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我寫了一篇《基層行政的僵化》，在《大公報》發表之後，半個月裏我接到了若幹相識的和不相識的朋友們的來信。秋來氣候變得太激烈，舊疾時發，執筆維艱，未能一一答複，因之我想在這裏再借《大公報》的一欄篇幅把上文未盡之意，或是可能引起誤會的地方，加以申引說明。
批評者的論點
有一位朋友很率直地問我是否想做司馬光。他說：“自曆史言，保甲製固曾中衰，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彼時交通不便，行政人員又未受訓練，加以主其事者剛愎自用，所托非人，以致未見實效。今則不然，上述之阻礙已不存在，更有進者，吾國現處數千年之大變局，興革萬端，而人民之程度猶未達自覺之境，故所興所革必自上為之，保甲製乃深入民間之執行機構，正宜加強其效力，而先生反提回原之論，其將以現代之司馬光自期乎？先生豈知腐儒之已成曆史之陳物乎？”
我是否想做司馬光，無關宏旨，不必置論。在這段話裏，在我讀來，卻包含兩個很重要的論點，我願意代為發揮一下：
一、傳統皇權的無為主義是出於客觀情勢的限製，包括技術和行政的條件。這些限製使企圖加強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改革家無法貫徹他們的主張。司馬光之流的“腐儒”不過是在客觀條件所發生的事實結果上做做文章罷了，並沒有實在的力量。現在客觀情勢已經改變，中央集權事實上已經可能，而且跟著鐵路、公路、飛機的應用，大一統的局麵業已在形成中，這時需要的應當是怎樣因勢適情地去加強這集權製的機構，現代司馬光不會發生作用的。
二、為什麽要集權呢？這位朋友也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考慮的意見。中國社會的需要現代化並不是由於自身矛盾的爆發，而是所謂“外鑠”的，由於和西洋文化接觸之後所引起的。於是感覺到需要變和明白怎樣變的人並不是大眾，而是少數的先知先覺。少數人為了全體的適應於現代社會，必須設法去“改良”大多數人的生活。這裏所謂“改良”就表示了我在上文中所說的自上而下的過程。中央權力的加強正合於推行這種改良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