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层面上，需要认识文化原生态、衍生态或复合态，历史上的埃及文化、赫梯文化、苏美尔文化、中华文化等，是不同国度的文化或文明形式，也代表着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发生机理和变迁机制。如果进一步追问，文明可以从中认识到为什么不同的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并且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一些文化从盛世走向平庸，为什么一些文化从鼎盛走向寂灭；为什么一些文化被异族接受而为其一部分，为什么一些文化能够从不起眼的形式变为今天的强势形式。民族融合与分离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在此过程中的文化裂变和聚变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脱离了国家与民族的大环境，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研究范围。很多时候，文化变迁与民族变迁是一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南方民族的文化交流，最终促成大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古希腊时期，北方民族入侵传入的印欧语言以及对国土的开拓，造成本土文化空前绝后的发展，对希腊文化乃至欧洲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关注到不同国度的文化内涵，不难体会到不同的文化各具特色，如“埃及人思想，似受其文字之画意所拘束，偏于描写实物，而无抽象词之词语”[26]。但是，我们的文化研究不能就此打住，而要分析其原因，因为那时的图形，“不仅使吾人所见之物，复显于目前，且使吾人所说者，所思者及他人所述说之思想，皆得复显，遂有表音之图画符号矣。就吾人所知语言而论，其用符号写出者，以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ic）为最古，其自画式符号发展为记录符号，早已颇有进步”[27]。其他类型文化或文明各有自身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这是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视的。
在民族层面上，由于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民族语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交往方式，使得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拿中华民族来说，虽有华夏夷狄之别，但主要是天下一家的文化情怀，天下的边界就是文化的边界，夷狄华夏并不妨碍各民族的亲密交往，甚至那些传说中的帝王就是夷狄之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8]礼仪文化与宗庙制度一直是中华民族关注的重要方面，这是中国文化研究中要注意的。相比而言，美国多民族文化的特征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研究美国文化的思路也会有所不同。美利坚民族与汉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很大差异，文化力量所依赖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在美国，亨廷顿认为：“只有当他们移居美国，参加美国社会的生活，学习美国的语言、历史和习俗，吸收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主要认同于美国而不是认同于原籍之国，他们才会成为美国人。”[29]而在中国，汉族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这种凝聚力与凝聚核心的形成，既与汉民族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稳定的共同地域、拥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发达的社会经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汉族人民善于同各族人民相处，彼此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相互依存，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与掠夺，结成难以分割的血肉联系有着密切关系”[30]。认识文化范畴时，必须关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认识民族文化的共性和个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从渔猎经济、农牧经济、工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等方面来认识。渔猎经济时期由血缘和氏族关系决定的文化形式，使最远古的文化源头和形式具有原始宗教和神话特征，它很简单，但很基础；它很朴实，也很神秘，是研究文化范畴要关注的最初形式。农牧经济时期由农牧业发展水平决定的文化形式，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形式，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由五方之民共同创造的民族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文化特征，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工商经济的研究不能蹈袭成法，因为工业经济的动**性和躁动性，技术推动下的文化发展带有更多的综合性因素。这时的文化范畴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名词来概括，确立新的研究方式是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在全球化的文化氛围中，学术研究也在追求全球化的足迹，跨学科知识的应用为文化范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研究转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对象化及其活动的泛化，是研究范畴变化的重要原因。早期人类活动的个体性越来越向集体性发展，分工更明确，合作更多样，每一种文化都不再是单个人的活动创造，而是包含社会意向和集体意志的活动结果。这样的情况下，要认识文化含义和范畴，需要从现代视角进行分析，把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把握文化的现代转向与生活的实际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