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将历史视作一系列毫不相关的、封闭的历史片段，这种认为历史受时代限制的理解将会割裂历史并完全忽略历史的流动性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不可分割性。这种理解倾向于使历史片段具体化与孤立化，它拒绝承认变化与延续共存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否认延续是通过变化的事物完成的。然而，由于之前的论证试图弄清人类存在的辩证本质，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否认或排除这种对立的观点。事实上，即使是有着巨大分歧的历史主义者也都承认生活的辩证本质，并逐渐领会到人的历史存在是由延续和变化二者共同决定的。
瑞恩与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就是两位这种类型的历史主义者，他们都意识到了延续是可以和历史变化共存的。[67]已经有人注意到伽达默尔对“历史最基本的延续性”的欣赏。[68]对伽达默尔来说，每一次解读都是过去的观点与现在的观点的融合，因而二者会变得无法区分。[69]而且，伽达默尔认为，没有历史，我们就无法形成现在的观点。正如同没有不可或缺的历史视角一样，没有所谓的孤立的现在的视角。[70]现实对过去的依赖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传统使我们的阐释与众不同。”[71]同样为了防止使过去和现实具体化的倾向，瑞恩批判了现代抽象主义者认为自己可以“在现代和前现代的思想中自由选择。”[72]的思想。他继续道：“这种区别绝不能被误认为是对具体现实的明确分类。真正的思想一直在不同的观点中进行着取舍，它否认那种清晰的、抽象的分类。”[73]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存在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过去”与“现实”之间界线的出现应归咎于某些理智主义者。抽象主义者将我们的情境性视作阐释“过去”的阻碍，与之成鲜明的对比，瑞恩和伽达默尔都认为历史的特殊性对联系过去和现实是有益的。不存在完全分裂的“过去”和“现实”，只有特定的倾向，它代表着我们的每一次理解都会融入特定的历史视角。
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视角会融合，削弱了对柏克思想的潜在批评。第一，如果对现在的每一种理解都牵涉着过去，而对过去的每一种理解都指向现在，那么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评论所依赖的那种分裂的、多变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就会受到质疑。只要我们对现状的阐释来自特定的传统，[74]那种认为我们的习俗、礼仪和文化不能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只能构建一个特殊的现状的观点将站不住脚。而且，当现状的特殊性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时，我们就不能在割裂现状的情况下理解过去。尽管在理解和评价过去时，没有所谓的去历史化的观点，但是现状为我们提供了阐释过去的特殊视角，这种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到底是什么。然而阐释过去会改变现在。每一种理解对于另一种来说都是阐释中介，因而两种视角最终会不分彼此。当一个人企图明确地区分历史阶段时，极端的历史性就会割裂过去与现在的延续性，因此那些号称是彻底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去历史化的。至少，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变化是难以理解的，除非“现状”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定历史事实的自然产物，特定的历史事实是现状或者变化产生的直接原因。
第二，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延续是通过特殊性实现的，这种延续足以使人从历史的善的实例中找到灵感。完全以行动者所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他在历史中所做的具体的善不需要这种灵感，所需的只是具体实例引发的与“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库存和总资产”有关的那种品质，就像从特定历史情形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一样。个人与社会总会从他们自己特殊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事件，换句话说，他们在理解历史时总是从那些独特的、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的角度出发。事实上，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人们在那些事件发生时的阐释是过时的，因为对他们自身来说只有他们独特的理解视角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如果客观意味着从去历史化的角度进行理解和评价，具体的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将不是善的。只要人类的理解和道德行为既是根植于历史的又具有超越历史时刻的道德意义，那么自称拥有去历史化的客观视角就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偏离主旨的。
总结
关于人类道德原则的历史性的具体含义，现代思想中历史意识的发展还未就此达成一致。本文试图辨析历史主义思想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并论证这一支对历史地理解道德原则的解读。柏克的思想启发了对道德的新理解，即瑞恩定义的“价值中心历史主义”。这种理解既反对道德哲学中的理智主义传统，也反对指向道德相对性的那类历史理论。柏克否认了理智主义者所持的正义是抽象原则的观点，他认为道德存在于具体的人类行为中。在社会各式各样的互动中，柏克发现了善与恶的展现形式，它们随着历史和新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道德的情境特征并不意味着道德相对主义。事实上，柏克担心抽象范式对现实状况的不敏感会阻碍公正结果的出现。公正与否取决于人类行为发生的历史语境，因此它必须具有可变性。只要公正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公正的概念就是具有特殊性的。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只要公正的精神持久且超越了历史的安排，那么公正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持久和变化的共存展现了柏克历史意识中的辩证特征。在面临历史变化时，柏克所阐释的延续性有双重含义。第一，柏克意识到，历史中善的实例会激励当代的决策者做出新的、具有优越的规范特征的决定。善的内容被扩大和丰富了，正如新的历史实例进一步发展了“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库存和总资产”一样。第二，只要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了历史，历史就会影响我们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面临的问题到我们进行选择和取舍的方式。柏克讨论了经历了时间洗礼并跨越了年代的社会，暗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物质资产，更是与时代相关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存在一种变化之中的持续性，它既指向规范性又指向人的历史存在的事实性。
[1] 作者系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人文》杂志编委。在Telos, Modern Ag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2]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柏克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这一支的学者经常为了反对基础主义理论和批评理论，多方面地借用柏克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评以及他早期的美学理论。见Stephen K. White,Edmund Burke: Modernity,Politics, and Aesthetics（《埃德蒙·柏克：现代性、政治与美学》）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Uday S.Mehta,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自由主义与帝国：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研究》）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and Luke Gibbons,Edmund Burke and Ireland（《埃德蒙·柏克与爱尔兰》）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953］, p.120. 文中所出现的自然权利的观点是否是出自施特劳斯所谓灵感来源的古典哲学家的思想依然有争议。例如克莱·G.瑞恩就曾注意到，施特劳斯完全忽略了古典哲学家们，例如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所展现出的那种对经验短暂性和历史环境的注意。并且，瑞恩（Claes G. Ryn）主张，那种对权力的抽象概念化是现代思想的流弊，它扭曲了古典思想，实际上更接近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A Common Human Grou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World（《共同的人性基础：多元文化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p.75.
[4]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p.311. 虽然施特劳斯第一眼看起来是赞成柏克的观点的，因为柏克“回到了旧式的［自然权利］观点，按照这种理念，理论不能成为实践唯一的或者充足的指南”（同上，303）,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他批评逐渐出现并在他的结论中达到极致，他总结说柏克“准备了一种应对人类事务的方法，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比起法国革命的理论家们的“激进主义”还要更陌生，”“看似是回到了原初将善与祖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为黑格尔做好了准备。”（同上, 319）。施特劳斯将柏克视作一名明显的“现代”思想家也表现在他在文章中的排序上，他在序列上的安排似乎有意展示现代思想的衰落，从霍布斯开始，进而到卢梭，洛克，最后以柏克结束。
[5]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p.311. 虽然施特劳斯第一眼看起来是赞成柏克的观点的，因为柏克“回到了旧式的［自然权利］观点，按照这种理念，理论不能成为实践唯一的或者充足的指南”（同上，303）,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他批评逐渐出现并在他的结论中达到极致，他总结说柏克“准备了一种应对人类事务的方法，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比起法国革命的理论家们的“激进主义”还要更陌生，”“看似是回到了原初将善与祖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为黑格尔做好了准备。”（同上, 319）。施特劳斯将柏克视作一名明显的“现代”思想家也表现在他在文章中的排序上，他在序列上的安排似乎有意展示现代思想的衰落，从霍布斯开始，进而到卢梭，洛克，最后以柏克结束, p.319.
[6]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p.311. 虽然施特劳斯第一眼看起来是赞成柏克的观点的，因为柏克“回到了旧式的［自然权利］观点，按照这种理念，理论不能成为实践唯一的或者充足的指南”（同上，303）,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他批评逐渐出现并在他的结论中达到极致，他总结说柏克“准备了一种应对人类事务的方法，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比起法国革命的理论家们的“激进主义”还要更陌生，”“看似是回到了原初将善与祖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为黑格尔做好了准备。”（同上, 319）。施特劳斯将柏克视作一名明显的“现代”思想家也表现在他在文章中的排序上，他在序列上的安排似乎有意展示现代思想的衰落，从霍布斯开始，进而到卢梭，洛克，最后以柏克结束, p.320.
[7]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革命论》），ed. with intro. J. G. A. Pocock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7, p.51.
[8] Peter Stanlis,Edmund Burke and the Natural Law（《埃德蒙·柏克与自然法》）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8;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文内引文依据的是Transaction 版本。
[9] Will Herberg, “Natural Law and History in Burke’s Thought,”（《柏克思想中的自然法和历史》）Modern Age3（1959）: p.325.
[10] Ryn, “History and the Moral Order,”（《历史和道德秩序》）in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Political Life（《政治生活的伦理维度》）, ed. Francis J. Canav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03.
[11] Ryn,A Common Human Ground（《共同的人性基础》）, p.81.
[12] Ryn, “Universality and History,”（《普遍性与历史》）Humanitas（《人文》杂志）6:1（1992）, p.11.
[13]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11.
[14]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24.
[15]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24.
[16]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25.
[17]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7.
[18] “原则式”的对环境的忽略实际在道德上是有伤害的，这一观点后来被继续发展，见Ryn,”The Politics of Transcendence: The Pretentious Passivity of Platonic Idealism,”（《超越政治：柏拉图式理想主义自命不凡的被动性》）Humanitas（《人文》杂志）12:2（1999）, p.4-26. 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道德和政治理论他也有同样的批评：“不计其数的读者认为柏拉图的道德唯心主义和他对妥协的拒绝是他竭力为善的表现。然而，是这样吗？事实证明，将政治道德与那种遥不可及的、去历史化的标准联系起来，主张渴求美德的人们沉浸在理想的范式中而不去思考可能的事实，柏拉图沦为了破坏政治道德的那种浪漫的抽象主义者。”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7.
[19]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7.
[20] 专门对柏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进行解读的作品非常多，将柏克视作功利主义者的解读占据了整个19世纪，这其中包括Henry T. Buckle 的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英国文明史》）London: J. W. Parker and Son,1857-1861和John Morley 的Edmund Burke: A Historical study（《埃德蒙·柏克：历史的解读》）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7. 不计其数地研究跟随着与这些早期解读相似的路线。Joseph Baldacchino 曾在”The Value-Centered Historicism of Edmund Burke,”（《埃德蒙·柏克的价值中心历史主义》）Modern Age27, no.2（1983）一文中有力地抨击过这些将柏克视作功利主义者的解读。在脚注1中提到的一些研究曾为这种视柏克为实用主义者的解读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柏克对文化差异—尤其以印度为例—的尊重是出于他对“另一种生活的奇特性和可能性”的认可。Uday S. Mehta,Liberalism and Empire（《自由主义和帝国》）, p.22.
[21]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5. J. G. A. Pocock, 在他内容丰富的序言中甚至宣称《法国革命论》实际上属于1688年革命性质的长期争论的一部分。Pocock 解释说，与洛克代表的激进思想相对立，柏克的思想更为传统（因此并不保守），柏克认为“在中断亨利二世的统治并将王冠交予威廉和玛丽时，英国是依据权威和古代宪法行动的，古代宪法的各种形式包括：国王、贵族和平民、不成文法和它的法官，可以从大宪章（Magna Carta）一直追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所有的事情都是依据前例和权威完成的，没有一件事的依据是不受限制的tabula rasa （空白的心灵）。与保持和存留一个已存在的宪法的责任相比，人民在选择国王或者政府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多。”Pocock, introduction to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革命论序言》）, xii.
[22]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5. J. G. A. Pocock, 在他内容丰富的序言中甚至宣称《法国革命论》实际上属于1688年革命性质的长期争论的一部分。Pocock 解释说，与洛克代表的激进思想相对立，柏克的思想更为传统（因此并不保守），柏克认为“在中断亨利二世的统治并将王冠交予威廉和玛丽时，英国是依据权威和古代宪法行动的，古代宪法的各种形式包括：国王、贵族和平民、不成文法和它的法官，可以从大宪章（Magna Carta）一直追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所有的事情都是依据前例和权威完成的，没有一件事的依据是不受限制的tabula rasa （空白的心灵）。与保持和存留一个已存在的宪法的责任相比，人民在选择国王或者政府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多。”Pocock, introduction to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革命论序言》）, xii, p.15.
[23]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5. J. G. A. Pocock, 在他内容丰富的序言中甚至宣称《法国革命论》实际上属于1688年革命性质的长期争论的一部分。Pocock 解释说，与洛克代表的激进思想相对立，柏克的思想更为传统（因此并不保守），柏克认为“在中断亨利二世的统治并将王冠交予威廉和玛丽时，英国是依据权威和古代宪法行动的，古代宪法的各种形式包括：国王、贵族和平民、不成文法和它的法官，可以从大宪章（Magna Carta）一直追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所有的事情都是依据前例和权威完成的，没有一件事的依据是不受限制的tabula rasa （空白的心灵）。与保持和存留一个已存在的宪法的责任相比，人民在选择国王或者政府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多。”Pocock, introduction to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革命论序言》）, xii, p.16.
[24]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5. J. G. A. Pocock, 在他内容丰富的序言中甚至宣称《法国革命论》实际上属于1688年革命性质的长期争论的一部分。Pocock 解释说，与洛克代表的激进思想相对立，柏克的思想更为传统（因此并不保守），柏克认为“在中断亨利二世的统治并将王冠交予威廉和玛丽时，英国是依据权威和古代宪法行动的，古代宪法的各种形式包括：国王、贵族和平民、不成文法和它的法官，可以从大宪章（Magna Carta）一直追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所有的事情都是依据前例和权威完成的，没有一件事的依据是不受限制的tabula rasa （空白的心灵）。与保持和存留一个已存在的宪法的责任相比，人民在选择国王或者政府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多。”Pocock, introduction to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革命论序言》）, xii.
[25]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6.
[26]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p.26-27, 220.
[27]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27.
[28]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p.118-119.
[29]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54.
[30] Ryn, “Defining Historicism,”（《定义历史主义》）Humanitas（《人文》杂志）11:2（1998）, p.88.
[31]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24.
[32]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48.
[33]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52.
[34]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48.
[35]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49.
[36]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49.
[37]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49.
[38] Ryn, “History and the Moral Order,”（《历史与道德秩序》）pp.92-96. 下面的讨论大量地借鉴了瑞恩在这篇文章中对施特劳斯的解读。对《自然权利与历史》这一部分相关的讨论，我从瑞恩教授那里受益良多。
[39]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58,引自瑞恩,”History and the Moral Order,”（《历史与道德秩序》）p.93.
[40]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pp.157-158.
[41]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59.
[42]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59.
[43] Ryn, “History and the Moral Order,”（《历史与道德秩序》）p.94.
[44]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59.
[45] Ryn,”History and the Moral Order,”（《历史与道德秩序》）,p.94.
[46] Ryn,”History and the Moral Order,”（《历史与道德秩序》）,p.94.
[47]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59.
[48]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59.
[49]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60.
[50]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60.
[51]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60.
[52]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p.160。
[53]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自然权利与历史》）, p.161.
[54]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24.
[55] 区分这里使用的“辩证”的涵义与黑格尔最初使用的那种涵义是很重要的。许多人都评述并争论过黑格尔的“辩证”的具体含义。基本上可以认为，黑格尔所指的是某个特定主体的内部运动和发展。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辩证运动可以用“正-反-合”的模式来概括，但是，黑格尔从未如此定义过，这是康德所使用的三元组模式（triadic form），康德的这种分类是黑格尔辩证思想的灵感来源，因而黑格尔辩证思想的三个分段与康德的思想能够契合。黑格尔希望展示有限的理解力怎样能够领悟与之截然相反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理念。他认为，理性必须首先假定某些无条件的或者绝对的（正）事物存在，在剖析这个事物后，理性发现只能通过区别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理解这个事物（反），最终理性意识到所谓的无条件的事物指的不是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他们组成和赖以存在的整体（合）。然而，为了理解这个整体，它必须与日后会组成大的整体的那些小整体区分开来。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直至人类能够理解绝对理念为止。Frederick Beiser, Hegel（《黑格尔》）（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159-169.在这里“辩证”（dialectical）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指向理性的那种发展或展现过程。然而，依然选择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黑格尔抓住了人类存在中矛盾的共生、互相依赖与和谐。例如，在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中，一个东西既可以是有条件存在的又是无条件存在的，既是正的又是反的（F 和-F）。正如Beiser 论证的那样，这并不违背矛盾的规律，因为正反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换言之，现实是不能简单地被一个判断（F 或-F）定性的。
[56]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24.
[57]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24.
[58]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124. 这里柏克引用了斯宾塞的诗句，Faerie Queene（《仙后》）, II. c.7, st. 14. 此处借用了胡家峦在《斯宾塞诗选》中的翻译，第229页。
[59]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76.
[60]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p.31-32.
[61] Ryn,A Common Human Ground（《共同的人性基础》）, p.94.
[62]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30.
[63]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p.30.
[64]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p.84-85.
[65]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 p.138.
[66] Burke,Reflections（《法国革命论》）,138.
[67] 黑格尔哲学对瑞恩和伽达默尔的影响也许是他们这种相似性形成的原因。黑格尔对瑞恩的影响是通过意大利黑格尔主义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思想实现的。众所周知，黑格尔对伽达默尔也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通过《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一书。Paul Gottfried,The Search for Historical Meaning（《探寻历史意义》）（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57.
[68] David E. Linge, introduction to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哲学解释学》序言）, by Hans-Georg Gadamer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xvi.
[69] David E. Linge, introduction to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哲学解释学》序言）, by Hans-Georg Gadamer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xvi.
[70] Gadamer，Truth and Method（《真理与方法》）, trans. And ed.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Continuum, 2004, p.305.
[71] David E. linge, introduction to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哲学解释学》序言）, xvii.
[72] Ryn,A Common Human Ground（《共同的人性基础》）, p.80.
[73] Ryn,A Common Human Ground（《共同的人性基础》）, p.80.与思想和写作的历史性相关的认识论问题，瑞恩有更详细的论述，见Ryn, Will,Imagination and Reason: Babbitt,Croce, and the Problem of Reality（《意志、想象和理性：白璧德、克罗齐和现实的问题》）, 2nd expanded edition with a major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74] 瑞恩将这种情形描述为过去“进入”了现在。Ryn, “Defining Historicism”（《定义历史主义》）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