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只瞪着她的眼睛。尽量忽视她那在我看来滑稽可笑的假面的存在，仿佛要从一幅荒诞不经的三维图画中，瞪出隐含在表象之后的一道美好的风景。
我见她那双善良的眼里，渐渐地，渐渐地盈满了泪水。那一时刻，我觉得我内心里也顿时充满了善良。“小石头，我求求你，带头做我的学生吧！我一定要当成你们的老师！这可是我唯一能做的，对别人有点儿益的事了。求求你了！……”她声音发颤。而我，终于低声吐出一个字：“行……”于是她就将我捡的柴，和她拔的草捆起来，帮我背在背上。
我走了十几步，回头望她，她朝我摆手，我也不禁地朝她摆手……第二天，我就成了她的学生。我是她的第一个学生，也是全村的第一个学生。是我母亲拉着我的手亲自将我领到她面前的。
母亲说：“今后，你要好好跟老师学文化！”
我点了一下头。
母亲说：“一定要尊敬老师！”
我再点一下头。
母亲又说：“那么，就叫老师！”
我没叫。不是不想叫。心里想叫，嘴上偏叫不出“老师”两个字来。从小长到十岁，就没叫过老师，也从没听大人们提到过“老师”两个字。更没料到过，有一天自己得对一个陌生人叫“老师”。何况不是和许多孩子一起叫。我怎么也不好意思叫。再说她戴着假面，我认为戴着假面的老师，名不正，言不顺。和我们说村里要来一位老师后，自己想象之中的老师似乎区别太大了，完全两码事儿。
我不叫她“老师”，母亲就拧我的耳朵，拧得我直咧嘴。
她急忙拨开母亲的手，将我扯到一边，用身体护着我说：“算啦算啦，孩子不习惯呀。以后叫不叫我老师也都没关系。只要肯跟我认真地读书识字就行……”
村里哪有学校呢？所谓学校，不过是驴棚。将一边儿的地面扫干净了，驴待在另一边儿，她在这一边儿给我上课。黑板是我家的面板。母亲将背面儿用染衣染料染黑了，借给她先用着。
她教我的第一个字是——“人”。
她教给我的第一个词是——“人民”。
作业本是她给我的。她说以后来上学的孩子，每人都可以得到两本。我是第一个学生，值得她优待，所以给我三本。
她反复教我读准“人民”一词的发音。她拖着长音的教读声真是好听啊！我爱听极了，觉得像春天里某种鸟儿在婉转地叫。连驴都瞪大眼睛瞧着她，竖起长耳朵听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成心发音不准，为的是一遍又一遍听她好听的声音。她还握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教我将“人民”二字写得笔画端正。我喜欢我的手被她绵软白皙的手握着，成心一遍一遍将笔画往歪了写……
驴棚潮、冷、光线不足。第二天她将我带到向阳坡，将面板挂在树丫上，在露天旷地给我上课。阳光很慷慨，晒得我身上暖暖的……
人——人……
人——生……
人——心……
她的好听的声音像歌唱。
不知何时，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向阳坡这边儿来了，围坐在我身后，跟着她的声音拖腔拖调地读……
村里的大人们见她坚定不移，且永世不悔似的，见我们这些孩子渐渐地接受了她这个戴假面的老师，都被感动了。一合计，就抢在入冬前，将遗留在向阳坡的一座小破庙修缮了一番，正式作为教室。
她要求在教室中隔出一间几米的小屋供她住。大人们都摇头说不妥。说她姑娘家家的，怎么可以单独一个人住在山这边儿呢？多叫人不放心啊！
她说没关系的。说她这种戴着假面的样子，只有别人怕她，哪儿有她怕别人的道理啊！说自己戴着假面不像人，不戴假面活像鬼。说坏人来了，她就摘了假面吓走坏人。鬼来了，她正好摘了假面冒充鬼，交几个鬼朋友，也省得一个朋友都没有心里忧闷……
她跟人们说这番话时，我们几个年龄大点儿的孩子也在场。她似乎说得很无所谓，似乎是在打趣儿自己。可我们几个孩子，从她似乎玩笑的话中，听出了她胸怀中极深极大的悲哀。我们互相望着，心里都难受得不行，一个个直想落泪。
大人们见她想法已定，便照她的要求做了。而我们几个孩子，那一天曾在一起议论过她。有的说：“咱们的老师，可真是个苦人儿啊！”有的说：“就是，谁愿和一个戴假面的人交朋友呢？连个朋友都没有，心里孤零零的，多可怜呀！”我说：“那，咱们就和咱们的老师交朋友吧！”大家听了我的话，面面相觑一阵，纷纷摇头。有的说，她毕竟算是大人，小孩子是没法儿和大人交朋友的。有的说，何况她还是我们的老师，学生也是没法儿和老师交朋友的……
但最终大家还是被我说服了。我们都愿意暗中做我们的戴假面的老师的朋友。我们相信她会渐渐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了，她内心里也许就不会那么凄苦那么孤零零的了……
我们一有空就结伴儿打柴供教室烧炉子。下雪了，山上的柴草被雪覆盖了，我们就从各自家里往学校背柴。有的家长小气，觉得吃亏，他们的孩子就偷着往学校背。我们轮流每天提前到学校去，帮老师生炉子，打扫教室……
春天又来了。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山上去挖草药。挖回后，洗净、晒干，让村里到镇上办事的大人捎去卖。再用卖草药的钱，替我们买回铅笔和作业本，替老师买回粉笔和教学尺……
有一天，我们又跟着她在山上挖草药。不知怎么的，老师系假面的松紧绳儿断了。偏巧那时刮来一阵大风，将老师掉在地上的假面刮走了……
“同学们，快替我捡回来！……”等我们听到老师惊慌的话时，老师已背对我们蹲在地上，用衣襟兜住了头。
一个学生怯怯地说：“老师，刮山下去了……”
老师大声叫道：“那你们还不快去找！都快去找哇！……”老师很急，也很生气，话里带着哭音。那是她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又急又气。
我赶紧说：“老师你放心，我们一定找回来！”说罢，第一个拔脚就往山下跑。同学们也立刻分散开来往山下跑。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回到老师身旁，见老师仍蹲在原地，仍用衣襟兜着头。我感到，老师她如果失去了假面，似乎就打算永远地改用衣襟兜着头了……
老师听到脚步声，急切地问：“找到了吗？”
我轻声说：“老师，找到了。”——唯恐大声说，惊吓着我的老师……我将假面送到老师手里。
“坏了没有？”
“没坏……”
“那，你们都背过身去！都闭上眼睛！谁也不许偷看我！谁偷看我，我以后就不教谁了！……”
于是我们都听话地，乖乖地背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现在，都可以转过身来了，都可以睁开眼睛了……”于是，我们又看见老师站在我们面前，戴着我们早已习惯了，熟稔了的假面……“你们……都怎么了？……都哭什么啊？……”
是的，我们都在默默地流泪不止。
“因为老师刚才对你们发急，你们都觉得委屈了是不是？……”
我们都流着泪摇头。
我完全能理解老师刚才对我们发急的心情。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委屈，我想其他的孩子也和我一样。我们实在都是没法儿让我们的眼睛别流泪。我们的眼泪都是为我们的老师而流的啊！我们恨她那假面！尽管我们已习惯了它，已熟悉了它，已不觉得老师戴着它滑稽可笑了，但还是恨它！恨它遮挡住了我们的老师的脸使我们难见到！我们那一时刻其实都在想，哪怕老师的脸真像一张鬼脸，我们也是不怕也是希望见到的！我们既然能接受能习惯一位天天戴着假面教我们读书识字的老师的脸，我们也一定能接受能习惯老师的真脸啊！哪怕是无比丑陋骇人的……
忽然我们都真觉得委屈了，都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惊得草里的树上的鸟儿呼啦啦飞起一片。
老师最初被我们哭得张皇失措。接着，她就将我们都拉扯到她身边，用她修长的双臂揽住我们，温柔地，充满爱意地说：“好啦好啦，都别哭了。老师明白你们了……”
她在那小学校，一住就是六年。六年中，一次也没出过山。而我们这些山里的性情粗野的孩子，一个个不但被她教成了能读书写字的孩子，也教成了非常懂事理的孩子。村里的大人们，都对我们的老师极其尊敬起来。但是她却很少到村里去。逢年过节，村人们派代表请她回村，她才偶尔回去。那时老师被请到谁家，谁家人就不但倍感荣耀，而且热闹极了。几乎全村的大人都会到那一家去看望老师，陪老师聊天，由衷地说些对老师教他们的孩子文化和事理表示感激的话。不过老师从不在任何一家吃饭，更不留宿。村人们都理解那是假面给她带来的不方便，也从不为难她。她非常爱唱歌儿，唱起来动听极了。她跟我们学唱山里的野歌儿，也教我们唱山外的文明歌儿。是的，我们将山外人的歌儿叫“文明歌儿”……
我们该小学毕业了。
老师为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为我们每个孩子都发了毕业证。毕业证是她自己亲手制作的，郑重地签了她的名字。
我们也准备好了送给老师的礼物。我们也要求她背转过身去，不许偷看。待她面向我们，讲桌上摆放了十几具假面。那是由我们中手最巧的孩子分工做的。有专门画的，有专门涂颜色的，有专门裱糊成形的。我们为老师做的，都是看去美丽善良的仙女的脸。我们想象之中的仙女的脸。我们都没有什么更好的礼物送给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家里都太穷。那是我们多次商议，久经策划，能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了。我们做的仙女的脸，下颌是能活动的。老师的假面已经旧了，也有些破损了，快戴不住了。我们自认为我们亲手替老师做的，比那个好多了。我们都以充满感激和尊敬的目光望着她。那一时刻教室肃静极了，我们都希望老师满意，希望她眼中流露出惊喜……
却不料她又缓缓地将背转向我们。她用她的双手捂住了她的假面……
她哭了……
她双肩剧烈地耸动，哭得伤感极了，哭得令我们心碎……
但是我们都并不后悔我们偏偏送她那样的礼物反而惹她哭了。我们那时心里都觉得，我们确是她在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也都觉得，老师那时心里最理解也最明白这一点……
那一年已经是一九七六年了。那是山外的中国最风云激**的一年。可是我们山里人家的日子，却一如既往地静如死水。老师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静如死水的日子里，醇厚得如同酿了六年的米酒，成了她感情中顶顶重要的部分，也成了我们感情中顶顶重要的部分。
六年后的我，十六岁了。年龄比我小的同学，也十四五岁了。而年龄比我大的同学，都十七八了。从前没老师，我们上学都太晚了。
对于山里的孩子，十五六就是小大人了。十七八就不可能被再当孩子看待了。男的要理所当然地充当家里的劳力了，女的该考虑嫁人了。
老师在毕业典礼那一天曾对我们说：“同学们，我能教你们到小学毕业，已经是你们的幸事，也是我的幸事了。因为老师实际上才学到初二啊。你们的家长如果支持你们中谁继续跟我上学，我一定为教好你们先刻苦复习学好初中文化。如果你们都不跟我学了，老师就将向你们告别了，再到别的没有过老师的村去……”
我母亲支持我继续学。母亲对我的支持，也包含有对老师的体恤的成分。甚至可以说，这种成分也许更大些。因为我的母亲已经跟我的老师关系处得像姐妹一般亲了。她是很舍不得我的老师离开我们村的。她分明是希望用她的儿子再将老师牵在我们村几年。我也非常舍不得与我的老师分离。我愿意扮演母亲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愿意起到母亲希望我起到的作用。
她的全体学生们，和村里的几乎全体大人们，都舍不得她离开我们村。便仍有几名学生和我一样，表示非继续当她的学生不可。而村里的小孩子们，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我的老师教书的负担重了。她上午教小学，下午教我们几个所谓中学生，晚上备课，复习和自学初中课程。她小屋里那盏油灯，几乎总是亮到深夜，成了我们的学校，也成了那座山的那一面坡的标志……
有天我和村里的一个二流子打了一架。此前我从没和谁动手打过架。此后也没有。因为那比我大五六岁的二流子，嬉皮笑脸地在路上拦住我，下流无耻地对我说：“都大小伙子了，还给那戴假脸儿的女人当学生啊？是舍不得她离开吧？她还手儿把手儿教你写字吗？”
我啐了他一口，他就骂我是——“枪毙犯的杂种！”
我猫下腰，一头朝他撞去，于是我俩便打起来。我哪里是他的对手。眼眶被他打肿了，鼻子被他打出了血。
我前边已经讲过，小时候总觉得村人们挺歧视我们母子的，也因此逼问过我母亲，而母亲被我一问就哭。或训斥我小小孩儿太多心。长了六岁，心里爱寻思事儿了。也常常发觉，村里的某些大人们，在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时，皆以心怀奥妙的眼光瞧我，甚至交头接耳。平心而论，我们那个山里荒村，普遍的人心还是很善良的，并没谁太过分地歧视我们母子。我母亲说得也对，我的确从小就是个太敏感的孩子。我受了二流子一顿欺负，回到家里，又一次逼问我的母亲。十六岁的我，几乎比十岁的我长高了一头。比母亲都稍高一些了。母亲似乎不再容忍一个长大了的儿子就最使她难堪之事对她进行逼问了。母亲不再哭，也不再训斥我太多心。她为了维护自己在一个十六岁的儿子面前的自尊，狠狠扇了我一耳光。我赌气跑到学校去住，发誓从此不再回家……
老师问我为什么住在学校，起初我不肯告诉她实情。经她再三追问，我终于将埋在我心中多年的疑惑，毫无保留地对她倾吐了。
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老师一手压另一只手，小臂水平地放在桌上。她那双好看的善良的眼睛，从假面后眈眈地注视着我，使我从她的目光中获得了很大的慰藉。
她以一种极其平静而又极其庄重的语调说：“那件事，你的母亲告诉过我。是真的。”
“什么？老师……什么是真的？……”
我的声音不禁有些发抖。
“你已经十六岁了，应该能够经历起一些事了。你的确是那个山外男人的儿子。更确切地说，是那个城里男人的儿子。他并没用佛脸之类的胡说八道骗你们村里的人，这一点是你们村里的某些人强加在他身上的。事实上迁村的起因，是由于你们村某些讲迷信的人怂恿的。人们做了什么愚蠢的决定，总是要相互推卸责任。而将这一责任推卸给一个山外来人，是顺乎村里人心的。因为这可以避免本村人互相推卸，互相追究，产生纠纷，闹起不和。大多数人信了某些人的话，所以你们母子成了这件事的名誉牺牲者。但你却真是那个人的儿子。他是一位大学里的老师。他犯的也不是什么杀人罪，而是思想罪……”
我这个十六岁的山里少年。当年第一次从我的老师口中听说，这世上有一种罪叫“思想罪”。人犯了这一种罪，也要像犯了杀人放火的弥天大罪一样被枪毙。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呆成了什么模样！我原来是一个罪犯的儿子啊！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凝固了似的，我也被空气紧紧地凝固住了似的。一动也动不了，连眼都不会眨了……
“你母亲心地善良，她也不知那山外的男人是犯了罪的人。当年你的姥爷还活着，你母亲仅仅是出于善良，说服你老爷将他留住在家里的。他被留住了二十多天。他有文化，又是个正当年，一身儒气的男人，你母亲就对他有了好感……所以……所以也就怀上了你……可是有一天，他不告而辞地从你家消失了。只将一个工作证压在了你母亲的枕下。你母亲怀上了你渐渐被人看出来了，你姥爷觉得没脸见人，一气身亡……是你母亲将这些往事告诉我的。她希望由我有一天告诉你。我想，早一些告诉你，也许对你反而好……”
老师说完，就起身走入她的小屋，默默取出一个旧红皮的工作证，双手交给我。那是西南某大学的教员证。我翻开看，见照片上的我父亲，是个样子很斯文的男人。怎么看都不像那种应该枪毙的罪犯。工作证上写着，他是教历史的……
我的老师又对我说：“母亲就是母亲。任何一个儿女，都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母亲当年怀上了自己而谴责她。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是情愿的，那么，她怀上了她的儿女，首先便是她的儿女的幸运。没有母亲们的情愿，哪有儿女们的出生？所以母亲和儿女们的这一种亲缘，是最宝贵的亲缘。山里人懂不少打胎的土法子，你的母亲如果当年不想要你，你现在也就不会坐在我面前，更不会成为我的学生跟我读书识字。你自己考虑，究竟该不该对你的母亲说那些罪过的话？究竟该不该撇下她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夹床被子想要从此住到学校来？究竟要不要立刻回家去向你的母亲认错儿？你考虑好了，你对我说……”
老师起身时，目光从假面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中所包含着的责备如同掸子，轻轻地从我心灵上掸去了一层有害的东西。而那层有害的东西仿佛是酸碱，将我的心腐蚀得剧烈疼痛而且一阵阵紧缩抽搐。她的目光使我心里好受了许多。我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但对山外人表达思想的话语方式仍不很习惯。我的意思是，我似乎明白了老师的话，又似乎并没完全明白。我当时只不过是在这样想，既然连老师都认为我错了，那么我肯定是错了。老师说得对，没有母亲，哪儿有我呢？一想到这世界上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一想到如果不是母亲非要生下我，我早已被山里人打胎的土法子处理掉了，我不寒而栗，心中充满莫大的恐惧。我并不像某些小说里、电影里和戏剧里的人物似的，荒谬地认为自己的出生本身就是什么大不幸。不，我认为我当年能出生毕竟是我最大的幸运。不管我的父亲是什么人，我都认为我的出生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只不过是由于受了二流子的侮辱和欺负而感到愤怒罢了，无处发泄当然只能变本加厉地发泄在我母亲身上。说实在的，我们那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虽然很穷很穷，但是我们一些从小生活在穷困之中的孩子，却从未因穷而感到自己的命运有多么不幸。相反，我们一个个天生的都很快乐。因为我们从没窥见过别人的不穷困的另一种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根本形不成比照，我们则就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而且根本不可能产生那样的想象。我们都认为人生全就是我们那样子的人生，生活全就是我们所过的那一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无止境似的日子。我们也曾问过老师，山外的人们，尤其城里的人们，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她，却总是从假面后以批评的目光望着我们，口吻严肃地说：“记住，以后再不许问此类没意思的话了。”——于是我们暗暗得出这样的结论：山外的人们，城里的人们，过的肯定是一种很没意思的生活……
我的老师进入到她的小屋之后，我独自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想到我的母亲往昔对我的温爱，想到她为了抚养我长大所付出的种种辛劳，想到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共同品尝的一切苦乐，我内疚了，不安了，再也坐不住了……
我走到老师的小屋前，隔着门请求地说：“老师，我不在学校住了，我要回家，我娘一定还在家里伤心哭泣呢，你快陪我回家吧！……”
于是老师就陪我冒雨回家。我和老师合披着一块破雨布，踏着泥泞，相搀相扶，心情同样急切地绕山而行。可是……我母亲……一向对我温爱倍至的母亲，却不肯原谅我那一次对她的无礼发泄，上吊身死……
A君讲到此伤心处，泪流满面。
这时护士敲门，说要打扫病房卫生。
A君大喊一句：“待会儿！”
护士却并不离开，隔了片刻，又敲门。
“聋啦？”——他发怒了。
我赶紧走到门前，将门打开一条缝，对护士赔着笑脸说：“请多包涵，他这会儿情绪不好……”
护士说：“我以为他是将自己一个人插在病房里呢，有人陪着我就放心了。院长嘱咐，他情绪越不好，越要对他加倍看护，唯恐他一时想不开……”
我说：“不会的不会的……”
护士走后，我重新将门插上，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一株老垂柳。柳叶儿间伏着些知了，被晒得自在了，一阵阵叫得人心烦意乱。我不知该以怎样的一种表情面对A君才好。他竟将他三十多岁的人生中最具有隐私性的那一部分讲给我听了，使我困惑得不知所措……
在村人们的帮助下，埋葬了我母亲，我真的没有胆量独自住在家里了。我怕夜里做噩梦，梦见我母亲以上吊死时那种吓人的样子出现。尽管我因母亲的死而心伤欲碎。老师看出了我心中有所怕，主动让我搬到学校去住。在教室里，在老师那小屋的板壁外，同学们帮我搭了一张简陋的床。从此我心头蒙上了一种罪过感。为了从心头摘除罪过感我整天埋头看书学习，看书学习成了我医疗心头创伤唯一有效的良方。仅仅一年半以后，我就将初三的课程全部学完了，开始学高中的课程了。那个过程，与其说是老师在教我，莫如说是我和老师共同自学。那时我并没产生上大学的念头，老师也从没跟我提过上大学的事。我只不过是对学习无形之中着了迷。而老师大概是为了维护住仍是我的老师的身份，不得不学，不得不暗暗要求自己学得比我更超前更好。我和老师共同在学校旁开垦了一片菜地，每年秋季收获的储备一冬也吃不完，就分给同学们带回家去。家长们为了表示回谢，则让同学们带来粮食油盐什么的。渐渐的，我对我的老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依恋。我觉得我母亲对我的那一种母爱，似乎有很大一部分复合在老师身上了。我觉得她宛如我的另一位母亲。有时甚至觉得，某一天她一旦对我摘下假面，我看到的将肯定是我母亲的脸。但我从没进入过老师那几米空间的小屋。它对我无异于禁地，也无异于圣地。我们常常一块儿动手做饭，但却从没一块儿吃过饭。老师单独在她的小屋里吃饭，因为她吃饭时必得摘下她的面具。我甚至不清楚她那烧伤的脸需不需要洗，是怎么洗的？她每天都比我起得早，睡得晚。每天我们看到的她，一如既往地戴着假面。只不过她原先的假面坏了，不能戴了。她早已开始戴我们在小学毕业典礼上作为最佳礼物送给她的那些假面了……
有一天，我因为有道几何题想急问她个明白，忘了敲就推开了她那小屋的门。她当时没戴假面，正喝水。但是我并没看清她的脸。我看到的是对我侧身而坐的她。她的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脸。她听到门响，迅速地将头扭转了过去。接着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把门关上！”
我自知莽撞了，立刻关上门。
一会儿，她从小屋里出来了，恼怒地训斥我：“以后再这样，你就从学校搬回家去住吧！”
我怯怯地连声认错。
但是我却从此对她那小屋充满了好奇心。又有一天，趁她到河边洗澡去了，鼓足勇气，贼似的进入了她的小屋。恰巧桌上放着一册影集。我翻开看，见内中夹的全是同一个姑娘的照片，那是非常俊秀的一个姑娘，和歌碟《小芳》中那个姑娘几乎一模一样。也正如《小芳》那首歌里所唱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我想那一定就是我的老师的照片无疑了。
我也弄不明白自己当时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揭下一张照片，又贼似的离开了那小屋。
老师洗澡回来之后，我见到她时心中有鬼很不自然。夏季里，老师常到一处河湾去洗澡。村人们和同学们，都从内心里情愿地关照着她，从不涉足那一处河湾的两岸。唯恐撞见她洗澡，惊吓了她。
她问我：“你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是的，我是在呆呆地看着我的老师。我似乎第一次发现，我的老师的身材，是那么的苗条又是那么的丰满。村里没有一个女人的身材能与我的老师的身材比美。我真希望她摘下假面，显示一张如照片上的她那么俊秀的脸来啊！
而我自己的脸一红，转身跑远了。
后来老师曾问我：“你偷偷地拿了老师的什么东西没有？”
我一言不发，但却坚决否认地摇头。
老师以后再没问过我。我想，其实她当时已看出了我在撒谎。也许她愿意变相地送给我她那一张照片……
一九八一年，我离开了我的学校，我的家乡村，当然，也离开了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的老师。实际上，那时我自己也成为老师了，帮我的老师教几名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A君讲到这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身体往下一缩，仰躺在**，闭上了双眼。仿佛不想再开口说什么了。
我犹豫再三，还是将我心中一直难释难解的疑团低问了出来：“你……究竟怎么考上大学的？”
他的双眼顿时睁开，受了侮辱似的回答：“奇怪。如果我不对你讲那么多，你肯定就不会这么问我是不是？城里人家的子弟考上了大学，最终成了博士，成了‘家’，似乎便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而如我似的一个山野少年成了博士，成了‘家’，就应该被问个为什么了？倒好像我当年反而会走后门儿或花钱买大学入门券似的？”
我笑了笑，辩白地说：“我没这个意思。你明明知道我没这个意思嘛！”
他又撑起身靠床坐着了，注视着我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
一九八一年高考已经恢复了，但我哪里关心什么高考不高考的。山外世界当年发生的沧桑骤转，是不入我的头脑的。而我的老师，却一直从假面后关注着山外世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变化。
有一天她郑重地对我说：“石头，改变你命运的机会来临了。”
我说：“老师，什么机会啊？我的命运有什么值得改变的啊？”
她就展开一份从山外寄给她的报让我看，报上登着有关那一年高考的新闻。
我说：“老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说：“你应该去考大学。我对你已经有这个信心了，你也应该对自己有这个信心。”
我说：“我不去！”又说：“老师，我觉得我的命运已经很好了，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了！”
我当时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我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山野少年，变成了一位山乡教师，得以陪伴着母亲似的老师充充实实地度日，我真的觉得我的命运已经很好了。我是在老师的鼓励、劝说和逼迫之下才报考的。老师为我凑足了食宿费。老师替我整理的行装。老师伫立在学校门口，目送我下山，一直目送我踏上出山的路途。因为毫无负担，我考得很轻松。我的志愿填的全是西南某大学，就是使我母亲怀上我那个男人当教员的大学。这是一种说不太清的心理，随你怎么分析怎么想都可以。几天后我回到山里，回到学校。老师一见到我就问：“考得怎么样？”
我说：“考题比我预想的简单多了！”
老师听了就笑了。我看出老师那双眼睛在假面后眯了起来，分明的是笑了。日子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我教几个小学的孩子，老师教中学的孩子。而在生活方面，就像《天仙配》里唱的——我担水，她浇园。我当年真觉得厮守着敬爱的老师像厮守着慈爱的母亲一样，就那么相依相伴地过一辈子也挺好。山外的人给老师寄来了那一年的高考题。老师要求我监考她。我觉得好玩，也愿使老师高兴，就板起面孔，规定的时间一过，夺卷不留情面。一天考一科。一个星期内，几科全考完了。我给老师判卷，成心往严里判。结果老师的总分还是超过了那一年的高考线三十几分。以那样优良的成绩，我的老师当年考入北京的什么重点大学也是不成问题的。
我说：“老师，您还在我之上。我继续当您的学生不就行了吗？”
老师那双眼睛又在假面后眯了起来。分明的又是笑了。
她说：“没你这么个学生，我也不会自修高中课程啊！”
后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南某大学。
我差点儿当着老师的面将录取通知书撕毁。我哭了。我央求老师别逼我去上什么大学，就像央求母亲一样。老师却不被我的眼泪所动，开始为我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消息当天在全村传开，村人们轰动得仿佛都看到真神下凡了。我告别家乡的前一天夜晚，躺在自己的**，隔着老师那小屋薄薄的板壁，向老师承认——她的一张照片是被我偷走了……
老师的声音很低很低地传过板壁。她温柔地说：“就算老师送给你了吧！”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事到临头，非去上大学不可了，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离开我的老师。
老师却隔着板壁严厉地说：“你要是哭肿了眼睛，我明天就不起来给你做早饭。更不送你！”
第二天，许多村人陪着老师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我到山路口。
我转身望我的老师。猛然间发现我的老师已经有了白头发。我不由自主地双膝一弯，扑通给我的老师跪下了。
我流着泪发誓地说：“老师，上完了大学，我一定还回来陪伴您教咱们的山里孩子……”
我一步三回头，走出很远回头看时，见村人们都已回村了。只有我的老师那熟悉的身影，仍伫立在原地。我望见她为我从她的脸上摘下了假面。但离得太远，我当然看不清老师烧伤后的脸。在我的幻觉中，她的脸如同照片上一样俊秀……
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当年并没被枪毙。只不过判了长刑。“**”一结束，就平反释放了，还升了副教授。我听过他的大课。各系学生都很爱听他的大课，他在学校里是个颇受器重和尊敬的人物。但是我却一次也没产生过怎样使他认下我这个儿子的念头。
我非常思念我的老师，经常给她写信。她却回过我几封信，就再也不回信了。她在一封信中说，会有人定期按照她的要求寄钱给我，希望我刻苦学习。在另一封信中说，既已上了大学，就应立大志，将来做一名报国效民之人。
一九八五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二十五岁。接着考硕士，考博士，考博士后，最终成了现在的我，在京都被视为前程似锦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
“你一直没回去看望过你的老师？”
“考上博士以后，我回过家乡一次。而我的老师，已经在我回去的前一年病故了。村人们告诉我，大家将她安葬得很体面。每至鬼节，都有人做了假面到她的坟上去烧。有曾是她学生的人，也有不是她学生完全出于敬意怀念她的人。你知道是什么目的支持我一直读到博士吗？”
“什么目的？”
“当年，博士被派出国的机会多。我常想，我一旦出国了，就要把我的老师接出国。我将到处打工，挣尽可能多的钱，尽可能请高明的整容医生，为我的老师整容。在家乡的日子，我几乎天天到老师的坟前凭吊她。我想，我只有按照老师生前对我的大希望，做一个报国效民之人，才能对得起我的老师，也算不辜负我的老师。可现在，我的想法早已改变了……”
“改变……怎样的想法了？……”
“现在的我，只为我自己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个人前途着想了……”
他苦笑了。那苦笑中，明显地包含有嫌恶自己的意味儿，却也明显地包含有宽大和原谅自己的意味儿。这两种意味儿相互掺杂着，彼此抵克而又渗透，使我竟觉得他那苦笑，看去很有点儿像是别一种的冷笑了。
我一时有些狐疑，不理解他何以在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有为的人生中最隐私的历程后，又那么坦白地承认他头脑之中最应讳言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现在时的思想。尽管我们正处在一个似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原则盛行的时代，但大多数人毕竟还是更愿并且更善于将自己个人主义者的本质包装起来的。起码不愿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我甚至对他“招引”我来看望他的目的产生大的怀疑了。
我怔愣片刻，以不解的口吻说：“A君，你干吗要对自己进行刻毒的诽谤呢？”
他却极其严肃地说：“难道你不认为，一种利己之风气，在当前是何等轻而易举就改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迷幻我们的心智吗？”
我说：“你这话锋一转，扯到哪儿去了？这不扯得太远了吗？”
他说：“话锋一转？我们这才刚刚切入正题。你以为我仅仅是需要安慰才请你来看望我的吗？我这个人，即使在人命危短之际，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感情安慰。有我老婆对我的感情安慰，本人于愿足矣。我请你来，将我这位年轻有为的‘家’的经历毫无隐瞒地讲给你听，是希望能借你的笔，把我以前看得一清二楚而又佯装糊涂而又扮演其中的感受，原汁原味儿地写出来。我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算的吧？岂止算，还算较高级的一个吧？享受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和专家的政府津贴，谁敢说我不算较高级的一个？可正是我要对你坦言——我们中相当多数的一些人，其实活得都很伪作。我现在还怕些什么呢？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人之将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亦快哉？我们很善于翘起鼻子闻嗅风向，我们很善于打探内幕调整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善于以‘家’的面孔和理论去阐述官的思想，不论那思想是多么的脱离实际。总之我们很善于唯上、唯书，其实并不打算做一名只唯实的当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我们一方面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宣称经济学是所谓纯科学，就像物理学和化学是纯科学一样，一方面又总是由自己在暗地里将经济学和政治嗅觉的灵敏紧紧结合起来。我们都变得空前的聪明，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鼓吹什么观点，不该鼓吹什么观点；知道自己鼓吹了该鼓吹的会获得什么好处，唱了反调则会失去什么利益。全不顾忌自己其实离经济的品质、离经济学家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越来越远……”
“等等，等等！好朋友请你等等！”我忍不住打断他，反驳道：“你冷静一下。你别说得那么快！你太激动也太偏激了！我们怎么谈起这些来了呢？……”
他却涨红了脸，截住我的话说：“我正是要和你谈这些！我刚被承认是一位年轻的‘家’的时候，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家’，我终于有实事求是的资本和资格了，我终于有可以不看某些人的脸色，可以不管今天这个风向明天那个风向坦诚发表观点的资本和资格了。像我的老师希望于我的，报国效民，不是首先要做一个敢于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吗？可是我很快就陷入了一种黏糊糊的，触手牵丝似的，人人都那么善于那么习惯于在应该讲出真话之时绕圈子说假话顾左右而言他的氛围！那时的我因不愿从众而多次碰壁，多次被视为大煞风景甚至不受欢迎的人！正如你自己在那一次研讨会上所扮演的尴尬的角色。当时别人并不尴尬。我也不尴尬。你知道的，我们都知道，比你清楚。可我们都很巧妙地绕开，只字不提。只有你偏要死认真，偏可以绕开而不绕开。所以尴尬的是你！可笑的也是你！不受欢迎的还是你！你当时的感受，我以前何止十次八次地感受过。到后来连有些会都根本不通知我参加了！我这个山野少年出身的‘家’，头脑再简单，再不谙世故，也不至于傻到总也不明白怎么样对自己有好处怎么样对自己没好处的地步吧？所以我变了。所以我聪明了。所以我世故了。我一开始嫌恶自己的变，后来渐渐欣赏自己的变。变对我好处多多，我为什么不变？为什么不变！我变了，我承认我辜负了我的老师。可我要不辜负我的老师，我就必得辜负我自己！必得对不起我自己了！中国现在还有几个宁愿对不起自己的人？……”
他手臂如矛，直指向我。仿佛我正是在那种黏糊糊的，伪作氤氲的氛围之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一个人。仿佛我正是一个善于明哲保身世故圆滑的人。仿佛他的变，责任全在我这个坏榜样似的。仿佛他终于觉悟了一位经济学家对时代的责任感，义正词严地宣布与我的决裂，同时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似的……
我的脸也不禁涨红了。我想我并不是来聆听他的训导的。他是经济学家，我是写小说的。我俩的存在意义和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风马牛不相及啊！他的变不是我教唆的啊！
然而一考虑到他是一个癌症患者，我又不忍心和他理论了。
我笑笑，以一种受了不白之冤而又不甚计较的口吻说：“老弟呀，中国很大啊！不是哪一位经济学家实事求是了，就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嘛！正如不是哪一位作家写了一本或几本所谓好书，就足以改变整个中国的‘精神文明’现状。搞清楚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又怎样？不实事求是又怎样？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的追求，伪作了点儿，心口不一了点儿，察言观色了点儿，见风使舵了点，虚与奉迎了点儿，都是可以理解的嘛！也无可厚非嘛！商业时代呀老弟，谁真能淡泊了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既向往之，既追求之，过程便是次要的了，目的便是主要的了嘛！这也是符合现在流行的一种经济学观点的嘛……”
他眨了眨眼睛，手臂垂下了，瞪着我说：“你这番话，是当今最无耻的话之一种。是当今许多人的原则。不过许多人只这么想，从不这么说。我正是从也这么想那一天起开始变的。你刚才还将写小说的和经济学家相提并论，你太抬举你们自己了吧？中国死一百个两百个当代作家又怎么样？但中国至少得有十个权威经济学家吧？远离经济学的品质，而将自己变成一撮毛，为了功名利禄，东附着一阵子，西附着一阵子，总在思量着怎样才能附着于一张上等的皮，那和些个‘傍姐儿’有什么不同？那能成权威吗？又何谈报国效民？……”
他说时，一只手不停地拍着被子。我待他不说话了，活活地抢白了他一句：“别人当权威，你当嘛！报国效民，今后看你的嘛！……”
他愣了。
我自知失言，赶紧又说：“我的意思是，等你出院了，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现在对自己的要求……”
他竖起一只手掌制止道：“你用不着解释。你明白我这一住进来，也许就不能活着出去了。我自己更明白。我们不必争论了。不管你怎么看我，我都想求你一件事……”
我深悔不及地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你。”
“你能办到。我希望借助你的笔，将我——一个山野少年出身的‘家’，对京城知识界的伪作风气的感受，一吐为快地写出来！”
“这……”
“你先别皱眉头，你可以注明，是我口述，你记录的嘛！”
“可……你这样做，是要伤害很多人的自尊的呀！……”
“这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是我的自尊先被伤害了。我变聪明了，我变世故了，我变圆滑了，我变得善于奉迎和投机了，我变得哪里还有什么自尊可言了？我就是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往那一种黏糊糊的，伪作虚假的氛围中撒一把盐，撒一把碱，再撒一把石灰。我到这地步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还有什么可怕的？过几天你再来一次，我要向你提供一些详细而又丑陋的事例。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分裂现象到了何种地步……”
我喏喏地说：“我们作家也是这样，我们作家也是这样……”
他却立刻顶了我一句：“别提你们作家！你们作家究竟算不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还有待讨论呢！……”
他已经当着我的面第二次对作家口出不逊了。显然，他对我这类写小说的人，内心里是满怀着鄙视的。我想起了我们在那次研讨会上初识之时，他掷给我的纸条。纸条上，他写的可是对我相当敬仰的话啊？难道也不过是一种社交场上虚以奉承伪作之态？内心满怀着对你的鄙视，可能嘴上还会说“久慕大名”之类的言语，倘你竟信了，竟看不透其中的伪作，你说你可不多么的可笑亦处处可悲呢？我觉得，他先就已经将盐，将碱，将石灰什么的揉搓在我那点儿可怜的自尊心上了。
但他是一名患了癌症的人啊，我能没涵养到当面跟他计较的地步吗？何况，对我自己这个写小说的人，以及我的同行们究竟配不配算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我的自信是日渐少了。倘竟配竟算，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们，似也就更没多少值得故作斯文故作矜持故作清高的了……
我羞颜难掩。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容我……考虑考虑……”
“你究竟还有什么顾虑？注明我口述，你记录，你究竟还有什么顾虑？”
“我没什么顾虑。有什么顾虑的呢？”
“那么，算你答应了？……”
“姑且，先这么算了吧……”我回答得极为勉强。对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又是朋友，你忍心拒绝他信任于你的请求吗？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唉声叹气不止。妻问我怎么了，我没好气地说：“烦！”妻又问：“你烦个什么劲呀？”我更加没好气地说：“我被一种黏糊糊的东西粘住了！”妻瞪着我，目光从我的头看到我的脚，又从我的脚看到我的头，似想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不洁而讨厌的东西似的……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A君打到家里的电话。“晓声吗？”我说是我。“听出我是谁了吗？”我说听出了。他的声音极低，极细小，我心情一沉，以为他没几天活头了。
我问：“你……你怎么样？……”
不料他说：“我很好。”我还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轻轻笑了。
“那，你声音怎么这么小？”
“我怀抱着儿子呢。儿子睡在我怀里了。我妻在洗澡。我告诉你，我前天出院。”
“出院了？”
“虚惊一场。现在有些医院，真不像话！把我的化验单和另一个人的化验单搞混了！不过也好。住院期间，我接受了种种仔细可靠的身体检查。除了有点儿轻微的胃病，健康状况可以说是非常良好！……”
“我太替你高兴了！你就算从心理上接受了一次生死考验吧！……”
“哎，梁兄……那个……我希望你写的那篇东西，我又考虑了一番，觉得你还是对的。就不写了吧！何苦的呢，对不对？……”
我说：“对对，对对，你能这样想，证明你又成熟了许多……”
他说：“古人云——八面玲珑得月多嘛！……”电话那端又传来了他幸福的笑声……
以后，我又开始从报上见到他的诸多文章。那都是些四平八稳的文章，有所言有所讳言，有所讳而又不露有所讳的马脚。能在避讳如毒的前提之下，将人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自由言论一番的话题写成文章，而且写得似乎还很有真知灼见，是一种当代内功。看来他在修炼这种内功方面，已经达到相当之高的境界了。
我也在一些会上几次见到过他。他还是那么善于发言。发言的水平，比写文章的水平，又显示出另一番文明。年轻有为的他这一位“家”一开口，人们又是种种肃听不厌之状……
我却总由他而联想到他那位戴着假面死去的可敬的老师。有天早晨，我照镜子时，吃惊地发现自己脸上也戴着古怪的假面了。是谁给我戴上的呢？我想我也不曾自己往脸上戴过呀！我摘，竟摘不下来！那假面竟与我自己的脸皮合而为一了！我由吃惊而恐怖了！我撕，我扯，我挠，我想从脸上揭下一层本不属于我自己的脸的东西，却徒劳无益！我自己将自己异变了的脸弄得伤痕道道，血迹淋淋，镜子里却仍是一张根本不愿接受的假面！……
我狂喊大叫，一拳砸碎了镜子——却是一个梦……
我冷汗淋漓，仿佛虚脱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