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屋外狂风大作，呼啸作响，让在屋内的杜家感到恐惧，杜甫此时竟口诵，之前在成都草堂同样遇到大风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对于身在这种老弱无力、穷困无助、凄苦难言和焦虑不眠的苦境，杜甫有说不出口的痛苦：
「八月秋深季节狂风愤怒吼叫，卷走了我茅屋顶上三重茅草。茅草飞过江散落在野地荒郊，飞得高的缠挂在树木的枝梢，向下飘转的落入池塘和洼坳。南边村里一群儿童欺负我年老没力气，竟然忍心当着我的面做盗贼。他们公然抱着茅草进竹林去，我唇焦口燥想喊也无能为力，回家靠着拐杖独自一人叹息。一会儿风停了云象墨的颜色，密布在天空就使得天昏地黑。布被子多年来冷得就像钢铁，宝贝儿子睡不安稳把它蹬裂。屋子漏雨床头附近没块干地，雨水纷乱倾泄下来长流不绝。自从安史之乱我就睡眠不好，漫漫长夜满屋湿漏如何得了！如何能得到宽广大厦千万间，多多庇护普天下受冻之人让他们喜欢，在风雨之中安然不动稳如山！啊呀！何时能看到面前高耸起这些高房大屋，即使我个人房子破了冻死也心满意足！」
等到大风稍为平息，对着子女吟诵当时从同谷入成都时所作《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黄昏时暮色苍茫，夕阳的光辉笼罩在我身上。
一路行程山河变换，一瞬间就在天的另一方。
只是不断的遇到陌生人，不知何时会再见到故乡。
大江浩**东流去，客居异乡的岁月会更长。
城市中华屋高楼林立，寒冬腊月里树木苍苍。
人声鼎沸的大都市啊，歌舞升平吹拉弹唱。
无法适应这华美的都市生活，只好侧身把远山遥望。
夜幕四合鸟雀归巢，战火纷飞的中原音讯渺茫。
初升的月儿斜挂天边，天空繁星闪烁与月争光。
客居他乡自古有之，我又何苦独自哀愁悲伤？」
当时杜甫全家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他遥望星空，愁思怅惘，却不知道未来是如何？过了六年，好像情况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一开春，明帝宣布改元太和。
去年举兵叛变的彭绮遭到东吴解烦兵督胡综、番阳太守周鲂等人的讨伐，不仅被生擒还押送至武昌受审，得知消息的吴王封周鲂为昭义校尉，以示慰劳。
明帝即位之初曾以此事询问中书令孙资，他说：「番阳的在地大族，前后数次起事，每次都是人数不多，加上见识浅陋，很快就被击败溃散。文皇帝也曾详细分析过吴国形势，说我军在洞浦杀吴军民一万人，缴获千余艘战船，在数日之间，吴军又把人和船聚集到一起；江陵被围数月，孙权仅靠一千几百名士兵驻在江陵东门，吴地并未因此发生动乱；这是他们法纪严密，上下共相维护的明显证据。以此推论彭绮起事，恐怕不会成为孙权的心腹之患。」这时彭绮的失败正好印证预测。
曹魏领地内同样也发生叛乱，西平郡曲英掀起反旗，连续杀害临羌令、西都长等地方官员，明帝派遣在河西极有威望、也在先前解决曲演叛乱立有大功的将军郝邵、鹿盘等人率兵前往平定叛乱，一战而胜并且成功斩杀曲英，顺利解决叛乱。
二月五日，仿效祖父、父亲，明帝亲行耕籍田之礼，以示重视农耕的态度。当然曹操时代是否越制不得而知，文帝与明帝肯定都是三推三返的礼节。
十五日，明帝下令在邺城为母亲文昭皇后设立陵园，受命前往陵园巡视的王朗，见到那里的百姓多数很贫困，相反地明帝当时正在修建宫室，不忍百姓受苦的王朗上书《谏明帝营修宫室疏》：
「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将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岛，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后，然后凤阙猥天渊，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余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足，未之有也。」
王朗的意思是：
「从前大禹要拯救天下的人民免于灾难，先使自己的宫室尽量简陋，衣食尽量节俭；越王勾践为拓展疆界，约束自己和家人，节俭家用补充国用；汉朝文帝、景帝，为了发扬祖先的事业，停修自己很喜欢、只需要百金的楼台，只穿很俭朴的粗厚衣；霍去病仅是个中等才能的将领仍认为匈奴尚未消灭，不置宅邸。这些说明，有远虑者都知道要简约；要对付外敌之前只有内部简朴才能支应。目前建始殿前面，已经足够大臣列班上朝；崇华殿后面，也足够内官侍候问安；华林园和天渊池，经过文帝修建也足够用于宴会和游乐。不妨责成宫廷外的门阙，修筑好城池后，其余工程等国家财政收入好的时候再行兴建。现在优先应该是让百姓恢复农耕为主要工作，整顿各地的驻防军队为紧迫任务。只有百姓富裕、军队强大以后，四邻敌人自然会前来归服。」重臣王朗都说到这个地步，明帝只好暂时收起兴筑宫殿的念头。
汉文帝当政之初，运用母亲教给他的黄老之术治理天下，与民休息、惠及百姓。登基后连发两道诏书，表示要做亲民的皇帝，大力发展经济。当时管理民政的中央机关发布通告：凡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到当地政府领取米、肉、酒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棉絮等。通告中还要求：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的慰问品，必须由县丞或者县尉亲自送达，不得由衙吏代送。
文帝更提倡节俭，要求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扰乱百姓生活。继位的第二年，责成御史大夫率领部属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把多余的畜力拨到驿站使用。自己身体力行，厉行节约，宫殿虽然是旧的，仍可居住就不再装修；皇宫苑林很小也不再扩建。当时皇宫内的宴游之所，地方窄小不敷使用，向文帝奏明需要再建一个露台，一看预算需用「百金」，这下眉头就皱了起来说：「这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太奢侈不建了。」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文帝重农抑商既定国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下令『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多次颁诏以法令打击擅用民力的官吏，保证国家正常的农业生产。曾两次下令禁止用榖物酿酒，严格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景帝延续文帝的黄老无为而治方式，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自从秦朝以来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天下百姓的负担得到减轻。
即位时下令将天下田租减掉一半，就是将十五税改成三十税一，自此就成为成为前汉的定制。第二年又下令将现行男子服徭役年龄往后推迟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从来不曾沈溺于富贵豪华，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一切之前。汉武帝曾经想为他修建一座豪华的府邸，却断然拒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霍去病是霍仲孺的私生子，未曾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长大后知道父亲的事，担任骠骑将军出征时顺道到平阳，命下属将霍仲孺请到休息的旅舍跪拜：「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父亲之子。」霍仲孺愧不敢应，匍匐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随后为父亲置办田宅奴婢，领军归来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
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正式进驻汉中，临行前留下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还写《与张裔书》：
「君昔在柏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
自此准备正式打响对曹魏作战的第一仗，这之前早已秘密吩咐各地部队以分散行进的方式抵达汉中，避免遭到曹魏方面得知提高警觉。从汉中落入刘备手中，将这里托付给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牙门将军魏延，豪气的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之后一直努力增强此地防御，贯彻务实的防御战略，积极在汉中通往关中的各个要隘修筑营寨、屯兵据守。他定下的防御战略就是以重兵把守汉中外围的险要据点，不让入侵的魏军有机会进入汉中平原。这个防御方式奠基在秦岭山势险峻这点，魏军入侵的行军路线基本只能沿着既有的几条险道前进，没有其他的选择。能够成功在这几条路上封锁进攻的话，魏军就会失去迂回的空间，导致攻击无法奏效，最后只有退军这个选择，魏延称之为「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就是万无一失的吗？倒也不是。缺点是这样需要防御的面积较广，通往汉中的道路虽然有限，也需重兵驻守才能达到目标，这些道路之间距离遥远，万一遇到攻击没有办法实时呼应救援。加上自从孟达叛降魏国，位在汉水下游的上庸、房陵两郡，从原本是汉中屏障的位置，自从落入魏国之手后，转变成进攻的咽喉所在，造成除了陈仓道、褒斜谷、骆谷和子午谷四条道路外，还要应对来自汉水西溯而上的压力，对于兵力吃紧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出发前往汉中的诸葛亮向成都的后主刘禅上**气回肠的《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在成都宫中的刘禅看到如同父亲的诸葛亮的表文，不禁动容：
「臣诸葛亮上奏：先帝创建王业还未完成一半就中途死去，现在天下三分鼎立，蜀汉是那么疲乏困顿，正当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朝廷中侍奉卫护陛下的大臣们，在内毫不懈怠；忠贞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那是因为大家缅怀先帝对他们不同一般的赏识，向陛下表示报答之情！陛下应该广泛地听取众人意见，光大先帝留下作为模范的德行，让大臣们心中坚贞为国的正气得到发扬；不可轻率地自我看轻不加振作，言谈训谕时有失大义，阻塞臣民向您尽忠规劝的言路。内庭侍臣和相府官吏，都是同样为陛下效力，凡是有所奖惩不该存在差异。如果有触犯法令科条或忠心做好事的，应该交付有关官员判断应受什么处罚或受什么赏赐，显示陛下处事的公正贤明；不可有所偏袒，使得宫中府中法令不一。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侍卫之臣都是心性善良诚实的人，心志忠贞纯正，是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任用。臣下认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询问他们然后执行，必定能够补救疏漏扩大效益。将军向宠品性善良公正，通晓军事，当初被先帝任用，称赞是个能人，大家推举他担任中部督。臣下认为有关禁卫部队的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由他过问，一定能使军队协调齐心，处置合宜、各得其所。亲近贤良的臣子，疏远奸佞小人，前汉因此兴旺强盛；亲近小人，疏远贤良的臣子，后汉因此衰败覆灭。先帝活着的时候，每逢与臣下议论到这件事，没有不对桓、灵二帝的作为表示痛恨而发出叹息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令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坚贞坦诚，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并信任他们，这样汉家天下兴旺，也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来是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耕田为生，只求在乱世中能保全生命，不求向诸侯谋求高官厚禄与显赫的名声。先帝不因臣下低贱和少见识，不惜降低身份三顾茅庐，向臣下询问天下大事。臣下为之感动，答应为先帝效力。后经战事失败，臣下在败亡之际，接受挽救危局的重任，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下处事谨慎，在临终前将辅助陛下兴复汉室的重责大任交付臣下。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日日夜夜担心叹息，唯恐所托无所成就，会有损先帝明于鉴察的声名；所以臣下在炎热的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平定，兵员装备已充足，该带领三军，北进克复中原。可以竭尽棉力，扫除凶残的奸贼，光复汉家江山，使长安、洛阳仍旧成为大汉王朝的首都。这就是臣下用来报答先帝、效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权衡得失、掌握分寸，向陛下进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希望陛下将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交付给臣下，如果无所成就，就治臣下的罪，禀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发扬圣德的忠言，就要追究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惰之罪，公布他们的过失。陛下也该自求砥砺，探求高明的道理，了解并接受忠正的言论，牢牢不忘先帝的遗愿，臣下感激不尽！
而今即将要远征，面对表文，不禁流下泪来，真不知自己说了什么。」于是率军出发，驻屯在沔水北岸、在南郑西北面只有一百里距离的阳平石马。至于表中这些人有何特别呢？
郭攸之，字演长，南阳人，为人和顺，以器识才学知名于时。
费祎，字文伟，江夏人。少时丧父，跟随族父费伯仁生活。伯仁的姑母是益州牧刘璋的母亲。刘璋遣使迎接费伯仁，就带着他游学入蜀。后来刘备平定蜀中，就留在益州，与汝南人许叔龙、南郡人董允齐名。正当太傅许靖丧子，董允与他一起出席葬礼。董允向父亲请求车驾，董和派一辆鹿车给二人。见到简陋车辆的两人，董允当下面有难色，他却从容走前先上鹿车。到达丧所时，诸葛亮及国中诸贵人均已齐集，车乘也很华丽，董允神色游移，他却安然自若。董和等驾车人回来后详细询问，知道经过后对儿子说：「我常常以为你跟费祎之间的优劣很难分别，从今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不再有疑惑了。」
两年前的建兴三年，诸葛亮征讨南中凯旋归来，朝中众官在数十里外设道迎逢，这些官员的年龄、官位多在费祎之上，诸葛亮特请他同坐一车，在场众人对他莫不刮目相看。诸葛亮以刚从南归为理由，命他担任昭信校尉，出使东吴重申盟好。在招待宴上，孙权为人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茞等吴臣以才博果辩，纷纷论难于他，辞锋不绝，他则以顺畅的言辞及笃信的义理，据理以作答辩，终不为所屈。吴王与众臣以好酒想灌醉他，确认他已经喝最后，才问以国事与当世之务，辞锋问难累重而至。他以酒醉为由，退出细想众人所问之事，之后一一条答，并无所失误。
诸葛恪，字符逊，琅邪阳都人，东吴重臣诸葛瑾之子，蜀汉丞相的侄子。少有才思，辩论应机，没有人可以跟他对答。长大后，英才卓越、超逾伦匹，令吴王大为欣赏。五年前刚刚弱冠的他，受吴王拜为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随侍太子孙登讲论道艺，成为太子宾友，从中庶子转任左辅都尉。
吴王有一次见到他：「你的父亲和你的叔父谁比较优秀？」应声回答：「我的父亲比较优秀。」想知道原因的吴王又问，他回答说：「我父亲知道侍奉谁为君主才对，而叔父不知，所以我父亲比较优秀。」惹得吴王听罢大笑，命他依次给大家斟酒。
依命斟到重臣张昭面前，当时已几分醉意不肯再喝，对他说：「这样的劝酒，恐怕不符合尊敬老人的礼节。」吴王听到说：「你能否让张公理屈词穷，喝下这杯酒？」他反驳张昭：「吕尚年九十，依然高举白旄、手持兵器、指挥部队作战，还没有告老退休。如今军队上的事，将军您跟在后边；聚会饮宴的事，将军您总被请到前面，这还不够尊敬老人？」听到这边无话可说的张昭，只得饮下这杯酒。
此时他就很有名气，文采飞扬，辩论起来随机应变，没有能应答他的人。吴王见了很惊奇，对他的父亲诸葛瑾称赞：「蓝田出产美玉，果然是名不虚传。」
有一天，性喜戏谑的吴王召集大臣们，差人牵一头驴来，在驴的脸上挂一个木牌，写上：『诸葛子瑜』，原来是吴王以此取笑诸葛瑾面孔狭长像驴。他跪下来说：「乞求给我一只笔增加两个字。」吴王命人给他笔。接下去写了：「之驴」二字，在场的人都笑了。吴王就把这头驴赐给了诸葛恪。
羊衜，又称羊茞。荆州南阳郡人。才博辩捷，吴王太子孙登宾客，任中庶子。
费祎能从这些人手中安全脱身而出，可见他的才识机变绝不在吴国众人之下。
已经酩酊大醉的吴王又问：「杨仪、魏延，不过是放养牲畜的小人啊。虽然对于国事有微不足道的小功，现在却重任他们，权势不小，有一天诸葛亮不在，一定会成为祸乱的。你们作为大臣却昏庸，都没有防备考虑到这点，难道是要留给子孙来谋划吗？」当下愕然没办法实时回答。
幸好陪同前来的副使董恢看着他说：「可以马上回答说杨仪、魏延关系不好是起于私人恩怨，没有像黥布、韩信那样怀有叛逆之心。现今正要扫除曹贼，统一华夏，功勋是凭借有才之士才能成功，基业是凭借有才之士才能宽广，如果只是为了防备还没有萌芽的事，舍弃两人不任用，这就像是为了防备风浪就把船只砸沈，不是长久思虑啊。」吴王听到后大笑而乐。
出使期间吴王又设宴招待，他还没到的时候，吴王交代群臣：「费祎来了照样吃你们的，不要站起来。」他来到后吴王停下手中的筷子，群臣则照吃不误。他见到此景说：「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答道：「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吴王对他甚为器重，曾说：「先生是天下之淑德，将来必成为蜀朝的股肱重臣，恐怕不能常来东吴。」吴王甚至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予，他说：「臣不才，何堪当明公之任命？然而刀是用以讨不庭、禁暴乱之物，但愿大王可以勉建功业，同扶汉室，如此则臣虽暗弱，也不负这次东顾贵国之行。」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虽然他父亲董和认为他比费祎差，诸葛亮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担心后主刘禅年纪尚轻，缺乏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认为董允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委任他负责处理皇宫内的事务。
侍中郭攸之性格温顺，不敢管事，单纯只是个摆设，宫中之事其实完全由董允负责。他处理事务以防制为主，经常敢于匡正不当行为。后主经常想要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他力劝不应立过多后妃，认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由于他坚持不允许宫中任意妄为的做法，无可奈何的后主变得更加畏惧他。
可见诸葛亮培育方针是把人才放到对的位置上，进行磨练，而不是胡乱指派的作法。
四月初十，鉴于以榖帛作为交易媒介的弊端很多，明帝下令取缔以此作交易的情形，继父亲文帝六年前十月废止五铢钱后，再次下令恢复五铢钱的流通。不同于前次是文帝的独断，这次在颁布前是经过朝廷认真讨论的结果。榖帛作为交易基础的法令已经实施六年，弊端已经十分明显：榖帛在商品交换中使用十分频繁，作为普通商品交换时，要根据不同质量数量类别称量交易。但是如果作为交易的媒介，就需要有承担价值尺度的功能。不法之人利用法律漏洞，减少榖帛每个标准单位的价值，通过将谷物浸湿增加重量、或是织造薄绢等不法方式，从中获取暴利。尽管朝廷屡屡采用重刑打击这种行为。无奈屡遭禁止，还是没办法遏止这类情况发生。朝廷才会召开会议讨论有何解决办法。
司马芝等大臣通过讨论认为，当下恢复五铢钱流通有三大好处：一是朝廷可以通过掌握钱币来控制社会财富，增加国家控制财富的方式；二是可以减少对使用湿榖薄绢犯法者的刑罚，缓和社会上矛盾情形；三是给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带来便利。听从司马芝等人的建议的明帝，才下令恢复五铢钱的流通。
十九日，继文帝生前在邺城建宗庙后，明帝也下令在洛阳营建宗庙，宣示就是曹魏的都城所在。
一个不好的消息传进东吴都城内的宫殿内，让吴王感伤不己，就是在山越民中有很高声望的后将军贺齐在任上过世。吴王想起之前的往事：
建安十六年时，吴郡余杭县百姓郎稚不仅纠集宗族叛乱，又自变量千人加入，知道情况的贺齐赶紧出兵征讨，大败郎稚后上表建议，让余杭县分出临水县。同意建议的吴王让他受命前往新郡治所，起程前亲自出为他饯行，命奏乐舞蹈，又赐予车和骏马。宴席结束后让他坐到王专用的御车上，他以臣下身分辞谢不敢坐，吴王叫左右将他扶上车，下令吏卒兵骑开道，就同自己举行仪式，随后望着仪仗队笑着说：「人应努力奋斗，如果不积累艰辛勤奋的行为功绩，此种荣誉绝对无法得到。」车行百余步后才离去。
六月，明帝下令让去年升任骠骑将军的司马懿，率领文帝给他的五千军队驻扎宛城，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这是对他更大信任的表示，懂得职权相符的司马懿，自然清楚要拿出成果回报。
也是去年明帝即位时，赏建威将军贾逵食邑二百户，加上本来所有共四百户。当时东吴在豫州正南方的濡须口驻有大军，离长江仅仅四百余里。每次东吴入侵，不是西从江夏出击，就是东从庐江进犯，无一例外。同样的曹魏征伐东吴，也是东从淮水、西从沔水南下，也让东吴防守起来轻松很多。相对东西两线，处在中央的的曹魏豫州军队一般都不参与征伐，零零散散驻扎在汝南、弋阳诸郡之中，负责守境自保而已，这样让东吴不需要担心战事发生在豫州南部的领地。往往东、西边境一有战事，吴军可以抽调军力合兵以全力抗击，丝毫不用担忧豫州是否有来袭的可能。
贾逵为明帝分析现今形势，认为可以建一条河道由豫州直趋长江，这样大军就可从豫州进发攻打东吴的濡须口。假使东吴还是以旧有方式应对自守的话，就可派遣其他地方的军队从东西两线出击，使东吴东西两线首尾不得相顾；倘若东西两线只要有一边能够成功，濡须口就会成为东西夹击的孤立据点，想要攻下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他不仅只是说说，将所属军队移驻潦口，凡是上陈进攻的计策，明帝都十分满意。
曾经是文帝指定为曹叡师傅的高堂隆，之后升官为驸马都尉。明帝即位登基之时，群臣都认为应该大摆筵宴。他反对说：「唐尧、虞舜有极静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认为不宜大摆筵宴。明帝敬纳昔日师傅的意见。
为了发挥他善占天象，博学多闻的特长，明帝让他改任太史令，授以推校《太和历》的重任，果然他为了求证多次与太史进行争论，最后终于呈上修订后的《太和历》，明帝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没有依此改变现有历法，或许是大臣中有人反对也说不定。
才刚刚去宛城上任的司马懿得到一个消息：家乡前辈常林过世。
常林七岁时，父亲的朋友登门造访时问：「伯先在不在家？」见他毫无行礼之举，很不高兴问：「你怎么见了我也不致礼？」他就说：「虽说应尊敬客人，但是你当着我说我父亲的名字，我为什么还要拜你呢？」大家知道后都对他赞不绝口。
明帝继位后，被封为高阳乡侯、光禄勋太常。司马懿敬重他是乡里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每每见到就行跪拜礼。有人对他说：「司马懿位高权重，你应该阻止他跪拜行礼。」他就说：「司马懿自己愿意诚恳地叙行长幼之礼，以此为年轻人树立榜样。地位高贵并非我所惧，对我跪拜也无需要我制止。」那人就恭敬且面带羞赧地离开。朝臣们都认为他的节操清峻，想要推举入三公。遭到以生病为由谢绝。
八十三岁时逝世，明帝下令追赠骠骑将军，就是现在司马懿的职位，让朝廷以公侯礼制为他举行葬礼，谥号贞侯，令儿子常时继承爵位。
离开成都的诸葛亮最担心的后方叛乱，还是发生。长年盘据在广汉、绵竹间山区的贼盗首领张慕伏击盗取政府粮饷，继而劫掠吏民，造成当地恐慌，郡都尉张嶷知道后率军前往讨伐。得知蜀汉军队即将前来的贼盗，赶紧四散山林，让朝廷讨伐无功。知道无法以讨伐的方式将首领擒获的张嶷，用和亲的借口将盗贼骗出，派人置办酒席，邀张慕赴宴，趁席间杯恍交错酒醉之际，亲率领左右亲自将一行五十余人悉数斩杀，随后发兵清剿山贼，将山贼中的其他头目悉数成擒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十二月，太傅钟繇上《请复肉刑代死刑疏》：
「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入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之有辞者也。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诚行之，斯民永济。」
主张仿效汉朝的旧例，凡犯弃市者，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易以髠笞。明帝令公卿群僚共议其事，当然有赞成就会有反对，带头的是司徒王朗。这次参与讨论的朝臣，竟达百余人之多，显然明帝想要广泛征询，同时想要参与讨论臣僚也是众多，是曹魏王朝肉刑争论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一如以往，与王朗站在同样反对恢复肉刑立场的大臣较多，最终朝廷以吴蜀未平中止议论。
去年大败企图入侵襄阳东吴大将军诸葛瑾的右将军徐晃，病逝任上，消息传回洛阳让明帝哀伤，历经曹家三代元老战将，只剩西部战线的张合与在朝中担任执金吾臧霸两人。
他一生俭朴，不仅严格要求约束自己，病死前特别嘱咐丧葬时敛以时服，就如同曹操、曹丕一般。每战有功，绝少邀功请赏，曹军流传着『不得晌，属徐晃』这样一句话。用兵作战常将斥候派到很远之处。故意显示无法取胜的的样子，企图麻痹对手、降低警觉，之后率军奋勇作战、追杀敌人夺取胜利，为此麾下兵士经常连好好吃饭的空闲都很难，在曹军中别具一格。
他常叹息说：「古代的人常会忧虑遇不到贤明的国君，我现在有幸遇到了明主，尤其应当立功报效国君，哪是为了个人名誉才做的！」把为曹魏统一天下的战争，视为证明自己的机会，更以驱策成为在战场上的动力，看在兵士眼中即使再苦也愿意为他征战。曹操更曾以周亚夫形容他。谁是周亚夫？
周亚夫，沛郡沛县人，算是与高祖同乡。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前往军队慰劳将士，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的将士一看到皇帝驾到，立即骑着马出来迎接。文帝一行人进了军营也没有任何阻拦，汉文帝慰劳一下就走了。接下来来到棘门，受的到欢迎也和之前一样。
最后来到细柳。军营的前哨一看到远处有一队人马过来，立即报告给周亚夫。士兵们披上铠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一副大战在即的样子。文帝一行人到达军营门口后，卫兵们立即拦住他们。先遣的官员威严地向他们大喝说，天子马上就要到来了，还不快开营门迎接。把守的卫兵说，将军有令，军队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皇帝的诏令。过了一会汉文帝到了，仍然受到阻拦。汉文帝派使者持着符节昭告周亚夫，天子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这才下令打开营门大门，守卫营门的军官要求文帝一行驾车骑马的都要步行，因为军中不允许骑马，文帝等人就拉着缰绳换换前行。
到了军营，手持兵器的周亚夫向文帝作揖，说穿着铠甲的武士不能够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他感动，神情庄重，扶着车前横木，派人称谢。周亚夫出了营门，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唉！真正的将军应该是这样才对！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就像儿戏一般。如遇到偷袭，他们容易被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够冒犯他呢？」
当襄樊遭到关羽攻击，且于禁被擒、庞德授首时，曹操为了解救樊城、襄阳，率主力由洛阳进抵摩陂，先后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兵进至偃城，都归徐晃指挥。
战前由于他与关羽是同乡人而且关系很好，两人遥远对话，只说过往之事，没有谈到这场仗，忽然他下马宣军令：「得关云长首级的人，赏金千斤。」关羽吓到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回：「这是国家之事。」随后两军混战，关羽遭到击败后退走营寨，他率军穷追不舍，冲入荆州军营内。
关羽营寨外有深壕及鹿角十重，防守极为严密，平常时意图从营外强攻是相当困难的事。但是荆州军现在陷于混乱，一经突袭不仅大破，还杀死先前降蜀的曹魏官员胡修、傅方等人。不得已关羽赶紧撤围退兵，樊城之围就此解除。
樊城、襄阳危急之时，曹操还下令把张辽和诸将调回支援曹仁，张辽等人援军还没抵达，仅靠自己就解二城之围，曹操在《劳徐晃令》称赞他的功劳可比孙武的破楚入郢之战：
「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
意思是：「敌人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我用兵三十余年，以及所听说过的古代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能够这样**敌围的。况且樊、襄阳之围，胜过以前的莒、即墨之围，所以将军之功，胜过孙武、穰苴。」可见曹操对他的评价之高。
去年文帝驾崩时，尚书令桓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也在之前相继去世，让背叛蜀汉、投靠曹魏的新城太守孟达顿时感到朝中无援。曹魏众臣都认为他不可信任，不应该委以重任。任尚书的司马懿，也提醒文帝不要信任，甚至委以边疆重任。刘晔也认为他是贪图小利，不是忠义之人不可信任，无奈意见还是遭到搁置。孟达心知当年投奔的时候是靠这些人的友好态度，才能得到今日地位，如今朝中无人，可说是孤立无援。
文帝死后，因为任地新城地近东吴、蜀汉两地，位置敏感，开始偷偷与吴王建立联系，更以防备蜀汉来攻的理由，大举兴筑建筑防御工事。诸葛亮北移汉中后，留护军、征西将军陈到驻守永安，统管江州、永安等地军政的尚书令李严写信劝他反戈一击、回归蜀汉，信中说：
「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无良伴。」意思是：「我与孔明都受到先帝的托付，忧虑重重、责任艰巨，想找到复兴大业的良伴。」
另外也回信给当今蜀汉丞相，当然这时没人知道诸葛亮身在汉中，那么为什么诸葛亮会给孟达写信呢？这就要回到南征结束后。
投降蜀汉的李鸿来到朱提郡汉阳县面见诸葛亮，费诗、蒋琬等人同时在座。他表示：「我前不久经过孟达住所，恰逢见到因为李严关系叛汉的王冲说您非常痛恨孟达，想要诛杀他的妻儿，幸好昭烈帝没有听从而作罢。孟达摇头说：『诸葛亮看待事情能了解本末原委，绝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没有相信王冲的话，并且对您倾心仰慕。我觉得孟达的心意已经不用再说了。』诸葛亮转头对两人说：「回到成都后要给孟达写信互相通报消息啊！」费诗当场表达反对：「孟达这个小子，昔日对刘璋不忠，后来又背叛先主，这种反复小人那里值得我们写信给他！」听后沉默没表态的诸葛亮，心中除了想引诱孟达作外援以方便北伐的盘算外，还有其他想法，回成都后仍写《与孟达书》：
「往年南征，岁未及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华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
嗟乎孟子！度迩者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叹。每陈足下平素之志，岂虚托名载策者哉？
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
信中还称赞李严：处理事务像流水般迅速而又条理，决定重大事项的取舍时毫不犹豫，这就是李正方的性格啊。由此可见诸葛亮是有意安抚孟达作为辅助自己北伐的作用，但是对于李严积极招拢的心思，也是知根知底的。
孟达收到信之后，心想蜀汉是欢迎自己回去的，于是决意反魏，响应诸葛亮『北伐』，遣人去蜀汉给诸葛亮送去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之类。收到信的诸葛亮说：「玉玦者，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已经从这些东西了解到孟达的想法。
决定从新城起兵进军南阳的孟达，以密信通报蜀汉方面。收到书信的诸葛亮考虑到他反复无常的过去，怕日后成为祸患根源，决定利用他与同时叛蜀降魏的魏兴太守申仪的不合，派亲信郭模诈降，有意无意间泄露消息，为了邀功申仪赶紧以密信通报统管荆、豫二州诸军事的司马懿，希望能够讨好这位上司。
得知自己叛魏打算已遭郭模泄露，决定提前起兵。得到申仪密报的司马懿，为了先稳住他，特意写信安慰《以书喻孟达》：「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意思是：「将军昔日离开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任将军守边图谋蜀国，可见国家信任你。蜀人愚蠢，深恨将军。诸葛亮希望你归蜀，是他无计可施了。郭模告诉申仪的不是小事，诸葛亮怎能轻易让他泄露？如此危险的举动不难明白。」得到司马懿信件的孟达大喜，自以为瞒过众人，就在作乱与否之间犹豫不决。
这时要来看司马懿驻守宛的地形，北依伏牛山作为洛阳门户；东靠桐柏山与东吴重镇江夏接壤；西北方以秦岭与长安相望；向西越过大巴山就能通往汉中；南面一马平川，经过襄阳直指南郡。三面高山围绕的宛城，独有南面受到东吴威胁。明帝之所以派司马懿镇守宛城，目的也就是对抗东吴。假使西边孟达的新城与申仪的魏兴，落到蜀汉手中，那就会成为攻魏的另一个出口，对此地在意万分也就理所当然。
深知孟达反复性格的诸葛亮，为了怕有意外，不断督促尽快举兵归顺，还提醒防范司马懿突然袭击的可能。再三权衡后，孟达终于回信表示下定决心，更透露自己的打算：
「今送白纶帽玉各一，以示微意焉。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辨。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
孟达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司马懿来回的时间自己早已准备完毕：「司马懿驻军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的新城一千二百里。得知我起事的消息，上奏天子，得到允许方可发兵。如此往来反复，及至魏军兵临城下，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已备战充分，各项军事部署充分妥当，城防巩固牢靠，魏军远途奔袭，胜负难料。何况新城地域纵深，地势险要，道路艰难，司马懿必定不会亲自前来。如若派其他将领来攻，我更能稳操胜券了。」为稳妥起见，还请求蜀汉方面支持接应。
接到信的诸葛亮，心想这下糟了：「兵者，诡道也。」竟然以常情常理推算司马懿，就像是坐着不动等着挨打一样，这下必然凶多吉少。即使现在派兵援助，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就只能祈祷他好运了。
曹魏将领建议先观察孟达动向再行进军，司马懿反对：「孟达无信义，既然因生疑而犹豫，我们应当抓紧这次机会除掉他。对手举棋不定的时候，正是守备松懈的时候。一旦等他们安排停当，再进攻就困难了。」
为了争取时间，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没有按照常规先行奏明天子，等待朝廷指令后再行动，而是特事特办，先斩后奏，亲自带兵日夜兼程，在陡峭险恶的山麓中紧急行军，一天走两天的路，只用八天时间，就抵达新城郡治所上庸城下。
上庸城内，看见城外黑压压的一片军旗，孟达才知道自己错估司马懿，随之写信给诸葛亮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竟然才八天就到了新城。不过他也不是毫无准备，先前除了致信给蜀汉外，也请求东吴出兵援助，心想两边援兵一到，三面夹击之下倒霉的就是你。
司马懿当然不会乖乖等着被夹击，派军两路分别前往西城安桥和木阑塞，阻止两国协助。果不其然东吴援军到了，一见安桥对岸有魏军驻守，秉持着趁火打劫原则的吴王，手下将士当然不会为了孟达拼命，就在附近安营，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另一边的木兰塞，依然有蜀汉军队自汉中沿汉江东下前往救援，见到曹魏的军队也就停止前进，这下孟达只能自求多福了。
面对曹魏大军，自以为历经战阵经验丰富，下令以新城下辖三面环水的上庸城为基础，建起木栅以自守的孟达，以为这样能够拖缓攻势。出乎他意料之外，司马懿下令涉水毁栅，直达上庸城外，随后分兵八面攻城，没有奇谋诡计，每一步就像是孙子兵法那般的演练操作，却让城内慌乱不已。不知道用了什么计谋，竟然能在围攻第十六天的时候，让孟达外甥邓贤和部将李辅主动开城门，曹魏军队一涌而入，没多久孟达的首级就摆在司马懿的桌上，检视完毕后就派快马送回洛阳给明帝。此战过后共计俘获万余人，随后还军宛城。
为什么诸葛亮没有积极救援孟达呢？除了他反复无常的个性外，最重要应该是他是益州东州派，如果善于结党的东州派李严，与带着三郡回归的孟达连手，势必会让蜀汉内部动**不安，国力以经是三方势力最弱小的情况下，经不起任何内斗的损耗，唯有团结才有一丝机会扳倒曹魏，当初李严积极劝说的想法，早就被诸葛亮看的一清二楚，自此终于能够专心于北伐事业。
新城酣战之际，洛阳皇宫内也有风波。既然登基为帝，自然不可一日无后，俗话说『母仪天下』，那么明帝会挑哪位妃子当皇后呢？秉持曹家的优良传统，立寒门出身的毛氏，这下可就惹恼了出身世家大族的虞氏，毕竟九品中正法已经抬高了大族的政治地位，想说自己登上后位十拿九稳，没想到还是败给曹氏传统，当然就会有怨言。
太皇太后卞氏知道这情况，竟然亲身来排解这个情况，这祖母不愧是眼睛雪亮、通情达理之人。没想到她竟然说出令卞氏不可置信的话，怎么说的？虞氏说：「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茍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当着太皇太后的面，说出「曹家的都喜欢立贱民女子当皇后，这是亡国的征兆！」这种话竟然敢说出口！大概是太高估自己的家族势力了吧？虞氏就被下令放逐到邺城，永不得归，虞家一族也被逐出曹魏政治核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