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在降低通胀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以各自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分别于1976年和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
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一提出就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首先，理性预期理论之所以认为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是因为人们会收集信息，对未来做出评估。然而，信息的收集是需要成本的，对未来的评估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现实中，大多数人不会去收集各种市场数据或仔细研读货币政策报告，大家对经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然而媒体的报道难说理性，经常为了博眼球而歪曲事实，媒体报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代表。
其次，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对过去重复，人们是无法对未来的风险状态和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预估的。以隔壁老王炒股为例。老王看到老李炒股炒出了一台法拉利，心痒难耐，于是也带着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进入了股市。在卢卡斯看来，作为一个理性人，老王对他所买的股票未来涨跌的概率应该是一清二楚的。老王看中了“老李控股”这只股票，他应该清楚，这只股票未来只有四种状态，赚20%，可能性20%；赚10%，可能性30%；亏损10%，可能性30%；亏损20%，可能性20%。在准确了解这一信息的基础上，老王应该理性决定买与不买。然而在现实中，人们是不可能这么清晰地了解未来盈亏金额及其可能的分布。对于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本身。
英国央行在2003年对英国民众做了一个“通货膨胀调查”，发现了一个有趣结果：第一，不同民众和团体对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预期；第二，年轻人比老年人对通货膨胀预期要低；第三，有抵押贷款的人比出租房屋的人对通货膨胀预期要低；第四，英国南部的居民比英国北部的居民对通货膨胀预期高；第五，民众一生通货膨胀的经验，影响了其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其中第五点在德国人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由于德国人经历了魏玛政府时期恶性通胀的痛苦经历，因此直到现在德国人对于通货膨胀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恶。纵观1945年后的货币史，德国无疑是控制通胀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不得不说和他们过去的经历有关。
从英国央行的这份调查来看，如果说年轻人是理性的，老人就是不理性的；如果说英国南部的居民是理性的，那么英国北部居民就是不理性的；如果说有抵押贷款人是理性的，那么出租房屋的人就是不理性的。不管怎么说，总有一部分人是不理性的，这显然与卢卡斯理性预期的结论不相符合。其实，即使是面对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因为每个人的判断都会受到过去经历、个人信念以及现在所处环境的影响。我国学者李新荣等人研究政府信任和居民通胀预期关系时发现，在经济形势平稳时，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居民较高的政府信任程度会导致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较低，即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在经济形势较差时，这种影响显著为正。不同条件下，同一人群的预期也是动态变化的。
所谓“理性预期”的理性是这一概念的“修辞”武器。有经济学家形象地指出，“理性预期最聪明的特征之一是对理性一词的过度使用。这一方法的反对者被迫退到防御的位置，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把其他人塑造成非理性的，这两个位置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不舒服的”。理性预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后面两个字“预期”。预测塑造了我们感知、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现代神经学已经证明，大脑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并将其存储起来，然后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记忆中存储的模式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进行预测。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测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预测就是我们的思想，与感觉输入信息结合后构成了我们的知觉。显然预测的本能也会在经济活动中体现，我国学者陈彦斌研究发现，在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四个诱发通胀的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
对于货币主义学派的结论，同样也有争议。货币主义学派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进而推出货币的流通速度也是稳定的，两者是一体的。实证检验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学者在分析1915年至2002年间货币流通速度时发现，各年间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差异很大。例如，1981～1982年M1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2.5%，而1980～1981年M1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4.2%，而且在1982年以后M1流通速度更加不稳定。后来，美联储放弃M1作为货币中介目标，转而以更加稳定的M2来替代。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M2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开始不稳定了，美联储不得不放弃以货币总量为目标的调控政策，转而使用政策利率。这显然是与货币主义学派理论相矛盾的。
我国学者测算了从2000～2012年不同口径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没有持续大幅下降，而是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特别是2006年后货币真实流通速度平稳上升。
在货币供给方面，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中央银行是可以完全控制货币供应的。然而悲催的是，从现实来看，货币主义学派显然高估了中央银行的能力。从上面的货币供应的形成机制看，存款准备金率构成货币创造的乘数效应，但是这个乘数的前提是没有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越多乘数效应就越小。因此，货币的乘数效应取决于银行本身的行为。
也就是说，当经济不景气时，一方面，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对贷款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也会主动收缩贷款规模，中央银行投放的大量货币又被银行存回准备金账户上了，于是，超额准备金增加。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高货币低通胀的奇怪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额准备金过高。金融危机后，为了把美国拉出衰退的泥潭，美联储前所未有地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从2007年的0.9万亿美元大幅扩张至2017年10月的近4.5万亿美元，约是危机前的5倍。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去哪儿了呢？
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余额从2007年底的110亿美元，大幅扩增至2017年10月的2.3万亿美元，增幅达190倍。2007年初，美国存款类机构超额准备金仅17亿美元，而截至2017年10月，这一数值约为2.1万亿美元，增幅达1234倍。美联储货币乘数从2007年的9.0大幅降至2017年9月的3.5，虽然基础货币从2007年的0.8万亿美元提升至2017年9月的3.9万亿美元，但总体来看，M2年均增速仅为6.3%。美联储扩表注入的流动性并没有大量转化为信贷和证券类资产流入实体经济和市场，而是又回到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了。显然，中央银行在调控货币供应方面，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
最后，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M1、M2、M3等作为衡量货币数量的指标失真。货币（M0）=流通中的现金，即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狭义货币（M1）=（M0）+单位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M3=M2+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随着影子银行以及各种流动性好（可以快速赎回）的理财产品的出现，存款已经不是居民持有财富的唯一形式。
这一点在我国特别明显，由于存在利率管制，存款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人们对于高收益、能快速变现的理财产品又有比较强的需求。以某某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大受欢迎，很多年轻人不再去银行存款，而是将钱买入这些货币基金。其次，是银行销售的各类理财产品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理财产品的钱大多流向了影子银行。在我国，影子银行更像是银行的影子，它与银行（理财产品）的结合同样能如银行创造货币，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会详细分析。最后是股票市场，每当股市牛气冲天的时候，人们的存款就会通过直接参与股市二级市场和打新股、间接申购基金、理财产品等方式进入股市。从以上几个因素看，通过M1、M2来衡量货币数量肯定不够全面。
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理论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显然，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是一个外生的变量。恰恰是中央银行在控制货币供应的“拙劣表现”扰乱了经济，所以才需要约束中央银行，将货币增长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
在凯恩斯看来，货币供应是内生的，并不是中央银行掌上的“孙悟空”。在其早期的著作《货币论》中，凯恩斯写到“对整个银行体系来说，主动权操在存款人手中，银行家所放出的款项不能超过存款者事先托付给他们的款项。”在凯恩斯看来，存款决定贷款，而存款取决于社会公众，因此贷款不是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体系所能自主决定的。凯恩斯也同样认为，准备金的多少取决于银行自身，他在书中谈道，“会员银行本身也可能有一些权力（也许有一定限度），可以随意增加其中央银行存款量，或增加其从中央银行钞票发行部门所取得的钞票量”。关于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凯恩斯认为，物价上涨才迫使货币供应增加，物价上涨是因，货币供应增加是果。用凯恩斯的话来说：“由于报酬率增长而引起的物价上涨，比利润上升所引起的相等上涨，需要更大量的银行货币来维持。”
而从整个宏观理论看，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人们受“动物精神”的影响，会改变投资行为，进而导致需求变动，总需求不足是会经常出现的。再加上工资刚性和价格黏性，市场所生产的东西是无法全部卖出的，依靠市场的力量也无法避免经济萧条，即所谓“市场失灵”。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以使经济恢复平衡。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的，由于价格和工资是灵活变动的，在市场力量下，任何偏离自然失业状态的经济状态都会很快被市场纠正。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完全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正如里根总统在其就职演讲中所说的“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
关于政府和市场边界的争论贯穿着经济学的发展，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