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来，以前门箭楼为核心的图像主要与北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有关，如叶浅予先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作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北平解放》，1959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北平解放与前门箭楼图像的研究，参见丁澜翔：《向心·鸟瞰·透视：再现“北平入城式”的三种构图策略及其空间激活》，《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2]关于国徽作为“集体设计”的相关讨论，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书屋》2010年第2期；关于“集体设计”的利弊，另见杭海：《以图像的名义：北京2008年奥运会形象设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126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3—404页。
[4]季如迅：《新中国国徽是怎样诞生的？》，《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第31页。关于“待月轩”另见《张仃画室·艺术设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5]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一文就存在这个问题，作为学术讨论情感色彩过重、有失公允，《建筑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6]陈宇：《新中国国徽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北京日报》2015年2月24日。
[7]黄远林在《北京日报》1983年10月1日刊登的《国徽设计和画家周令钊》一文中强调了周令钊先生的方案对国徽设计的贡献，这篇文章引起了周令钊先生的不安，他于1983年11月4日致信《北京日报》对国徽设计作为集体创作的性质进行了澄清并做出上述表示。
[8]例如，朱畅中的回忆没有具体时间，从中央档案馆披露的档案来看，他是作为列席人参加了1950年6月20日的国徽审查组会议。朱畅中的回忆只强调了清华国徽设计组的工作和贡献，他关于中央美院国徽方案的描述，如天安门的形象“一头大一头小，一头高一头低，有强烈的透视感”“近处石缝里还画有绿草”，至今还没有一幅图案与他的描述相符，当天的档案中也无类似记载。参见朱畅中：《梁先生和国徽设计》，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编印：《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01—1986》，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132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17-422页。季如迅曾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讨论国徽的设计问题，论述有显著不同。前一篇《新中国国徽是怎样诞生的？》（《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主要是根据钟灵、张仃、周令钊等参与者的口述写的；后一篇《群贤协力绘国徽》（《党史纵览》2009年第2期）则以应有档案作为依据，但均无注释。
[9]比如，书中《沈雁冰关于国徽审查小组报告》（1950）这则档案就其内容而言应是在6月15日之后，后面选辑的10多幅国徽模型图案也都是后期的设计稿和打样稿，但却放到了6月10日之前，这很容易给人造成时间上的错乱之感。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会国歌档案》，第364—380页。
[10]2014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办，中央档案馆指导，中国政协文史馆承办了“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诞生珍贵档案展”，并出版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诞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有的学者的文章使用了档案，其资料来源也多是来自政协文史馆的相关展览。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81页。
[12]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国旗。从已披露的档案来看，“国旗”的概念进入国徽的设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950年6月11日国徽组的会议中，留下来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星是用一个还是五个；在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关于国徽图样的设计说明书中，五星和金红亮色的概念已经具备，但还没有直接提“国旗”的概念；在6月21日的国徽组审查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说法。参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诞生》，第156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389页、第416页、第424页。关于齿轮和麦稻穗的意义，1949年9月25日张仃、钟灵设计提交的五个国徽设计案和图案说明中就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晰了，参见张仃、钟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应征图案复选修正图案说明》（1949），中国政协文史馆藏；另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诞生》，第224-225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385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386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04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398页。
[17]朱畅中：《梁先生和国徽设计》，《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01—1986》，第123页。
[18]这种“表面化”从设计稿中可以看出，如在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的“张仃方案”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柱子画了11根，右面的比左边的多了1根。
[19]“画家设计师”指的是那些既能够用设计的语言服务于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现实需要，又具有卓越的绘画造诣、在艺术上可卓然成家的人。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纯艺术与设计并不像如今这般割裂，早期的许多重要设计师如钱君匋、陈之佛、张光宇、张仃、庞薰琹、周令钊等，都能够在绘画和设计之间游刃有余，他们在绘画中所擅长的观察和表现方式会影响到他们的设计语言，同样，他们的设计手法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绘画语言。今天的“设计”概念，由于商业、科技和逻辑分析等因素的介入，离绘画已经越来越远，在绘画上有造诣的设计师更是凤毛麟角。对于中国的现代设计和视觉文化研究来说，应该说“画家设计师”所指代的这种早期设计师的跨界身份和知识结构是研究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20]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诞生》，第224—225页。
[21]中央美术学院档案室藏有一件1950年4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发给“庆祝五一筹备会”的公函，介绍本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三人于“五一”劳动节赴天安门收集绘画材料。档案中的“收集绘画材料”很难理解，我认为有可能与国徽设计有关，因为在后面的一个多月中，国徽设计显然是这三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周博：《新中国美术家·周令钊》，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92页。
[22]唐薇编：《张光宇文集》附年表，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230页。
[23]为方便讨论周令钊先生在国徽设计中的贡献力问题，本文使用了“张仃方案”“周令钊方案”的概念，正确的表述应是“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集体设计”。
[24]季如迅：《新中国国徽是怎样诞生的？》，《文史通讯》1984年第1期，第31页；秦建平采访、吴琼整理：《周令钊：从“抗敌画会”到为新中国设计》，《美术研究》2018年第6期，第14页；周令钊：《从画记》，范迪安主编：《周令钊·设计卷》，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
[25]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二），参见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微信公众号专题“国徽设计”；另见https://www.sohu.com/a/257596872_696174（2020年7月29日登录），这篇文章是作者1999年发表的同名文章的补充修订版。
[26]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建筑史论文集》，清华大学1999年版，第9页。
[27]中央美术学院档案室藏有一件档案，是1951年1月6日中央美术学院呈送文化部关于院务会议议决讲师周令钊、罗工柳升为副教授，助教韦启美升为教员的报请。该档案显示，周令钊评为副教授，月薪改支小米700斤，来自延安的罗工柳和来自国统区的韦启美都是提职不提薪。这可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令钊先生在开国大典、国徽设计等工作中的重要贡献。周博：《新中国美术家·周令钊》，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页。
[28]许平：《周令钊、陈若菊访谈》，陈湘波、许平主编：《20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572页。
[29]洪长泰：《空间与政治：扩建天安门广场》，《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151页。
[30]李夑平：《“五门三朝”与明代宫殿规划的若干问题》，施安昌主编：《故宫博物院十年论文选1995—2004》，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300页；郑孝燮：《古都北京皇城的历史功能、传统风貌紫禁城的“整体性”》，《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31]闫树军：《天安门旧影：1417—1949》，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137页。
[32]笔者后来又将德国人的这张照片和海报做了对比，就从中华门望天安门的取景问题再次向周令钊先生求证，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笔者问：“当时去天安门广场一般都从哪个门进？”他说：“都是从中华门。”（据2019年8月25日笔者对周令钊的采访）
[33]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04—405页。
[34]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注重视觉上的实景感受，也体现在对国徽色彩的选择和运用上。张仃等强调：“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用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06-407页。
[35]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11页。
[36]季如迅：《郭沫若曾参加制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工作》，《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3期。
[37]相关档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下卷），第449-474页。
[3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39]第二套人民币于1950年开始设计。为提高新版人民币的设计水平，中国人民银行从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了罗工柳、周令钊和王式廓三位教师作为专家。他们于1951年3月正式进入北京人民印刷厂（即北京印钞厂，今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开始与企业技术人员精诚合作设计第二套人民币。其中，罗工柳对于人民币设计主题思想的确定、票面结构的设定、设计任务的组织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式廓绘制了拾元券的正面主景“工农联盟”，第二套人民币的大部分设计工作都是由周令钊完成的。除了人民币纸币的设计，周令钊还曾于1954年底到沈阳造币厂，现场绘制麦穗图，具体指导硬币的制模工作。经过反复实验，中国人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新中国的第一组硬币原模，我国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原模雕刻技术人员。（马德伦：《中国名片人民币》，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3页。）
[4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纪念邮票的发行量是1300万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四组纪念邮票8分面额原稿上的红旗飘向是“从西往东”，在正式发行的邮票中改为“从东往西”，这套邮票的发行量是250万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