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濡化是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形态和结构变迁，其中蕴含着文化变迁的动因和机理，包括自动濡化、被动濡化、应激濡化等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濡化是指分属不同文化群的个体之间进行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因而导致文化形态改变的现象，“濡化”和“文化变化”是不同的，文化变化只是濡化的一个方面，而“同化”是濡化的一个阶段。认识濡化现象，“首先要对接触它的群体进行分类、对产生它的环境进行了解、对它的过程进行分析。结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即同化，从行为方式到文化价值观，这里包含失去或忘却原有文化；二是适应，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特征相结合，使两种文化特征和谐并存或对立冲突；三是反抗，由于压迫或不可预见的因不断接受新文化方式而产生的对立情绪，给自身造成心里压力，感觉自身处于弱势，便以强迫确定对方为弱势作为自己心里的补偿；或通过标志回归传统作为自以为是的优势。”[47]文化濡化或由内部原因促成，或由客体文化的扩散刺激而成，这是内外部动因造成的文化基线的变化。当不同的文化基线相近或相交时，会在时空或理念上形成一个文化边界和价值边界，一方对另一方的吸收或排异会造成两种文化在接触面上共性内容的增多。不同国家边界处的居民有很多相同的风俗和语言就是一个事例，而不同民族交往中认可度以及接受空间的增大，也和文化濡化有关。一定程度上说，濡化是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表达方式。“文化接触时文化分子的团体之大小，接触时是出于被动抑或自动，文化分子的相对地位，双方的态度是友好或是怀敌意，彼此的风俗习惯是否相同，这等等因素决定濡化的类型之差异。”[48]濡化也是文化扩散的重要动因，经常给文化注入新的内容，也可能会使文化结构受到影响，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给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契机。濡化的发生在于是否接受自身价值观的变迁，同质与异质、共识与异端、认可与不认可，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价值坚守，这种排拒性文化不易濡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是一种价值坚守，其文化是刚性的；贞洁烈妇、忠臣孝子，也是一种价值坚守，其文化也具有很强的抵御力。宁折不弯的态度、无欲则刚的心思，以及诸多类型的坚守边界的态度，都对濡化产生一种阻滞力。相反，“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穷志短”、折节取利等心态下，是容易濡化的。抵制力的强弱取决于对文化变异忍受度的大小，一般说来，当文化接受者感到外来文化不会和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文化容易被接受。我们现在讲维护文化安全、捍卫主流价值观，也表明了对文化濡化的容忍界限，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民族情结是难以割舍的。按照殷海光的观点，这种抗拒力在通体社会中表现得很顽固，在联体社会里社会分子结构却有很大松动，老一代与青年一代的权威形态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的弹性和多样性增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较强。总体上看，核心价值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容易产生濡化现象。如果缺少共同的基础，则往往有一个传播或学习的过程，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比较中，那些风云人物起着代表作用，他们对文化濡化有着极大的抑制或促进作用。
濡化不是同化，濡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双向过程，同化是一方主动传播而另一方被动接受，濡化既要“保持文化和身份”，又要体现“接触和参与”。中西方文化的早期接触的冲突，其中的濡化过程是很明显的。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传播西方文化，也是中国思想传入欧洲之际。“中国思想在欧美所发生之影响，于十七八世纪颇有风靡之势。如自由思想家Freethinker之自然神教（Deisn）提倡理性哲学之启明运动，主张唯物无神论之民主思想，罗柯柯艺术，重农主义派，以及美国之‘独立宣言’，殆无不由于中国文化之影响而来。”[49]利玛窦初来中国，“衣僧衣，服儒服，研究中国文字思想”，颇知中国先圣之学，他认为养亲敬天与基督教义并不矛盾，信仰天主耶稣并不妨碍祀孔祭祖。徐光启认为耶稣教与中国圣贤之教，“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史蒂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濡化是可能的，“基督教徒以为能知教义者，可以上天堂，享永恒之生命；否则下地狱，受无穷之痛苦。中国三万万人，根本即不知此种教义，基督教无论在地球或月球，与之毫不相干，而中国人皆需下地狱受苦乎？实际不然，中国人与基督徒，同样的快乐纯良，全未吃苦。是以基督教义，在中国人之情形下，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50]。不少西方学者指出，孔子之书对西方影响很大，其中的精纯道德对于国民修齐治平具有极大功效，甚至有人认为，“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光华灿烂的世界”[51]。还可以看到，耶稣教来华之初，商贾与教士联袂，前者负贩而来是为了获利，后者布道为业是为了传教。彼西洋技艺之巧，天文历象之学，地理堪舆之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而传教士们把“调和方法”作为基本策略，他们对中国的习俗和信仰，不但模仿崇信，也经常以西洋教义进行牵合，以期寻求更大范围的濡化效果。
涵化是文化变迁的另一种机制，不同群体相互接触时，其文化必然会因相互影响而部分地发生变化，但总体上仍然保持自己的特点，还是各自的文化形式，这与濡化是有一些差别的。也有人用涵化一词描述文化的变迁机制，是指由于群体之间直接接触而产生的文化特点的交换，这种理解与濡化相近，只是涵化强调人生涵养的变化，濡化强调不同文化类型接触产生的变化，汉语“相濡以沫”和“涵养功夫”中的对应文字有助于理解其基本意义。
其实，两种文化接触就是两套价值系统的接触，如果一种价值观接受了另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移接给另一种文化注入了新价值。如果两种文化之间有贸易关系、战争关系或婚姻关系等，就有了直接传播或扩散的机会。通常情况下，价值移接在风险较小时容易发生，而在风险较大时不易发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中，当文化交流存在价值风险时，防御心理会上升到主导地位，尤其是当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性质时，激烈的对抗会应时而生。在新技术的应用中，人们通常也会先估量其价值风险，这个时候利益考量可能会占上风，能否接受新技术文化并不是以“新”为标准的，当它不会对旧文化结构产生太多的干扰时，或者能够协调旧有风俗习惯时，也容易形成价值移接。文化发展中，其价值表现与生物逻辑的违离现象很严重。通常情况下，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具有关联性，口腹之欲与请客之风可以递进，男女之欲可以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推动。文化价值也可以和生物逻辑互不相干，王位继承通常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文化水平决定的。文化价值也可能与生物逻辑互不相容，“舍生取义”“贫者不食嗟来之食”“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等即为此类，这是道德律令与个人欲望的矛盾。但是，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生物界层和道德界层之间如何规避或推进，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违离是一个悖论，价值上的坚守和行为上的越轨，是人们经常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