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社会革命会扩大人们的眼界，开阔人们的视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做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这样做是相当容易的，因为进行这些革命的个人都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抱有种种幻想。”[129]这段话是说，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社会变革，而每一次革命总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它在革命前是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理论指导，在革命胜利后是思想主导。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正值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地展开，那时的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世界市场，“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130]。不过，意识形态的走向是一种非线性的状态，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历史的推进，共产主义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都要发生变化。就个人意识而言，它将在世界历史性活动中被慢慢消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131]。就国家的意识形态边界而言，它将随着世界历史性活动而获得新的形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2]。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因为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发生变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以往所有的思想不同，它所代表的运动也和以往所有的运动不同，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要突破旧的意识形态界限，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33]但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世界主义，二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日益激烈的阶级对立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4]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实践方面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最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是由先进的阶级意识决定的。马克思在《普鲁士状况》中谈道：“这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135]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是一个战斗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其中必然寄托着工人群众的力量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36]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没有明确谈及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那么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有了明确的表达。像任何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一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注定要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铁板一块、毫无差别的体系或制度。“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137]它的出现，既是对旧的社会形态的否定，也是新制度思想体系的实践。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里，意识形态的痕迹明显存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里，也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意识。在这些阶段中，“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138]。在这些阶段中，思想的边界因生产力的解放而发生变化，新的交往形势下形成新的发展状态。“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39]在这些阶段中，同样会注入人的意志和人思维成果，关于事物的认识的虚假成分会越来越少，人们的认识会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140]公共生活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影响着社会的凝聚力。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文化形式也可能表现出“去文化化”“文化空洞化”“再文化化”“新文化化”等发展形态，这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和实践来考察。总体上看，“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41]。就是说，历史会带来共产主义行动，现实会促进共产主义运动。上述事实表明，在未来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边界绝不会完全整齐划一地成为没有差别的状态，未来社会中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可能被淡化，而它的社会性、文化性可能会加强，人们将在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一生不懈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142]毛泽东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正是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动力。在长期的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精神影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4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其意义自不待言。问题在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持久不衰的指导力量，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长期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贯彻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付诸实践，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的义务。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不破不立”和“生死斗争”的决绝立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144]可见，那个时候，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引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