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尚烈在下车之前，曾作过一次周密的打算，打算的目的首先是怎样落脚，就是找一个寄身之处，把自己掩护起来，随后再进行“工作”。
他在杭州地区的任务是联络一处情报站——浙西十一号，干秉山，地点在保安桥57号。但是这个人一年多没有消息，可以说得上情况不明。火车上的经验告诉他，他决不能提了旅行皮包，直接去看这个情况不明的人。因此，他必须先弄一个落脚的地方。
计划中的落脚处有三个：一是旅馆，二是自己的家，三是住在艮山门的一个叫李楚英的朋友家里。经过仔细的分析，他从三个中间，选中了他自己的家。他本来一直住在杭州——涌金门直街梗子巷19号，这一点路百通也知道，1950年那一次回来，他也曾在家里耽搁过七八天。
他考虑到住旅馆多麻烦，而且容易招危险，非到不得已时，他不愿意住。李楚英以前开两爿布店，是他父亲的同业，而不是他的同“行”，过去虽有些交情，但现在，这李楚英的思想情况，他不得而知，贸然去找他，也同样不大方便。
就说回家，贡尚烈也不是毫无顾虑的。他有一个老婆，叫白秀宝；一个儿子叫康笙，五年前是13岁，小学刚毕业。五年来，他不但不曾汇一个钱回家，连信都没有通过一次。
他想：“秀宝只念过三四年书，也没什么技能，以前偶然给茶庄拣拣茶叶，挣几个零碎钱。现在怎么样了呀？茶叶还轮得到她拣吗？拣茶叶也能够活命吗？而且要活两个人的命呢！”他又想到他的儿子：“康笙该是18岁了，他也能做做小贩之类，补补家用吧？”
他想到这里，居然也会天良发现，觉得他一直在外面混，简直忘掉了他自己还有个家，他实在对不起他的老婆和儿子，心头有些酸溜溜。
一会儿，他的意念转了一个向。“过去的事不值得多思想。要是他们恨我、骂我，我就认一百个错。现在我口袋里有的是钱，尽可能让他们吃着大鱼大肉，穿上新衣新鞋过新年。我也不妨告诉他们，不久，我还可以弄到钱，弄到木佬佬的钱！”
贡尚烈离开车站收票处的出口时，天已经大亮了。他小心地向背后左右瞧一瞧，看有没有人盯他的梢。出口处，人像流水一般向外直涌，但都各自奔赴前程，没有一个人特别注意他。他也看见好几个年轻旅客，替那些白发满头的老年人，提着衣包篮筐，又小心地搀扶着他们，把他们一直送到三轮车上。
一个弯背的老婆婆，在跨上三轮车的时候，对那个扶送她的青年姑娘，亲切地说：“好小姐，多谢，多谢……真是！共产党一来，人都变得这样好，我像活了两世啦！”
那个弯背婆婆恰正站在贡尚烈的身旁，她的话，他句句都听得清楚。他觉得那话像一个飞蠓，一飞进他的耳朵，直痒得发痛，可是又没法把它提出来。他撇一撇嘴，摇一摇头，赶紧从三轮车的队伍中挤出去，跑进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预备吃点心。
一个钟头之后，他踏上一辆三轮车，迎风前进。这时，他才感到身上有些冷瑟瑟，因为他只穿一套栗壳色条纹哔叽西装，外面只加上一件深灰色薄花呢夹大衣。在火车里时，他觉得温暖如春，一路上也没有多大变异，所以他的皮包里虽有一件厚毛线衫，他也没想到穿上。现在，他踏上了气候不同的地区，才觉得受不住。不过坐在三轮车上，无法打开皮包穿衣服，只好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裹得紧紧的，熬一熬。
马路平坦而清洁，车子毫不颠顿，他坐在上面，觉得比在香港时更平稳舒服。沿路大大小小的商店都挤满了顾客。宽阔的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非常拥挤。多数的人都提着大块的肉、整条的鱼，或者背着一大叠纸包，挽着一满篮菜蔬，而且每人都是兴冲冲的。贡尚烈知道这一天是旧历的大除夕，这些人都是在办年货，准备过新年。但是他完全没料到情况竟会这样子热闹，而且简直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景象。论情理，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回乡，看到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面貌，自然应该跟其他人一般地高兴。他又将跟阔别多年的妻儿见面，谈谈别后的情景，说说未来的希望，那一种融融洽洽的天伦之乐更该有说不尽的甜蜜、数不清的欢乐。可是，贡尚烈却是个例外的“人”。他的心给一种隐秘龌龊的使命紧紧捆缚住，叫他不敢幻想他会有什么欢乐，他的脑子里满是猜疑和恐惧。
在几条广阔的柏油路上，许多人正在用松柏和竹叶，装饰着高高的牌楼，上面还有巨幅红布，缀着金色大字——“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一条马路的交叉口，横着整幅的红绸，绸上有斗大的金字——“快马加鞭，奔向社会主义”。也有把比桌面还大的金色“喜”字高挂在店铺门前的。至于各式各样的纱灯、纸灯，红红绿绿的纸链、纸花和“欢度春节”、“喜庆新年”的匾额，几乎每一个门口都有。此外，街头巷口还不时传来洋洋盈耳的锣鼓声响。
这些景象给予贡尚烈的冲击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不理解这些标语究竟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他觉得这种种都跟他的想象和意图绝对抵触。于是他低下头来，闭上眼睛，甚至竟想用手塞住耳朵，企图以不见不闻来打消他心头的矛盾和苦闷。
那条直街拓宽了，贡尚烈已经认不出来，但那条横的小巷——梗子巷还是老样子。他一找就找到了自己的家，不过门牌已经更换。那是一所两间一侧厢的平屋，前面有一方小小的天井，后面还有灶间。他提了皮包，先在门前站一站，像要定一定神，再准备见面时的话语，那些话是他早就编组好了的。他看见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阶石缝里的野草也没一根。左隔壁人家的门开着，里边有一个女人在扎鞋底，这时好像抬头对他看了看。那门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旗上有“卫生值日”字样。他没心思研究它的作用，就推门进入自己的家。
天井里没有人，靠墙脚种着两株冬青和一棵粒粒红艳的天竺子，墙角里搁一只大的水缸。他看看迎面两间屋子里都不见人，但床铺椅桌都摆得端端正正。他跨前一步，回头瞧瞧旁边的侧厢，才见里边有两个小女孩子。一个约有十三四岁，穿着一件酱色的棉袄，两条小辫上缀着两个粉红绸的蝴蝶结，头颈里围一条红布领巾；另一个只有五六岁光景，深色花布的棉袄裤，也一样整整齐齐。他们俩伏在一张小方桌上，桌面上满是红纸和芦梗。那大女孩像是在扎什么灯，小的一个在旁边帮忙，或者是在捣乱，因为大的一个在唧唧哝哝地训斥她。
贡尚烈不认识她们。他估计可能他的妻子把屋子分租给人家，借此减轻些负担，这两个女孩大概是租户。
女孩们正聚精会神地在做灯，没觉察有人进门。贡尚烈故意咳一声嗽，那大女孩才抬起头来。
“妈，妈，有人来啦！”大的女孩子高声叫出来。
一个三十三四岁的女人从一条夹弄后面的厨房里跑出来，在天井的阶石边站住。贡尚烈看见她不是他的妻子，却是他的妹妹奇珍，她的丈夫姓丁，已经死了好几年。他不知道奇珍怎么会住在这里。
奇珍凝视了一会儿，才很高兴地迎上来招呼着：“大哥！”
“妹妹，好久不见啦。”贡尚烈应一声，回头瞧着那个从侧厢里走出来的大女孩，“这一个是你的女儿？她叫——嗯，叫——”
“叫灵芝啊，你怎么也忘了？”她旋过脸来，“灵芝，叫舅舅啊。”
“舅舅。”
“唉，孩子长得真快，毛头姑娘十八变，我简直认不得啦。”他又指一指后面那穿花布棉袄的一个，迟疑地问：“这个也是你——你的？”
“不是，我只有一个灵芝。她是你的。”奇珍笑出来，举起一只沾满了白面粉的手，用手背在鼻尖上抹一抹，“她叫小凤，是你自己的女儿啊。”
贡尚烈呆住了。答不出话，只是瞧着那孩子。她有个瓜子脸，高鼻子，眼睛圆圆的，有些像自己。
奇珍又笑一笑，说：“小凤是1951年年初头生的，你还没看见过，怪不得你不认识她。现在她也进了幼儿园……小凤，叫爸爸啊。”
小女孩子躲到了灵芝的背后去。她扭一扭脖子，侧着苹果似的脸，努着小嘴，不肯叫。
“好孩子，来吧。”贡尚烈摊开了一只手。
小女孩还是扭一扭腰，躲着不肯过来。
“淘气坯！”奇珍装着训斥的口气，说：“往日里，你一直跟你妈吵：‘妈，我的爸爸在哪儿？我的爸爸在哪儿？’现在看见了爸爸，可又害起臊来了！”
“那么，秀宝和康笙呢？”贡尚烈赶紧转过脸来，换一个问句。
“好，我来告诉你。进来啊，这是你们的房间。”她指指另一间，“那是我的房。”
她先走进贡尚烈的房里去。贡尚烈提了皮包跟随着。两个孩子留在天井里。
奇珍说：“大哥，你坐啊。嫂子在新生幼儿园工作，今天在装饰环境，要傍晚才回家。康笙到了沈阳去，在冶金专科学校学习。”
“在专科学校学习？”他诧异得睁大了眼睛。
“是啊，说起来话长哩。”她从暖水壶里沏了一杯茶，送给他，她自己也坐在一只方凳上，“大哥，我问你，此刻你从哪儿来？”
“我从香港来。”
“那么，你一直在台湾？”
那灵芝本来已经旋转身子，要回侧厢里去扎灯，一听得“台湾”两个字，忽然又转过身来，一直走到房门口站住。
贡尚烈答道：“不是，我一向在香港。”
“在香港？干些什么呀？”
“做生意。”
“哪一行生意？”
“五金。”
“开五金店？还是做店伙？”
“唔，都不是，我做掮客。”
“掮客？”
“掮客就是工厂和行商之间的中间人。把工厂里的货兜销给行商，我赚些佣钱。”
贡尚烈感觉到她不像在单纯地问问别后景况，而是像在盘问他的底细。而且谈话时，她的眼珠一直在他的脸上打转，连门口边的灵芝也张大了小眼睛在倾听。贡尚烈仍旧非常安静地对答如流，丝毫没有疙瘩。但对方的话语还是一步紧一步，显见她对他有着不容易消释的疑忌。他想用别的话岔开，争取主动权，可是他妹妹又说出了一句更加露骨的话。
“大哥，你一路上到这儿来，为什么把大衣的领子也翻了起来呀？”
“那是为了避风啊。妹妹，你别转瞎念头。”他嘻一嘻，忙把衣领还了原，又将他的外衣的前襟整一整。他把手伸过去，在奇珍的手背上摸一摸。“不是比你的手冷得多吗？香港和广州的气候跟这里大不相同，我可忘了加衣裳。”
“这样会生病，要不要我去——”
“别忙，我皮包里有毛线衫，马上会穿上。现在我要知道，康笙怎么能够进高等学校里去，秀宝又怎么会找到工作。妹妹，你说得明白些。”
奇珍说：“他们都是政府照顾的啊。那年解放还不久，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你一走，嫂子只能典典卖卖过日子。小凤生下来时，就靠户口居民们帮的忙。那时，我还没进训练班，没力量帮嫂子——”
“训练班？什么训练班？”贡尚烈插一句。
“师资训练班。你知道，我年幼时只读到中学两年。政府要大量办小学，就把我吸收到训练班去，过了一年，派我到大成小学去当教师。我才搬到这儿来住，大家有些照应。”
“现在呢？”
“现在，我是五年级的班主任。”
贡尚烈看看对方，一套青色棉布制服是新的，脸儿白嫩嫩，头发也乌油油，看上去年纪反而比以前轻些了。他点点头，思想上有些混乱，因为眼前的现实跟他的想象抵触得太多了。
这时，小凤在天井里喊起来：“姐姐去做灯啊！”
灵芝给小凤拉扯着，才回到了侧厢里去。贡尚烈又继续查问。
“妹妹，你再说说康笙和秀宝的景况。”
她说道：“就在你走掉的那一年，康笙进了初中，自然，一切都免费。这孩子还争气，学习成绩好，品德也常常是甲等，所以提前毕业，给选进了冶金专科学校。不久，嫂子就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以后，一直在夜校里学文化。现在，看报、写信，她都会。”
“你刚才说她此刻在什么幼儿园做事，谁介绍她去的？”
“不是谁介绍的。她搞居民工作很出力，又在劳动局登记过。前年年头，劳动局就叫她去工作。”
“多少钱一个月？”
“30元，还有福利补助，比如，公费医疗——”
“公费医疗？”
“就是生了病进医院看病，自己不用花一个钱，而且工资还是照样拿。”
贡尚烈的双目瞪视着，呆住了。这倒不是装腔，实在，这些事，他都不能理解，可是他又不能不相信这些都是事实。
奇珍又说：“比如康笙到沈阳去，车费也是政府出的。嫂子又从工会方面请求到补助，给康笙办了棉被和外套。”。
贡尚烈缓缓地说：“我真有些弄不懂，政府为什么特别照顾我们这一家？”
奇珍摇摇头：“不是特别照顾我们这一家，除了反革命分子，政府对待什么人都一样。”
“反革命分子”这一名称在贡尚烈的心头刺了一下。他禁不住怔一怔，深恐给对方觉察到。他连忙掏出烟盒和打火机来，镇静地烧纸烟。
“只要自己肯劳动，有文化，有技能，而且认识政府的方针政策，不论男的女的，政府都会给他们工作做。”奇珍顿一顿，瞧着贡尚烈，又鼓励地说，“大哥，你从前进过大学，文化知识比我高得多。你只要向劳动局去登记——”
“不，不，”贡尚烈忙吐出一口烟，插话说，“我不去登记，我还要回香港去。”
“何必再回香港呢？”她仍注视着他，“大哥，你得想想明白。要是你有什么问题，只要交代清楚——”
“奇怪，我有什么问题？”他有些惊慌，但仍旧保持着镇静。他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纸烟搁在桌边上，站起来。“妹妹，回头再谈吧，我要出去看一个朋友。”
“忙什么，吃了馄饨去不行吗？”
“不。”他摇摇头，“今天大除夕，下半天人家都有事，我怕找不到。”
“我刚在厨房里裹馄饨，荠菜夹肉馅的，马上可以下锅，耽搁不了多少时候，你吃了再走吧。”她热诚地希望他吃了亲手做的馄饨再走，“大哥，你该记得，母亲在世时，大除夕总要裹馄饨，说是‘包财香’。这虽是迷信，其实也挺有意思。一家人过年了，吃得欢欢喜喜，留下些馄饨，给新年里来的亲戚友吃。熟馄饨搁在油锅里煎一煎，滋味更加好，人家吃了没有不称赞……大哥，你小时候也最爱吃馄饨，难道也忘记了？还是吃了再走吧！”
贡尚烈本已偻着腰，在开旅行皮包，拿毛线衫，准备外出，可是，他妹妹突然提到他已死的母亲，这使他想起了许多往事……
“大哥，你在想什么？”她瞧着他问。
贡尚烈不回答。
“你也想起了妈？她最疼爱你。”
“唔——我想起了妈裹馄饨时的那种神情。她挺起劲，什么都亲自动手——切肉哩，调面粉哩，打皮子哩，特别是戴着老花眼镜捡芥菜根。她总是把每一棵菜根都捡得干干净净。”他突然又停止了，摇一摇头，卸下外衣，穿上毛线衫，重新检自己的皮包。
“我也是弄得干干净净的。大哥，你吃了馄饨再走吧？”
“不，留在晚上吃，也一样。”
“你去找谁呀？”奇珍对他的行动分明很怀疑。
“一个老朋友，你不认识他。”他支吾着，重新穿上外衣。
“为了什么事呀，这样子急？”奇珍见他很急，就更疑惑了。
“人家托我带些钱回来做家用。今天是用钱的日子，所以我非马上送去不可。”贡尚烈临时找个理由搪塞她，但说得又不大像。
“那么，你要去找的是个女人？住在哪里呀？”
“嗯，是男人，他们是兄弟俩。”他急忙从皮包里拿出了两个纸包，企图把话扯开去，“妹妹，这里有两段衣料，是毛货，一段给你，一段给你嫂子。一盒巧克力糖，你拆开了，分给两个孩子吃。”他另外掏出一沓人民币，“这钱也给你嫂子。我怕回来迟，你告诉她，要买什么，尽管买……我走了，再见。”
“大哥，慢些哪！你到哪儿去找呀？”
“嗯，就在那边，离这儿不太远。”他扣好衣纽，拿起桌子边口的纸烟，回身跨进天井。
“哪个‘那边’呀？既然不太远，为什么就不能回来吃馄饨？”
“别啰啰唆唆啦。人家见了面，总要谈谈玩玩的啊。回头见吧。”
他头也不回，大踏步穿过天井，出门去。两个女孩也从厢房里探出头来，睁大了小眼瞧他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