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做公务员

15 只有一面“日之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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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后,红叶开始越来越好看,各国访问团也陡然增多。这两者不无关系。日本红叶好看这件事,在全世界都很出名。

一天下午,我们需要接待两个访问团,时间无缝衔接,前一场是澳大利亚团,后一场是德国团,只有10分钟之差。

接待流程早已驾轻就熟,先确认两边大人物的“坐上席”,再摆放其他人的名牌,然后按位置摆放兵库县的宣传资料、明信片套装、县徽章,检查麦克风是否好用,以及摆放外交场合最重要的两国国旗。

准备好澳大利亚团的布置,我们想提前把德国的房间也布置好,却被告知知事还在房里见客。兵库县知事当时年过70,但精神矍铄,还爱喝白酒,据说一次喝8两没问题,最厉害的是他16年连任了4届知事。

于是,我们只好保持待机状态。此时又听说澳大利亚团路上堵车,可能会迟到,这可愁坏了时间精准的日本人。迟到意味着下一场也受影响,大家只好随机应变了。

结果迟到了15分钟,原本40分钟的会见时间只能缩短。

澳大利亚团和知事顺利会面后,我们拿着德国团的准备材料奔去德国会场。因为前一场的迟到,这边离开始只有半小时了。

一切都进行顺利,放国旗的时候却出了问题。因为日本国旗只有一面,被放在了澳大利亚团的会议室,这边只剩下孤零零的黑红黄三色德国国旗了。

正纠结怎么办时,高大勇猛的德国足球队,不,访问团就来了!可距离开始时间还有20分钟!德意志民族遇上了大和民族,像是要比比谁更守时。

没办法,只能先让客人进场,解释说知事还在见客。负责人悄悄提醒小蓝,等澳大利亚团一结束,就立即把国旗拿过来,和德国国旗一起插好,再拿进房间。

于是,澳大利亚团一结束,小蓝像抢夺阵地一般小跑着拿来“日之丸”。然而不争气的是,旗子勾线了!枉费她上午找同事借来针线,把松散的边给缝好,不想此时又调皮地散开以示罢工。

折腾了一会儿,看起来没那么寒碜,会见也进行一半了。小蓝刚准备进去,就被负责人拦下,说“算了算了,不用了……”

一场缺失东道主小国旗的外交会见,就这样在潦草中展开,在缺憾中结束。不知道谨慎的德国人会不会注意到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细节。

为什么只有一面“日之丸”?答曰,穷。

县厅穷,是我一来就常听到的。原因是20年前阪神大地震(2)的灾后重建,花了政府大笔经费。神户如今看起来精致繁荣,但当时是重灾区,重建经费都是用一张张福泽谕吉(3)换来的,欠款到现在也没还完。

平日里,单位请客聚餐的情况从来没有,有也是自己交工费换来的。办公室有个名为“宇宙会”的工会,每月交2700日元。交了一年,就吃过两次晚餐,剩下都作课里的红白喜事慰问金用了。

平时装电池等小物件的信封,磨损到边缘很毛躁了也不换。

难怪只有一面“日之丸”,勾线了也不换,连备用库存都没有。

何止是“日之丸”,平时装电池等会议用品的信封,即使磨损到边缘毛糙也不换。我观察了大半年,发现最近多贴了一层胶布。

有一次,和局长一起参加孙文纪念馆(4)的活动。去的时候有公车,回来变成和局长坐电车。原因是单位里没有几辆公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后,车就被调遣到别的地方了,不可能一直在原地待命。

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桌子上已经放好下周印度尼西亚访问团的安排。不禁想,如果把纸张钱省下来,够买好几年的国旗了。

但没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大家按照既有的习俗,重复着无解的矛盾。

我猜,“日之丸”应该会被继续缝缝补补,纸张也还是会一摞摞地从打印机里吐出来。

(1) 日本国旗的名字,因旗面上一轮红日居中。

(2) 1995年1月17日,日本大阪和神户地区发生里氏7.3级地震。

(3) 福泽谕吉,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创办人。一万日元纸币上印有他的头像。

(4) 孙文纪念馆,又称移情阁,位于神户市垂水区东舞子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