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注重社会主体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承认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也承认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和文化成果的多样性。文化作为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认识和创造，必须通过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不过是群众的实践总结或思想倾注。当这种文化思想成为人的自觉意识时，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人们的思想觉醒，使人意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社会生活被打上人民群众的活动印记，它所刻画出的文化印痕又成为群众新文化的起点。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就不会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明史和社会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5]社会发展中，任何具体的文化精神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一旦形成就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并通过代际传承保持其生命力。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稳定性和超越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开放度，有的文化模式有助于群众观的形成与开新，有的文化模式抑制甚至阻碍群众观的发展和实践。从历时性看，人类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不仅在少数杰出人物身上体现出来，更多地以群体化形式表现为一种自在的文化习惯和文化模式，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更多地开启了人的智力和创造力。它通过启蒙和教育内化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使现代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念，依赖于经常性的、常态化的群众性文化创造。
群众路线设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场景，是否坚持群众观点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性质所系，是否走群众路线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安危成败所系。正因为如此，中共历代领导集体都强调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现了文化力量的群众性，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直接把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群众路线规定了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道路特征，集中表现了文化建设的人民性。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路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软实力。人民群众以其文化主体地位创造了社会的精神财富，他们也应该作为文化消费主体享受文化滋养。而且，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既包含个体的文化需要，又包括群体的文化需要，表现在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既要有不同群体的精英文化，又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历史进程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世代接力的过程，是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过程，是人民群众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产物，也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因此，群众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体、价值主体和文化主体的统一。
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和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觉表达，这一语境中的文化活动充满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理念与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觉性要求密切联系，它在经验世界中展开并借助经验世界的质料来表现，其未来指向经常与人的文化素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诉求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追索，未来的理想社会必然是多种和谐的集合体，缺乏和谐指数很难谈得上共产主义。人的解放和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既表现为以自觉的价值主体改造实然的自我，也表现在以自为的积极性创造现实生活。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建设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所显示的文化力量，绝不是将生活领域约化为理念领域进而取消生活领域的独立性，更不是用绝对理念来替换它，而是探究社会生活中各部分的相互影响，分析人的发展历程和社会作用，从而展示出文化力量的内在依据。尽管其中难免有文化变形而造成的力量异化，但其开新成分多于因袭内容，这种文化力量是开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