隘了，偏颇了。”
他如是坚持他的观点。
而我极力支持他的观点。
我已是担任过几次辩论赛评委的人。在他的影响下，那一次我担任得最认真。
我认为选他当评委主席，真是选对了。
赛事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正看电视，他一手背在身后站到我面前，微微红着脸说：“梁兄，我想……尽管我们彼此已经很友好了，我想，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你道歉，在那一次研讨会上，我对你太过分了。我当时的做法太无礼了……”
我知道他的一只手为什么背在身后。我看电视时，瞥见他在整理名片，并且瞥见他在一张名片上写什么。
我笑着说：“你怎么还提那事儿？当时我表现得也不好。不过是一次漫谈式的研讨会，而我却抬起杠来。不必认真的时候和场合，谁偏认真谁就愚蠢。”
他赶紧表白：“不不，也不能这么说。当时和过后，我都没这么想过你。真的。其实你的发言自有你的道理。现在，凡事除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讲认真二字的中国人太少了。我自己从前也是一个研讨问题时发言很认真的人，后来渐渐地就变了……”
我说：“你没变。这次你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认真啊。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他也笑了。看得出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本质的评价。
我又说：“我仍希望得到你的名片。”他这才将他背在身后那只手伸向我，持的果然是他的名片。上面不但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还写了呼机号码。我接过名片，当即也将我家的电话号码抄给他。
我笑问：“我们可以算作朋友了吗？”
他庄重地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我们睡前，熄了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我说：“哎，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种山野少年的成长痕迹呢？”
他不禁地“噢”了一声，反问：“是吗？”
我说：“是的。”
他却并不主动地向我讲什么，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的眼光可……真有意思……”他不讲，我也不便深问，引开话题聊别的。他突然单刀直入地问：“你家肯定有存款吧？”
这话问得我大费寻思。沉默了片刻，含糊其词地说：“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上有老，下有小，对家庭担负着经济责任，不可以没有点儿存款啊！”我回答了之后，他也沉默起来。我揶揄道：“怎么，仍要诲人不倦？继续动员我进行爱国消费？”他说：“那倒不是。这次储蓄利息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呢！”我说：“是啊！那我也没办法啊！”
他开了灯，翻起身趴在被窝里对我说：“梁兄，我知道你们作家的稿费挣得不容易。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的心血钱。我教你一种储蓄的方法吧！以我教你的方法储蓄，你能获得比前几年储蓄还高点儿的利息。”尽管此话出自经济学家之口，我还是认为他在假装正经和我开玩笑。他却从床头柜上拿起笔和纸，从他的**跨到我的**，挤入我被窝，辅导似的认认真真地给我讲起他的储蓄方法来：“你看，假设你有一笔钱，暂且算是一万元吧，你要这样储蓄——存活期，按月取息。将息金另存。存到一个整数，也按月取息，再另存。整存整取的利息是不生息的。而按照我这种方法储蓄，息能生息。计算下来，银行的储蓄利息虽然下降了，可你获得的利息，实际上比下降之前还高点儿呢！”
我说：“我以为是多么深奥的方法呢，这么简单啊！”
他说：“对，就这么简单。在经济学中，这就叫滚动升值。”——看着我又说：“你内心不会取笑我吧？”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是不是有点儿过分精明了？”
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甘愿自己的钱贬值，我以后一定照你教给我的方法储蓄！”
他说：“你内心里不取笑我就好。不是将你当好朋友了，我也犯不着教你，对吧？”
我说：“当然！”
从那时起，我觉得他更加可爱了，也更可交了。但是我却没按他教我的方法去储蓄过。我将他的储蓄方法讲解给我的妻子听，她听懂了，却也没实践过。她和我一样有点儿嫌麻烦。因为我们的储蓄并不多，所持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想法——存在银行里最保险，丢不了就行啊！
自那次分手后，半年里我们没再见过。京城太大，隔行如隔山。只是偶尔从报上见到他的名字——某某经济学家参加了什么什么研讨会或座谈会，就什么什么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发表了什么什么经济观点……
有几次我手拿着报，指着他的名字说：“这位经济学家我认识。和我是好朋友！……”很有点儿引以为荣的心理。
一天我收到了他的信。是从医院寄来的。信中说他被怀疑患了癌症，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会诊，希望我有空儿去看看他……信中流露出了对人生的极度的悲观和感伤。他的信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近十年间，我参加过多次追悼会，对生生死死，已经有点儿司空见惯了。就是哪一天自己被检查出来患了癌症，也似乎会觉得是件寻常之事。
但他才三十几岁啊！他以三十几岁而成为经济学家，是用了二十几岁的生命由学士而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才熬成了“家”的啊！他的锦绣前程才刚刚开始啊！他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啊！他才结婚三年啊！他的可爱的儿子还不到两岁啊！
我替我的年轻的朋友忧心忡忡。是的，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人，也是最有前途生活得最幸福的一个人。第二天我便捧了一束鲜花到医院去探望他。他脸色还好，容颜滋润。我觉得甚至还胖了些，也分明地白了些。但是他的情绪糟透了。一见到我双眼就红了，泪就淌下来了。他说：“我估计你一接到我的信就会来。谢谢！”
我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咱们是朋友啊！否则人还要友情干什么？”
他住单间病房。因为他享受局级干部和年轻的专家双重待遇。病房里的条件是非常之良好的。人如果不患癌，又是局级干部和专家，在条件良好的单间病房住几天院，不啻是另一种享受，另一种幸福。
窗台上已摆着一只漂亮的花瓶了。花瓶里已插满美丽的鲜花了。病房内弥散着淡淡的芬芳。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遍撒在洁白的被子上。
我的花束已插不进花瓶，我犹犹豫豫地不知该往啊儿放。他轻声说：“给我。”——接过花束闻了闻，又说：“很香。”他将花束斜卡在床栏间，力弱难支似的将上身往床头一靠，又侧脸闻了闻，闭上了眼睛。我同情地望着他，如同望着一个将不久于世之人，心为其悲，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缓缓睁开眼睛，见我有点儿局促，凄然一笑：“我很喜欢。真的。”——仿佛以为，不说这么一句，我会替那束花感到失落似的。他告诉我，花瓶里的花，是他妻子带来的。而能住进这条件比较好的医院，是通过他岳父的关系。院长是他岳父当年的老下级。他妻子每天都来陪他几小时，而他让她今天下午再来，上午的时间是属于我的……”
我轻轻握住他一只手，问他已经住院几天了。
“算今天，整一个星期。”
“什么……我的意思是……”
“胃癌……”
“已经确诊了？”
“化验单上的结果是在另一家医院化验的。可我的感觉却不太明显，只不过有时发生轻微的恶心。所以这儿的医生要对我进行全身系统的复查，然后专家们才能进行会诊……”
我拍拍他那只手说：“这就等于还没最后确诊嘛！”
他说：“你别安慰我了。一个星期以来，我几乎夜夜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往火葬炉里送，我妻哭得死去活来……”
我说：“你太悲观了可不好。胃癌并不等于说是判死刑了嘛。胃癌是最有根除可能的。有人切掉了三分之二个胃，还活得没事儿似的呢！”
“如果是晚期了呢？如果已经扩散了呢？”
安慰癌症患者往往是一件最使安慰者自己陷于尴尬的事。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己首先并不真的相信我们的安慰之言。我们劝患者不要过于悲观时，我们自己的乐观，无论是伪作的还是确实的，其实都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儿。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我只有反复轻说这几个字。怕话劝多了，哪一句说得不当，好心引起反感。
“你去把门插上。”
于是我就起身去把门插上了。
“你把窗子打开一扇。”
我也照办了——转身时，见他不知从哪儿变出了一盒烟。还有一个当烟灰缸的小铁盒。我说：“你怎么可以吸烟呢！”
他说：“我一向吸烟的。为什么不可以？”
我说：“可你是在病房里啊！”
他说：“所以我让你插上门，打开窗嘛！已经到这份儿上了，我还约制自己干吗？”听他的口吻，似有点儿破罐子破摔了。“给！”
“我不能……”
“就算我请求你陪我吸几支行不行？”
“这……护士来了，闻出烟味儿会训我们的……”
“我保证她不敢。这儿对待我这个患者比较特殊……”他固执地朝我递烟。无奈之下，我只得陪他吸。
“你曾经说过，你觉得，我身上有某种山野少年的成长痕迹，对不对？”
“对。我说过。”
“你没说错。我小时候，的确是一个山野少年。你看人的目光挺敏感。”
“其实，我那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你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一直以为你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书香子弟……”
“四合院儿？……书香子弟？……我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是后学的！我讨厌北京话。京味儿电视剧尤其使我讨厌北京话。越地道的北京话越令我讨厌，使我怀疑社会又倒退回了《茶馆》的年代。如果你觉得周围的人都以《茶馆》里的‘老刘麻子’‘小刘麻子’那种腔调而自得其意，多他妈的让人受不了啊！我学北京话是出于虚荣心理。我愿意别人想象我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当然，更愿意别人错上加错，想象我是什么书香子弟……”
我怔怔地困惑着。不知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而且说得如此坦率……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口吻忽然一变，以一种方言味儿极浓的语调，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了几句诗：
高高山上有青松，
青松枝头有雏鹰。
雏鹰展翅欲飞腾，
声声鸣，
母鹰噙泪自仃零。
……
那不知是什么地区的语调。仿佛是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代代形成的。听来带着太多的，天然的惆怅，和悲凉。那语调具有一种忧郁的品质。似乎它正是以它的这一品质，宣布着与虚浮骚躁的京都文明不妥协的距离，以及不肯融为一体的抵抗……
“你能听得懂吗？”
“能。”
“那么好，现在我就用我的家乡话，将一个山野少年怎样挤进京都上层社会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想听吗？”
“想。”
“其实我知道你早就想听我讲。我写信给你，主要并不是希望你来看我。而是太想对你讲。你想听，我又太想对一个人讲，咱们各自都能获得一种满足是不是？……”
于是，他就用他的家乡话——那种品质忧郁的，仿佛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代代形成的语言，向我娓娓道来……
不错。正如我刚才已经承认的那样，我小时候是一个山野少年。我们那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在一座大山的山坡上。但却不是在朝阳的山坡上，而是在背阳的山坡上。这是由于村人们当初相信了一个据说会看风水的外地人的话。他说那山形像佛头，而朝阳的一面坡像佛脸。在佛脸上建村，一代代在佛脸上吃喝拉撒，还要在佛脸上行**，生儿育女，佛心里肯定生气。佛生人们的气，人们还有好日子过吗？住到背阳的那一面坡上去就不同了。等于在佛脑后。正应了那么一句话——居佛前者遭佛谴，居佛后者受佛庇。村人们的日子都很穷，却又不明白怎么才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早就巴望着有个人指点迷津。便都信了他的话，先后将家迁到背阳的山坡了。其实那外地人是个逃亡到山里的通缉犯。他胡说八道一通，不过是为了使村人们供他几顿饭，留他在村里住些日子。一年后听说他被逮捕了，枪毙了，人们才意识到上了当。但已都搬迁了，没能力也没心思再搬迁一次了，也就只有干后悔。
我小时候没见过我父亲。我母亲说他死了。长到六七岁，懂些事了，渐感到村人们对我们母子是很歧视的。那种歧视中分明包含着憎恨。问我母亲为什么，我母亲只是流泪，训斥我小小孩儿别学得那么多心……
我十岁上学。村里以前没有小学校。以前的孩子们都不上学。人们都习惯了是文盲，并不觉得有太大的不方便。一九七○年，县里决定给我们村派一名小学教师。起初村人们不愿接受。吃在谁家？住在谁家？还得现盖小学校。大人们都觉得，为十几个孩子盖一所小学不太值得。将来那小学校缺这要那，还不是个得扔钱的洞呀？但是县里说不接受不行，必须得接受。于是村里的大人，就赶了驴车到县里去接。天黑了才回来。大人们打着火把，孩子们相跟着到山口迎。迎到了驴车，有大人就将火把凑近驴车，照那教师是个什么样儿的人。火把一凑过去，教师就在火光中扭过头去。扎着头巾，是个女的。
有男人就调笑地说：“女先生，别害羞哇！让咱们熟悉熟悉您的脸嘛！”
那女教师扭过去的头，就低垂了，恨不能将头扎进自己怀里似的。
我们十几个孩子当然是高兴从此有学可以上的。我们凑在一起议论过无论男孩儿女孩儿，一致希望教师是女的。见果然是女的，我们心里高兴加高兴。我们已从她偏腿扭头坐在驴车上的身态看出，她肯定是个姑娘。是个比村里某些我们该叫姐姐的丫头大不了几岁的姑娘。我当时心里暗暗祈祷她是个脸子好看的女教师。
她越不抬头转过脸，男人们越不甘心，越急于想看到她模样儿。其实我觉得女人们也是的，要不她们为什么围着驴车不肯离去呢？山路的那一侧是山壁，人们实际上只能围住驴车的这一侧。三四支火把照着她。她双手捂上了脸。
赶驴车接她来的男人不耐烦了，跺了下脚，气呼呼地冲人们吼：“闹什么闹什么！谁用你们接了？我不认道儿了，这驴也不认道儿了吗？都没见过山外的女人呀！”
他还说对了。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很多年没见到一个山外的男人了，更是很多年没见到过一个山外的女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山外人是六岁那一年。见到的是个头发胡子都很长的老头儿。我放猪，猪拱他，我才发现他仰躺在草丛中，大睁两眼瞪着天。我吓得魂飞魄散，飞跑回村告诉大人们。大人们赶到，说他已经死了。我见到的第一个山外人是一个死人。那一年“**”开始，每有走投无路的山外人逃亡到山里，使我们倍感还是山里人好。起码不必往山外逃。
我们几个孩子都认为山外的女人肯定和我们山里的女人极为不同。因为大人们常说山外人心眼儿多。那山外的女人肯定也比山里的女人心眼儿多了！心眼儿多的女人会是什么模样的女人呢？我们会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心眼儿多么？……
赶驴车的男人又对女教师大声说：“你也是！也不思量思量自己是个什么情况，还非要当教师！都已经来了，就别怕人看脸了！以后你不能总把脸掖怀里吧？……”
扎着红头巾的头扭转向人们了……
A君指间的烟没吸几口，烟灰很长了。我将盛烟灰的小盒递向他，他也不弹。他目光呆呆地望着窗台上的花。
我从他指间取下烟，想替他掐灭。
“别，我吸！我还吸！……”
他这才收回目光，从我手中索回那支自燃掉了半截的烟，猛吸起来。一口接一口，一直吸到手指夹不住的程度才罢休。
他又叼上一支烟猛吸。
我见他内心激动得不行，分明是企图通过吸烟镇定情绪，也就不便制止他。
“我……我讲到哪儿了？……”
“那女教师的头，扭转向人们了……”
对……她的头……终于扭转向人们了……一支火把，从一个男人手中，掉在地上了。几个胆小的女人，失声尖叫。几个孩子，有的将脸扎进了娘怀里，有的见了鬼似的，撒腿就跑。女教师的脸上，戴着面具。我们那儿有地方土戏流传着。演戏的男人戴男角儿面具，女人戴女角儿面具。那种面具很夸张。类似驴皮影儿人物。几乎任何一个县的文化馆和乡的文化站，当年都有些那种面具。她脸上戴的是青衣的面具。眉细、眼长、唇小，但是染得血红。除了眉黑唇红，腮窝浅粉，整个面具的其他部分就是白色的了。按说倒也没什么可怕的。但实在是太出乎大人孩子们的预料了。再加上天又黑，在几支火把光明的照耀之下。总之她使迎她的大人孩子极度惊骇……
那就是教我读书识字的第一位老师。一位戴着演地方土戏的面具的老师。她当年的年龄，和如今高二高三学生的年龄差不多。她是个下乡女知青，因为嗓音特别好，从一个村抽到乡委会当上了广播站的播音员。县广播站正打算调她，一场山火彻底烧毁了她的面容。作为广播员，她不参加扑火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可是她参加了。结果是那个豆蔻年华芳心清纯的她死在火里了。活下来的，戴假面的她，怎么讲呢，也可以这么讲吧——是一个“没脸见人”的姑娘了。据说，她曾企图自杀，但是没自杀成。被救活后，受到了批评，因为她已经是典型和榜样了，而“典型”和榜样当年是绝对没有自杀的权利的。生与死已经不是个人的事。自杀那就是给“典型”和榜样抹黑了。于是她要求到我们这个藏在大山深处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小村里来。我想，在她，那是一种逃避于世的选择。而既活着，就得做份于人民有益之事。用毛主席的话讲，总得“为人民服务”。那么，当小学教师，又成了她唯一的选择。设身处地想一想，除了当小学教师，她还能做什么呢？
起初村里没有一户人家愿意让孩子当她的学生。父母们都认为，让一个戴假面的山外来的姑娘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实在是太荒唐的事。荒唐横阻在假面和教师之间，使人们对她缺乏起码的信任。孩子们也不愿让一个戴假面的教师教自己读书识字，都有点儿害怕她。我也是。尽管她的假面在白天看来并不可怕，只不过使她显得可笑，显得滑稽。但我们孩子们的心理上，难免会觉得她的假面在遮掩着某种狰狞恐怖。这一种本能的，对狰狞恐怖的想象，类似城里的孩子听过《画皮》的故事后所常常产生的那一种想象。
有一天我在山上捡柴时，爬到一棵树上去摘野果。我们那儿的山很荒，没什么结大果子的野果树，只有一种很高的果树，结的野果却小得可怜，指甲盖儿似的，酸中有一丝丝甜。那乃是大自然赐给我们山里孩子们的口福。上树容易下树难。我摘了两兜果子后，却够不着下树垫脚的树杈了。越够不着心里越急，越急越够不着。太高，不敢往下跳。正在树半身没奈何，听到树下有一个女性的声音说：“千万别慌，看掉下来摔着。手脚按我的话做，你就能下来了！”那声音悦耳极了，温柔极了。那是一种从本质上讲很甜很悦耳的声音。一个人只有亲耳听到过那种女性说话的声音，才能领悟究竟什么算是“银铃般的声音”。我敢肯定，无论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男孩儿，对能以那么甜那么悦耳的声音说话的女性，都无疑地会产生一种亲爱之感。
我低头一瞧，看到了那张假面。我一惊，反而迅速向上爬，爬到更高处了。四野无人，我心里怕极了。竟暗想，她是不是企图用她的声音**我下树，进而逮住我吃我呢？
她仰望着我说：“你别怕我。我将来还要教你读书识字，做你的老师呢！”
我俯望着她说：“你走！你走远远的！你不走，我就不下树！”
她不走。她说她怕我一脚踩空，摔了。说只有她在下边指点着我，我才会顺利从树上下来。我说用不着她管！摔断了腿残废的是我自己，又不是她。她仍不走，向上高举双手，让我踩着她的手下树。我就从兜里掏山野果，一把把地用野果打她仰着的脸。野果落在她的面具上，发出豆子抛向竹篾似的响声。那种面具，是竹篾糊纸后做的。她还是不走，只不过从树下退开了。
她远远地仰望着我说：“不管你多么讨厌我，我也不会生你的气。我并不是鬼呀小石头儿。大人们能从山外接回一个鬼来教你们读书识字吗？老师是不会生一个学生的气的……”
我很奇怪，问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叫小石头？她说是我母亲告诉她的。我说她骗人。她说她已经去过我家了，说我母亲已经同意让她教我读书识字了，说她是替我母亲来找我的，我母亲正等着我捡回的柴熬猪食……
我终于信她的话了。我离家时，猪的确饿得哼哼叫。我母亲因为害眼病，也的确不能亲自出门找我。本来，我经她的帮助，是可以较顺利地下树的。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小小年纪的我，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刁难她。我说，我要从树上蹦下。她如果真有心帮助我，就应该为我拔些草垫在树下。
她仰望着我沉吟片刻，大声说行。说完就拔起草来。那时已是秋末。山上的野草枯干了。又多是一种带刺的野草，拔起来非常扎手。大人们用镰刀割草时，也都要将手心用布条缠上。她拔了许多草，垫得面积很大，也很厚。我却蹦偏了，崴了脚，一时没站起来，坐在地上抱着脚哎哟不止。她立刻跑过来，替我揉脚腕。我本想推开她，但伸出的双手尚未推在她身上，不由得缩回了。因为，从假面后，我望见了她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无比善良的眼睛。也是一双好看的眼睛。真是黑白分明啊！眼珠像黑宝石一样的黑。眼白呢，白得微微发蓝似的。总之那是一双秋水般明澈的眼睛。那双眼睛也正望着我。又亲切又温柔。亲切和温柔之中，还有几分恳求的意味。我也看到，她那双同样好看的，十指尖尖的绵软白皙的手，被野草刺划出了道道血痕。
我顿时内疚极了，羞愧极了，喃喃地说：“我……我没想推你……”她笑了。我看不见她的嘴，只能看见她的眼睛。是她那双眼睛告诉我，她笑了。她说：“我信……”
我的脚腕经她揉了许久，不疼了。她扶我站起后，用她那种很温柔很甜的声音问我能不能自己回家。我说：“能。”她将双手放在我肩上，将她戴着假面的脸凑近我的脸，声音更温柔地说：“小石头，你看着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