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明的生产性力量在城市中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种变革的景观。在任何时候，物质性景观都会呈现出不同于原来的形态，并且由此会呈现出不同于将来的形态。倘若当下是一个失去的时刻，那么它也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未来的新的开始。变革的动**性在把戏剧性的形式呈现为一种景观的时候，把城市转变为掌控动
**不安本身的倒数第二时机，并且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畸形比例的一种自命不凡呢，还是相同事物的一种反复述说，人类无能为力的一种重复?”
死亡和对人类状况的有限感，困扰着在不断变化中关切永恒性的集体生命。也许，人类力量在集体生活中出现的第一个或最根本的形态，就是通过人类建筑物和由成就的易毁灭性质所唤起的终有一死的形象来体现的。任何一个城市的密度都由于时间的命运同时把当下物质性力量和物质性限制戏剧化了。任何一个城市的作品和成就都预见到了无常性，并向集体提出挑战，要求在当前找到和恢复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含义和意义问题的场所，从而把形式赋予城市生命的持续不断的和不可阻挡的身体性运动。城市的建设和重建是第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存在的无根性在令人难忘的碎片生动性中表现为一种集体景观。
城市流动
无常性是城市中不断被提出的一个问题，反映在它在不断变234 化中持续存在的问题所带来的持续挑战之中。在与流动中的“事实”引发的无常性的幽灵有关的城市中，如何始终把握集体的永久性。笼罩在城市中的无常性的怪异氛围，戏剧性地体现在持续不断的建设和重建举措中，戏剧性地体现在事物、商品、空间和人的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甚至通过城市作为一件经历了恶化和复兴的工艺品的性质，以其时间和空间的混合和匹配为特征，给一切人造物带来一种可怕的本体论折中主义。城市的无常性肯定了自我塑造的集体性积极能力，同时肯定了对一切未来事物的容易消亡性质的反常认识。它以这种方式证明了以作品和成就而闻名的有限性的局限，同时因无法掌握创造本身而遭到诽谤。
城市的无常性触动着他者的心弦，拥抱必须被重建的东西，摧毁将会被取代的东西，在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元素不屈不挠的融合中，对想解决永久化问题的集体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挑战(Nietzsche,1956)。在暗示一切事物都会逝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在形式中持续，所有的过程终究可以修改，恒常性任由偶然性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无常性诱使城市屈从于命运，仿佛它的形式确实就是形式本身，无法承受生命的运动和力量(Simmel,1959),也就是说，仿佛集体的力量是一种无所事事的、人道主义的幻想。同样，无常性质疑城市把它的现实性置于“危险之中”,目的是检验它所声称的责任，而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城市。因此，为了勇敢地面对它的复兴问题，城市迫使自己经受这种挑战，这种虚无主义的挑衅。
在对人工制品——水罐、手柄、桥梁、废墟的一系列分析中，齐美尔表明了建设或重建的任何一个实例究竟如何以一种时间性的方式确证人类对自然的掌握，因为人工制品的耗损或退化——总是被客观化在废墟之中——重申着对大自然的统治，让人类直面认识到他们的脆弱性(Simmel,1959)。如果从某一个立场来看，重建的时机凸显了对尼采所说的无常性的狄俄尼索斯的直觉，那么,它同时也为人类精神持续统治的阿波罗的直觉创造了一个场所(Nietzsche,1956)。
齐美尔提供了把建筑物转化为我们可以在城市中探索社会动力的一种方法。任何建筑或重建举措都提供了研究城市如何激活空间或者把生命注入空间的一种机会。齐美尔认为，建筑物的退化给集体带来了面对面的认识，即在每一个场合，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持续可逆性都被戏剧化为对城市的一种挑战。因此，我们可以把对建设和重建所需要的集体回应理解为一种张力的标志，这是人造物的无常性的直觉与需要通过重新确立人类统治而超越这种认识之间的冲突所释放出来的张力。
在城市中，城市政策与政治、企业利益和建筑行业之间的辩论，被当作一种关于城市空间融入生活的最佳方式和方法的对话而被激活。这些政策和解释预先假定了城市居民及其对空间利用的形象，它以各种方式掩盖了，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指向这个问题的话语，即空间的使用者究竟是如何通过这些相遇而被想象为有人使用的和富有生气的。为了通过城市居民所表达的对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持续存在和变迁的集体关切确定可能性的范围，我们可以考察各种各样争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如此，我们会继续被这个问题引导，即城市如何给这种辩论烙下它的印记，而这种辩论又是怎样被城市塑造的。
我们可能会把城市看作一个人性被剥光的场所，让人们直面他们的有限性。可以说，城市让它的主体暴露给一切即将来临的事物的根本无常性之中，暴露给技巧和社会建设的不可阻挡的诡异之中。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村民与自然相遇的方式，城市把它的主体定位在存在与生成之间的悬崖峭壁上。同时，城市生活的基本流动褒扬物种的自由以及对这种自由的基本限制，从而唤起我们所建构的事物之永恒性的脆弱幽灵。城市就是一种挑衅，考验着我们在面对无常性的景象时如何发现自身。假如我们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希望挑战极限(对自由的承诺),那么我们在城市中的命运就是要接受这种认识，即这样一种挑战存在于不断更新的需求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传承就在于这一挑战本身的模糊性，它给集体提出了这个问题，即集体必须持续不断地创造、经受和挑战人们提供的各种预期解决方案。我们将开始创造一种叙事，以表明城市是如何通过无常性、多样性和碎片性、虚无主义本身的景象而产生的，对于任何一个当下时刻来说，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对承诺的一种富有意义的激励，对承诺的一种考验。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城市是虚无主义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城市敢于冒险把虚无主义及其各种论调当作日常生活话语的235一个重要部分的环境，这就是使城市成为一个主要的自由中心的东西。城市以这样一种方式唤起它需要超越的情感——脆弱性和无常性的反常直觉——在建造和重建中，在延迟永恒把握的同时，也证实着当下。在这种延迟中，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元素的混合，标志着城市的文化及其在建筑方面的根本模糊性。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一项工程都会让人们在城市中与空间接触，想象成一场想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强大、具有重要意义的相遇，从而成为一种有关城市自我更新的表达。不管这样一种姿态多么富有创意，都只能从建筑艺术中流传下来的星星点点、空间类型的传统，以及被设想为居住在这些空间里的生命形式表现来充实更新的工作。
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无常性的标志就是流动(财富的内部变化和外部波动)、建设和重建活动的暴力，以及作为一种具有自然和美学价值融合的生命周期的艺术品的时间轨迹。这允许我们可以根据循环、更新和传记的隐喻来谈论城市。通过这些修辞手法，我们可以把城市本身的基本运动理解为一个集体问题，这是城市所面对的并且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为自身所构想的作为一种象征的城市流动，体现在城市生活的各种话语中。这个问题一解决的城市开始以集体的形象看待自我更新问题，以及在被包围的运动中把握自己作为一个完整中心的需要和渴望。这种无常性的氛围表明，城市总是处于失去自我的边缘，人们似乎总是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有关这个问题的道德冲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它是谁，它是什么,也就是它的身份问题。
纽约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它的消失包含了恒常性——并且不只是因为一些早期的建筑幸存下来，促使我们走向历史的自我意识。在纽约，最坚固的东西都具有转瞬即逝的变化无常的表象：这个城市长盛不衰的勇敢、活力、魅力、实验；旧**激励着新形式的奇迹，即湮灭的东西被重新点燃。
(Ozick,1999,152-153)
城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们迁入又迁出，事物存留又衰落，空间持续又退化。城市是一个运动和静止、生长和破坏的场所。就当下而言，进入城市的人都会受到其他从未搬家的人的影响，而那些不爱活动的人则会遇到运动中的其他人，也会面对与他们相似的陌生人和看上去根本不同的邻居。使城市变得引人注目的人的运动——进入与退出、出生与死亡、移民、迁移和流动——体现着城市面貌是一种静止和运动、生命和死亡、衰落和重生的辩证法。空间就像个人一样，存留与衰退都会被用于各种用途，补充或者任其腐烂、遗弃和退化。如果希望是永恒的，那么,它仍然与浪费和侵蚀循环中的损失，房屋、财产和属地的更新，没完没了的剩余物和重建，没完没了的地区、区域和事物的衰落和再生并存。正如所有的当下一样，城市的永不停息的运动——它的人和事物——表明，为何它的生命就是它的死亡，这一命运体现在更新结构必然能够瞥见的形象之中。
对于任何时候的城市主题都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城市是否持续存在于整个变迁中?梦想中的城市与真正的城市是什么关系?在这个城市中，我置身何处，我心目中的这个城市究竟在哪里?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城市必须使这类问题具有说服力，就像它的话语在这个场所中以一种彰显其天才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城市的自命不凡，这就是城市的“**”。假如似乎使我们梦想中的城市与眼前的真实的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必须回答的持续问题，那么这种表象便是吸引我们去寻找这种结构所隐藏的东西的**。这是因为，城市要求我们去探询它的空间究竟是如何以永恒性问题成为难题的方式而发生变化的，它如何能够保持自身的真实?城市需要我们反思贯穿其表面变化过程的持久力，它的完整性怎样才可以说是持续性的。我们认为，城市的梦想——完整性和持久性——是与人们对城市的迷失、即“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恐惧所预想的噩梦并存。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失眠是夹在梦想的**与虚无主义观点的**之间的城市居民的清醒生活的缘故。城市被迷失了，主体所拥有和渴望的是什么以及不再是什么,城市已经死亡，随着这种死亡部分主体也死了。城市——在失眠的主体中——引起了恐慌，人们担心属于整体的部分现在不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是了。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会为它的主题提出一个有关其中一部分死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失眠是城市内在生活中一种永恒**的原因所在。
芝加哥学派
正是由于芝加哥学派，特别是罗伯特·帕克和他的同事们，我们才把对城市的最激进的解释当作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237程中，由于个人和群体都渴望“在都市生活的巨大复杂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再生才被不断地表现为空间的复兴(Park,1926,4-18)。生态学不仅把城市看作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一解决的一种语境或背景，而且看作为自身的生死存亡所困扰的一个集体行为者，这是一个在自身各部分都反复出现的诸多影响中形成的问题。
被人们设想为一个集体行为者的城市，并不是简单地被描绘成一种聚集或有机体，而是以一种超越确定性的方式被描绘为自我肯定。这幅城市图景中的张力源自被隐藏在自然秩序中的形象，就像自然秩序的“植物一样”(Park,1926,3)经历了一系列不可阻挡的阶段，在成为满足自身欲望和记忆的资源的同时，也限制了它只能在这样一种秩序的范围内回忆和期待，就好像它的过去和未来一样，仅限于记录它的选择和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作为一种集体命运生存下来，而它只能顺从这种命运，这一命运似乎标志着每一个城市在重新配置与这种普遍状况有关的地位的方式上都是独特的。城市的禀赋使它本身表现为“人口的选择和分离都已经走得最远的地方”(Park,1926),这为区分“大城市”和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种方式。尽管芝加哥学派坚持不懈地关注城市的生死存亡运动，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没有任何办法，提出比他们能够想象的更为复杂的各种自我理解方式，思考城市的生活究竟如何与其历史和记忆联系在一起。
自然选择和分离并存——城市及其力量的不可阻挡的周期性秩序——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上得到了体现。这种“工作”表现在群体和个人的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他们通过占有空间、交替着赋予和撤回空间的意义，更新边界和机会而不断地对空间产生作用，所有这些都对中心和边缘以及群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城市——被描述为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空间的破坏(衰退、衰败)与再生生命之间的更替。在那里，空间通过“人口流动”而被重新创造出来，无论是个人和群体的流动，还是边缘阶层和流动人口(为社会所弃的人、移民、艺术家)的漂流。城市中生与死的波动节奏反映在具有“一种不明确的生活”的命题中，体现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生成与死亡所隐含的必然结果中，就像居住在城市中的个人和群体一样。
既然城市总是在变化，那在任何一个时刻它都不是曾经所是的样子，也不是它将来要成为的样子。在任何时候，在所有条件下，如空间的土地价值、建筑物的高度、住房的状况、拥堵的波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城市居民的空间构成，都标志着任何一个空间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同于原来的东西，也不同于将来的东西，同时提出——含蓄地——面对这种他者性，它如何能够保持同一性的问题。
芝加哥学派所描绘的城市之生与死表现在边界的脆弱性上，总是遵从选择和分离的规则，总是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本质上处于转变之中，处在过去曾经是和未来将是的他者性和同一性之中。如果说，芝加哥学派似乎要尽量减少这种流动和运动的城市边界的连续性，那么就必须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传承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是因为，在任何当下形成的始终存在的选择和分离的前景，就是记忆和渴望，就是决定和限制任何个人和任何群体行动的过去遗存。在任何边界中，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混合体都是以消解标记的方式得到确认的，这意味着这种遗迹的踪迹以不同的形态保持和侵蚀事物，在每一种踪迹中都对遗迹进行重塑。
在芝加哥学派的这个公式中，城市充满了意义，规模和密度就是拥挤动态的标志，在那里，空间的更新是一个标志重新塑造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主体化过程，无论是在长期被看作边缘地区对中心性(中产阶级化)的模拟中，还是在现在被视为边缘(去工业化)空间的对中心性的废除中。空间、个人和群体以及依附即将发生和消亡的事物的这种本质的主体间性，总是把空间确立为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之间的定位在空间的根本模糊性中都具体表现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绝对的)空间包含着他者对这个空间的看法，而他者本人的(绝对的)空间也包含着我们对这个空间的理解。这种空间继续证实圈占地的渗透性，更根本的是继续证实任何一个边界的渗透性，因此，任何一种内部东西都总是向外部的东西开放。
无尽的增殖
芝加哥学派通过运动和异质性指标制订更新方案。如果整体分成部分，而部分本身构成与其他部分有关的整体，那么群体和空间之间的这种明显的异质性本身就体现在其各部分的异质性之中。整体与部分、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连续流动和无差别性反映在每个整体和每个部分之中，从而使空间的统一和群体的统一成为问题，因为任何空间都居住着不同的群体，任何群体都由分布在不同空间中的人组成。碎片性以一种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表现为城市的规律，即“中心在哪里”,实际上是“中心是什么”。
假如区域被赋予了群体的主观意义，那么每一个区域都是既统一又分离的；假如把人和群体与其空间的主观意义联系起来，那么,每个群体都是既统一又分离的。在任何空间中，居民可以是亲近的，也可以是疏远的，而在任何看起来亲近的空间之间，也可以有距离，而在那些看起来很远的空间之间，也可以有接近。就像资产阶级分割了整体的地区一样，生活方式的相似性聚集了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区域。在这幅处于运动中的城市图景中，固定不变的一致性程式是在运动被束缚的极端空间里想象出来的，非常富有的人的孤立飞地的社会墓地和非常穷困的人的同质性贫民窟，一再证明生死边界的相互作用方式标志着城市的社会景观，并在最明显的不可救药的边界中形成。
芝加哥学派允许我们对城市的禀赋进行推测，就像在城市的运动和异质性中所揭示的那样，因为以我们总是想要列举的方式，期待城市的独特性会使自己在空间(群体、功能、活动、公共生活)内部和之间的异质性中得到体现，同时也会在空间(群体和事物、身份和资源的衰落和更新)内部和之间的运动中得到体现。城市的不可阻挡的流动总是诱使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测量和量化“模式”把握这些变化。
如果这种评估和掌握的魅力诱使我们在表面上把城市的禀赋等同于方案所建议的选择和分离，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上等同于它所隐含的运动和异质性，那么我们就会冒着用掩盖独特性的方式把大城市等同于它的动**不安和多样性。在芝加哥学派看来，城市的精神专注于(生与死)更新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使其原则保持不变的一种外部条件。如果所有城市都能阐明这样一种动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芝加哥、巴塞罗那或科隆所特有的东西呢?此外，城市是一个为了争取得到认可而努力的场所，这种认可表现为个人和群体都渴望在这个空间秩序内得到承认和实现价值，表现为城市本身为了争取认可而努力的一部分。芝加哥学派把240“交流”描述为在这样一个城市内部协商身份的协调方式，可以在有序(选择和分离)或颠覆(边缘性)中形成。这项工作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位置的分布，即在诸如权力和声望等资源方面参照包容和排斥标准确定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分布。因此，在这样一个空间秩序及其法律条件下，对城市来说似乎总是显得很特别的是如何运作它的“身份市场”。
建设与重建
建筑是城市在面对生态波动时努力更新自身空间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建筑的力量在于对未来的筹划，对当下的定义仿佛是永恒面对的一个条件。暴君的幻想把城市吹嘘成一个更新的场所，因为它处于国家中心的位置从而把更新与城市的中心地位联系在一起。我们暗示城市作为一个场所的支配地位，并不是因为它的生态优先性，而是因为它需要把自身当作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来振兴。假如生态说一线城市支配着空间，那么建筑则声称永恒的城市主宰着时间。但问题是，城市终将成为一片废墟(Sim-
mel,1959)。建筑提出了更新与毁灭之间的张力问题，即一个城市生活的集体问题—解决怎样才能处理这个难题的张力问题。
阿尔多·罗西对建筑工程进行了描述：“建筑体现了城市传记的有形标志”,使城市的人工制品变得清晰易懂，使我们能够审视城市风格所体现的设计与持久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按照罗西的说法，这些基本要素涉及城市的某些部分，如区域、住房、街道、纪念碑，以及体现在商店、公共服务机构、医院中的各种固定活动和服务。罗西假设了基于某种想象的城市视觉恒久性或形式，即最初的规划和布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存在于被改变的剩余物之中，而这些剩余物通过各种历史踪迹仍然保持着连续性。
罗西假设城市的视觉恒久性或者形态基于这样一种愿景，即城市的最初规划和布局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修改后的遗迹中仍然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历史踪迹保持连续性。这种城市形态的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关系以它自己的方式成为了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集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城市的形态正经受着不断演变的历史的动态生活的压力，特别是体现在每一代人对传承下来的东西的需要中。希尔斯曾经把过去的现象说成是传统作用的恒定标记(Shils,1981)。
一种人工制品的复制通过在每一个新建的具体化中重新体现那些引导前辈们生产和使用过的形象，把过去带入现在。在每一代人中，人工制品的每一个特殊实例都会把客体意象的化身发扬光大——无论是一个衣柜，一座房子，还是一杆枪——都是引导其复制的形象。(Shils,1981,80)
虽然希尔斯错过了把这种观察与齐美尔关于生命与形式的关系讨论联系起来的机会，而这种关系困扰着人工制品的怪异辩证法，但是它突出了建设和重建必须强调的固有的不安。这种不安所指的不仅是建设和重建，而且也指人工制品本身。
城市中包含着越来越精细的物体分层，其中体现了对历史过往的一种具有深度性和复杂性的观念。它们是不断增加的有形的、物理性的人工制品的储存库。几十年来废弃的书籍、唱片和衣物充斥着旧货商店和跳蚤市场……在当代城市中传递着丰富的文化物品的巨大意义。(Straw,1999)
在任何一个城市，当艺术品的耗损或退化，艺术、知识体系和实践的创新模式、空间和领域的干预措施产生变化，成为其生活和自我定义富有争议的问题时，我们都能够确定各种经过选择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危险表现在诸如媒体、地方政治和政策争议中所进行的辩论和解释上，表现在通过集体行动所产生初期的或成熟的抵抗之中。各种争议围绕着所有主要城市的重建活动展开，这些活动使我们能够探讨建筑决策、政策和竞争，反映了城市文化的连续性、过去的辉煌以及未来的梦想。
当建设、建造、重建和空间设计面临挑战，激活与城市作为一种形态的连续性有关的关切和问题，以及对允许修改这样一种形态进行限制的时候，城市生活中就存在各种各样的时刻(Ashi-hara,1983;LeGates and Stout,1996;Tschumi,1994)。有关城市形态问题的话语，总是预设了城市恒定性的某些形象、合法的转型范围以及对形式退化的各种关切。在城市中涌现出来的所有新的建筑举措的规划和工程都激活了这样一种话语，并在关于242好城市、具体化方式和手段，以及在目前条件下是否能够实现的争论中活跃起来(Glazer and Lilla,1987;Rowe,1997;Jacobs,1961;Scruton,1987)。表面上看，通过建设和重建举措审视解释的冲突，似乎证实了齐美尔对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新与旧之间对比的普遍影响所做的评论：“旧的，同时又是新的，难得的东西，享有特别的尊重”(Simmel,1950,29)。
在不同情况下，要求新事物成为绝对的和前所未有的东西，受到希望背离的过去的限制(Shils,1980;Arendt,1971),正如要求过去的东西成为永恒不变的东西一样，受到许多不同形态和表象的持久性的限制(Shils,1981,164-167)。对新旧价值的解释冲突就是同一性与差异性(Heidegger,1951)、持久性与修正(Rossi,1983)以及困扰每一个行动的同一性与他者性(Rosen,
1980)之间张力的一种明显形式。
也许柏林是当代城市中围绕这个问题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即公民身份的持久性是否和(或)如何能够并且应该在建设和重建活动中得到具体化。在这个语境中，保护、商业主义的力量与建筑作为一种职业的审美需求之间的碰撞，继续被当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话语表现出来。这些问题是新城市的方向、与其过去的关系，以及对在这种解释冲突的语境中如何定位任何一项特定建设举措的关切。由于柏林的建设举措与这个城市作为德国新首都的重建相对应，因此，在柏林重建已经被破坏的东西就是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中心。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够把这个城市的重建理解为一项决定性的象征性事业。新国会大厦和政府中心的建设，波茨坦广场作为这个城市预期的新公共空间核心的更新，以及犹太博物馆的开发，都引发了政治、商业和自由派建筑界之间辩论的所有立场(Kram-er,1999)。在这场辩论中，如果说，政治(如城市规划的官僚机构)已经努力以德国身份概念及其保护的名义控制拟议的改变，那么,戴姆勒-奔驰汽车和索尼等公司已经在更有限的经济考虑方面对重新界定这些变化进行了干预，在这些极端情况之间，建筑以在当下重新发明城市身份的名义为工作创造空间而进行斗争。从诺曼·福斯特的新国会大厦，到大卫·利贝斯金德对作为一个243“空位”体现在博物馆外部立面和内部结构的德国-犹太关系的解释，产生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在任何一个城市里，笼罩在辩论之上的就是对所表达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和解释的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一种共同体形象，这个共同体也许隐含地成为对所有行动都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审计师(Grenzer,2002)。
尽管这种争论并没有像在都柏林这样的城市里那样富有戏剧性，但是建设和重建仍然伴随着不断扩张的经济，伴随着有关如何在这种变化中保持城市可读性问题的持续政治冲突，按照时间的步伐进行着。在这方面，坦普尔酒吧项目对市中心部分地区的改造表现为一项有争议和被争论的部分主张，它们要求把发展目标与当地对艺术、社区举措和准入的支持结合起来(Corcoran,1998)。如果说，关于建筑的呼声在都柏林没有像在柏林那样有名和醒目，但是冲突的残余依然存在。因此，在都柏林，关于“遗产重建”(Brett,1996)的辩论占据了一种(结构性的)地位，类似于柏林关于公民身份的辩论(Kramer,1999;Grenzer,2002)。
城市是一个处于不断更新中的场所，不是从头开始，而是根据场合的需要被零碎地更新。这种“需要”的场合并不是通过自然规律揭示的，有时根据明显的利益，有时因为偶然的情况。如果城市就是一种人工制品的景观，那么在任何时刻，其中的一切都在消亡，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称赞为一种干预。修复、恢复和翻新的可能性无处不在，因为死亡作为其不言而喻和无所不在的余韵持续存在于城市之中。城市作为一种人工制品景观，其真正的本质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共存于不同的衰落阶段，因此，仅因为这些理由，就可以证明这种干预具有合理性。然而，城市的“合法性危机”表明，如果对改造、转换和拆除的呼声总是能够因为恶化而被证明是合理的，那么恶化就是一种无法解释任何干预的普遍现象。奇怪的是，建设的加速与对重建前景的强调密切相关，因为被建造的东西一定会恶化。在这个方面，建筑的创新本质的无根性便产生了无常性的根本暴力的预兆。
可以公平地说，暴力困扰着城市，因为人工制品的死亡使干预变得无处不在和非理性。除了人工制品的恶化之外，干预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而且假如这适用于任何一种人工制品，那么正当的理由就总是掩盖着一种外部利益。暴力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比在“犯罪”中表现得更为生动，体现在对建筑干预中所反映出来的无常性的恒久体验之中。城市是一幅人工制244品的景观，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人工制品(Rossi,1983),城市的命运要遭受恶化和干预，即以复兴的名义遭受暴力的生活。这意味着，面对重新定义的干预需要，城市必须坚持自己的决断，这是一种发挥持续**力作用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传承在于致力于成为一个自由的避难所，并因此成为自由的受虐主体，而这种场所持续不断地向无常性的暴力开放。
自由可能意味着放松管制和缺乏对私人举措与积累的限制。这是一把自由的双刃剑，既是城市吸引新来者寻求从限制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同时也是刺激发展的雄心和项目的方式。自由的模糊性说明了其在意志神话中的地位，不仅是以创造性的名义逃离乡村的渴望，而且是更新城市生活的雄心，“路易斯·霍洛威茨在这个城市里建造了大量的建筑物。在回忆录中，他夸口说决心把纽约市的天际线变成现实”(Goldberger,1998a,176)。因此，假如说自由的一部分涉及暴力干预的权利，那么,我们希望城市能够通过对理性和非法暴力之间的差异性的承诺程度体现特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暴力)发展的意愿进行深思熟虑的抵制。
新与旧的冲突
齐美尔所说的旧与新之间的模糊性应该在城市中得到强调，因为人工制品和城市本身碰撞的生命周期标志着每一次拟议中的干预，就像这种张力通过它展开的戏剧一样。城市体现了不可阻挡的消耗与创造性干预的一种需要和愿望之间的辩证法景象。干预由于奠定了各种可能性的环境耗损而变得具有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设想干预行动所建议的一系列关系。在它的限制情况下，不作为只是承认耗损的力量，因为一个空间或人造物会恶化，而不是被直接置换，因此通常会留下废物(Lynch,1990)。有时，这是作为拆除的结果而发生的，这个时候，现场就是一个“眼中钉”,令人讨厌，任意破坏，并且没有到位的更新融资或政策。然而，耗损也适用于遗迹的情况，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针对保护、尊重和/或经济机会主义的集体行动。因为耗损在幻想、懒惰、好逸恶劳和无所作为方面可以采取种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就像机会主义所采取的那样，它的根本模糊性标志着城市是一片神圣的荒地。最引人注目的耗损例子是贫民窟、皇家住宅、鬼屋、破旧区，还有典型的例子是遗址开发之前柏林墙周围的空间。类似于鬼城，耗损是城市表现为一种幽灵般的空间景观——地区和人造物——总是等待着开发。幽灵般的空间类似于宠物商店橱窗里的动物或孤儿院的孩子，恳求过路人带走，并且纳入他们的生活和项目之中。既然城市的幽灵般的空间——半死不活——由于**裸的利益、机会主义和运气而与更新分割开来，那么它们似乎总是受非理性力量的摆布，在某种程度上，使发展和重生前景成为困扰城市的一种不可思议的预兆。
幽灵般的空间作为衰败和死亡的迹象，以及通过它们激发的经济机会主义、发展和开发的幻想而产生的希望和更新的场所，困扰着城市。以这种方式站立在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建设工地上——衰败中的城市和处于发展中的边缘城市——在企业家形象中把死亡和生命形象结合在一起，掠夺者在幽灵般的空间中寻找机会和生命迹象。只有城市才能为贪婪的人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为他们的终生工作提供机会，为他们重建死寂的空间。只有城市才能诱使贪婪的人加入生活的事业中，只有通过奉承和玩弄自己的私利，才能唤起他看到垂死之地的生命。在城市和掠夺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中没有任何保证，这一点在曼哈顿引诱福里克、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大亨建造博物馆的能力中，也在抵制唐纳德·特朗普以他本人的形象重建这座城市的过度行为的失败中，得到了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一部分不可思议的自由氛围与面对富人和强人统治时的无能为力联系在一起，把每一刻都当作无法控制的反复无常力量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