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运动表现出两种方式，一种是文化形式的延续，主要表现为量的扩张；另一种是文化内容的变化，表现为质的更移。前一种方式通常是文化习俗、文化传统和文化方式的延续，表现出反濡化的力量；后一种方式通常要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文化整合，并在经济行为、制度内容中注入新的文化因素，文化革命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文化运动有无数次，它不仅在实践上形成波澜壮阔的文化变革，也在理论上形成一个具有新内容的思想谱系。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文化革命的意义，列宁斯大林直接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文化革命，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导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革命赋予更多的诠释内容，这些方面构成的谱系对文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化革命”是很多思想家和统治阶级所钟情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包括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列宁提出“文化革命”希望通过文化的能动作用推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文化革命及霸权语系，都表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量。人们关注“文化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第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或环节，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人的世界观和思想总开关。有了文化，就有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的主体，就有了使社会健康发展的思想保证。第二，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其中被作为上层价值的部分，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第三，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是国家形象的宣誓者，是国民素质的承载者，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是由自身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决定的。第四，文化革命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在当时，无论是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新中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缺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所必要的文化素质，也难以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变革难以起到教化作用，只有经济手段难以起到长期效果，很多时候，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物质资料的匮乏，而是由于人的思想出了问题，是由于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采用那种不流血的、非暴力的、造成很小的社会动**的方式，就是开展思想上的文化革命。第五，关注文化革命，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关于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的教诲；在列宁斯大林那里，有关于清除“奥吉亚斯牛圈”的设想；在葛兰西那里，有关于有机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在毛泽东等人那里，有关于思想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文化成了走向强大的工具，成了追求美学的手段，成了寄托思想情感的寓所。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影响，其表现是：第一，领导权首先体现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上。葛兰西使用的是狭义的领导权，即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首先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52]。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忽视文化领导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一劳永逸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仍处在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第二，过程性和阶段性是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特点。葛兰西认为，领导权是一个过程。从静态意义上说，领导权是政治、精神、道德等的综合体；从动态意义上看，领导权是一定阶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过程包括经济—团体阶段、领导权阶段和统治阶段。领导权阶段表明该阶级的运动及认识的自觉和成熟，表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阶段，就是破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立革命阶级的领导权的阶段。第三，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总体过程，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面，后者是一个重要前提。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应该首先争取自己精神上的解放，用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吸引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为最终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先夺取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然后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领导权的层次性。第四，思想上的一致性是领导权的实现方式，换句话说，领导权的实现是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体现出来的。在葛兰西看来，“领导权的特征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同意主要的统治集团对社会生活作总的指导”。它不是靠强制手段来实现的，而是同工人阶级的同意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导权只能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的方式获得，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必要的思想斗争而实行无原则的妥协。第五，领导权的主要载体是市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权结构的重要方面。他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53]，按照他的观点，市民社会就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涉及市民的世界观、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等；市民社会也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表达其利益需求，统治阶级则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论证和建设，把自己装扮成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用舆论来说服市民社会，从而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拥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