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美、苏两国为争夺在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强行分裂朝鲜半岛的产物。
1910年到1945年的30多年间，朝鲜半岛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朝鲜半岛在战后由中、美、苏三国对朝鲜进行为期20或30年的托管，斯大林原则上同意。随着战事的推进，日本迅速溃败，苏联军队大举进入朝鲜半岛。为了保持在朝鲜的势力范围，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军和苏军在朝鲜执行对日军事行动的临时分界线，苏联赞成。1945年9月8日，美军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开始占领朝鲜南部地区，推进到“三八线”，而“三八线”以南的苏军相继撤回到“三八线”以北。这样，美苏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半岛实施分区占领。为了便于管理，苏、美两军分别在其辖区内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措施。1945年8月在苏军帮助下朝鲜半岛北部五道成立了人民委员会。9月，美国宣布对朝鲜半岛南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以美军军官阿诺德为首的南朝鲜军政府。
实际上，美苏是以“国际托管”之名把南、北朝鲜分别划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内。1948年5月，朝鲜半岛南部在美国操纵下举行单独的国会选举，7月颁布宪法，8月宣布成立大韩民国。与此同时，1948年8月，朝鲜北部也举行了最高议会选举，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金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国家元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旋即成立。
自1945年托管朝鲜北部后，苏联就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北朝鲜植入苏联模式。
在政治方面，苏联首先帮助朝鲜共产党实现了自身内部的整合。苏联占领朝鲜北部时，朝鲜共产党主要有四个派别：游击队派、莫斯科派、南方派、亲中共的延安派。由于莫斯科派势力相对较小，领导人也较为软弱，苏联相中了游击队派领导人金日成，积极提升他在朝鲜共产党中的地位。1948年8月，共产党与延安派的新民党合并为劳动党后，金日成成为劳动党的领袖。与此同时，苏联还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共产党成为朝鲜政坛的领导者。苏联先是要求朝鲜各种政治力量组建民族民主统一阵线，而在统一阵线中只有共产党能发挥领导作用。1946年7月，在苏联占领当局和北朝鲜共产党的直接施压下，北朝鲜各政党及社会团体宣布成立统一民族民主阵线。统一民族民主阵线的建立使北朝鲜所有合法的民主政党组织，在形式上彻底服从了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而在实质上却丧失了自己组织的独立性。苏联支持劳动党对“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改造。1946—1948年，劳动党对民主党与天道教青友党进行了改造。改造后，两党本身的性质被改变，只是暂时保留了党的名字和组织。
在经济方面，北朝鲜在建国之前就开始了土地改革。1945年9月，北朝鲜临时政府的政治纲领规定，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的土地，把没收土地无偿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新的土地政策实行“三七”租金制度，即耕种朝鲜地主土地的租户，向地主缴纳租金的标准为30%，地主向地方权力机关缴纳同样的税金。1946年，在苏联的指导下，北朝鲜进一步将没收土地的范围扩大到本国地主。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令，北朝鲜共没收100万町步[15]土地，包括过去属于日本人所有的土地11.3万町步、朝奸的土地1.3万町步、地主占有的5町步以上的土地23.8万町步、全部用于出租的地主土地26.3万町步、地主长期出租的土地35.8万町步、教会寺院土地1.5万町步。没收来的土地绝大部分分给了雇农、无地租户、少地农民、依法可以得到土地的地主。[16]与此同时，北朝鲜临时政府还颁布了重要工业国有化的法令，没收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朝鲜资本家的工业企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朝鲜”）建国之后，国营经济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断了朝鲜的经济建设，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劳动党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从1954年起，朝鲜开始执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仅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用两年零八个月使工业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1953年8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在农业上要走一条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北方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个体农民经济逐步走合作化”。1954年3月，朝鲜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措施》，对如何从经济上、组织上加强和发展合作社做了具体规定。1954年11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要群众性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朝鲜政府有计划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全面地完成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奠定坚定的物质基础。
朝鲜劳动党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允许它们自由从事经营活动，充分发挥它们的创造性；利用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限制不利因素；逐步引导它们向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过渡。对城市手工业的改造步骤是：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组成若干个生产合作社，对带生产资料入社的手工业者支付一定的报酬；各合作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按劳分配。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是：首先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销售合作社；然后过渡到生产销售合作社，生产销售合作社自行生产、自行销售，生产比重也是逐步扩大的，最后过渡到完全生产型的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者由此变成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到1958年8月，城市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
朝鲜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两个阶段进行。1954年年底以前是试点阶段，1955年以后为普及阶段。1954年3月，朝鲜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合作经营”的决定，规定已有的合作社到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合作社具有合法的地位，其经济活动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政府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提供资金、技术设备等，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从1954年4月到1954年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000多个增加到1万多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由2%上升到31.8%。11月，朝鲜劳动党决定进一步扩大合作化运动，结束试点阶段，进入普及阶段。根据农民不同阶层的觉悟程度和经济状况，朝鲜劳动党总结出了三种农业合作化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劳动互助组，入组的成员只在一起从事生产，生产资料仍归个人所有，不进行合并。第二种形式是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即土地进行合并，集体经营，共同从事生产，劳动成果根据社员劳动及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第三种形式是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即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合作社所有，全部劳动成果按照社员的劳动进行分配；不过社员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自留地和农业副业。在合作化过程中，第一、二两种形式的合作社逐步提高到第三种形式。到1957年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部农户的100%，农业合作化运动结束。1958年10月，朝鲜又开始并小社、建大社的运动。农业合作社由原来的13309个合并成3843个，规模从80户到300户不等。
朝鲜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后，从1957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7—1961）。这是朝鲜的第一个长期计划，其基本任务是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基本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发展大规模的中央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小规模的地方工业。朝鲜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工业建设方面的任务，重点发展了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到1960年，工业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了57.1%，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71%，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21.3%，机器设备的自给率达90.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朝鲜还完成了农业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的任务，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在五年计划的头四年，粮食产量增加了32%。棉花、亚麻等农作物和蔬菜的产量也成倍增加。由于国家加强了消费资料的生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增加了。同时，国家还增加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和农民的实际收入。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改变了朝鲜过去的落后面貌。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朝鲜逐渐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计划部门自成体系，不属于地方政府领导。工业、农业、水产业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工作均由计划部门统一协调，所有经济活动都要列入国家计划。各单位、各部门的计划，逐级汇总上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批。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所有经济部门，从领导机关到企业，都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制，党委是各单位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厂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工厂党委员会，有关制订年度计划以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均由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交有关人员负责执行。党委书记平时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具体生产则由厂长负责。[17]
谈及朝鲜社会主义，需要着重一提的是“主体思想”。它是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也是朝鲜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过程中，朝鲜不倒向中苏任何一方、走中间路线，金日成个人权力进一步强化的产物。
由于朝鲜与苏联、中国的地缘关系和特殊的政治关系，朝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都比较大。金日成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确立了在劳动党中的权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亲苏派和延安派的势力都大大提高。虽然金日成采取种种措施来清除后两者对自己权力的潜在威胁，但是朝鲜停战后，延安派的金料奉、金昌满，亲苏派的朴昌玉、朴永彬，南方派的朴正爱都进入了领导层。在中苏冲突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朝鲜劳动党内亲苏派和延安派之间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利用两派的矛盾，先是与延安派结盟对亲苏派进行了清洗，后是对延安派进行了清洗，从而牢牢掌握了对劳动党的领导权。[18]权力巩固后，金日成并不想在中苏论战中倒向任何一方，而避免卷入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苏联的又不同于中国的理论。这样不会得罪苏联，也不会得罪中国，更可以确立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强调朝鲜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认为朝鲜不能盲目跟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1965年4月14日，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的讲演中，金日成第一次公开使用“主体思想”。金日成指出：由于我国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由于我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树立主体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防上的自卫，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立场。[19]1970年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将“主体思想”正式写入党的文件中。金日成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党的唯一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体思想；我们党的唯一思想体系，是主体的思想体系。”[20]1972年，“主体思想”又被写进新宪法。
“主体思想”包含思想上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思想上的主体，是指人民树立革命和建设的主人翁态度，树立主体的观点和立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切问题，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一切问题。它是人民在实现自主性的革命斗争中的首要要求。因此，一切思想工作要服从本国的利益，使所有的朝鲜人都要树立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思想。实现思想上的主体，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党的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武装人民，确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同时，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本国文化的教育，人民只有了解本国的国情、熟悉本国的历史文化，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要求进行革命和建设。
第二，政治上自主，是指维护本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主权，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从事政治活动。要做到政治上自主，首先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让朝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真正地、完全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其次，要有朝鲜自己的指导思想，要有革命的主见和信念，独立地制定并贯彻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最后，要在国家对外关系上行使完全的自主权和平等权，既反对被别人奴役，也反对奴役别人。
第三，经济上自立，是指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依靠本国的技术、资源、干部和全体人民的力量，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经济上自立是政治独立的物质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必不可少的要求。经济上不能自主，必然会导致政治上成为别国的附庸。经济上自立也保障贯彻国防自卫原则，只有保障经济上的自立，才能建立起自主的国防工业。
第四，国防上自卫，是指拥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击退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加强国防力量，首先要使人民军队和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彻底做好准备。其次是贯彻以全军干部化和现代化、全民武装化和全国要塞化为内容的军事路线。最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和加强后方保障，要建立能够自行解决、自己生产、自己供应的民族国防工业。
在“主体思想”指导下，朝鲜逐渐建立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自主发展型经济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朝鲜就走上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重点发展冶金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其中，军事工业更是重中之重。1962年，朝鲜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发展方针，将国家财政预算资金明显向以军工生产为主的重工业生产领域倾斜。与此同时，朝鲜在经济发展上选择了以国内资源为主、外部资源为辅的发展方式，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用本国生产的制成品代替从国外进口的制成品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从而逐步建立起了本国的产业体系。
但需要指出的是，“主体思想”过于强调主体性，而忽视了客观性。在朝鲜当时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在当时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过分突出强调“自主”的结果就是国家的封闭式发展，与朝鲜保持着经济往来的国家并不多。没有开放学习，通过闭门造车方式发展经济，难以实现现代化。同时，为了掩盖口号与现实的落差，思想灌输被过度地使用，朝鲜劳动党需要不断地用美好未来的憧憬去填饱人民饥饿的肚子。然而，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让许多人觉得味同嚼蜡，怀疑和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
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朝鲜经济发展出现停步不前甚至持续数年负增长的情况。粮食严重短缺，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给朝鲜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劳动党开始认真总结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开始探索新形势下朝鲜的发展道路。但是，朝鲜长期实行“先军政治”，把军事、军队、核武发展放在优先地位，经济建设因而难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