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当代变革
一、民主社会主义为何强调追求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想潮流之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以下统称“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冷战”时期，1951年重建的社会党国际在其纲领性宣言中特别强调民主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为了强调与过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社会民主党将社会主义确定为奋斗目标，同时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因此其思想体系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党国际重建大会上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亦称《法兰克福宣言》),系统地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和政策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以民主的方法建立自由的新社会，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这种政治民主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内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即可得到解决。而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则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生活中致力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反对激烈的革命变革。
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苏联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国际还谴责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大大推迟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实现。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组织的核心都在欧洲，因此，其基本话题也是围绕欧洲社会的变革而来的，诸如福利、就业、选举等。70年代以后，尤其是1976年勃兰特(Willy Brandt)担任社会党国际主席之后，随着“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党在亚非拉地区影响越来越大，广大亚非拉地区特别关注的发展、和平、环境等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也成为社会党国际讨论的经常话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结束了“冷战”局变，标志着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时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主义因此被败坏了。为了降低对自身的影响，社会党国际再次刻意将自己与失败了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区分开来，不再广泛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将民主社会主义改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也着意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尽量回避“社会主义”的词汇。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迈尔(Thomas Meyer)认为，鉴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出现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对此社会党国际的著名领导人勃兰特也表示支持。这时的社会党国际趁着大批共产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机会，大力扩充其组织成员。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组织成员已经有111个，并且在大会讨论的主题中使用了“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之后，社会党国际继续扩充力量，到2012年8月召开社会党国际二十四大时，其各类组织成员更达到169个，并且其中有40多个成员党处于执政地位。
正如“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所示，“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追求。《法兰克福宣言》提出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的四位一体的民主主张。在社会党国际看来，因为社会主义要求人民积极参与它的实现过程，所以，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完全实现。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斗争实践，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各政党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伦理价值基础，总体而言，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其最核心的价值观。社会党国际的民主主张也是建立在这些伦理价值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对它的伦理价值观的践行，就表现在它对四位一体民主的追求上。
二、社会民主党对福利国家与第三条道路的追求
在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支撑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各社会民主党努力建设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最初起源于1942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的《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条)》,这份报告受英国历史悠久的费边社会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影响，提出统一性、普享性和均一性原则，即建立统一的福利管理机构，使所有公民均得以预防社会风险，每一个人无论其收入如何，都有资格和权利从国家获得资助或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设福利国家成为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的共识，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和“橱窗”。瑞典福利国家模式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多党议会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平衡国家公共部门、工会、私人业主及其协会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协商合作的关系；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即资本私有、市场经济、政府调控、经济民主的组合，保持一定量的国有经济并使用宏观调控对私人企业进行指导，国家征收高额累进税以支持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在社会层面上，建立覆盖所有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人享受良好的社会福利。除瑞典外，挪威、丹麦、英国、法国、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在福利国家建设中也成效显著。但是，以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为起点，在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下进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受到了极大冲击，特别是高福利开支使这些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高税收政策又妨碍了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民主社会主义也开始积极地调整。
在思想理论上，民主社会主义着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超越强意识形态下的阶级政治的束缚。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革命带动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已经促使各社会民主党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变化，所以各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就带有明显的思想转变的倾向。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民主党加快了这种思想转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民主党刻意划清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界限，更清晰地表达了自己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区别，表现为回避“社会主义”的概念，以“社会民主主义”代替“民主社会主义”。如英国工党在1995年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对党章第四条做了修改，取消了原来被视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制的内容，不再提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而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关于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由此，英国工党以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取消了原来第四条对“社会主义”的承诺。以英国工党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重要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主张，试图在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走出一条新的“中间道路”,主要表现为英国工党的
“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道路”,法国社会党的“构建现代社会主义”等。它们一般被统称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虽然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但仍然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将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融入思想体系之中。社会民主党把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案作为最首要的考虑，认为只要行得通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些社会民主党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信条，不再追究相应的方案和政策属于“左”还是“右”。正像“第三条道路”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书名《超越左与右》。然而吉登斯的另一本书名《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则正好表明，“第三条道路”仍属于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范畴。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了保守党，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贯彻到施政实践之中。布莱尔在1998年9月发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文，指出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就是，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右翼政党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将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法国社会党保留了对“社会主义”的承诺，但其“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制度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围绕这一问题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论。
与思想理论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相适应，社会民主党不断从纲领组织型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变，即由阶级党向“可选举的人民党”或“全方位党”转变。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开始重视选举成就，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的选举成就足以让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①。既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重视普选权的成就，当然也就要争取所有有选举权的社会阶层的支持，而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选票是不够的。因此，社会民主党自19世纪末起即已致力于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不断萎缩的状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获得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选票。社会民主党的这种转变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但是在80年代之后明显地加快了速度，社会民主党力争获得各阶层和群体的支持，特别是将日益庞大的中间阶级作为争取的对象。为此，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突出其“人民党”的特征，淡化其“阶级党”的形象；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不断进行组织方式的革新，改革原来垂直的多层次的组织结构，以多种形式和途径的活动来吸引民众对党的关注，动员他们参与到党的活动中来。为此，社会民主党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削弱工会对党的组织影响，加强来自各阶层的社会精英在党的决策层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执政理念上，首先，社会民主党不再拘泥于政府“大”或“小”,将“效率”和“责任”引入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之中。在治理的结构上，它坚持一种结构多元主义的观点，寻求从多维的角度看待公共生活和政治，并力图建立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尤其强调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对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必要作用。其次，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社会民主党普遍扩大对市场手段的运用，并寻求建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效率与公正结合的体制。为此，社会民主党普遍避免重复旧的“税收与开支”模式，普遍加强运用市场机制，减少运用直接的再分配手段。①
多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一直坚持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和民主追求，并且这种民主社会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国际民主”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资源、气候、环境的恶化，以及受和平、裁军、金融等影响，全人类的生存问题日趋严重，民主社会主义增加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内涵。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新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民主、尊重人权、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它的建立也要体现国际民主的原则，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组织、政党、议会和政府联合协调、一致行动，在共同参与中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社会党国际认为，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全球化带来了金融投机、环境破坏、军事扩张、文化冲突等问题，社会党国际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控管理，加强全球治理。
对于各社会民主党而言，“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时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各社会民主党仍然保留着“第三条道路”的深刻烙印，虽然前进的道路远非顺利，但它们依然是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蹒跚前行。首先，从阶级基础上看，社会民主党除了不放弃传统的工人阶级基础外，还竭力扩充自己的新社会的阶级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吸引新中产阶级的支持，包括与新科技联系在一起的从业人员，以及服务业从业者、小业主等。其次，重新定义社会公正这一核心价值观。主要表现在社会公正和平等观念上的变革。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践行自己的社会公正价值观的主要途径是进行福利国家建设，这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措施依赖于国家财政支出，自然也使得国家财政越来越不堪重负。为了摆脱困境，社会民主党引入了一些个人主义的理念，允许社会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借以激励个人奋斗和促进社会进步。社会民主党允许的这种不平等是功能性的，与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价值观并不矛盾。再次，抛弃意识形态标签，摒弃左右分歧。按照社会民主党
理论家的说法，第三条道路既不是左的民主主义，也不是右的新自由主义，同时也不是介于左右之间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追求的是实效，或者可以说它主张的是“多谈论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最后，第三条道路引入了全球治理的观念，已经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全球治理理论。
“第三条道路”一开始走出了一片坦途。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上台执政，如在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出现了13个中左政府，形成了所谓“粉红色的欧洲”。典型的是英国工党在野16年后在布莱尔的带领下上台执政，法国社会党在野14年后其领导人若斯潘(Lionel Jospin)担任了政府总理，在野12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的带领下获得选举胜利。但是好景不长，到2008年前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却在不少国家的选举中败下阵来。按照通常的逻辑，国际金融危机应该表示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相应的，代表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的右翼自由主义政党则会支持率降低。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右翼自由主义政党有不少在选举中获胜并上台执政，一些左翼政党则遭遇了挫折!这就清楚地表明，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正是社会民主党奉行的“第三条道路”的缺陷导致了它的失利。虽然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仍然标榜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但是“第三条道路”的实践不仅使它们的“粉红”褪色，而且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也让公众感到它有拾人牙慧之嫌。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公众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令人信服的解决危机的方案，而社会民主党自身也在左翼身份丧失之后陷入迷茫之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民主党加强了探索和改革，这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2011年，社会党国际专门成立了改革工作组，并在2012年公布《社会党国际的改革进程》,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加强了对全球化的应对，强调增强各社会民主党参与全球化的意识，对重大国际事件及时发表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让国际社会及时听到社会党国际的声音，了解社会党国际的立场。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观察员国的地位。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是涉及全球治理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全球治理思想的重要指标，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的表态则表明了他们的积极立场。2014年10月初，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新担任瑞典首相的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上任伊始，即宣布瑞典将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10月底，外交大臣玛戈特·瓦尔斯特伦(Mar-got Wallstrom)正式宣布，瑞典政府做出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并指出这对于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而言是重要一步，同时还启动了一项为期5年总金额达15亿瑞典克朗(约合2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瑞典社会民主党希望瑞典的行动能给他国做出示范。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全球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国际民主”主张的现实表现。紧跟着，法国社会党议员也提议议会进行表决，以敦促政府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2014年11月18日，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提案下，西班牙议会也通过了要求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决议。此前，英国，在工党议员的提议下，国会下院在2014年10月13日投票通过了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的决议。可见，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表态，我们可以窥见社会民主主义全球治理观念的继承和转变，而老牌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也的确具有示范效应。对于目前全球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社会党国际也确实及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2014年9月，趁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来自社会党国际成员的代表举行会议，集中讨论全球问题。对恐怖主义，尤其是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们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寻求中东地区的和平道路，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道路。会议呼吁各国各党重视全球治理，以和平、民主、合作、协商的方式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问题，诸如应对气候变化、非洲埃博拉病毒等问题。
此外，社会民主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全球化中少部分人和少部分国家获利的现状，让全体人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都得到好处。在全球化时代，坚持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贯立场。
除了应对全球化、进行全球治理上的新反应之外，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是在2014年，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探索中，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又重整旗鼓，获得新的突破。仍以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例，该党曾经长期在瑞典执政，是执政时间最长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它创立的瑞典福利国家模式被誉为北欧天堂。但是，在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却败下阵来。2012年，矿工出身的工会领袖斯特凡·勒文开始担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为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活力。经过8年的养精蓄锐，2014年9月，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43.7%的选票，击败了执政的中右联盟。10月2日，议会推举斯特凡·勒文担任瑞典新首相。
斯特凡·勒文的当选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不断革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再次得到民众的呼应和认可。早在2012年5月，来自法国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就已成功当选法国总统，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走向复苏的重要起点，斯特凡·勒文的当选则确定了这一复苏势头，而比勒文稍早的2014年8月底，来自意大利中左翼的民主党人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被任命为新一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欧盟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正在加强。斯特凡·勒文的国内政策在社会民主党中具有代表性，他致力于将社会民主党凝聚起来，将瑞典人凝聚起来，所以寻求并达成共识就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追求的目标，斯特凡·勒文也因为他非凡的成绩而被称为“共识制造者”。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斯特凡·勒文毫不怀疑自己的左翼位置，不过，他对左翼的理解彻底摆脱了理论教条的束缚。在他看来，确保人们有工作就是左派行为。他举例指出，有人说坚持稳定的公共财政政策就是保守派政策，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唯一能够让民众获得福利的方法，所以，这其实是左派的政策。奥朗德也在2014年10月19日表示，要在法国加快改革的进程，以增加就业，吸引更多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革新是承袭着“第三条道路”的理念进行的。2014年4月新上任的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虽然来自左翼的法国社会党，但他却主张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措施，并因此得到保守派和大批民众的支持和欢迎，而这恰恰是右翼力量的一贯主张。瓦尔斯甚至特别希望将“社会主义”一词从党派名称和党章中删去。尽管如此，瓦尔斯反对极右翼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他在2014年5月3日举行的法国社会党青年集会上就强烈呼吁：“不要把地盘让给极右翼，该由我们怀抱欧洲梦想。”他支持缩小和抵制贫富差距，公开宣称自己的政策是左派政策。法国总理的主张显示了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社会民主党的普遍倾向。而“第三条道路”也并非根本排斥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道路。斯特凡·勒文在谈到施政方针时就重点指出了提高福利和增加就业等问题，并计划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采取增加失业补助金、取消员工休病假天数、改善医疗服务等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等措施；在改善就业方面，国家通过刺激建筑行业、兴建高铁等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使瑞典成为欧盟失业率最低的国家的目标。目前，如何建设可持续的福利社会是社会民主党考虑的重点问题。如果从价值观上讲，社会民主党人目前更注重的是如何促进社会公正与经济繁荣的并行。在这种探索中社会民主党人见仁见智。来自法国社会党的里尔市市长就强烈呼吁，要求抛弃那些老旧的自由主义药方，革新社会民主主义。
总体来看，无论如何革新，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从社会党国际成员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议内容来看，他们仍然倡导平等、正义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同时他们也毫不掩饰地向国际社会昭示他们的左翼身份。
三、社会党国际的组织发展
1951年3月，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在伦敦召开，草拟了即将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标志着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立。社会党国际成立时，主要是一个欧洲或者说是西欧范围的政党组织，按照章程的规定，社会党国际有两个级别的成员，即正式成员和咨询成员。刚成立时社会党国际有34个成员党，其中只有6个来自欧洲之外。从组织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国际的历届主席基本上都是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中选出。国际组织的绝大多数代表大会，它的理事会的代表会议以及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几乎所有会议，都是在西欧国家举行的。最初几年里，社会党国际中英国工党是影响最大的政党，国际的总部和书记处都设在伦敦，工党的党员占国际所有党员的一半以上，当时国际约有成员987万。工党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从1951年到1957年，来自英国的摩根·菲利普斯(Morgan Philips)一直担任社会党国际主席，英国工党著名活动家阿利贝尔特·卡尔季多年担任社会党国际的书记。更重要的是，英国工党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直接影响了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制定。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地位逐渐加强，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的基本思想也深深影响着社会党国际的发展。该纲领仍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将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同时指出，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党，而且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到1976年，社会党国际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当时社会党国际有40个成员，但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在这次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当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从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社会党国际中牢牢地占据了优势。勃兰特认为应该彻底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向世界各国及政党开放社会党国际，所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也成为社会党国际振兴的代表大会，由此带来了社会党国际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即成员开始大大突破欧洲范畴，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发展成员。到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大会表示社会党国际才是第二国际的真正继承者。这时社会党国际已经有88个成员党，一亿名选民，包括1600万党员，28个成员党在26个国家执政或联合执政。这时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已经占到社会党国际成员的一半以上；同时，还有大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党领导人进入社会党国际的领导层；此外，社会党国际还在亚非拉地区设立了不少地区性机构，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成为社会党国际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推行“新东方政策”之后，社会党国际与共产主义政党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接触。到1989年前后，苏联和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急剧变化，这时社会党国际发现，这是促成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大好时机，于是又突出意识形态，表示“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革，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了《原则宣言》,全面阐明了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则主张，支持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转变。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成既定事实时，社会党国际中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证明了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才真正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形势却不如社会党国际想象的那样乐观。在右翼力量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且这种社会主义是包括社会党国际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所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证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事实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确实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张使民众将他们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他们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力下降。不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浪潮又为社会党国际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如意大利共产党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匈牙利社会党，西班牙劳动党并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它们都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
1992年9月在柏林召开的十九大是社会党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党国际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之所以选择在柏林召开，就是为了凸显柏林作为德国统一的象征的地位，同时也试图以此向国际社会昭示民主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为了迎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新时代的挑战，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中确立社会民主党的地位，社会党国际召开了这次大会。确如所愿，这次大会有近70个政党提出加入社会党国际的申请，表明社会党国际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大会结束了长达16年的勃兰特时代，选举法国的莫鲁瓦(Pierre Mauroy)为新的主席；大会还决定接收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等25个政党为社会党国际新成员；为了适应成员的不断增多和体现成员党的多样性，大会修改了章程，在成员党类别中增设观察员党；大会还决定将东欧和非洲确定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对东欧成员党加强援助和培训。为落实大会决定，1993年社会党国际建立了中东欧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东欧民主与团结论坛和中东欧工作组。①
经过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壮大发展后，社会党国际已经拥有111个成员党，约2500万党员，选民则突破2亿大关；而到1996年9月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止，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已增加到140个。进入21世纪后，社会党国际继续发展，到2012年8月召开二十四大时，社会党国际的各类组织成员达到169个，成员类型也由最初的两种增加到五种，即正式成员党、咨询党、观察员党、兄弟组织和联系组织。
西欧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社会民主党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社会党国际的中心地区。1992年成立了欧洲社会党，就是以各国社会民主党为基础，包括欧洲的28个成员党，1000多万党员，4800多万选民。在1994年6月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社会党获得了567个议席中的200个议席，是欧洲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截至1995年年底，西欧社会民主党在13个国家或单独执政(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瑞典、挪威),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在当时的西欧政坛，英、法、德、意四个大国的社会民主党处于在野地位，但在其他中小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则基本上都处于执政地位。在西欧各国议席中，社会民主党拥有1900多席，占全部席位的37%。①此后，四个大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先后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西欧地区一片“粉红”,以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代表，西欧社会民主党呈现出新的生机。当时社会党的主要主张体现在：在社会经济上，维护市场逻辑的优先地位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在生态上，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政治民主上，充当直接的社会民主代言人；在文化和人权上，把人权和民主的普遍性与对各种不同文化有自我保护要求的文化宽容性结合起来；在民族国家权利上，追求成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民主和有责任的全球化政策的推动力；在平等和自由上，追求证明自己是有差别的平等政策的代言人。但是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西欧社会党力量又呈衰退之势，在一些国家的选举中败下阵来。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又开始恢复。2014年进行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在总共751个议席中，欧洲社会党获得186席，仅次于获得211席的欧洲人民党，是欧洲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团。
社会党国际的最初章程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1963年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改为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1976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又决定更改为今后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从1951年到2012年，社会党国际已经召开24次代表大会。因为欧洲是社会党国际的中心地区，所以历任主席都是来自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现任社会党国际主席是希腊社会党人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他于2004年2月起担任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席，2006年1月起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和强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新的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必然带来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中间阶级的不断扩大。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肯定会在科技和产业部门造就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队伍，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成为不断增加的中间阶层。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的作用下，出现大量区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新产业部门，这些新产业部门的就业者大部分进入中间阶层的行列。据大致估计，中间阶级约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口的50%—70%。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现实社会存在种种问题，对现存的社会怀有不满情绪，要求不断进行社会变革；另一方面，这个阶层又留恋富足安逸的生活现状，害怕激烈的社会动**，更反对残酷无情的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改良主张正是中间阶级所需要的，所以他们也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其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仿效苏联模式建立的，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权力导致了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露了当时苏联的民主与法治遭到严重破坏，并且这些问题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得到有效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都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在地球村的时代和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都会成为其他国家人民的镜子，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国家治理的绩效来看，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具有比较优势；此外，社会民主党刻意将自己的理论描绘为民主社会主义，也的确由此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在和自由主义政党竞争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的不断革新也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四个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982年9月25日，应社会党国际秘书长伯恩特·卡尔逊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与社会党国际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这也是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直接接触。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84年5月德国社民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应邀访华。1986年6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淑铮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在智利首都利马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她是在场的唯一一家共产党的代表。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到2012年8月社会党国际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时，中联部副部长刘结一应邀率中共友好代表团出席大会，并且向社会党国际主席帕潘德里欧转交了中共中央的贺信。他向帕潘德里欧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社会党国际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它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相似或一致的主张和看法，尤其是在构建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新秩序上双方有许多共识。2014年11月24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纪念大会，得到社会党国际的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向大会致贺电，强调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有共同观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