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变化，由于实践手段的变化，也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关于文化范畴的理解和阐释也是不一样的。充满变数的文化参量，使得文化矛盾或悖论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文化研究虽然是包含着自我需要的价值肯定以及合乎逻辑的抽象概括，但是，这种创造也包含着非理性、非逻辑性的想象，包含着各种经验性错误、虚假的表象及神秘成分。
（一）动与静的偏离：守常与创新的矛盾
文化是动态的，在历史的脚步迈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文化的足迹。这种动态性表现为：其一，发生方式的动态性。人的活动、社会运动、自然界的变迁，都给文化以内在的或外在的驱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动是造成文化型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二，文化自身的运动和传播。代际传承也是最常见的文化接力，在老年，已有文化是过去的辉煌成就；在青年，现实文化是未来生活的寄托。其三，文化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任何文化都包含着自身的变迁机理，都希望显示出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文化软实力是经常性的力量。文化又是相对稳定，它不像庄子所言倏忽上、倏忽下，难以捉摸，也不像老子所讲的“道”，难以理解。在一定时期，文化基本上保持一种渐变状态，只是在重大历史时期、重要的思想意识以及重要的知识创新时，才会出现巨大飞跃。文化之动、静是辩证统一的，但实际上人们对于文化的守常与开新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对文化范畴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对此，守常者以为当遵守正统，恪守祖训；开新者认为当打破常规，追求发展。最明显的事例是东学西学的争论，对于中体西用，开新者目为哲语，守旧者给予痛挞，其思想认识各异。早期改良派用此观点是为了让“西用”在“中体”中有所存身，洋务派是以“西用”来捍卫“中体”的，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是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寻找出路，这些方面在顽固派看来，都会导致“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的文化灾难。关于文化的动静关系不可偏执一端，在对文化范畴的理解中，要处理好“道”与“器”、“体”与“用”、“变”与“不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文化解释为创造性活动，在学术上可能会扩展对文化的动态理解，在实践上有利于扩展对文化领域的探索，克服对象中心论和文化范畴中的静止性思维。不过，这也会有新问题，因为新的文化定义会把原来的再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排挤出去，使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在文化范畴表达上的动静差异所引起的守常与创新的悖论，是经常存在的。
（二）形与神的偏离：内容和形式的矛盾
关注“形态”的多样与“神态”的专一，是文化范畴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形态”变化表现在文化边界的缩放上，“神态”变化表现在精神价值的损益上，在内容和形式有机结合基础上的文化结构才是完整的。马克思曾经批评黑格尔关于希腊文化认识上的片面观点，认为黑格尔“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22]。其实，古希腊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其整体性，在欧洲的希腊化进程中也是形神毕具的。文化研究中，要在多样的文化形式中归纳其本质是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在当代学科迅速分化和知识爆裂的时代，景观化的文化、平庸化的文化、缺少意义寄托的流俗文化，都流布其中，人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审视文化的内容就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样的文化形式。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在文化范畴的认识上体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更不容易了。对内容的理解和对形式的选择之间的偏离就不可避免了。社会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极其矛盾的现象：希望高雅，却借助平庸来实现；爱好和平，却借助战争来实现；追求自由，却借助强制来实现。这种意境中的文化也没有跳出循环论怪圈，理论上的美好设想总是与现实中的不良表现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两个辩证的层次，其一是文化学，其二是文化研究；前者是理论层次，后者是经验层次，两个方面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在经验层次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对于历史上过去和现在存在的某些文化的描述，而正是这些文化在自己的统一之中提供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科学画面。”经验层次偏重于形式上的表达，理论形式注重对内容的描述，由于在实践和认识上的错位而造成的表现与衔接错位，是常有的事。
（三）言与意的偏离：话语和意义的矛盾
“言”“意”之偏是文化研究中难以摆脱的事实，“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现象也是经常出现的，更不用说“顾左右而言他”造成的语言歧义了。中国古代诗词研究中对有关现象多有分析，我们试举几点作为文化范畴复杂性的佐证。“书不尽言”和“言不尽意”是中国文论研究中探讨的话题之一，旨在说明言意表达的一种态势。很多时候，“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研究者为了缓解“语塞”窘境，就采取“取象以尽意”的策略，这种运思模式如果运用在文学创作中，会给人一种言外之意和想象空间，但是，将之运用于文化范畴的研究中，则有曲笔隐讳之嫌。有时候，体会很深刻，表达却很苍白，意会与言传构成矛盾，让研究者感到对文化的界定很难达到心与物往、辞与义合，人类实践的相对性和认识的有限性在这里表达得很明显。在用语的选择上，文化研究者也有一种无奈和无法遮蔽的局限，语言结构所表达的意义与人类心灵所寄托的意义，是两条不能相交的渐近线，语言符号的隔离性及其所显示意义的模糊性，也表达了文化界定中的不精准特征。语言作为符号，它经历了“人化”的过程，但它作为人为提炼的压缩产物，却只能是事物的近似反映而不是等价形式。语言与思想之间确实存在着一般与个别的差异，语言不可能将人们所想的那些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减少言意之偏，一方面是深入体会生活的本质，另一方面是提高理论的归纳能力，将经验与学问贯通起来，“只有符号运用时语义明确，语构规范、并与接受者的符号系统相对应，符号才能发挥它的语用效果，符号才具有生命。而没有语用效果的符号，即‘读不懂’的符号，就象红灯、陷阱、悬崖，阻绝了人类情感或意义传达之通道，必使符号自身陷入危机之中”[23]。这需要在逻辑梳辨、发展脉络和阐释方式上多下功夫。
（四）本与末的偏离：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在文化发展史上，对文化含义的认识曾经有三条路径：一是纯粹主观的视角，仅仅从主观理解出发分析其中的含义，这种认识把文化范畴描述成纯粹思辨的产物；二是从纯粹实践的视角，仅仅从工具形式的变迁认识文化范畴，以纯粹的技术理性来审视社会文化；三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视角，力图在思与识上消除偏离，实现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统一。随着视野的扩大和认识的深入，第三条路径逐步成为主流，而前两条路径成了支脉。在实际研究中，把文化看成人的活动的结果的观点，是多数人同意的，但对于人在文化活动中地位的界定、作用的判断、结果的描述是有差别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实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文化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25]列宁把社会活动的主体本身包括在文化的内容之中，并把处于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视为各主体之间、主体与决定其活动的条件之间交互作用的组成部分，也肯定了文化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对文化范畴的认识中那些成为支脉的内容或者新兴学科内容，也存在主观与客观偏离和矛盾的现象。有以广义文化来调和文化差异的，有以狭义文化来否定文化共性的；有以时代特征而拒绝继承的，有以传统为借口反对开新的；有以学科特征排斥异见的，有以知识一统固守模式的。种种偏失来自两个极端：主观认识或客观认识的片面。有人认为文化是活动结果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活动的方式，有人认为文化是活动主体的体现者，尽管某些描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表达了现实内容，却未能较好地表达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观地说，要想在文化认识上不带有任何偏见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使我们的认识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文化事实，是文化研究者应当关注并尽力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