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在采取苏联模式方面比其他东欧国家甚至比苏联本身还坚定，但在对苏联关系上则采取了比较独立的对抗态度。
1953年，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实行了“新方针”之后，罗马尼亚工人党也开始放松对国内政策领域的控制，经济发展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停止应斯大林要求在多瑙河和黑海修建人工运河这一重大工程，提出党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优势，强调更多地关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将财政预算更多地用于发展消费工业。195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贯彻实施集体领导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党的总书记一职予以撤销，党的最高权力转交至第一书记领导下的4人书记处，乔治乌-德治不再当第一书记，转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但到次年10月，乔治乌-德治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重任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总的说来，罗马尼亚还是继续实施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强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这些特别明显地反映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上面。1955年12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二大讨论通过的二五计划（1956—1960）强调，继续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扩大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广泛推行物质利益原则，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生产。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讨论通过的三五计划（1961—1965）提出，继续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完成农业合作化，全面发展农业合作社和在经济以及组织上加强合作化，大幅度增加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扩大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以及采用新企业设备和加速企业采取新技术。[22]到1965年，国营和集体的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根据这些比重的变化，罗马尼亚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23]
1965年3月，乔治乌-德治病故，尼克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1918—1989）接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马尼亚进入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齐奥塞斯库时代。1965年7月召开的工人党代表大会把党名改回罗马尼亚共产党，宣布罗马尼亚“进入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确立了快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奋斗目标。齐奥塞斯库在工作报告中提出，1966—1970年各项工作计划都服从于把罗马尼亚建设成具有发达工业和先进农业的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为此，国民收入的1/4要作为积累基金用来发展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用来作为经济、科学、文化与保健事业的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具体发展指标上，这五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5%。1969年8月，罗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在罗马尼亚“建设全面的社会主义社会”。大会讨论通过的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0—1975）规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8.5%—9.5%，农业总产值增加5%—5.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7%—8.5%。工业发展仍以机械制造、化学工业为重，其中，机械制造的生产要增长72%—76%，钢的产量要达到1000万至1050万吨，化学工业要增长85%—92%。[24]1974年11月，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继续规划“建设全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施目标，规定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0.5%—11.4%，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9%—10%。其中，机械制造业为11.5%—12.5%，化学工业的产量增加60%—80%，钢的产量达到1700—1800万吨。[25]
罗马尼亚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给罗马尼亚带来表面辉煌的同时，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如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齐奥塞斯库在每次党代会上也提及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每个五年计划中都规定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指标，但是，它们无法与重工业相比。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结构失衡和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匮乏，只是这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狂热的高速度和虚假的繁荣所掩盖。
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民众比较认同高速发展重工业的路线，与齐奥塞斯库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些做法有关。在内政方面，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久决定对50年代的政治清洗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为此特别成立了专案调查委员会。1968年4月召开的罗共中央全会审查并通过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责成司法部门撤销对卢·帕特拉什卡努的判决，在政治上为他及其受牵连者平了反。然而，最得人心的还是齐奥塞斯库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罗马尼亚建国初期在对外政策上完全依附于苏联，对苏联言听计从，被视为“苏联卫星国中最温驯国家中的范例，是斯大林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例子，是一个既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的国家”。[26]1958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苏联军队撤出了罗马尼亚。另外，自20世纪50年代末，罗马尼亚逐渐禁止苏联文化在罗马尼亚传播。由于同中国的矛盾日渐突出，苏联难以顾及罗马尼亚在某些细枝末节上的“偏离”行为，而罗马尼亚也借助西方力量来实现其工业化的目标。于是，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倾向日益明显，开始冷淡和疏远苏联。在1962年初制订的对外贸易计划中，罗马尼亚降低了对苏贸易的增长份额，而与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却增加了30%。1963年，乔治乌-德治在任期间，取消了学校中的俄语必修课，关闭布加勒斯特的苏联研究所，将街道和公共建筑物的俄文名改为罗语名等。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罗马尼亚也开始与苏联“唱反调”。在1962年6月召开的经互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罗马尼亚强烈反对苏联在经互会内建立一个权威执行机构的意图。在1963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中，它选择了中立立场，拒绝攻击中国共产党。
苏联对罗马尼亚的这种独立自主倾向十分不安，威胁要重新考虑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主权要求。[27]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196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发表《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所持立场的声明》，公开呼吁苏联和中国团结起来，并号召制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的趋势，强调各党和各国之间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齐奥塞斯库上台后，在上述《声明》所包含的外交理念基础上，正式形成了以摆脱苏联控制、维护本国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总的看来，这种外交政策是以罗马尼亚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试图打破“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格局，全面地发展同各类国家的交往，发展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巩固和加强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与所有国家的多边和双边关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28]1971年它被吸收为关贸总协定成员国，1972年又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齐奥塞斯库尽量避免苏联的干涉和影响，拒绝卷入大国之间的对立，其自主与灵活的外交政策，有力地拓展了罗马尼亚对外联系的渠道和纽带。从1965年7月到1970年初，罗马尼亚先后同9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100多个国家保持了经济和科技的协作关系。当然，罗马尼亚在对外政策上的独立自主也是有限度的，并没有对苏联的基本安全利益提出挑战。虽然不参加华约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罗马尼亚愿意履行同华约各盟国签订的双边条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
阿尔巴尼亚从1951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1980年先后实施了6个五年计划。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突出了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的计划管理的特点。但不同的是，它始终不渝地突出和强调这几方面，而不是随着苏联的调整而调整。
阿尔巴尼亚把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都视为资本主义，因此，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9%，占农业总产值的80%，占批发商业的百分之百，占零售商业的90%。国民收入的近90%来自社会主义成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社会经济的这些根本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9]与此相适应，“1960年，工人及其家属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劳动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人民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三点六”[30]。正是根据这样一些指标，1961年2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宣布：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又进一步提出“要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开刀”，加速为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培育“共产主义的萌芽”。在经济发展结构上，阿尔巴尼亚强调集中力量快速地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1951—1955）确定的目标是到1955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三五计划（1961—1965）强调，除了大力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外，还要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如铜矿、镍矿加工业，黑色冶金业和化工工业。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宣布，五五计划（1971—1975）的目标是把阿尔巴尼亚由一个“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60年代中期全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又提出，合作社要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发展，所有牲畜都要集体饲养，农民市场全部取消。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阿尔巴尼亚由国家用总的计划来组织、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经济计划、国家预算、价格政策、工资制度、对外贸易等都是全国统一的，企业仅仅是服从国家统一领导的生产管理单位，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而加以排斥。总之，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进一步夸大了苏联模式，在生产关系方面搞“一大二公”，脱离本国缺少资源和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而片面地、高速地发展重工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穷过渡”。因此，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虽然比较快，但同其他东欧国家比仍是最落后的。
阿尔巴尼亚强化的不仅仅是苏联经济模式。在政治方面，阿劳动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地领导一切。1971年11月，恩维尔·霍查在阿劳动党六大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没有党中央或政治局事先作出决定，国家的或党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主要问题都应该先由政治局进行研究，然后交给政府，由它落实贯彻政治局的决定”。[31]实际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霍查一个人手中。在强化个人权力的同时，霍查还不断进行党内清洗，排除异己。1944—1981年，阿尔巴尼亚先后发生13起重大的“反党案件”。除了前面讲过的科奇·佐泽案件之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50年代中期的“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案件”，“地拉那市党代会案件”，1973—1975年揭发和处理的政界、文艺界、经济界、军界的三个“反党集团”等。[32]其中，在1973—1975年的清洗中，阿劳动党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消失，被清除的“官僚主义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人”“阴谋家”和“变节者”共三万多人。[33]
在文化教育方面，霍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为消灭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旧社会的残余而斗争。”1966年11月，霍查在阿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任务，其目的是在全体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大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彻底根除资产阶级思想，对新人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为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文化革命。除了让群众以文字形式公开批评自己和别人的“闪电报”运动、彻底解放妇女运动、文艺工作革命化运动之外，思想文化革命最重要内容还有两方面。第一，学校的革命化运动。由于认为学校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阿劳动党不仅重新审查整个教育体制，采用新的教育方法，而且要求学校与生产紧密结合，实行“学习—生产劳动—军体训练”三结合的教育制度，工人和城乡劳动群众监督学校的全部工作，并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教育”。第二，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运动。1967年，阿尔巴尼亚宣布废除宗教，关闭全国2169座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取消一切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销毁宗教书籍和宗教文物，更换与宗教有关的地名、人名。
阿尔巴尼亚国小力微，在巴尔干半岛上也没有什么特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它并不在意，在东欧国家中也没有让它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但是，阿尔巴尼亚不仅坚定地选择了苏联模式，而且在外交上也紧跟苏联。苏联和南斯拉夫冲突发生后，阿尔巴尼亚是最早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和在党内清洗“铁托分子”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冲突发生之后，阿尔巴尼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依赖的对象由南斯拉夫全面转向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逐步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1955年5月，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否定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随后在致苏联共产党的信中指出：共产党情报局决议“除了个别策略性问题以外，是完全正确的”[34]，实际上是委婉地反对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和为铁托恢复名誉。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更进一步承认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4月，霍查、谢胡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会谈时，赫鲁晓夫批评阿巴尔尼亚劳动党对南斯拉夫的谴责过于严厉，苏联将会继续同南斯拉夫改善国家和党际关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后来认为，这次会谈是它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第一次直接交锋”。[35]
在1958年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苏联共产党和中共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苏联共产党在批判南共联盟时注意留有余地，仍保持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弱。中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一开始弓就张得比较满，而且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强。除批判的言辞十分激烈之外，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降到代办一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共由于在批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一致性而越走越近。阿尔巴尼亚首次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是在1960年6月20—25日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会议期间，苏联共产党同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突然发难，在许多问题上指责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站出来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不能单凭一方面的材料来判断中苏两党的分歧，必须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因此遭到赫鲁晓夫的斥责和其他东欧国家党的围攻。9月初，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出席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中苏日渐恶化的争论中，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霍查同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霍查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做法和反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赫鲁晓夫则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观点，会谈破裂。[36]霍查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言批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反对苏联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斯大林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等问题上的观点。
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苏联于1961年单方面撕毁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拒绝阿尔巴尼亚参加华约组织会议，1961年12月甚至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却日益密切并快速升温。在政治方面，最能体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亲密性的是：周恩来于1963年12月至1966年6月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谢胡于1966年4月和1967年9月两次来华访问。为表示关系亲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都给了对方以超高的礼遇。在经贸方面，1961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议定书和换文，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提供大批贷款、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1961—1969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15.5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5.4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援助，包括修建军工项目，提供了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火炮，以及大量枪支、弹药、汽车等军需物资。两国1965年的双边贸易额比1960年增长了14倍。中国提供的都是阿尔巴尼亚急需的物资，其中有些也是中国短缺或不能生产而需要进口再提供给阿尔巴尼亚的。
不过，在关系亲密的外表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党之间也有许多分歧和矛盾，只是因为双方刻意隐藏而没有显现出来。比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中国组建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反对中苏两党举行会谈，拒绝中国党提出的除南斯拉夫之外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都派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反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对苏联进行斗争等。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开始“变味”。1969年中国和南斯拉夫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建议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进行合作，阿尔巴尼亚不同意。对中美关系缓和及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更是反对。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转了一封霍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37]在信中，霍查认为，在知道尼克松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的情况下，中国的接待犯了一个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8]不仅如此，1974—1975年，霍查先后清洗了那些与中国交往比较密切的负责军事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1977年7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8—9月，铁托访华前后，《人民之声报》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解，这种做法是“机会主义”的，同时大量地刊登论战性的文章，攻击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1977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编辑部文章之后，阿尔巴尼亚利用媒体、会议、群众游行等多种渠道和场合对中国展开批判，频率越来越密集，调子越来越高，反华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指责中国对南斯拉夫和美国等国的外交政策，贬低中国对阿的援助，警告中国不要试图对阿“讹诈”“封锁”“施压”等。对阿尔巴尼亚的这些攻击，中国采取不予回应的策略。1978年以后，阿尔巴尼亚又开始对中方提供的物品、派遣的专家进行挑剔刁难，指责中国的援助破坏了阿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停止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中国专家。至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所结成的亲密关系彻底破裂。紧接着，阿尔巴尼亚开展大规模的反华宣传，继南斯拉夫、苏联之后，中国也成了“修正主义国家”。
1976年12月生效的第二部宪法，不仅把阿尔巴尼亚国名由人民共和国改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且规定在城乡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坚持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为止，禁止宗教，取消一切税收，禁止同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建立任何经济联系。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就成了“世界上惟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39]。事实上，此时的阿尔巴尼亚已被苏联模式的弊端浸透，所作所为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