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损并不只是一个线性下降的过程，而且被描述为持久性和修正性的创造性更新架构的一种激励过程(Rossi,1983)。正是与耗损的这种创造性关系，以一种形式连续性的标准衡量变化的方式，使对古老遗址的历史性改进变得更加丰富。尽管这会让人想起米兰大教堂这样的纪念碑式建筑，也会让人想起古老的街道或地区形象，就像一个最平庸的城市所唤起的生动感觉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拥有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干线，拥有在各 246种重要方面被认为与众不同的标志。城市的这些部分就像各种纲要一样发挥作用，把城市看作对于居民和局外人而言的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干线不仅以反映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变化的方式，而且以反映具有决定性的重新分配意义的方式，仍然是持久性和改良的焦点。多伦多的永日街、蒙特利尔的圣凯瑟琳街、都柏林的格拉夫顿街和柏林的库弗尔斯坦达姆(K'dam)大街，都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一种启发性的作用，都显示出各自城市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结合。在某种文学意义上，每一条干线都是城市故事的一个主要角色，它的持久性和改进始终标志着集体自我理解的轨迹。任何一个城市的干线身份都是不容易的，就像识别一部具有多声部的复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样。干线与城市核心以及声称中心地位的竞争性街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只有通过指南书才容易解决。干线的真正含义是一个继续存在的问题。此外，对于各个部件来说，把主要干线确定为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会产生总是要寻求解决办法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就体现在交通模式、通勤结构和扩散或差异的不规律性现象的偶然性影响中，破坏了以干线为标志的线性图像。这些街道的历史不仅反映了不断建设和重建活动，而且反映了影响人们、群体和物体流通的定居和运动的变迁模式。这些干线的“主要”购物功能与城市人民的“次要”用途之间的张力体现在交通和运动的调节、不断变化的生活质量和街道行动、城市及其居住区边界的变迁之中，反映在这种干线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之间的波动关系上。
改造
在置换(replacement)关系中，一件人工制品被删除，或者被直接置换为另一种不同的东西，或者作为一个未成形的空间随着环境的发展而被填补。房地产开发，如大都会项目对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干预就是这样，以更有价值的存在为理由取代了这个空间中已经存在的东西。在置换时，被摧毁的旧式电影院可以完全被其他的东西所取代，被转换成一个专门用于不同功能的结构，或者可以通过在同一地点创造一个更新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便是一种“升级”)来保存它。在那里，升级在空间247
中保留了功能，却改变了它的形式(和活动的形式),置换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活动(如用音像店取代电影院),因而从这个区域除掉了这种功能或活动。尽管置换似乎是一种比升级更大的暴力行为，因为它把电影院从这个空间中拆除了，但是很难决定升级一家旧电影院是否比在空间中置换它更加暴力。有些人可能会说，剩下的东西(去看电影)的品质被粗暴地对待了，也就是说，就像是对看电影的质量的冒犯，而不是置换，它破坏了作为一种看电影的机会的空间。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干预是否会对场所造成更大的破坏(说“这里不再有电影了!”),但是，对艺术形式的破坏力却要小一些(至少，我们不会坚持这个借口，即“娱乐中心”是一家真正的电影院，并提供真正的电影体验!)。
置换的模式是将未使用的土地转变成一个富有生气的、公共的场所，因为干预并不会干扰位于其中的地区或选区。因此，拨款总是有理由成为城市的一种“礼物”,声称从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创造出了某种东西，在以前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给予价值”。在多伦多，被称为“铁路地块”的18.2公顷荒地的开发计划，就是想用巨大的摩天大楼和共管公寓单元取代瓦砾。尽管希望给一个空旷的空间赋予价值，但是，这项名为“城市广场”(City Place)的干预行动，给这个城市引入了一个美学的视角，这是有争议的。在巨大的共管公寓塔形式中，为了更好地观看它需从街道往回走，在破坏了街道生活的同时，也切断了大楼与周围社区的联系。用一位建筑师的话说：“把一种郊区观念引入城市核心是完全错误的。城市里的建筑物塑造空间，界定街道和围墙，并用商店、咖啡馆和大堂激活人行道”(Steed,1997,C4)。在这里，似乎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一种新的东西取代旧的东西的要求，可以被认为是重新设计，并且把传统的城市概念运用于核心区。这种改造提出一个问题，郊区的姿态是否是一种暴力行为，仅是因为它无法想象空间可能具体化的其他空间愿景。以这样的名义，置换不断地要求我们去思考，如果不能想象什么是正确的和高要求的，就会成为一种不作为，就像它想要纠正的不作为一样，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对城市产生暴力。
在置换和升级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从本质上说，升级不是对一个场所的庸俗现代化，而在其最好的情况下是城市保持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针对过时场所进行的修复工作，而是创造性的修248复，能够使场所在变化的条件下富有想象力地持续下去。纽约的新中央航站楼被认为是堪称典范的升级，它告诉我们“不朽的建筑可以超越完善的问题，丰富日常生活的细节。这座建筑尽管人山人海，却是一片宁静的绿洲，是旋流的城市中一只澄静的眼睛……它更像是一个城镇广场。它的清晰而宁静，还有它的威严，都属于每个人，而不像它们曾经表现的那样，主要属于那些进入20世纪的有限公司的人”(Goldberger,1998b,94)。同样真实的是，为了取得成功，这个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商业利益的庸俗化，包括在屋顶上建瞭望塔，以满足房地产利益。地标保护委员会成功地对中央航站楼进行了合法辩护，重申“一个城市有权拯救它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即便它们是私有的，并且它们的土地可以用于更有利可图的用途”(Goldberger,1998b,92)。请注意，假如我们重新思考地标的概念，这个案例究竟是如何使城市有权利保护任何场所不被占用的，因为它可能开始指向城市保护任何被界定为公共资源的土地的权利，即使是私有的，因此，这也适用于街角咖啡馆和建筑纪念碑。这样，升级总是含蓄地提出城市的性质问题，给它一个机会来证明对场地和空间的关切。在这里，城市的身份就是自己所关切的问题，在对自身及其永久性的爱护中，可以看出其文明和歧视的一种症候(Arendt,1968),这种症候体现在对可观察到的干预的集体答复之中。
与升级(如多伦多的皇家约克酒店从一家大酒店变成了一家豪华酒店，或者，通过以继续保持环境形式来改造一所大学或体育场所)形成直接对比的是，我们可以理解把人造物及其活动迁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的置换特点(如多伦多的枫叶花园因为加拿大航空中心而被废弃)。这种置换通常声称具有一种有价值的更新必要性，对整个城市来说都是有好处的。置换并不破坏活动，而实际上是在向另一个空间的转移中，要求通过创造新的行为中心增强城市的力量。置换具有的暴力危险在于它以某种方式放弃旧有的场所，似乎以对遗址、地区和居住点留下的重大损害为代价要求获得创造中心的地位。
因此，有三种干预措施，置换(replacement)、升级(upgra-ding)和位移(displacement)。第一种是在两种不同种类的人工制249品之间的关系中，通过用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来破坏场所与行
为的联系；第二种是用它与行为保持联系的方式重新界定场所，但是以能够重新界定活动性质的变化形式进行干预。第三种是把场所和行为都转移到一个新的空间。应该注意的是，对城市、场所及其对环境中发生的行为来说，每一种干预会如何对城市产生相关的风险。在多伦多建筑举措的最近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风险，它们体现了置换、升级和位移的特征。
置换
以各种形态和形式出现的置换都有一种远见，既具有所删除的东西的垂死性质，也具有对城市生活过程的有益贡献。有时候，置换很容易证明它的干预是正当的。比如，当它扩展到未使用或“被废弃的”属地时，要么为了城市文明的进程而进行重新改造(就像芝加哥开发从前位于密歇根大道以东的湖畔未使用的部分，从而创造新的酒店发展和“娱乐业”),要么重新设计一个时间和环境都已经变成了遗迹的中心(如为了重建一个新的波茨坦广场对柏林墙周围的属地进行再开发)。更典型的是，置换的管理与其说像扩张，不如说像一种军事行动，旧的地区和生活方式被废除了，理由是，它阻挡了决策者认为是进步的道路。在多伦多，某些开发项目的情况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
永日—丹达斯重建项目是多伦多市中心城市娱乐区重建的一部分，重点是永日大街和丹达斯大街的交叉口。该项目包括丹达斯广场的建设，这是一个3250平方米的公共开放空间，还有一个名为“大都会”的娱乐综合体，一座展示标牌新趋势的媒体塔，一个类似时代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展播的大型显示屏。加拿大AMC(多功能)剧院，其中一位合伙人与泛股权管理公司进行了1亿美元的开发项目，希望效仿在曼哈顿时代广场所取得的成功。
开发商打算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建设一个零售一餐厅—娱乐“空间”,目的是让过往的行人能够看到它，希望把人们从毗邻的封闭的伊顿中心建筑群中吸引过来。该项目指望建造一个巨型电影院、公共广场和地下停车场：“过去这是一条街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一个理由是人人都可以来这里。最近，它已经变得相当破旧了。它一直在产生不良的影响”(永日—丹达斯重建项目宣传材料，泛股权管理公司，1998)。
只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条街才是“伤痕累累的”,宣传片把这个区域描述为一个破旧的地带，到处都是折扣商店、一个混杂的快餐廉价经销店，一个“种族大杂烩：在肮脏的楼梯上面是‘天荒情未了’,一家充满闺房内衣的商店，主要业务却是出售照片身份卡。这是一条华而不实、恶习充盈的街道”(Pen Equity)。
注入和振兴的想法激励了这个项目，破坏行为的目的是要产生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反应。破坏的影响被最小化了，因为该地区正在受到“伤害”,因此，它表现出具有破坏性(转换)的东西是一种表象，仅此而已，因为它是为了这个地区和整个城市的利益。据推测，负责这项干预的人数有限的参与者认为，置换是必要的。一位政客说，“告诉毒贩和黑帮，他们不再受欢迎”,他把一种仿佛是实际的慵懒等同于犯罪横行，继续断言“它将是安全的，它将是富有生气的，它将一片光明”(Pen Equity)。这种置换是合理的，因为这个地区是多伦多黑暗的中心，是反社会的和粗野的特殊庇护所。然而，如果置换的举措出于对肮脏地区进行清理的愿望而被证明是合理的，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仍然是开放性的。在这里，只有通过命令和默契以及不慎重地诉诸一种霸权的文明标准才能得到解决。除了犯罪外，从前的荒废和衰败地区只会对那些由于这种恶化而抛弃城市的新的人口结构产生反感，现在，他们希望回到按照宜居想象来塑造的城市。为这样一群人说话的市长欣喜若狂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受够了那个外面挂着裤子的拐角处的跳蚤市场”(Pen Equity)。这里有一幅被愤怒的多数人围攻城市的图片，那些对不雅观地挂着裤子感到“恶心和讨厌”的人，想把这个区域改造成可以感到舒适的空间，一个有点儿像他们目前居住的地方，那些难看的东西已经被清除了。
更为重要的是，郊区的欲望经济决定了这个地方将被建设的方式，使它能够组织休闲、玩耍、娱乐和“夜间外出”来想象一种新的与空间的限阈，而且是一种新的典型的相遇方式。因此，一个用户友好型城市空间的梦想与一个新的行为者、观看者、用户和一种新的行为过程的概念是共存的，“总体概念就是要让顾客能够参观大都会，在其中一家主题餐厅里用餐，造访图书超市， 251欣赏一部很棒的故事片，浏览电影超级商店，并在主题酒吧或互动零售区享受一些后电影娱乐活动。”
尽管这仿佛是资本主义急于吞没阻碍其发展的东西的又一个例子，或者至少是一种符合城市更新惯例及其乌托邦式意识形态的姿态，但是，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推动这个项目的解释链，看一看它究竟是如何向城市居民推荐某种发展前景的。严格说来，这些举措总是声称，通过提供用户想要的服务来实现空间(乃至整个城市)用户的最大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假如这被称为“品质”,或者仿佛得到了消费者偏好调查的支持，就必须以一种未经慎重考虑的方式来假定作为一种标准的需要，即所建设的东西是由(黑格尔所说的)需求系统所设定的标准(Hegel,1967)来指导的。这个问题总是求助于多数人的愿望就等同于善这个假设。在目前的情况下，开发商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概念是通过主题环境的形象来把握的，它让我们思考这样的方式，即全体民众的利益究竟是如何被表现为某个主题公园结构中所体现的公共利益的。
在这里，被集中起来的活动(吃饭、观光、看电影、互动游戏)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方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运动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因而破坏了不确定性，除了渠道的选择外，还有步行和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功能的集中好像是根据主题分类限制和约束选择的一个课程设置，仿佛用户没有给场所带来任何有力的和独特的东西，而只是对最基本分类(如“意大利食物”“动作片""新奥尔良风格酒吧”)的复制，因此，除了主题所提供的东西之外，没有体现出任何才智或辨别力。没有给用户任何机会用即兴的和创造性的方式去探索和重构就餐、喝酒、看电影和观光的行为，也就是说，没有把它当作完成一次夜间外出、打发时间和娱乐的整体方式、方法的一部分。这就好像用户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形成，还需要通过大量的房地产开发教学设备来了解城市。这种项目甚至可以证明自己是合理的，理由是用户想要这样做，一种夜生活需要和渴望这样的指导，因此，这种结构符合用户的“最大利益”。这种项目甚至可以声称说“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用户，即一种新式的人，而对举措的抵制就是抗拒变革的症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已经发生的变化体现在新的人群结构的新的要求之中，即允许人们使用城市空间的方式不会受到过去排斥他们的审议、评估和歧视的影响。这样，新用户就可以认为，在过去因为“需求”性质，即因为需要用户在他们的空间范围内培育自己的工作而被排除在城市之外。房地产开发则可以声称，通过创建新的畅通无阻的公共空间反映新用户的要求。
娱乐综合体似乎想象使用者与食物、电影、书籍、散步甚至娱乐没有任何历史和教养关系，即把时间和空间体味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偶然的社会成就。要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空间的使用者被想象成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陌生人，没有步行以及走一走看一看历史的新来者，期待便利、高效和关心安全及卫生的郊区居民，以及那些对景观和休息的期望压倒了其他考虑的青少年。置换，真正激进的置换，用一种想象性的结构取代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城市居民，这种想象性结构总是使关于新旧关系的有争议的解释浮出水面。因为无论这样一种创新有多么新，都不能使过去不受干扰。按照它所声称的背离过去的标准，它需要过去并且运用过去。
升级
升级声称要把一个场所现代化，就像改造或者翻新和整容手术的共振一样，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城市中，许多升级改造的场所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值得以某种形式加以维护，至少是一个地标性的踪迹。在多伦多，皇家约克酒店便会让人们想起加拿大在英国殖民时期的辉煌岁月，在被改造为商务酒店的时候，它是过去的一种踪迹，似乎值得保留下来。这样，皇家约克酒店的地标性地位就能够使商务旅客根据他们对这个城市的重要性来区分这个场所与其他的豪华酒店，让他们感觉到它的独特性。
在其他情况下，当没有地标能够提供阻力的时候，升级就变成了毫无节制的暴力。一种现代的、无差别的结构，如多伦多约克大学，就很容易被人们感觉是发展性幻想的受害者，因为它不同于约克酒店，没有任何独特性。因此，升级假如不受任何实际限制的约束，就会随意地忽视大学的意义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并且可以对它进行改造，好像它就是要被征服的处女地。在升级过程中引入了三个新元素，而不考虑它们与过去的联系，一个零售商场、一个圆形大厅和一个公共空间。由于大学作为一个场所的概念的模糊性和功能的具体化，这些创新耗尽了升级换代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了任何限制，升级就可以把空间界定为零售商店、青草小丘，或者用任何一种方式界定它。因为空间的定义受到那些脱离其内涵历史的人的控制，而那些与场所有密切关系的人，要么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退出，要么轻易放弃了他们的利益。由这种升级带来的模糊性在于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关系，假如增加服务和便利设施，没有资源的丑陋场所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可取；然而，这种改变只有从作为商业机构的功能角度来看才是可取的，即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加(一个食品场、一家清洁商店、一家互动电子游戏室等)。这种升级所造成的暴力行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一种环境的组织如何有助于清晰地理解在其中发生的行动，如一所大学应该如何利用空间。
如果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什么是大学，什么不是大学，那么很显然，这种升级就把一所大学的空间看作一个营销机会，而学生就是碰巧在上课的消费者。这种被禁锢的消费者群体的概念与把电影剧院重新定义为主要是食品加工渠道相类似，这样一来，对艺术(电影、高等教育)和使用者(电影观众、学生)的暴力行为就变得很有趣儿。显然，这所大学的升级把高等教育重新定义成了服务供给，把空间的使用者重新界定为课前和课后需要功能设施的通勤人群。这种设计符合对新的学生群体的设想，兼职工人则局限于工作和郊区家庭之间的两极化关系，他们需要快捷而高效的服务满足教育就是有机会获得证书的一张时间表，一种主要环境之间的临时停靠站。这样一来，高等教育以及环境的设计就成了问题，它再一次挑战了对于过去与当下之关系的看法。这种干预在公立学校、医院和教堂的升级中是很典型的。例如，人们经常声称，教会的“现代化”使它们与公司无法分辨，严重损害了形式(宗教仪式)与功能的关系。然而，每一次这样的争论都具有更新这个问题的积极作用，形式(高等教育、宗教、照顾病人)是什么,随着城市的变化，应该如何坚持和(或)加以修正。
在大多数的升级中，不管暴力事件如何，当下与过去之间关254系的一些踪迹都得以持续。有些升级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所取代的结构，既没有确定性区域，也没有独特的功能，它们都把先前的状态确定为相对无形式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升级是一种大规模的干预，与过去场所的新颖性和难以识别的联系，目的是证明自己成为城市中心地位的合理性。尽管这些超级市场的置换和升级之间的界限很小，但还是值得进行单独讨论。
位移
多伦多一个古老的运动场被撤空(Maple Leaf Gardens,b.1931),这是把功能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和一个新结构过程的一部分，这个结构被设计成一个最时新的“艺术状态”多用途设施(加拿大航空中心)。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个新的设施“对天际线贡献并不大，但是对这个城市的贡献却是巨大的”(Hume,1999,S2)。在天际线和城市之间，这种区别是值得追求的，这也许是对“纯粹”的表象与某种更“真实”的东西之间的对比，或者，是对外在的东西与内在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与深度的东西之间对比的一种思考。至少提出了这种区分对表面的东西与灵魂的东西之间这个关系本身的问题(Simmel,1959),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些词语里，在这个城市中，与某种真实的贡献进行比较时，或许就把天际线贬低成了装饰性的东西。
对于这次干预的不同评论，为这个新设施提供了几个方面的正当理由，所有评论都强调了新建筑通过开辟新的未使用空间扩展多伦多市中心的都市性方式。这个新的设施通过一种探索性修辞组织起来，仿佛建筑举措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洞悉，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种吞并的姿态。据说，加拿大航空中心是，①征用废弃的土地；②让城市延伸到离湖边更近的地方；③把这个地点与市中心火车站连接起来更便于郊区通勤者使用，从而振兴公共交通；④要求进一步开发，因为通过未使用土地的路径有望在其举措启动后为进一步的发展开辟道路。
所有的人，特别是市长，他是这个项目的啦啦队队长，都说这个新场所“改善”了这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具有激发进一步发展前景的能力，但是，作为这个城市一个新的中心枢纽的自我赋权，也是作为一种创造性影响的自我赋权，与任何装饰性的创新相比，都更为重要。对于旧事物来说，这种新事物的创造性基于开拓未被使用空间的需要，并且以这种方式发起进一步的拓展努力来效仿它。对于大都市地区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和渴望来说，这能够更有效地回应进入该地点的郊区居民。这个项目是同时具有繁殖性和社会性的典范，使贫瘠的空间变得肥沃，通过新的行动和活动来填充它，从而使它发挥作用，使那些已经离开或选择反对城市的郊区居民重新融入社会，由于按照他们的规格对这个城市进行了重新设计，从而使它变得更富有吸引力，更容易接近，更有效率，因此，他们想回迁到这儿。
改进的另一个理由是，建筑师宣称新的场所将会成为“一个体育和娱乐剧场而不是一个竞技场”,一个集中了许多目的和功能的场所，能够引导人们认为这会是“可以早来和迟走的一个场所”(Hume,1999,S2)。请注意，通过位移所改变的是运动场以及设施的观众和使用者的想法，在某种方面与体育本身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体育和观众(“粉丝”)的意义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城市体育的表现和意义会产生影响。
对于体育来说，这种含义并不是唯一的，是由这种结果暗示的，即位移危及在环境中发生的任何艺术或活动的形式，但是在方式上始终按照最时新的或者“进步的”活动限制来判断合理性。成为一个观众，成为一个空间使用者的条件变化，与艺术或活动本身的形式相互作用，空间的使用者与行为的相遇，始终是以挑战行为完整性的方式提出疑问的。
因为这是城市核心不断发展的一个借口，所以位移便以几乎无可争辩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它舍弃了在更当代的眼光看来那些已经过时的行动形式，迎合了大都市地区的新需求，开辟了新的空间，在开放新空间和创造新途径的过程中，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提供了“便利”的方式。它把行为建构为一种能够被欣赏的娱乐活动，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鉴别能力。
在多伦多这个案例中，曾经的竞技场和其原来的所在地都被舍弃了，理由是它们的生存能力被限制在这个城市历史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一个拥有与这项运动密切相关的同质性人口的单一体育城市中，枫叶花园才是可行的。现在，一个没有这种责任历史的新的多元文化人口和一个对体育在城市娱乐矩阵中的地位有不同期望的郊区人口结合在一256起，给体育本身的重新定义及其与城市里的自由时间、休闲和有组织社会性系列活动的关系施加了压力。
加拿大航空中心的景观可以在内部设计中观察到。活动领域的设施被当作一种技术肯定，通过在这个区域的不同角度设置一个巨大电视屏幕网络和遍布整个场所以及盥洗间及公共空间的电视监视器，保证各种行动都将持续地受到监视，永远都不会在视线之外。即时的重放允许观众恢复错过的瞬间，相机定位创造了多个角度，人们从多个角度观看游戏，监视器通过所有的终端和转移使各种行为保持在视野之中。该设施的设计者声称“今天的大多数粉丝都期待这种质量”,表明这项技术是为了“增强粉丝的体验”(Brown,1999,S2)。然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粉丝正在“需要”的究竟是技术还是体育，以及为什么应该假设两者是相同的而不是对立的需求。既然粉丝最“需要”的可能是技术而不是环境中发生的某种行为形式，那么,设计师可能无意中指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加拿大航空中心体现了观众希望通过技术上的专注完全掌握视觉效果的愿望，希望消除置身于这个情境中的任何观众在座位、注意力、视角和时间性上的不平等。这样，该设施的全视景技术梦想，基于观众追求质量的形象，实际上构成了通过限制离经叛道和不正当行为控制身体的一种规训，因为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一种不被打扰的安宁。
请注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设施以这样一种方式集中了各种功能，即对场所及其所在地与整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总是从被废弃的场所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那里的往往是市中心的用户。位移只能出现在游乐、休闲、自由时间、体育的语境中，边缘与城市空间中心位置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位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①采取举措的时机是什么,那就是做出暴力行为的理由吗?②这种改变是如何得到认可和受到抵制的?③在新的和被遗弃的空间中，这种改变对未来和过去有什么影响?④对于重新定义发生在这个场所和观众或使用者的建设中的行为，这种改变有什么影响?在伴随干预而来的，并且标志着其事件是城市的一个关键时刻的富有争议的解释和行动的话语中，每一次位移都对我们和城市本身提出这样的问题。
超级商店
所谓的超级商店都汇集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声称，通过把它转化为景观来创造一种环境，从而提升局限于环境的行动。这个问题总是提出这样的关切，即新的东西如何与旧的东西妥协，或者“用户方便性”如何以重新界定其中的行为方式来发挥作用?假如我们考虑要把一个电影院改造成一座影视城综合体，那么,纯粹性和进步之间的张力就会变得更加清晰(Adelman,1998,Dl,12)。
扩大后的电影和多功能影院把各种电影和不同类型的电影观众结合起来，往往是要积极解决单一化的电影观众的孤立性和审美集中性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一个具有差异性活动的环境中引入新的用户群体，它便在同一个屋檐下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功能集中性，主动地把看电影重新定义为一种集体性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在其他功能方面的地位，比如吃快餐，因为男男女女与多功能的结合把电影观看转变成了一系列没有特殊优先性的活动之一。
新电影院同时播放许多电影，并因此用一种旨在使选择最大化的方式混合着各种观众。高分贝的声级强化了体验。同样，影视城给环境添加了许多功能，诸如视频游戏和交互媒体等，这样，观众就不会在等待期间受到任何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美食可以成为观众的主要活动，更舒适的座椅有望让观众把室内当作家庭的延伸，好像看电视时那样舒舒服服地边吃边聊。还有，私密性房间是为观看电影时的单独观看和社交活动(“尽情欢乐”)而设计的。很明显，新的设置有助于以一种符合新型空间用户而设计的方式对电影进行重新界定。除了那些被认为是“正统主义者”的人之外，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干预措施是为了重塑常规性的城市生活艺术，重塑看电影、购物、浏览的艺术。因此，在“新”事物的压力下“旧”事物受到了质疑。同样，新杂货店、新书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设施在城市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增加规模和服务集中度的例子，而且是在空间用户与空间里的各种行动形式之间的相遇中观察暴力干预的场所，无论是去看电影、购买杂货还是去书店看书。这种“建成环境”,通过把原有的和古风式的功能(电影、杂货、书籍)用作一种托辞创造和维持对客体的欲望。它们经常被赞美为新的公共空间。在展示不同的功能安排时，它们不仅为每个人提供了某种东西，而且成功地肯定了它们自身的功能集中是一种增强集体力量的景观。在一个场所中能够满足不同兴趣的东西就是景观，这是一种工程学的胜利。它的魅力在于，有能力消除对品质和歧视的痴迷，而这种痴迷在过去有可能阻碍大多数人参与这些行动。
公共空间
纽约时代广场的重建，提出了改造与所谓的翻修之间的差异性问题(Sussman,1998,42)。尽管这个空间一直是一个旅游区，但据说现在被赋予了一种“几乎完全是视觉性的”消费模式(Rossi,1998,43-44)。因此，不仅仅是商业主义改变了这个地区，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从而使这个地区能够通过表现过去展示自己。例如，据说时代广场和位于新波茨坦广场遗址的前信息箱(Info Box)都通过展示和导游改写了历史，通过景观抹去了对这个地方的真实记忆，而这些景象所迎合的是它作为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的视觉客体**(Rossi,1998)。用萨斯曼的惯用语来表达，就是与场所生活的过度整合被重构为“安全过度”,即被重构为没有推斥力的景点。在关于传统市场效仿的辩论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时代广场的重建过程中，它表现在广告和标牌上，这些广告和标牌只是指向时代广场本身作为景观的客体(Sussman,1998)。媒介就是信息，因为这些展示本身就是有魅力的客体。据说与场所的这种“视觉”关系，是为了协调与整合该场所的过度设计，并且把景观的过度设计再生产为主导性的集体记忆。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便意味着，把场所表现为一种客体的东西就是过度设计本身。新的公共空间就是作为工程或设计景观的自我指涉，通过精湛技巧，把它们自身的过度协调表现为“一种全民盛宴”。
我们可以理解对这样翻新举措的批评，因为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创造一种景观的时候，这种自我指涉的展示总是有失去与体现该场所历史细节之间联系的风险。通常，建筑或设计举措都把其行为表现为一种破坏传统的集体联系的舍弃，无论是历史故事还是对建设和建构的“过时”看法。对这种举措的抵制往往被看作是“过时的”,无论是应对企业或公司裁员，还是应对蔑视“叙事”的计算机专家的技术狂热，抑或是应对某位政客提出的“格格不入”的措施。翻修的暴力行为加剧了集体的不安，使人们(或可能/应该)看到了这种形式本身的主题。
在这一举措中，翻新有把这个场所的故事简单化的危险，在时代广场的例子中，这个地方就是百老汇的故事，是“这个社会成功和失败的极端”的混合体，体现了特定职业、夜猫子、小贩、艺人和失败者、流浪者、恶棍等的多样性(Sussman,1998)。所有重要的场所都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就像百老汇是曼哈顿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样，在艺术中，它通常被表现为一种集体情感的持久聚集地。对场所的这种记忆与其历史重建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就在于，一方面，它的过度表现为人口稠密的惊人多样性——与极端状况的不稳定性共存；另一方面，在它的设计和方法上又展现为一幅壮丽景象(Grenzer,2002)。在这里，由于在城市中赋予场景以意义的需要释放出来的这种伦理冲突，是由构想场所的不同方式所导致的，这些不同的方式都把场所看作一种再生产“全民盛宴”的机会。然而，大多数用户通常对它提供的变化和机会感到满意，明显不同于少数被认为每一次建筑修缮都是反对者的正统主义者。围绕城市公共空间质量问题的冲突，对于把场所更新为集体本身(在“topos”的最初意义上，即场所)这个话题的难题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总是预先假定这样的问题，即场景如何有效地把它们的性质表现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场合，因而，它们的多样性的拥挤或设计如何调动这个主题的魅力?这种冲突继续表明，在关键时刻，城市必然会被这种问题一解决方式所持续困扰。
作为一种客观性文化成就的“建成环境”
这种建筑争论已经解决了场所的“主要”和“次要”功能之间的区分，重申了这样的认识，即不应该再假定解释优先于无数用途的场所概念，优先于它的多变性，它作为一个客体的象征性价值，它作为一个符号的性质的概念。正如我们自始至终所认为的，作为一种符号，建筑环境是一种“客观文化”的成就，既是美的，又是“功能性的”;既是一件艺术品，也是一种商品。我们需要探索的正是建成环境的这种事件性，这种体现在不确定性用途中以及在城市空间问题上的伦理冲突中的事件性。
建筑本身作为一门艺术的无情破坏性，必然与(建筑物、博物馆、酒店、购物中心、电影院)风格的破坏和更新同步前行，因为它既是旧事物的丧失，也是新事物的开始。通过把人们带到前所未有的数量、组合以及被认为是新的和解放的娱乐场所扩展交流领域的承诺，把建成环境中的每一个物品都表现为一个新的消费和社交场所，目的是增强和拓展交流与联系的领域，增强信息流通的潜力以及让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城市中的建设和重建是否是卢梭曾经指出的资产阶级装模作样伪装的又一个例子，打着仁慈的幌子，声称重塑城市对于城市有益呢?“新的公共空间”的理念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把空间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考察这种说法。
在这些条件下，必须重新审视场所的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的概念，不是把活动的“内容”与作为一种符号的事件性或特征进行对比，而是从公共空间作为陌生人的“事件性”共在的“基本”概念开始。我们不禁要问，在城市的集体生活中，这种混合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正基本的东西就是设计和工程的吸引力及其技术景观。建成环境通过对自然的控制肯定对动**不安状态的征服，技术则声称要在工程和设计的壮举中表现这种对自然的控制。这体现了现代的进步特征，体现了当地资产阶级的协商品质、权力和能力，也就说，如何在当下创造出另一种客观性文化成就的领域范围。建成环境赞赏“我们”及独特的解决当前不安状态的仪式性方案，这是所有人都会为它的生产性景观着迷的一种仪式。
结论
我们强调了如何通过干预城市的社会景观不断质疑集体作用的意识，这些干预生动地唤起了城市的日常生活，城市的根本无常性，城市本身的脆弱性。这种无常性通过让人忧伤的人造物的丧失、补充的伴随物以及不断消失的面貌所产生的痛苦后果体现出来，在沃尔特·本杰明的孤独形象中，这些东西被当作流动的理想化主题得到了集中体现(Benjamin,1998 and 1999)。人造物、人、空间和生活方式的永不停息的循环，无止境地证明了在任何时候过去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而现在的东西也都终将逝去。更有甚者，无常性的氛围，由于统治的持续性而加剧(We-
ber,1947),由于明显超出了居民改变城市的力量和智慧而加剧，在它们影响这些事态的能力方面，这些力量却仍然保持一种永久的无助感。这种无能为力又是通过对城市日常生活质量的持续不断和无可阻挡的量化的自杀性回答体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在盖伊·德波的孤独形象中已经具体表现为这种景观的理想化主题，所有的变化在这种景观中似乎都被控制意志的力量所支配(Debord,1983)。与其他环境一样，正是城市的活力本身及其对未实现的愿望的许诺，在最敏感的主题中导致了一种无根感，却又总是以某种方式**它们使这个问题发挥作用。在这场戏剧中，建筑本身扮演着皇家艺术的角色，取代了笛卡儿把治疗实践(完美艺术)看作规训与发明完美融合的观点，目的是要体现现代主体对时间的掌控和对空间的征服，从而创造出某种具有持久价值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