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治理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认为有且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扭紧货币的“水龙头”。当然，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习惯了长期货币宽松和高通胀后，骤然关闭货币供应的闸门是痛苦的。这会导致经济萧条和失业增加，而在依靠选票上台的西方，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在货币主义观点看来这是值得的，正如中国那句老话“长痛不如短痛”。尽管短痛不能避免，但是也有办法减轻痛苦的程度。
减轻痛苦的办法关键在于使民众相信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按照卢卡斯理性预期的理论，就是要改变人们的预期。最理想的情景当然是民众完全相信政府的话。比如，现在的通胀率是每年10%，民众也是按照这个预期跟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每年工资涨10%。现在政府说要把通胀降到2%，如果大家都相信政府的话，将工资和商品都按照这个通胀率来定价，那么政府既能治理通货膨胀又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太好了。如果这么简单，那么人人都可以做中央银行行长了。
现实是很骨感的。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民众凭啥相信政府的话。那么多年都是靠滚滚货币洪流过来的，你现在说要降下来，可信度我要打个问号。而且，就算我相信你的话，又会引发新的博弈。因为，民众的通胀预期降下来了，这就创造了超发货币拉动经济的条件。比如，我现在通胀预期是2%，工资和商品价格都是基于这个预期确定的。这时候政府会不会觉得给大家来个“出其不意”，增发货币把通胀弄成5%，就可以拉动经济降低失业。说到底，政府是完全有动机造这个“出其不意”的。比如，某个时间段恰逢大选，总统急着连任呢，显然繁荣的经济和低失业率比任何竞选广告都有用，至于通胀，等选上再说吧。
因此，为了在民众心中建立可信的承诺，弗里德曼认为，首先必须给予中央银行独立性，使其不受到政治的影响，专注于货币政策。此后，许多国家相继赋予中央银行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联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联储有权力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总统未经国会授权不能对美联储发布指令，美联储也没有为联邦政府提供融资的义务。联储主席只对国会负责，不对总统负责。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但国会批准才能任命。各国经验也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强的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率的次数要明显少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弱的国家。但是，即使是像美联储这样的独立性较强的中央银行也难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有美国学者研究发现，每当进入大选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总是偏宽松。
其次，弗里德曼认为要建立单一的货币规则。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忽略利息率、信贷流量、准备金等因素，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支配因素及唯一控制指标。1939年后，美国进入战时体系，联储的目标基本只有一个——压低利率为财政部低成本融资创造条件，这一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就是联邦基金利率。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滞涨出现后，高通胀率使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出现严重背离，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中介目标几乎失效。比如，高通胀带来高名义利率，联储为了降低利率（高利率对经济是严重打击）就不得不投放货币，这又进一步推高通胀，高通胀又推高利率，利率的调控方式进入一个死“胡同”。由于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造成持续通胀的原因就是货币投放过多，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盯住货币供应，也就是我们在新闻上常看到的M1、M2、M3等指标。中央银行应该将货币增长指标设定为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比如，GDP增长率是3%，设定的通货膨胀率为2%，那么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就应该设定为5%。
第二层含义就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相机行事的货币政策，而主张以既定的数量规则来防止货币政策的摇摆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时滞的。一方面，货币当局的决策者不是全知全能的，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需要时间，这被称为认识时滞。很可能当央行行长认识到经济乏力的时候，经济已经准备触底反弹了。另一方面，从采取行动到产生效果是需要时间的。就如病人服药一样，不是一服下药就立马药到病除、生龙活虎的。弗里德曼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增长的变化需要6～9个月才会引起名义收入的变化，而需要12～18个月才会引起物价的变化，这被称为外部时滞。认识时滞和外部时滞加一起的时间并不短。当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候，经济形势可能与当初采取行动时候的经济形势完全相反。当初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等政策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经济或许已经触底反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无疑是给现在已经繁荣的经济“火上浇油”。因此，在弗里德曼看来，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是在“帮倒忙”，是扰乱经济的重要因素。为此，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公开宣布一个货币增长率，稳定大家的心理预期；第二，贵在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从而防止类似凯恩斯主义那样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扰乱经济。用弗里德曼的话说：“我相信以固定的法则，以一项固定的货币数量增长率来执行货币政策，其结果将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