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状况的缩影。20世纪60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以糖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蔗糖产业。在古巴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一个独特的糖业部，凸显了糖业生产在古巴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自此之后，蔗糖产业成为古巴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古巴农业生产的代名词。全世界1/4的蔗糖产自古巴，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国也获得了“世界糖罐”的美誉。
然而，对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言，必须具备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单一或畸形的经济结构都是十分危险的。主要发展蔗糖产业就造成了古巴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也给古巴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古巴蔗糖的主要出口国是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古巴也是主要从这些国家进口工业产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仅苏联就占古巴全部对外贸易额的75%。这样，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出现剧变的时候，古巴经济立刻遭受到灾难性打击，来自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没有了，同时古巴也失去了这些对外贸易的伙伴，尤其是古巴生产的大量蔗糖失去了出口对象，这直接造成了古巴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90—1993年，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达35%,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这一切都倒逼古巴必须进行革新，而首先古巴就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表示疑虑，所以，古巴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苏联的步伐。尽管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古巴，并在演讲中强调了苏联改革的意义，菲德尔·卡斯特罗仍不为所动。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局势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由于古巴与这些国家的密切联系突然中断，古巴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在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坚持计划经济，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以渡过经济困难，维持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到1991年10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成定局。这时，苏联也宣布要从古巴撤出驻扎了约30年的军队，并宣布苏古关系将走向现代化，实际上这是要结束两国间的特殊关系，取消对古巴的各种援助。这样，来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已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也确实结束了与古巴的特殊关系，取消了对古巴的一切援助，原来的古苏贸易协定也停止执行。此消彼长，来自美国的压力则持续上升，古巴面临空前严重的困难。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古巴共产党决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值得提出的是，召开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不是由党的高层决定的，而是先由党中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在经过长达半年的讨论之后，确定召开代表大会和会议的主题。期间全国举行了8万多次讨论会，提出了110万条意见。经汇总，绝大多数群众表示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并建议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1991年10月，古
巴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东部城市圣地亚哥举行，大会确定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决定古巴人民坚持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长达近5小时的讲话中，指出了古巴独自面对美国的封锁和威胁将面临的巨大困难，坚定指出古巴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捍卫古巴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次大会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对古巴之后的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上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他指出要广泛地实行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开放；针对与苏联东欧地区贸易交流活动的降低或中断，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发展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生产部门，如食品工业、医疗器材和药品等，大力发展旅游等创汇产业，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他指出古巴共产党三大通过的党纲已经过时，必须以纠偏的思想和行动指导今后的工作。在修改党章和党纲的决议中，古巴共产党四大强调指出了古巴革命的最高目标是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四大决议还要求美国终止对古巴长达30余年的封锁，反对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古巴的霸权主义行径。此后的199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成果，古巴需要实行政策调整与革新。很明显，古巴已经将革新视为拯救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标志着古巴进入了以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
从四大开始，古巴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到1997年的古巴共产党五大又提出将经济工作放到优先地位。在这几年里，古巴一直按照四大确定的革新思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古巴引进外资和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以活跃和发展经济。虽然古巴1982年就有外资法，但事实上在1989年以前古巴不允许外资进入国内。在新的形势下，古巴政府修改了1982年的外资法，放宽了外资进入古巴的限制。与此相关，1992年7月的古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规定合资企业是合法的所有制形式；1993年9月政府明确在135个行业中可以建立个体和合资企业；为此，古巴政府还取消了非法持有美元的罪名。1995年9月，古巴政府颁布了新的外资法，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其次，古巴在农业生产领域举行改革。古巴对国有农场进行改造，国家保留土地所有权，但将农场改为私人拥有、自主经营和管理的合作生产基本单位，政府将掌握的土地租赁给善于经营的农民；国家改变对农副产品收购和分配的垄断，在1993年放开农贸市场，农民生产的产品可根据政府规定的价格浮动范畴自由地在农贸市场出售。1994年10月，古巴政府宣布将包括糖业在内的所有生产部门都向外资开放。
再次，古巴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开放外贸权。1998年8月，古巴政府颁布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法令，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推行新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被称为企业完善制度，该制度包括如下主要内容：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在制订生产计划、决定人员编制等方面获得更多决定权；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建立能准确反映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的财务机制。古巴政府放宽了外贸出口权，允许更多的企业进行出口经营，尽量多地增加国家的外汇总量。1997年起，古巴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哈瓦那附近的马列尔等地一批自由贸易区建立起来，在这里的贸易活动完全取消了进出口的限制。
在古巴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到2000年，已经有不少外资进入古巴，总数达394家，投资总额达50亿美元；它们集中在石油、电讯等部门，促进了古巴的经济发展。
最后，1997年开始，古巴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古巴实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构建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三者形成有序的竞争，商业银行获得了较大的利率自主权。古巴在允许个人自由持有美元的同时，实行外汇双轨制，开放个人外汇交易市场；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更新金融机构的交易系统，加入国际金融机构，以通行的国际金融规范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制度和体制建设。另一方面，古巴共产党和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在中央银行建立银行监管局，负责制定金融法规，审批金融营业申请，发布金融信息提示。以上金融改革配合了整体的经济革新进程，对促进经济的活跃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古巴在金融改革中非常重视金融安全，实行循序渐进的改进措施，这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革新成效明显。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经济的持续低迷和衰退之后，从1994年开始后的连续8年，古巴经济实现了年均4%的恢复性增长，到2003年已经恢复到1989年的90%的水平。①
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增长尤其引人注目，旅游业创造的外汇收入达到全部外汇收入的55%。值得称道的是，古巴的这种经济增长75%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间，古巴个体经济的从业人数增长到16万人，比1989年翻了四番。
除不断推进经济革新外，20世纪90年代古巴在政治革新上也迈出了步伐，加大了对执政党自身进行改革的力度。在组织建设上，古巴共产党着力于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和扩充新力量。在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的选举中，大批新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22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有126名新委员，25人组成的政治局中有14名新委员。古巴共产党四大还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各级党组织候补委员编制，只保留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进行的变革，显示了古巴共产党加快了更新换代的步伐。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决定将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精简至150人和24人。1997年古巴共产党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7岁和54岁，省领导班子的成员多为三四十岁的年轻干部，这为古巴共产党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壮大党员队伍，古巴共产党还放宽了入党的条件，尤其是取消了对党员的宗教信仰限制，大力吸收新党员，古巴共产党由1991年四大时的61.5万人发展到2006年的82万人。
在思想建设方面，古巴共产党重视完善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党校教育。1991年，古巴共产党四大创造性地把具有民族特色的何塞·马蒂思想融入党的指导思想中，突出了古巴共产党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有利于把坚持社会主义与维护民族独立结合起来，有利于增强党和人民的凝聚力。另外，古巴共产党积极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到党校学习，每年到高级党校学习的各种学员约有4000多名，使党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认识水平，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时，古巴共产党还针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和平演变”战略举行各种论坛，创办“圆桌会议”,通过电视节目进行思想战，广泛而深入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古巴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的公信力。首先，古巴严惩违反党纪国法的领导人。古巴共产党规定对贪污金额在300美元以上的领导干部坚决撤销其领导职务。1989年，古巴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掀起了一场严厉的肃贪反腐运动，将贩毒、走私和挪用公款的古巴驻安哥拉驻军司令阿纳尔多·奥乔亚中将等14名高级干部逮捕入狱。之后，古巴又在1998年、2001年、2004年开展了多次整肃，因贪污渎职而被先后解职的高级干部有：卡马圭省省长、原卡斯特罗的贴身警卫和卫队长、内务部长何塞·阿夫兰特斯中将，渔业部长奥兰多·罗德里格斯，旅游部长易卜拉欣·费拉达斯，等等。2006年，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安·卡洛斯·鲁滨逊·阿格拉蒙特又因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而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其次，古巴从法律上约束党政干部行为。1996年7月，古巴共产党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国家干部提出27条规定，如高档礼品一律上缴，部以上干部及其家属不能在企业兼职或担任名誉职务，不允许高级干部子女经商，不允许企业领导人把家属和亲戚安排在本企业工作，等等。再次，古巴积极完善监督机制。2001年古巴成立审计和监察部，并设立中央、省和市三级纪律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受理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举报、申诉和审理；同时发动群众进行监督，要求各级干部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随时受到群众监督。古巴共产党还在基层进一步加强“全国统一监护体系”,在各地设立保卫革命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省、部级干部与普通居民一样，并且要接受群众的管理和监督。古巴共产党在深刻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后提出了“四个一切”的原则：一切立足于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重大决定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一切活动要有群众配合。古巴建立了各级群众信访办公室，还在每个社区、饭店、公园、汽车站等公共场所派专人搜集各方面意见。最后，古巴共产党要求党的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古巴领导人同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商品，没有特供；禁止领导干部购买私人汽车，领导人用车均配普通拉达车，集体活动乘面包车。古巴共产党还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下基层视察制度，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6次到地方视察，其中4次必须深入基层。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领导层及时准确地了解民情提供了保证。
除进行执政党建设之外，古巴还进行了以完善人民代表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改革。首先，古巴建立基层组织人民委员会。总结苏联、东欧国家政权机构与基层民众脱节的教训，古巴决定将政权建制延伸到基层选举区，在市(县)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居民之间建立人民委员会，由基层选出的代表组成，对所在辖区的一切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领导和监督，这一机构的设置大大加强了政权机构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其次，古巴实行各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为了完善政治体制，扩大民主权利，1992年7月，古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了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四大提出的“全国和省级的人大代表均由基层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建议，对宪法进行了相应修改。这一改革扩大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有利于人民对代表和政府的监督。1993年2月，古巴举行了公民投票，直接民主选举了第四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省级政权代表大会代表，这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无记名直接民主选举。2007年10月到2008年2月，古巴进行了新一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全国840多万选民选出了614名全国代表和1202名省级代表，投票率高达96%。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选出的新人民政权代表中，妇女占43%的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而且代表年龄还趋于年轻化，60.9%的代表出生于1959年后。在2008年2月召开的古巴第七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古巴完成了新旧领导人交接。劳尔·卡斯特罗正式接替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职务，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后，独立面对美国威胁的古巴不得不进行革新，这是一种倒逼而来的革新。这种革新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古巴革新的步伐不是很大；在外部美国的压力下，古巴应对外来威胁颇为有效的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更是不会改变。不过，革新的步伐确实已经迈开，社会主义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魔咒已经破解，这为古巴社会主义获得新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的朝鲜面对着巨大的困难。早在1974年，32岁的金正日就在父亲金日成的培养下主持朝鲜党、政、军日常工作，成为金日成的接班人。1991年12月，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错综复杂的局势下，金正日就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到1993年4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1994年金日成病逝后，金正日守孝三年，1997年继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这样，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短时间内，朝鲜也完成了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入侵朝鲜，给朝鲜的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困难。1993年的冻灾，1994年的冰雹袭击，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的特大水灾，1997年的旱灾、海啸、台风，以及1998年的霜冻等，一系列天灾致使朝鲜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绝收，粮食年产量尚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一半，这使得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比如，1995年洪水灾害，朝鲜总损失额达150亿美元，难民达520万人，粮食损失191万吨；1997年高温灾害、旱灾和海啸灾害，使朝鲜22个郡140个里受灾，难民达约280万人，水稻减产70万吨，玉米减产150万吨。朝鲜1998年约有2200万人，按照每人每天半千克口粮的标准计算，全国口粮总计需要约40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20世纪90年代，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万—400万吨，距离所需还有约200万吨的缺口。农业生产能力的下降和粮食的匮乏，给朝鲜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国家的政治稳定、“主体思想”的权威性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灾难和饥荒的影响下，朝鲜的经济、社会都受到影响：全国工厂的开工率仅有30%;1995年首都平壤被迫实行分区停电，城市夜晚往往一片漆黑；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城市电车都停开，火车的误点不是按分钟、小时计算，而是按天计算，有时列车晚点达半个月。学生在校率急剧下降，一度仅维持在20%左右。
在艰难的形势下，朝鲜将1994—1996年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缓冲期，实行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和贸易第一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方针。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实行“农业第一主义”战略，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实行“分组承包、合理计划、超产自留、余粮可卖”的策略。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组无分配权、超产只能多得工分的弊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001年开始，朝鲜进而在一些农村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营农制，即把各组的成员减少到以家属、亲属为基本组成单位的5—8人，以更广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2002年开始，朝鲜又推行了以调整粮价为中心的新的农业改革。长期以来，朝鲜对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以国家财政补贴为支撑的低价收购、低价销售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粮价改革改变了朝鲜传统的粮食购销价格体系，按照实际价值购销，大大提高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价格，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调动了他们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此外，朝鲜政府还推行了其他一些配套措施，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上述农业改革措施，推动了朝鲜农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据韩国农村振兴厅估计，到2006年，朝鲜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约450万吨。2007年由于自然灾害，朝鲜粮食产量有所下降。朝鲜粮食的增产虽然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但已经有所缓解。特别是朝鲜推行的各种农作物“革命”,如“土豆革命”,仅2000年就生产土豆400多万吨，这些土豆作为“代替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短缺局面。“冷战”时期，朝鲜仿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工业体系，重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占中心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在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后，朝鲜在工业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实行新的发展战略，也就是“双行线”的工业化战略，即一方面使重工业部门合理化；另一方面扩大轻工业的生产基础，增加对轻工业的投资，朝鲜提出了“轻工业第一主义”战略。但是，无论如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仍然在朝鲜工业发展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9月，朝鲜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在经济管理方面，国家将实行企业独立核算制度，其目的是使企业自负盈亏，以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并首次提出了盈利的概念。让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朝鲜还改革了价格体制和工资制度。1997年，朝鲜颁布了《价格法》,1999年制定了《人民经济计划法》,开始推行以价格为导向的经济政策。2002年7月，朝鲜实施了以“扩大奖励制度”“废除配给制度”和“改善双重价格制度”等为核心内容的价格改革。这次价格改革的力度很大，各种生活日用品普遍涨价，大米的收购价格由过去的每千克0.6朝元(1美元约合2.2朝元)提高到40朝元，而销售价格则由每千克0.8朝元提高到43朝元。与此相适应，工资也被相应地提高，工资涨幅最大的是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厂矿企业的一线职工，如大学里一般教授的工资提高后平均可达4000—5000朝元，如果拥有博士学位或院士头衔，更可达7000—8000朝元，一般工人平均可达2000—2500朝元，均提高了15—20倍。
受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朝鲜的对外贸易长期得不到改观，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援助勉强维持现状，也无法制定长远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91年11月，朝鲜宣布将罗津、先锋两地设立为自由经济贸易区，之后颁布了《外国人企业法《自由经济贸易区法》等法律，以配合自由贸易区的设置。此后，朝鲜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有所扩大，南浦、元山、新浦等地陆续开放。但是，这些开放区的贸易活动受到管理部门的严格限制，不足以对朝鲜的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朝鲜的经济变革还十分有限，远没有冲破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因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朝鲜的外部环境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恶劣，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和保持社会稳定，朝鲜不敢也不可能改变先军政治的道路。
金正日时代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提出了先军政治的思想纲领。1995年1月1日，金正日在视察蟠松哨所时提出了军事为先思想，并要求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之中。先军政治就是将军事优先、军事第一思想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其具体内容有：突出军队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崇高地位，使军人成为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以治军的方式来治理和领导全社会，对国家进行军营式的准军事化管理；强调以领袖的思想把社会凝聚起来。①
先军政治全面地体现在金正日时代朝鲜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1992年4月，朝鲜劳动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把原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国防委员会升格为独立机构；分设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职位，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代替主席行使武装力量的指挥权。1993年，国防委员会成立，其地位与中央人民委员会相同。1993年4月，金正日当选国防委员会委员长。1998年9月的新《宪法》确立了国防委员会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政治体制。2009年，朝鲜劳动党正式将先军思想写入《宪法》。为了保证兵源，朝鲜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位高中毕业后的男性公民都将进入军队服役5年。义务兵可服役至40岁。
与先军政治相配合，朝鲜实行了核开发战略。1985年12月，朝鲜决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此获得了美国、日本的承认。1991年12月，朝鲜和韩国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朝鲜失去了苏联这个重要的国际支柱，在经济、政治上都面临着严重困难，尤其是朝鲜在国家安全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保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摆脱困境，朝鲜必须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而获得更多契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这时，美国依据其卫星拍摄的照片，怀疑朝鲜正在研制核武器，要求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检查。朝鲜否认美国的指责，并反过来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直接威胁朝鲜的安全。不过，朝鲜还是从1992年5月起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6次检查，但由于双方在检查对象和结果上的分歧，导致矛盾激化。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危机由此开始。几经周折，1994年10月，朝鲜和美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前，作为能源补偿，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至此，第一次朝核危机暂告缓和。但在此之后，围绕协议的执行问题，美朝双方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