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加里森[1]
周晓薇 译
我说出了原始的口令，我发出了民主的信号，天啊！如果不是所有的人也能相应地在同样的条件下得到的东西，我绝不接受。[2]
——沃尔特·惠特曼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对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构想，尤其是他在总统演讲中表达过的期望，依然能在许多美国人心里引起共鸣。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总统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都曾称赞里根既是伟人也是领袖。他们也都承认他们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及外交行动都高度受到了里根思想的启发[3]。其他无数政治家［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学者以及普通市民都为这种构想所着迷。里根的声望也许会让许多人认为，人们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外交政策理念，他的思想已根植于美国民众的脑海中，因而不需要新的阐释或分析。然而，那些听过他的话的人未必真的听进去了他的话。他们只是从他优美的辞藻中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并没有完全理解他所说言语的真正含义和重要性。对那些在里根任期和“冷战”时期被他的想法以及描绘的图景所迷惑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里根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构想混杂了关于美国、政治以及人性的各种理念。这种混合并非没有悖论和内在的矛盾。有时他甚至会暗示我们不应该从政治中期许过多。他认为人在道德上具有两面性，即人是既可以恶又可以善的，而他笔下的政府，包括民主，只是一个有限的制度，主要作用是将混乱减至最小。这样的理念指向的是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他的总统演讲中，他经常希望美国能在战略上、经济上以及国家安全上支持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特定目标，但是尽管他了解美国与其他国家有着严重分歧，他有时也会强调成功的美国政策需要包括约束力、灵活性、现实性以及对话的开放性，尤其是与苏联的对话。他的这些想法表明，他将政治以及外交政策视作可能性的艺术，而非实现某种理想的尝试。
然而里根的外交政策思想有一个更突出的方面，它指向非常不同的、更加“理想化”以及雄心勃勃的方向。他对美国的角色这方面的构想根植于一个信念，即人性本善，人有权拥有个人自由并建立民主政府。然而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政府对它们的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和实现他们的善的能力。人民需要从这些政权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里根坚信美国有着特殊的、道德上的责任推进民主和自由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美国长久以来都有着追求这种外交政策的传统。作为总统，他希望美国以及美国人民能重新燃起继续这种使命的热情。以美国为中心，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甚至可能最终达到持久的和平。
尽管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图景，但是它们并不指向同一方向，后面这种更加乐观的、“理想”的构想才占支配地位。里根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评论几乎都充斥着这种构想。而本文所讨论的也将是里根观点这强大而有力的一面。对里根外交政策构想的细致分析，包括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分析它的组成部分，将表明这种构想有着非常浪漫主义、甚至乌托邦式的特点。从表面上看里根汲取了美国开国领袖们的思想，他也许相信自己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他理解的美国以及美国的角色、包括人性和政治与早期共和国领袖们相去甚远。里根对美国历史的理解是非常不完整以及有误导性的。这些缺点并非无足轻重。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克莱·瑞恩（Claes G. Ryn）和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见解都会向我们展示，里根构想的这一面包含了双重因素以及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未曾发觉的危险。关于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比里根的构想更谦逊更实际的想法也许对美国人民和非美国人民都有益。
本文将不会对里根外交政策的动机和来源作综合分析，但是大致谈论一下这个话题也许于行文有益。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坊间一直传闻他本人其实与他演讲中的构想和思想无关，他的诋毁者尤其喜欢这样说。按照这个说法，里根只是一个“温和的蠢材”，按照剧本享受着演绎美国总统这个角色的感觉。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已经驳斥了这个观点。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尤其针对他思想中感性的那一面——是他的构想仅仅出于政治或者当时情况的需要。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又因为美国一直有这种政治修辞的传统，里根也许觉得他不得不用这种感性的构想来鼓舞大众以达到实际上更加现实的外交目的。他本人也许对他自己的这种修辞不甚在意，只是觉得只有用这种构想才能吸引美国民众。第三种解释，由于证据充足也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早年罗纳德·里根自己就有了类似的想法，他本人是真诚地、深切地相信它们的。这并不代表里根的每一个构想都能完美地传达他内心的信念。我们每个人都能完全了解我们内心所想吗？而且谁又能完全地表达出我们自己的信念呢？然而，在里根口头以及书面的陈述中不断重复的那些普遍而又突出的主题里，他的真正观点依然有许多可以研究挖掘的地方。不论里根思想最初的来源和动机是什么，他所构想的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依然有着持久的魅力，而且急需被人们更好地理解。是时候让我们更仔细地、用批判的耳朵倾听里根所说的话了。
需要强调一下，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评判里根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贡献。他修辞的特点显然是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让我们理解他的初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成功的政治家很少能真正完成他们努力所做的事。有时，具有非凡智慧和远见的政治家会被历史环境打败。有时，思想混乱、所知有限的政治家却能因为环境的帮助成就伟大的事业。
罗纳德·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之概括
1984年1月，里根在电视中就美苏关系发表了演说。他宣称，尽管两国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共同的人性是联系两国更强的纽带。他说：“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假设，一对名为伊万（Ivan）和阿妮娅（Anya）的苏联男女与一对名为吉姆（Jim）和萨利（Sally）的美国男女碰巧在同一个休息室、或者正好在同一屋檐下躲避风雨，假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你们认为他们是会争论哪个政府更好，还是会聊聊彼此的孩子和工作呢？”[4]里根认为他们显然会选后者。想象中的这两对夫妇有着融洽的关系，这就是里根传达观点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让人们感到所有人都是善良友好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天性、希望和梦想。
他还相信所有人都渴望和应该活在自由和民主的世界里。在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里根主张：“自由是根植于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最崇高的渴望。全世界的人民都渴求自主的权利，渴求那些与人类尊严和进步不可分割的权利。”[5]然而,世界上许多政府都在动摇人们对自由和民主政府的渴望，他们无视人民的意愿和权利。在他看来，这种矛盾是内乱和外交冲突的核心。里根在许多场合都曾宣称这种暴力和冲突产生是因为政府的专制“妨碍了人民的梦想”。在另一些场合里根还提出：“发起战争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能自由选择的人民将永远选择和平。”[6]善良的人民（比如吉姆、萨利、伊万和阿妮娅）与邪恶的政府（比如苏联以及其他的专制政府）之间的对立是里根构想中非常重要的意象之一。
考虑到这种对立，里根认为他应致力于推进和平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他最为著名的1982年对英国国会的演讲中，他呼吁全世界开展“民主运动”，并宣称“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尽全力保护那些最好的东西——让我们为自由而坚持奋斗，甚至将会需要下一代的信念和毅力。为了和平和正义，让我们逐步走向一个所有人都能最终自由地选择他们命运的世界”。除了这些总体要求以外，里根还希望推进一些制度的建立，包括“自由出版、自由工会、自由的政治党派和自由的大学”，这些在他看来能保证“人民自由地选择发展自己文化的方式，能保证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他们自己的矛盾”。由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生而就有的那些权利，里根主张这并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宣言。他认为那些不这么想的人只是在展示“文化傲慢，甚至更糟”。[7]反对他的构想的人不止展示了他们在文化上的自大，更抛弃了美国历史中最崇高的一部分。
里根常说，他相信美国有着独特的、由来已久的道德责任去实施这种外交政策。在1982年初，他提到“对自由的保存是独立战争赠与我们的礼物，是世界的希望”。[8]在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平》（An American Life）中，他解释道：“我们的方针是，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民主有着把自由带给其他人的特殊责任。”“我常常觉得，从我们的行为中能明显看出美国人是有道德的民族，从我们的国家诞生开始，美国人从来都只为了善而动用自己的力量。”[9]他还常常告诫他人，抛弃美国的这种使命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1985年，就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会面的日内瓦峰会，里根发表了全国演讲，他说：“如果有一天，面对武装侵略美国人依然保持沉默，那么美国的事业、自由的事业都将丢失，这个国家那颗伟大的心将为之破碎。”[10]而且，他担忧的并非只是美国的心碎。
他相信其他国家也指望着美国。在1984年6月发表的评论中，他提到，对于那些饱受专制之苦的人民来说，“美国不只是一个词语；它是希望，是为世界上绝望的人们提供亮光的火炬”。他继续道：“你知道，当世上受迫害的人们听到‘美国’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日出，是河水拍岸，是山峰上清冷、轻快的风。是的，你能听到自由。”[11]1982年圣诞节，在全国广播演讲中，他阅读了一封在太平洋上巡海的美国海员寄来的信。在信中，海员提及他们遇上了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船上满是逃离越南的难民。当美国的船靠近这只小艇的时候，那些难民开始大喊，“美国水手你们好啊！自由的人你们好啊！”[12]难民们获救了。里根在演讲中总结道，这个事件只是再次确认了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是如何看待美国的。他感到美国对他们的自由和幸福负有道德责任。
这种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构想影响了里根对外交活动的理解。这也是里根致力于“超越共产主义”、将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封存于历史尘埃的首要动因。[13]在1982年夏天，里根向欧洲传授了怎样最好地与苏联打交道，在自传中他写道：“我建议，民主主义者应该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实行扩张主义的政策：我们应该努力帮助像非洲一样的新国家拥护民主，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解放、个人自由、代议制政府、出版自由、自我表达和法治的福音。”[14]他遵循了自己的建议。1986年，就已结束的冰岛美苏峰会，里根发表了全国演讲：“我们声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防止战争，更是推广自由。我们有责任推进民主政府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15]在他担任总统期间，里根不断地重复他关于美苏关系的这种看法。
这种对美国使命的定义同样影响着他对美国在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所起作用的理解。1983年4月，里根向国会联合会议解释道，他们的国会观察员刚刚从萨尔瓦多回来，他们告诉他萨尔瓦多的民主非常不稳固，如果萨尔瓦多人投票支持即将到来的选举的话，他们将受到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但是萨尔瓦多人告诉他们，一位年长的妇女对威胁她的人说：“你可以杀了我，你可以杀了我的家人，你可以杀了我的邻居。但你无法杀死所有人。”就这种崇高的反抗里根评论道，美国有利益上的考量更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帮助这样勇敢的人们。[16]
几个月后，他在电视上发表全国演讲，涉及当时在黎巴嫩和格拉纳达发生的事件。贝鲁特（黎巴嫩的首都）的海军陆战队受到了恐怖主义袭击，超过200名美国士兵死亡，以海军为主。他承认许多美国人都在质疑为什么美国会在黎巴嫩驻军。他说美国的目的是为黎巴嫩带来和平，并且告诫人们不应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如果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撤离，黎巴嫩还有机会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政府吗？”他用接下来的一个故事为美国在黎巴嫩驻军正名：“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一个黎巴嫩母亲曾告诉我们的大使，她的小女儿在过去八年中只上过两年的学。现在，因为我们的出现，她说她的女儿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17]里根承认，中东已经很久没有和平的生活了，但只要有决心和耐心，美国可以在重建和平中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里根接着将话题转向格拉纳达发生的事件。他解释道，加勒比岛的军方管制是由共产主义起义者们强加的，在那里，他们实际上实施的是“二十四小时格杀勿论宵禁”（twenty-four-hour shoot-to-kill curfew）。不仅所有格拉纳达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与之同等重要的是，近一千名美国公民——大多数是年轻的医学生——被困在那个小岛。他提到，周边的国家没有能力让格拉纳达恢复自由，因此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Eastern Caribbean States）以及其他国家向美国寻求军事协助。他认为，“那些小的、和平的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它们中有三个国家完全没有军队，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也非常有限。他们的请求是正当的，并且这也关涉到我们自己的公民，这些促使了我做出了这个决定。”[18]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干涉格拉纳达的行动是成功的。19名美国士兵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美国医学生获救了，小岛也重新回到了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
随后，里根对美国派兵格拉纳达的责任进行了深思，并考虑了岛屿上的胜利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在1985年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的讲话中，他解释道：“我们进入加勒比岛，把政府归还给人民并援救我们的学生，这只是尽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邻国和和平爱好者所应负的责任。我们让岛屿重获自由。是的，这只是一个小岛，但是世界就是由这样渴求自由的小岛组成的。”[19]在《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他提到：“格拉纳达的人民欢迎我们的士兵就像‘二战’结束时从纳粹手中重获自由的法国和意大利人民欢迎美国援军一样……在格拉纳达并没有‘美国佬滚蛋’（YANKEE GO HOME）的标语，只有数以万计——他们大部分人口——的人民喷薄而出的爱意和赞赏，以及‘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的横幅。”[20]对他来说，格拉纳达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成功加深了他对美国全球使命的信念。
在他任职期间，里根还经常提及支持尼加拉瓜自由战士（Nicaraguan freedom fighters）对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的道德必要性。1985年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的讲话中，里根用下文表达了他继续协助尼拉加瓜反抗军的愿望：“我近来经常提及尼拉加瓜的自由战士。你们都知道真相。你们也都知道他们战斗的对象和原因。在道德上，他们与我们的开国元勋以及法国抵抗军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背弃他们，因为这并不是左与右的斗争，这是对与错的斗争。”[21]在《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他提到美国对尼拉加瓜越来越多的干预，“渐渐地，中央情报局（CIA）开始将这些自由战士组织成尼拉加瓜反抗军，在我们的帮助下，这种军事力量可以为尼拉加瓜带来民主，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自由战士给我们带来民主一样”。[22]这是里根本人而非他的演讲撰稿人创造的类比，将尼拉加瓜反抗军比作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这个类比使里根形成了美国有责任支持尼拉加瓜自由运动的想法，并且加强了他的使命感。[23]
里根相信，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构想将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做出巨大贡献。在1985年日内瓦峰会上的讲话中，他用以下方式为和平下了定义：“当我们谈及和平的时候，它不应该仅仅意味着远离战争。真正的和平应基于个人自由、人权、民族自决和对法治的尊重。”他之所以了解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民主的国家从不发起战争。”[24]美国就是民主政府存在于现实的证明。对他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和平最民主的国家。它从不发起战争，它只会在别无选择之时反抗。在1986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他概括了能够实现世界和平的方式：“众所周知，和平跟随着自由的脚步，而冲突则爆发于民意被否定之后。所以，要为和平做准备，我们不只应该减少武器储备，更应该极尽所能促进繁荣、自由和民主。”[25]在里根看来，美国的最高成就将是为世界保持持久的和平。
里根认为美国为世界提供的道德支持和援助在他的任期内就已经有了回报。不论在公共演讲还是个人文章中，他都表示出了对20世纪80年代新增民主政府数量的赞叹。在1987年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到民主和自由已经在像菲律宾、韩国和海地这样的国家迅速增长。他说在十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民主或正转型为民主政府的国家；而今天，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享受到民主了。”对里根来说，与不断增加的民主国家一样重要的是，世界上许多的“普通人”都领导着这个“世界性的民主运动”。[26]世界上无数的伊万和阿妮娅都采取了行动，要求那些他们生而就有的权利。
这些普通人对全球和平、自由和自治政府运动有么多重要，里根有如下评价：
“这些普通人是地球上的巨人，是世界的建造者，是未来的塑造者。如果他们真的胜利了，我相信他们会的，我们将最终进入一个和平的、自由的、充满了机会和希望的、当然也是民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精神最终战胜了饥荒、疾病、暴政和战争。”
有些政府会阻碍我们实现这样的世界，对于代表这些政府的听众，里根提出了如下建议：“现在倾听人民的希望之声难道不比过后听到他们的咒骂好的多吗？”他接下来总结道，尽管现在各国之间有着诸多不同，“依然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可以使我们走上共同的朝圣之路：希望人类终有一日能铸剑为犁，希望能最终实现和平。”[27]
达成和平世界的条件是里根外交政策的核心。罗纳德·里根倾向于使用笼统的、感性的甚至看起来很天真的意象和想法。
但是，在他的总统演讲中，里根有时也会强调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战略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开放对话。比如，在前文提到的1983年关于中美洲的国会演讲中，他声明像萨尔瓦多和尼拉加瓜这样的国家距离美国比许多美国人想象的要近很多，这些国家不稳定的政治前景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妥协了，放弃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这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军事部署能力将会有极大的影响。[28]尤其在里根的第二任期中，美国与苏联在减少核武器方面的协商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尽管两者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有很大的不同。在讲述伊万和阿妮娅故事的那个演讲中里根还提到他对美苏和谈的开放态度：“我们两个国家互相都不喜欢对方的制度，但这并不是拒绝沟通的理由。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和谈势在必行。”[29]偶尔他也会用与以往乐观的口吻截然不同的方式谈及和平。在一些演讲中，他是这样描述和平的，它“不是远离纷争”，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处理纷争”[30]。然而，尽管他会有这种更加实际、更有约束的想法，尽管有时他也会在公共场合表达这种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很容易就隐藏并屈从于上文提及的另一种构想：在美国的领导和帮助下自由、民主的和平世界才可能实现。
对美国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的另一种看法
里根一直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长久以来的传统。要分析里根这种突出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从剖析他的这种想法开始。在担任总统期间，他不断提及美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尤其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来阐释他对美国肩负全球自由和民主责任的理解。他经常从潘恩的《常识》中引述下面这个句子：“我们有能力重塑世界。”[31]他使用这个引文是为了让他的听众感受到美国改变世界的力量和能力。他对杰弗逊有着深深的敬意，因此他提及杰弗逊的次数更多。他认为《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主要出自杰弗逊之手，在里根看来，《独立宣言》既是美国革命事业的最高阐述，也是人类普世权利的明确表达。在1988年的演讲中，他表明：“杰弗逊先生笔下的话不仅是写给美国人的，也是写给全人类的。如果我们能铭记这些话的力量，我们和世界都将有伟大的未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2]他经常引用这段话——尤其是人生而平等那句——来解释美国理念的普世性和这种构想背后的必要性。
里根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986年，在关于当时刚刚结束的冰岛美苏峰会的讲话中，他提到了亚当斯在1821年美国独立纪念日上的演讲：“‘每当自由和独立的标准出现，都会伴随着美国的精神、祝福和祈祷，约翰·昆西·亚当斯这样说。他赞美我们国家的命运。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很荣幸有这样的历史，我们被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委以重任——这个梦想就是持久的和平和人类自由。”[33]他援引不同的文章就是为了向美国人传达：他的构想是根植于美国历史的。在他看来，这是贯穿美国外交传统的一根金线，从开国伊始到19世纪、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
里根代表了美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和想象。虽然侧重点有着细微的不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A. McDougall）和理查德·甘布尔（Richard Gamble）等当代学者都注意到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思想和直觉上的倾向。关于美国的这种构想在理论上的充足性以及代表地位，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结论。[34]但是，他们都承认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甚至就此而言，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以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都深信美国有着伟大的未来，他们相信美国的特殊性——甚至也许美国是被上帝选中以完成人类历史上的某些伟绩。但是，转述一下20世纪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的话，尽管里根的这种历史的延续性看起来是真的，它们也许不足够真[35]。他似乎对另外一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非（Herbert Butterfield）称作历史的“差别”的现象不怎么敏感[36]。要把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与早期美国领袖的思想作比较，就需要我们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
让我们先暂时回顾一下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美国独立日的讲话。它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早期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和行动中的矛盾。亚当斯声称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和民主，并且对任何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美国都会感到高兴。里根正确地引用了亚当斯的这段话。而且，以与里根相似的方式，亚当斯将《独立宣言》描述为“第一个为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奠基的郑重宣言。它是美国这个注定要存在于世的国家的奠基石”。关于美国对世界的政治贡献，亚当斯表示：“美国，当她向世界宣告这个国家的存在时，她同时也在向人类宣告人性中不能被消灭的权利以及政府的唯一合法基础。”[37]亚当斯的这些话证明了里根所说的历史延续性。
但是，当里根引用亚当斯的演讲时，他未曾提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紧随着里根之前的引文，亚当斯这样说：
“但是，（美国人民）并未走出国门去寻找怪物来摧毁。她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和独立。她只是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和拥护者。她会用鼓励的声音以及作为榜样的同情表达她对这一事业的赞许。她清楚地知道一旦她站在其他旗帜之下，即使是为了其他国家的独立，她都将越过解救的底线，将自己陷入利益和阴谋的战争，陷入个人的贪欲、嫉妒和野心，用自由的假象颠覆自由的标准。她的政策的基本准则将不知不觉地从自由变成强权……她也许会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精神的统治者。”[38]
在这里，亚当斯似乎否认了里根所暗示的美国这一时期典型的外交使命。亚当斯的反对似乎并不是出于后勤上的困难或者实施的不适宜性，而是出于深切的政治道德关怀。在这个情况下，他认为应该避免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因为这种外交政策是以美国共和制的精神为代价的。
另一位美国思想家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美国共和国：宪法、倾向和命运》（The American Republic: Its Constitution, Tendencies, and Destiny）一书中，他表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和民主将会在对此没有准备的国家中造成混乱。这个观点基于他的一个信念，即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称之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的东西。以美国为例，所谓的不成文法是一个复杂之网，它包括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判例、权利、宗教、政治实践和思想以及其他从英国甚至是西方传统中承袭下来的文化习惯和风俗。根据布朗森的观点，这种不成文宪法赋予美国它的国家特征，使它成为了主权实体。而成文的宪法，相反，不过是已经存在的主权意识的表达，在这种主权意识中人民希望自己建立一个政府。美国成文宪法的实例就是《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和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U.S.Constitution）。
布朗森认为美国成文宪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与美国的不成文宪法一致。但是，他认为，由于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不成文法，如果其他国家企图照搬美国宪法，将会导致灾难。在《美国共和国》中他写道：
“政府的章程必须从州立宪法出发，与人民的禀赋、特点、习惯、风俗和需求一致，否则它将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会倾向于维护政府的正当性……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建设政府，让政府与实际协调一致。如果政府的章程与州立宪法有矛盾，那么政府在州内、在人民中甚至在国内都将是不受拥护的，它将只能用腐败或武力维护统治。”[39]
布朗森政治思想的另一面与里根对美国历史重要性的信念非常相似，但是他对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有实际意义的看法，宪法的制定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里根的外交政策构想和对人类社会的构想中不曾出现。
这种不一致反映了里根与美国早期领袖们更深层次的差异。宪法的制定者们比里根更注重人性的双重性。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第五十五篇中，普布利乌斯（Publius）表达了这个观点，他写道：“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40]关于人性的两面性，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写给他的表兄塞缪尔（Samuel）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提到‘对自由的热爱与人类灵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根据拉封丹（La Fontaine）的看法，它也根植于狼的灵魂之中。如果人类未曾经过经验、思考、教育和国家以及政治制度的开导，我怀疑人类是否能比狼更加理智、慷慨或者社会化……”[41]宪法的制定者中很少有人认为人性本善，也很少有人觉得善可以经由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安排培养出来。相反，对他们来说美德只有通过持久和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每个人都必须在具体的行动中学习如何抑制人性中低劣的一面。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会被视作有品格的、值得尊敬的人。
普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七篇中暗指的就是这样有品格的人，他在文中写道，一个宪法共和国如果想要顺利运转，就需要大部分人都“具有最高的智慧去辨别、有最高的道德去追求公益”。[42]宪法的制定者对人性的看法使他们比里根更加深信：政府作为持久的、必须的力量，可以约束个人和压制社会混乱。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普布利乌斯写道：“但是，如果政府不是对人性最显著的反映，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43]约翰·亚当斯在这点上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启发性。在《为美国政府宪法的辩护》（A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他写道：“说所有政府都是不必要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否定自己、遵守自然法则和上帝法则是所有人的责任。但是即使明白我们自己的职责，我们有时也不会遵守它；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联合团体，互相督促对方履行责任。”[44]宪法的制定者们认为，只有通过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努力去抑制人性中低劣的冲动，并依照人性高尚的品质行事，才能达到共同善。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文化风俗和伦理规范来指导自由实践和宪法准则，美国共和国将最终进入混乱状态或者成为专制政府。
里根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点，关于人性和政治，他有时也会表达与亚当斯和普布利乌斯相似的想法。并且，美国建国前后的一些杰出人物有时也会表达与里根那种乐观、扩张的观点相似的看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仔细比较里根与美国早期领袖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里根对美国及其国际角色的构想与早期领袖们的信念有着相当大的矛盾。与里根一样，早期的领袖们确实也会使用人性、自由、解放、民主、宪法和美国等字样，但是他们赋予这些词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个人观点——我们不谈政治理论的整个体系——是从对生活的看法中孕育出来并与它紧密相连的，对生活的看法是凭直觉感知的。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用概念描述出来就形成了观点，想象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早期的领袖们“观察”现实的方式与里根有着很大的不同。
到现在为止，想象这个词是作为构想和直觉的同义词被谨慎地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意这个词现在的含义。想象是我们感知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注意到了组成和塑造里根以及美国早期领袖们观点的那种想象的成分，我们会更加明白里根与早期领袖之间差异的来源，也更能领会和理解里根那种感性的偏好的本质和意义。
想象：它的变种以及对政治的暗示
几个世纪以来，想象在西方世界一直被视作一种被动的心理功能，人们通过感官感知外在的实物和图像，再通过想象吸收和改造。但是从浪漫主义时期一直到现在，想象的地位被重新斟酌了。尤其是美学家们，着重指出了想象的创造性作用。当代学者克莱·瑞恩强调，想象——这种直觉力量——的概念经过了修正，它对理解政治非常重要，但是瑞恩并不认为想象的概念与浪漫主义式的情绪化与幻想有必然联系。他认为想象构成了那些先于知识的、直觉的整体。就最基本的方面而言，想象使我们大致感觉到了存在的本质。而理智地反思是以这种直觉为向导的。在《现代性的想象起源：白日梦和噩梦般的人生》（Imaginative Origins of Modernity: Life as Daydream and Nightmare）一文中，他写道，“想象”是一种主动的、有远见的力量，它为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如果不是概念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想象让人们对具体的、经验性的生活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这种直觉先于有系统的思考、观点和定义。”[45]瑞恩认为，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有着强烈、迷人的想象力的人会将他人带入他们的世界观，但是他们的构想有时是虚幻的，甚至是公然违背人性常识的。一个人对生活的直观感受是否与“现实”紧密相关取决于他想象的类型。[46]瑞恩认为，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有着强烈、迷人的想象力的人会将他人带入他们的世界观，但是他们的构想有时是虚幻的，甚至是公然违背人性常识的。一个人对生活的直观感受是否与“现实”紧密相关取决于他想象的类型。[47]
瑞恩受益于20世纪早期学者欧文·白璧德（1865-1933年），白璧德认为直觉想象可以分为两大类：道德想象和田园（或者浪漫）想象。道德想象从来都不是说教式或教导式的，它意识到人性本身长久以来就有高尚的本能和低劣的本能，并且想要过上美好的生活就需要付出道德上的努力。人类有能力创造得体的个人以及社会环境，但是，由于人性有两面性和弱点，我们只能对其抱有保守的期待。政治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可以达到某种崇高——可以衡量秩序、公正和文明——但是，它必须受到限制。有益于这种可贵但现实的目标的想象被白璧德称为“受训于事实存在的想象”。[48]约翰·昆西·亚当斯、普布利乌斯、约翰·亚当斯以及布朗森的外交政策思想都可以视作源于这种道德想象。
认为人性有怪癖或弱点的观点没有抑制田园想象。相反，田园想象赋予人性、自由和民主以完全不同的、超凡的可能。这种想象充满了肆意的情绪，并带来极端的幻想，我们在历史中了解的关于人类的事实完全无法影响这种幻想。正如白璧德描述的一样，这种想象“在自己妄想的乐园里自由徜徉”[49]。它预设人性本善；它考虑的是人类大众而非个体；它渴望传播人类之间的手足之情、自由和平等；它将社会和政治混乱归咎于无能和罪恶的制度。白璧德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视作这种幻想式想象的先锋。否认人心一直存在着堕落的一面，这种想象描绘了田园般的未来世界。而只有依照这个珍贵的梦想彻底地改造世界，我们才有可能让这种未来成为现实。只有清除坏的制度，自由和普遍的幸福才有可能蓬勃发展。潘恩重塑世界的观点就是这种田园想象的最佳实例。
想象激发政治观点。根据瑞恩和白璧德的看法，不同类型的想象会用不同的方式影响政治。道德想象可以让人们追求自由和政治秩序，这种自由和秩序是可实现的，因为道德想象没有忽略或低估达成目标可能遇到的道德和其他形式的困难。它能使人们找到全新的方式来推进社会道德生活。而田园想象虽然强大、有吸引力，却只会让人失望；它让人产生幻想，却又无法实现。它向人们承诺可以实现一个充满手足之情的世界，但是这最终只会摧毁它所追求的一切。白璧德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和平、自由、民主和服务世界的田园式想象会在实际中变成为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破坏辩解的工具。
追求这种“田园式”的想象实际会造什么样的后果，20世纪许多学者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埃里克·沃格林也指出，许多西方人误认为宪政民主等同于好的社会。与布朗森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认为善本身就存在于不同的类型的社会，并且可以由不同形式的政府推进。他还声称，有些社会——不只是领导者——不适合或者没有准备好成为宪政政府。它们即使被改造，也只会变成纸上的民主政府。在《追求理性的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 in Search of Reason）一文中，沃格林写道：“以西方为原型考虑不周的宪政实验已经对数百万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50]这样的评论点明了里根构想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极大缺陷。
在《道德自负的美国》（America the Virtuous）一书以及其他文章中，克莱·瑞恩仔细地分析了一种在当代美国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政治形态，他称之为新雅各宾主义。[51]像法国的雅各宾们一样，美国的雅各宾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有着将普世原则传播到全世界的使命。在瑞恩看来，新雅各宾主义者相信美国必须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使那些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地方建立起自由和民主。正如瑞恩描述的一样，这种想法源于里根那样的想象，虽然新雅各宾主义在理念上更纯粹，改变世界的雄心更强烈也更不妥协。
瑞恩批判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全球主义，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深度和现实性。在《共同的人性基础：多元文化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A Common Human Ground: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一文中，他主张，这种幻想盲目地相信抽象、感性的自由观和民主观能带来和平。不论是国际协定还是国际制度都无法避免冲突。盲目地相信它们只会忽略和平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些情况，瑞恩写道：“长远来看，在政治、经济、科技以及其他方面的接触，必须先了解和遵照自律的道德以及相应的文化自律和文化敏感。”他承认，这种强调并不会让国家之间的和平变得容易。发掘和培养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美学、道德、学术以及精神方面的共同基础，意味着我们要深入了解自己以及他人的文化和历史。它还需要我们明白并承认好的社会不只有一种形式；善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情形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对瑞恩来说，不论情形如何，什么都不能替代道德和文化上的努力。他写道：“和平不会自动出现……要使各国人民产生真正的尊重和友谊，没有捷径（比如政治或者经济手段）可以走。”[52]
在这里提出白璧德、瑞恩和沃格林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让人们注意到政治观点的直觉基础的重要性，并向人们展示田园式的、感性的想象会导致的危险。再重复一遍，不论在想象还是在理性方面，罗纳德·里根的思想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从广义上使用白璧德的分类的话，在对现实的总体感知中，每个人都有道德想象和田园想象。当我们说一个人代表了其中一种想象时，只是表示他或她偏好这种想象并倾向于依照这种想象行动。本文并不认为里根完全受田园——浪漫想象的左右，也不认为田园想象这个词能完全涵盖里根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完全承认，在他关于生活和政治的观点中能看出其他影响。但是，里根对那种感性、浪漫梦想的偏好显然是最强烈的，白璧德称之为田园想象，这种想象塑造了他对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看法，并激发了他的行动。
感性想象与帝国主义
里根构想的外交政策在实际中会产生的潜在后果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白璧德之所以对这种想象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美国人的想象模式已经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解释了美国政治思想上的转变，这种转变非常重要但是却鲜为人了解。他认为在他生活的年代，宪法制定者对政治以及人性的直观想象已经迅速地被新的、田园想象所取代，白璧德将这种想象称为感性的人道主义（sentimental humanitarianism）。需要阐明的是，罗纳德·里根以及那些典型的感性人道主义者都是以同一种方式想象人性、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这些词在哪种意义上被赋予了田园式的内容在上文已经解释过了，不需要进一步阐释。
然而，值得考虑的是，白璧德为什么认为感性的人道主义者持有的田园式想象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在《民主与领袖》中，他写道：“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听到这样的断言，人类自主的抽象权利已经超出了他们道德的发展。提出这样一种权利作为世界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将最终陷入人道主义自欺欺人的泥沼中。”白璧德的自欺欺人指的是，人道主义者误解了现实世界中政治的可能性以及他们自己的动机。他是这样将他们的动机公之于众的：“人道主义者当然希望我们插手外国的事务，这是他们服务世界计划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参与这样的计划却又不让这种计划变为世界帝国计划比他们想象的要难得多。”白璧德认为，在实践中，人道主义者想象的崇高理想会变成理想化的或感性的帝国主义。[53]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认为美国应该用战争的方式“确保世界中的民主”，他和他的观点极好地展示了这种理想主义。
关于他的外交政策构想与帝国之间的关系，里根的思想很矛盾。人们指责他的总统演讲中有帝国主义成分，对此他常常表示抗议。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他的构想是帝国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一词意味着占领别国的土地，并以其他国家和人民为代价使本国受益。这是帝国主义的传统解释。过去的帝国在全球瓜分殖民地，符合这种概念。在这个意义上，里根对获得殖民地从来不感兴趣。在他的任期中，美国从来不曾吞并或添加新的领地。当他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民主运动时，他也很少让美国军队参与战争。当他确实派出美国军队时（比如在黎巴嫩和格拉纳达），战争也只会持续数月，而非数年，并且他派遣的部队数量只有几千人，而非几十万人。
但是，前文描述的感性的外交政策构想难道不是另一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吗？将这种帝国主义公之于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长期以来它都被人们尤其是里根的追随者们忽略或无视了。
1992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里根本人确实承认了上述帝国主义的成分，承认的部分比他以及他的听众们意识到的多得多。他说，“过去，帝国意味着大片的土地、被征服的人民以及军事上的力量。但是美国是特别的，因为我们是充满理想的帝国。”[54]将美国视作充满理想的帝国抓住了他外交政策思想主要部分的核心，使这种构想中的不同意象和观点成为了一个整体。它象征着里根在全球传播特定生活方式的欲望。这种象征需要人们接受特定的抽象概念，并建立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这种新世界的渴望在他的外交政策演讲以及其他文章中随处可见。
在1983年的演讲中他勾勒出了他的构想，里根声称：“我们并不是要求其他人都采用我们方式，那将是傲慢无礼的。我们只是现实地相信这种美国试验是相对成功和行之有效的。”对那些不愿实施自由和民主运动的人，他发表了如下看法：
“有些人认为，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代表着干涉他人的事务，试图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事实并非如此。每个国家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否定民主价值，认为民主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千百万被共产主义压迫的人民无关，无异于否认那个基本的、永恒的信念有普遍价值：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人们与我们一样有不可让渡的权利，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决定自己的命运。”[55]
他用这种方式在这篇演讲以及其他无数演讲中提及了《独立宣言》，他将《独立宣言》的普遍意义和最高权力与美国宪法的全球意义和权威结合了起来。
在1987年“我们人民”庆祝典礼（“We the People”Celebration）上，里根发表演说以纪念美国宪法起草200周年：
“有位学者将我们的宪法描述成一种协定。这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协定，更是全人类的协定……这是忠诚的誓言：超越阶级、种族和国家起源之别的核心在人类中是真正普遍存在的。这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信任，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最接近神性的部分。”[56]
在他的想象中，《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包含的观点是有普遍适用性的。因此，与之相应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比如他提到的英国国会和其他地方的制度）也适用于全世界。美国被授予了权力和道德责任使全球政治和社会秩序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无需害怕美国的力量，因为它只会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只会为世界实现他们的梦想。当里根将美国称作充满理想的帝国时，他指的就是这个。任何白璧德的学生都会迅速地意识到，美国的这种形象是感性帝国主义的一种变体，它将很容易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提供正当的理由。
需要一种美国外交政策新构想
在他最后的国情咨文演讲中，里根说道：“让两党在世界自由事业方面达成共识，以防止美国力量再次出现瘫痪，将会是我留给人们最让人骄傲的东西。”[57]他的愿望似乎真的实现了。他的构想在多年过去之后依然深得人心。在本文的开头就已提到，布什总统与麦凯恩参议员都公开承认里根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思想灵感的来源。学者和记者们也采用了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用以提倡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t）的思想和侵略的外交政策。在《外交事务》杂志中的一篇文章里，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提到，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找回里根时代的那种“道德清晰性”，而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应当是“仁慈的全球霸权者”。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走向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58]
里根式构想不仅仅对共和党或所谓的保守党有持久的魅力。20世纪早期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持有的外交政策理念就预示着里根将美国视作人类公仆的想法。虽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政治观点与布什、麦凯恩和里根截然不同，但他的外交政策理念潜在的想象性质与里根的思想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像里根一样，奥巴马也将美国比作“山顶上的一盏明灯”，并且与林肯遥相呼应，将美国称作“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59]在他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做了一系列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讲，其中一篇名为“美国时刻”（American Moment）。在演讲中，他谴责了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某些部分，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但是他又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受引诱而“放弃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权”，因为“我们绝对不能犯放弃领导权这样的错误。美国无法独立面对这个世纪的威胁，但是这个世界同样无法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面对危险”。
就像里根经常在他的外交政策演说中所做的一样，奥巴马也试图让他的听众感受到国家在海外新的使命，以此激励他们。他让听众们想起了美国作为世界领袖长期而高尚的传统，并列举了美国在发挥这一全球性作用时的一系列成就。而且，奥巴马认为，如果他关于美国全新领导角色的构想在现实中实施的话，从伊拉克问题到全球变暖，一系列国际问题都将很快取得显著进展。考虑到美国的领导会带来美好的未来，他对美国现状提出了一个总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与里根还与潘恩的思想产生了共鸣：“美国的时刻并未过去。属于美国的时刻就是现在。正如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一样，我们会抓住这一时机，重塑世界。”[60]这些公开演讲中传达的意象和思想都表明，在奥巴马的设想中，美国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世界需要美国来实现全球和平、安全、民主和自由；美国依然是世界的希望。似乎对他来说，拥有这样设想的外交政策才是合理的美国外交政策。
尽管过去二十年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但是自里根执政一直到现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总趋势是：里根感性的外交政策构想与人们越来越适应的传统帝国主义相结合。本文所讨论的里根传统似乎有益于美国人在想象上做如下准备：美国有着成为和维系一个帝国的任务，并且应该接受那种普泛的干涉主义的思维定式。里根将这种努力粉饰成了道德的崇高表现。然而，正如其他历史数据以及学者指出的一样，不论里根式想象使用的辞藻多么迷人、多么受欢迎，它只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尤其当它被付诸实践的时候。那么如下判断是否过于武断呢：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里根的外交政策设想有着严重缺陷，如果不舍弃将会继续造成损害，甚至也许会摧毁美国的宪政政府、加剧紧张的世界局势和冲突。
本文得出的结论并不等于对里根做了总体评价。意识到里根倾向于那种不可靠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要批判里根所有的成就。可以认为，在里根以及当时的美国所在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对世界的想象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帮助他支持或达成了一些似乎令人称道的成就。比如说，他无疑推动了苏联解体。但是“冷战”也严重制约了里根活动的自由。它阻碍了里根在更广的范围内实施自己的构想。因此，他的外交政策构想没有完全展现出在实际中可能产生的结果，包括它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是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就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时的历史状况对实施全球民主与自由的外交政策构想更有益。里根的外交政策主旨被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采用的最多，由于这些人在政府、媒体、智囊团以及学术界多身居高位，他们能更有效的推行这种政策。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的准则，他们推行了雄心勃勃的计划。[61]布什主义可以被视为在全范围实施里根构想的一次尝试。尽管里根可能会质疑布什外交政策的具体方面，但是布什可以被看作里根式想象可能产生的实际结果中的一例。
勾勒出一个更适度、更实际的外交政策构想对白璧德所谓的道德想象来说是一个挑战。尽管调整美国人的政治直觉和思想会很困难，但这并非不可能。研究建国时期的构想和观点对再次阐明美国传统的精华是至关重要的。对传统更广、更深的理解可以被创造性地运用到现实中。美国人也需要更批判地意识到他们自我形象不甚光辉的那一面。进一步了解道德想象和感性想象的前身，美国人将能更好地抓住机会把前者变为现实，并且不被后者新的形式所蛊惑。
[1] 作者系美国罗诺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人文》杂志编委。著有《“理想帝国”：罗纳德·里根的荒诞想象》（“An Empire of Ideals”: The Chimeric Imagination of Ronald Reagan）。
[2] 此处借用了赵萝蕤在《草叶集》中的翻译，第93页。——译注。
[3] 乔治·布什总统的很多政策和想法都是以里根的思想为原型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里根号军舰（U.S.S. RonaldReagan）的下水仪式中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他的意志和意愿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各个方面。作为一名总统，罗纳德·里根坚信专制是暂时的，自由的希望是普遍而永恒的；他坚信我们国家有一种独特的善，我们必须保持这种善足够强大；他坚信上帝是站在公正这一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权利都是上帝的馈赠……因此，在我们为这艘军舰献词之时，我希望能再次表示美国的政策归功于罗纳德·里根的乐观、谦逊和决心。”2008年总统竞选中，参议员麦凯恩反复提及里根对他的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2006年他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麦凯恩说道：“我们现在依然相信里根总统的许多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美国有着将我们的政治理念推广到全世界的责任。”他还提到：“罗纳德·里根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真正能将我们的政治以及经济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们不应该憎恶我们成功的果实。”见George W. Bush,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Christening Ceremony for the USS Ronald Reagan”（《在里根号军舰下水仪式上发表的讲话》）（Newport News, VA: 3/4/2001）, 可登陆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3/20010305.html. 于2008年6月27日访问; and John McCain, “Speech atReagan Library”（Semi Valley, CA: 6/23/2006）, 可登陆http://www.johnmccain.com/Informing/News/Speeches/a1120e1f-c9bc-4ce0-b2bc-41345eab7295.htm.于2008年2月16日访问。
[4] Ronald Reagan, “Address to the Natio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the 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January 16, 1984,”（《关于美苏关系的演讲，1984年1月16日》）i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4（In Two Books）,Book I—January1to June29, 1984（《美国总统演讲集：罗纳德·里根：1984（两卷本），第一卷—1984年1月1日至6月29日》）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44.
[5] Ronald Reaga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1, 1985,”（《第二次就职演说，1985年1月2日》）inThe Greatest Speeches of Ronald Reagan（《罗纳德·里根最伟大的演说》）West Palm Beach, FL: Newsmax.com Inc., 2001, p.216.
[6] Ronald Reagan, “Address Before the 38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New York,September 26, 1983,”（《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前的讲话，1983年9月26日》）i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3（In Two Books）,Book II—July2to December31, 1983（《美国总统演讲集：罗纳德·里根：1983（两卷本），第二卷—1983年7月2日至12月31日》）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1350; and Ronald Reagan, “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May 31, 1988,”（《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以及与学生和老师的问答，1988年5月31日》）in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8（In Two Books）,Book I—January1to July1,1988（《美国总统演讲集：罗纳德·里根：1988（两卷本），第一卷—1988年1月1日至7月1日》）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