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思想和知识是通过一系列语言符号进入人们的认知系统的，当人们用语言符号传递一种思想时，这种思想就进入了生活。“我们的语言承载着符号，这些符号使得我们去面对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去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内在和外在的一些方式，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认识到导致世界反抗的真理和我们各种各样超越自我的召唤。”[40]当我们要设定某一符号时，总希望它能够比较清晰地界定范围、表达内涵和体现特色。在理想的情况下，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内容与其内在含义是一致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语言是一个自足的、创造性的符号组织，它不仅指无需借助语言而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界定我们的经验；凭借其结构、凭借我们接受语言影响我们的经验的能力，语言为我们形塑符号的意义。”[41]就是说，语言符号和生活实践有密切关联。在沟通中使用文化符号时，人们总希望占据尽可能多的语言共相，以便获得更多的拥趸。这种共相化的目标与一般的结构主义纲要也是琴瑟和谐的，它们同处在自然与文化的交界处。因此，对语言符号的归纳，就是通过逻辑结构和实际内容提升它的分辨力和解释力。“人利用语言、符号、仪式的方式无穷无尽。耐人寻味的结果是，他是民族、阶级、部族或种族的一员，或这个那个群体的一员；然而，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且罕有共同的符号，根本就没有普世同一的仪式；吊诡的是，他竟然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员。”[42]如果话语或符号选择不当，会成为攻击或质疑的把柄，如质疑文化话语或符号中某一概念的适当性，质疑某一文化话语或符号所体现的重要结论的有效性，质疑某一文化话语或符号所表达的原理的实用性，都会对已经形成的文化符号或话语造成威胁，促使它改变原来的形式。这是文化符号变迁的一种动力。质疑的结果，引起概念内涵或外延的变化，经常性地发生如下的情况：“用一个相等的概念置换，用一个较不普遍的概念去替代（特殊化），或用一个更为普遍的概念去取代（普遍化）。”[43]在这里，语境构成叙事的氛围，不论是描述性的语言，还是解释性语言，都以提高话语免疫力、说服力和适应力为目标。因此，话语和符号的选择取舍，不是一个直线演进的路径，而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各种话语通过一系列的分支发展起来，其中选择进步的各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忘的方式（‘逝去的分支’）在这里可以被重新引入，迄今相互分离的平行线在这里可以结合起来”[44]。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存在可以普遍接受、能够强制决定一种话语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标准，为了提高文化认同，话语符号的选择必须在使用者心中没有矛盾，必须是在接近客观事实基础上的逻辑一致。语言差异和符号差异代表的意义和逻辑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很密切，现代社会中多样化的词汇和语义，它的分层和象征作用，体现着语言之外的力量。现代景观社会中，各种标志都有自己的意义表达，商品符号、行业符号、阶层符号、流行符号、性别符号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表面上看，语言本身没有权力，但实质上它们所象征的群体却掌握着权力。
语言在本质上是一个参与复杂表意过程的符号系统，随着语言游戏规则的变化，所表达的事物及语言的意义也会变化。在文化史中，一种或另一种经验模式总是作为观念源泉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利奥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当维特根斯坦（wittgensbein）重新回过头来做语言研究时，他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游戏规则说法模式的效果上；按照这种方式（有些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他区分各种说法的不同形式，并称之为语言游戏规则（Language games）。他启用这一术语所要表示的是，在各种不同性质的说法中，都可用说明其特质和用处的规则来定义。”[45]按照利奥塔的说法，游戏规则是一种元叙事，所有的话语和符号都是元叙事之下的表达，以后的话语延续则是对元叙事的破除。但是，他把语言符号的选择看成游戏规则影响下的游戏活动，既包含着对学术的亵渎和轻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语系及其合理性的裂解和否定。“对于利奥塔来说，那些我们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不过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下的元叙事，而共产主义之类的许诺始终是这种元叙事营造出来的美丽的幻影，在这个美丽的肥皂泡下，人们如同飞蛾扑火般地扑向这个幻影，而他们最终只能得到幻象的破灭。”[46]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革命有什么意义？创造有什么意义？未来有什么意义？
通常情况下，文化符号的选择要注重简化文本和转化文本，以便使不同阶层的人获得大体一致的解读效果。其方法主要是借用历史人物、古典思想、历史口号、社会标志等，使用的策略有“建构”或“解构”。“解构”是将整体分解成不同的要件，然后用通俗化的符号连接起来，这意味着分离或割裂；“建构”是采取预设的方式将不同的模块以符号形式结合起来，但可能出现意义散落。就是说，不论是“建构”还是“解构”，经过多次处理后，文化含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重点，就是辨明文化中类似语言的成分（符号、概念），并研究它们组织起来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我们通过行动，以及根据符号和召唤所做出的回应来建构自身和世界，而不仅仅依靠自然的力量——信念也是一样，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47]符号又是历史地生成和传承的，那些积淀下来的传统和知识经常在现实需要和活动中再现出来。人们“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48]在中外革命史上都有事例，西方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时，时而模仿1789年的革命传统，时而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而在1789—1814年革命时，又穿上了罗马共和国的服装，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群众都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但是，“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49]。符号和话语的构建不应是拙劣的模仿，“召唤亡灵”或使“死人复生”可以找到某种精神，但不是让这种精神归于幽灵，在实际活动中，内容比辞藻更重要。
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符号背后的意义和方法，但官方需要的符号意义和民间使用的符号意义并不完全一致。民间形式依附官方形式是常见的现象，官方也会经常从民间意义中汲取营养。拿文字在文学中的寄托与应用来说，可以用于吟诗作赋、记述事实等，但对统治阶级来说，政治表述功能是第一位的。这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表现也非常明显。“唐代科举，所重者专在一种文字的考验。其先亦曾注重考验其对于实际政治问题之理论方面，亦曾考验其对于古代经籍之义解方面，但这两种考验，皆易陈腐落套，皆易抄袭雷同，因此以后考试，遂专偏重于‘诗赋’一项。一则诗赋可以层出无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可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可以不即不离的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洩。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唐代以诗赋取士，正符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的几点，并非漫然的。”[50]因此，文化符号作为观念系统的转换形式，每一种语言文字都以独特的方式描述和划分宇宙，使生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的人能在学会这些语言文字时自然地接受它所表达的意义。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符号，各阶层、各行业也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文化模式最早是国外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有学者在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把文化模式描述为：“若干变体文化中所共同具有的那些稳定的构成要素和稳定的结构方式，它应该在变体文化中保持着某种大体相同的特征和功能，以维持一个民族或群族的绵延不断的基本的文化传统，凭此传统应足以认定不同民族或群族的不同特征。”[51]这些变体是通过符号显示出来的，不同符号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特征。文化模式通过文化符号的表达代表着民族活动和生活特征。尽管研究者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民族特征有不同的解说，却都是表达文化应寄托民族情感和心理因素的。理解一种文化及其模式，要考虑历史因素、民族特征、个体和群体活动方式、文化内容等。文化模式表达了特定形式的信仰、习俗和文化实践，也包含着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当不同文化接触时，新的因素会被吸收改造而适应时变的要求。
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是互为表里互为注释的方面，二者的发生和功能都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构建、如何使用、如何发展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与主客观因素有很大联系，不能把它看成主观的自发的起作用的因素，也不能静态地片面地看待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在这方面，要注意以下关系及影响。
一是文化符号涉及的主客体关系及其影响。主体的思想影响着符号的选择方式，在寻找符号的过程中，他不能脱离价值内涵。符号选择意味着思想模式的定格，每一个叙述都反映了作者的知识结构、环境和兴趣，并被他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世界的观念和目标所塑造。当主体的价值意向变迁时，“一个长期以来被尊重的、广泛共享的合理性观念开始被取代；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传统方式不再具有信服力。共同的实践——对传统领袖的忠或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不再是不可抗拒的了”[5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关系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关系，雇佣劳动是这种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展开的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基础。尽管当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立场有不少异议，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生产形式强化了作为生产力语言的革命话语。“没有任何革命能够以其他符号代替生产力的革命。生产的话语成为普遍的公式。”[53]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方向，使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在资产阶级社会客体中发生了历史性作用。“共产主义的话语支配一切，不管这种生产力具有客观目的还是为了自身而发展，它都构成了自身的价值形式。”[54]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的选择，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离开市民社会及其主体，在葛兰西那里指向有机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那里服务于劳苦大众，在拉克劳那里是理解社会的关键，他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的主体力量和客体环境。同样，在这些主体力量及客体环境的影响下，文化符号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二是文化符号的价值寄托及其影响。符号的价值是在符号差异中凸显出来的，不同符号之间经常存在着对比和交换。恰当的文化符号有助于价值观的维护和宣传，它以严肃的语言为价值观辩护，显示出明确的思想意向。不同文化符号也提供了具有不同价值内涵的工具材料，而价值观提供了符号表达所需要的修辞材料，人们在这种双向选择中构建着文化的意义系统。现代社会中，广告已经成为一大景观，社会对这种文化符号评说不一，有人认为，广告婉说强劝，无异于恶魔迷人，“时时投人所好，其流毒所及，则道德戒律，为之破坏；令人失本来刚健笃实卓然独立之意想，天性日漓，所思所行，悉受其指使；惟知尽力享受，尽力浪费矣”[55]。有人认为，广告不仅是一种无序的符号表现，它更有助于降低报纸杂志的价格，使更多的民众享受社会信息，使人脱开心境，得益不浅。“顾报纸虽日日有史事，然谁肯研究无间；其经过寻常读者目中，亦正如水珠泻下鸭背耳。惟报纸记载之中，人固各有笃嗜之处，阅览之时，如鸭入春水，其乐无涯？”[56]因此，报纸在刊登广告的同时，也在传播文化和知识方面大有裨益。符号可以比较深奥，也可以比较浅显，那些以小见大、以近明远、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符号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辐射功能。正如一些数字符号一样，“那种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并非单纯的游戏设计者意识，而是玩家与设计者视阈融合的结果，它隐藏于游戏文本并在游戏角色的激发中逐渐生成”[57]。《圣经》和《论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前者表现为超自然性和比喻性特征，其长期性影响表现在地中海文明中神话学传统的持续性；后者是东方区域的日常经验和话语体系，其持久性作用表现在儒学秉持的不变信仰。相比之下，《论语》中的文化取向和伦理要求更直观，它用古今一体的语言系统表达可以直接感受的生活经验，而《圣经》的天国意念却极为虚妄。文化符号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很大，现代消费主义的崛起有不少是符号价值影响的结果，因为一定程度上符号就是品牌，就是地位和象征，符号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潮流，人们不再全力倾注于商品的价值，而是把目光放在能够体现自身地位和尊严的事项上。从价值之物到符号之物，标志着人们审美观念和消费意志的变迁，对社会价值观构成不小的冲击，甚至一些虚妄的价值想象也寄寓其中。生活中，利用各种记号手段来表情传意是一回事，对记号表达及其效果进行系统的反思和考察则是另一回事。选择一种符号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顺利表达某种思想，还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解释工作。语言是最常见的符号形式，很多文化内容是借助语言来表现的，但是，如果仅仅靠术语兜圈子，是难以完全表达文化的真意的。马克思在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时，曾说他使用了“一种经典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语言”，而这种语言符号的价值寄托却很少。中国早期儒学价值观具有明显的经验化生活化特征，后来被注入较多的哲理内容，在经历儒学家改造后，深入政治生活并发生广泛影响，这也是运用语言符号来表达价值内涵的过程。
三是文化符号的环境依赖及其影响。就语符产生的共性看，“语言不是一个社会内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的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58]。但是，语言所联系的文化形式，有其特定的社会特征及阶级属性，恩格斯在论及英国状况时指出，工人说一套方言，资本家说一套方言，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尽管处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主体的文化语汇是不完全一样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俄罗斯语言的词汇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发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许多词和语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陈旧了的词在词汇中看不见了”[59]。在那时，标志新社会制度的新词汇是很多的，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文化革命、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但是，语言的传统性和继承性也是不能忽视的。“至于说到组成语言基础的俄罗斯语言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那末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文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它们是完全保存下来了，没有什么严重的变化，这就是说，保存下来成了现代俄罗斯语言。”[60]斯大林认为，这里的关键是看语言符号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十月革命以前，俄语为资产阶级服务得很好，十月革命后，它为无产阶级也服务得很好，不能简单地以阶级性质划分语言性质。但是，在同样的语言素材被不同阶级使用时，却可以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因为文化和语言是两回事。现代社会中景观表象和文化橱窗，展示出一系列的消费文化符号，肯德基、阿迪达斯、可口可乐、好莱坞、摇滚夜、星巴克、牛仔裤等，差不多都是西方文化符号的象征，展示了消费文化的现代欲望。网络符号也不甘寂寞，“网红”“粉丝”“微信”“微博”“追星族”之类的词语，也希望成为流行的话语符号并进入现实社会。这些内容受到社会发展程度、人类交往方式的影响以及人的心理状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