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央银行由过去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是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的。
中央银行价格型调控传导过程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隔夜政策利率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如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传导，即短期利率的调整。以美联储的操作为例，美联储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调节同业拆借利率的能力的，因为它能够调节的只是将基础货币出借给银行的利率，而联邦基金利率是银行与银行之间基础货币的拆借利率。但是作为基础货币唯一供给者，美联储显然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影响到银行间拆借利率。当美联储降低其借款利率并低于银行间拆借利率的时候，银行就会转向美联储借钱，因为向美联储拆借的成本更低，整个市场的拆借利率就将随之下降。
如果美联储提高拆借利率，在市场资金比较短缺的情况下，联邦基金利率本身就会承受上升的压力，所以它必然随着美联储的拆借利率一起上升。在市场资金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美联储提高拆借利率，那么银行就会转向其它银行借款，听任美联储的拆借利率孤零零地“高处不胜寒”。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出现的。美联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抛售债券，吸纳银行过剩的超额准备金，造成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紧张，迫使联邦基金利率与美联储的拆借利率同步上升。必须注意的是，不管是美联储拆借给银行，还是银行之间相互拆借，这里的对象都是基础货币，因此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直接调控的是基础货币，通过基础货币利率的变动去间接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
第二段是短期利率到中长期国债利率的传导。银行间拆借市场的拆借期限都很短，以隔夜拆借最多，其次是7天、3天等。而实际经济中的借款一般都在1年及以上期限。理论上，短期利率变动是会导致中长期的利率同向变动。不过要说明的是，由于银行同业拆借都是短期，因此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用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来代表中长期利率。假设1个月期限的短期利率是0.2%，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是2.4%，如果这时1个月期限的短期利率降到1%会怎样？银行完全可以每个月滚动拆借1个月的短期资金去购买国债，即1月借的钱由2月借的钱偿还，2月借的钱由3月借的钱偿还，如此每月滚动。国债一年后收益为2.4%，而银行逐月滚动拆借的成本为12×0.01%=1.2%，银行净赚1.2%。如果许多银行都这样套利，那么其结果就是债券的价格上涨，直到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回落到1.2%。这个过程就是短期利率到中长期国债利率的传导。
第三段是中长期国债利率到中长期银行贷款的传导。这个传导过程与上面非常相似，也是通过银行的套利行为实现。当中长期国债以及企业债券收益率下降时，企业就发现发债比贷款更便宜从而多发债，银行则会把更多资金配到收益相对更高的贷款上，由此导致贷款供给相对更多而需求相对更少，贷款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则上涨。
对照上面的三个阶段的传导，可以探讨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个阶段，美联储是通过自己的借款利率（政策利率）影响联邦基金利率（中介目标）。而在我国究竟以哪个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尚有争论。目前，大家热议的不少利率可以作为中介目标，但每一个候选利率都有不足。这里仅以两个备受关注的利率为例。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银行间1天期质押回购利率[12]（R001）和7天期质押回购利率（R007），但是两者的问题在于对银行贷款的弹性（效率）有待提高。有研究表明[13]，R001和R007变化1个百分点，一般随着银行贷款利率0.67和0.60个百分点的变动，这个弹性（0.60～0.67）可以被视为我国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效率的上限。为了将中央银行调控基准贷款利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与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相分离，在另一组回归分析中控制了贷款基准利率的影响，此时，贷款利率对R001和R007变化的弹性仅为0.16和0.17。这个弹性可以被视为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的下限。作为一个参照，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美国银行贷款利率对短期市场利率（如联邦货币基金利率）的弹性达到0.826。另一个备选项是Shibor（银行间无抵押、质押的信用拆借利率）。但是Shibor运行以来的效果显示，短期交易（一个月以下的市场利率）市场表现稍微活跃，而期限稍长的交易（一个月以上的市场利率）市场反应比较冷淡，报价单位之间的出入也比较大，整体交易不够活跃，报价缺乏代表性。这也是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采用LPR作为贷款利率报价机制的原因。
其次是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的传导阶段易出问题。这一阶段即使是美国也出现了传导的问题。一般来说，国债利率是长期无风险利率，2008年金融危机前几年，美国出现了短期利率上升，长期无风险利率却下降的情况。比如，2004年初尽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升了200个基点，但美国长期国债利率却明显下降，这被学术界称为“格林斯潘之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这种长短期利率背离的怪异现象主要是中国、日本以及中东石油国等美元储备大的国家大量买入美国中长期国债导致的。当然对此还有其他一些解释。而我国的问题是，无论是国债发行的数量上还是期限结构上，都不足形成有效的无风险利率期限曲线。为此，中央银行创设了长期借贷便利。
第三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对利率不敏感导致贷款利率难以下降。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存在对利率不敏感和过度投资的现象，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平均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明显高于民营企业，特别是在近几年，面对经济下滑，民企理智的选择是降杠杆减少投资，但是国企却在逆势加杠杆。这一方面是因为国企预算缺乏约束，经理人往往是政府官员调过来的，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并不一致，公司利润并不一定给经理人带来很大收益，反倒是做大资产扩大投资会给其带来很多好处，再加上公司治理不完善，董事会形同虚设，无法约束经理人行为，这就导致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这些投资往往都是无效投资。另一方面，尽管国企效率低于民企，有些甚至是长期亏损的僵尸企业，但银行依旧乐此不疲向国企发放贷款，究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背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银行相信政府最后总会救助这些企业。在合力的作用下，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量的货币，尽管中央银行一再下调政策利率，但是贷款利率居高不下，这也反过来进一步挤压了民企的投资空间。
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都不是中央银行或者金融市场单一主导的，需要具备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相关领域的改革配合。不过即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危机之后，货币政策也不太灵光了，否则也不会放出零利率乃至负利率这样史无前例的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