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你听说过吗？肯定听说过，但不一定见过。这是一种杂色鸟，背部和腹部黑白交错，头棕色，脚黄色；食物也杂，既吃昆虫和蚯蚓，也吃植物的种子。其实我也没见过这种鸟，我只是见到了一座名叫鹧鸪的山。从红原草原出来，穿过刷马路口，离米亚罗彩叶林风景区还有数十公里的时候，鹧鸪山就出现了。出现得很突兀，就像由低音区陡然升到了高音区。待反应过来时，已在高音区滑行了好长一段距离。李向志说：“按这个速度，不到中午就可以到米亚罗，这季节，彩叶是看不到了，但那里还有一绝：蘑菇汤。我们喝他一肚子蘑菇汤又继续上路，天黑前绝对能赶回成都。”他说那里最好的蘑菇是天鹅蛋，几年前他到米亚罗，买了几斤刚采下的天鹅蛋回去，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她们吃了，把干瘪的大腿拍得啪啪响，摇头摆脑地说：“香，硬是香！我们只在很多年前才吃过这么香的蘑菇！”这话她们差不多说了整整一年。
想到蘑菇汤，李向志兴奋了。他一兴奋起来，就嘭嘭嘭地敲着方向盘，扯长了嗓子唱歌。
他会唱不少歌，包括《羊爱上了狼》这样的网络歌曲，但那些歌他都只能用喉咙唱，不能用心唱，只有上世纪传下来的老歌，他才能用心唱。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时候，他唱的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他的家在哪里呢？尽管我跟他是忘年交、老朋友，可你也别指望我能回答你。
要说他的出生地，是在川东北，那里的万山丛中，有一个镇，叫响水滩，顾名思义，镇前有条河，河里有片滩，水从滩上流过，淙淙有声，竟日不绝。响水滩是个偏僻小镇，一条独街，人户很少，全都是木头房子，因地势逼仄，房子挨房子，站在两幢房之间朝上望，只能望到一线天。死的死，生的生，好多辈人过去了，房子却从没维修过，某一天，村西的跛了梁柱，朝村东倒，便一倒百倒；东头的河湾上，有棵巨大的黄桷树，全镇的重量，都压在那棵树上。即便如此，居民也没想到去把房子扶正。反正树不会断，房子也不会塌，扶正干吗呢？这么歪歪扭扭地住着，还别有风味的。
因此可以说，响水滩镇是建在一棵黄桷树上的。
李向志的家就紧挨黄桷树。
家里住着两个人：他和他的母亲。他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属打仗不要命的那种；打仗的人本来都不要命，而他父亲是属于特别不要命的那种，手榴弹都飞到脚底下冒烟了，他还要捡起来，看看是哪家兵工厂产的，再一挥臂扔回去。他在抗战晚期做了尉官，解放战争打响的前夕，据说晋升了，但只是据说；自从怀上李向志，他女人也再没见过他。1949后，竟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当地谁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军官，长天白日来问那个虽不能说是寡妇，但事实上就是寡妇的女人，探听她男人究竟是被解放军打死了，还是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多半是去了台湾，要是阵亡，总有个名单的，名单一层一层地递交下来，终究会交到镇上，交到家属手中，可镇上不知道，家属也不知道。
很小的时候，李向志就听母亲说：“你爸死了，是解放军打死的，死得好！”——这是白天。夜里，那个圆脸长身的女人又说了另一种话，她说宝贝儿，你爸没死，你爸去了台湾……她说你个不要天良的，你真的去了台湾吗？听说蒋介石只带走了金条、高官和高官的太太，你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儿，蒋介石舍得在轮船或者飞机上给你一个座位吗？你别果真挨枪子儿了哇！然后是哭泣。
那时候，李向志躺在母亲的肚皮上睡觉。
母亲的皮肤跟她的衣服一样，总是散发出河水和太阳的香味。
可她一哭起来，香味就跑了。她的肚皮一紧一松，常常把李向志弄醒。
对父亲的下落，镇上人似乎比母亲更有把握，他们咬定了那个比女人低一个头的矮壮男人，就是逃到了台湾。凡逃到台湾的，他们一律称为特务，大人孩子骂李向志，就一句话：“特务杂种！”母亲挨批斗，罪名也是特务婆娘；本来该叫“特务的婆娘”才对，叫起来不方便，把“的”字省掉了。然而语言也是物质，叫着叫着，她就真的成了特务，说她家里藏着发报机，每天晚上，她都在滩声的掩护下，给台湾发报，约定反攻大陆的时间。家里天天都有人来，把坛坛罐罐捣碎，甚至把收藏起来准备过冬的南瓜、土豆、红苕之类，也用铡刀剖开，逐个检查这些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东西里面，是否藏着通敌的机关。头儿是个穿制服的大胡子，除领着人来，隔那么几天，他还单独来李家，都是深更半夜来；他这时候来不是寻机关，而是干特务婆娘。李向志跟母亲睡在一张**，有时候睡着，有时候醒了，醒来后眼睛明碌碌地睁开，晴朗的夜晚，月光从亮瓦和龇开的门缝、板壁间漏进来，大胡子就能看见那双眼睛。看见了照样干。
多年以后，大胡子才神神秘秘地对他身边的伙计们说：
“嗨，我简直没想到特务婆娘跟其他女人是一样的！”
大胡子说这话的时候，李向志和他母亲都早已离开了响水滩。
李向志比母亲先离开。是逃走的。那天夜里，风跑得很急，云堆得很厚，闪电把云层劈开，在街上蛇行搜索，每次都像找到了目标，扔出炸耳的雷声。镇上人都缩在家里，大胡子也没有出动，母亲好不容易睡了个安稳觉。夜半时分，李向志悄悄从母亲身边溜掉了。他没走大门，而是从窗口爬出去，攀住黄桷树的枝丫，下到河沿，用裤带把鞋袜衣裤缠在头上，凫水过河，钻进林莽。林莽绵延不绝，他选定一个方向，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前方是何方，他不知道。半个月后，到了凤凰山，站在山头，望见了河谷中的一座城。老天爷呀，天底下真有这么大的城吗？这个从响水滩来的人，被城市的大吓坏了，不敢下山。又走几公里，城市像根虚线那样越拖越淡，山脚下再无大楼和街道，只有被砖墙围住的、呈“П”形的几间水泥房，房顶伸出的一根烟囱，有天那么高；砖墙背后，躺着一片地，种着萝卜，翠绿的樱子上洒满黑灰。他沿茅草覆盖的小路踅下去，蹲在地里，拔萝卜啃。
牙齿只刮到了皮上的泥，就听到一声暴喝：“干啥子！把你龟儿子烧了！”
这地方是达州城的殡仪馆。
萝卜是殡仪馆的职工种的。樱子上的黑灰，是从烟囱里飘上去又沉下来的骨灰。
李向志说，正是那个穿着白大褂、要把他塞进火化炉烧掉的人，帮了他的忙。也可以说，是李向志的那张脸帮了他自己的忙。他的腿脚没跟母亲长——母亲双腿颀长，他的又粗又短，大概像他父亲——脸却跟母亲的看不出多大区别，圆得像月饼，给人喜庆和至诚的印象；算他运气，碰上那白大褂特别喜欢长这种脸形的人（他是殡仪馆的整容师，连这种脸形的尸体他也打理得精心些），不仅让他啃了三个萝卜，还把他送到了达州钢铁厂。整容师的哥哥在那厂里负责后勤，眼下正好缺个锅炉工。
李向志的这些话是否可信，很难说。就算他真是以这种方式进了达钢厂，那整容师的哥哥怎样盘问并收留了他，也是一个谜。那时候弦绷得吹弹即断，不可能随便收留人，尤其是当这个人衣衫褴褛，又来历不明。我估计他当时撒了谎，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叫李向志，直到由临时工变成正式工，母亲也不再是特务婆娘时，他才恢复了本名。
他在达钢厂一干多年。
然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成都人了。
他自己说，从达钢下岗来到成都后，他就做生意，但我至今说不清他做的哪门生意，只感觉他像个成都土著，靠房屋拆迁得了一笔赔偿，或者靠租赁祖上留下的门市，便百事无忧地混着日子。他一天的主要工作是喝茶。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隔三岔五的，就接到他的电话，让去他家附近的百花潭喝茶。开初抹不下情面，我去过几回，以后就坚决不再去了。百花潭是个免费公园，在青羊宫隔壁，只要不下雨，露天坝的竹椅上就没空过人，从早上八点开始，喝上午茶，喝到中午，要份盒饭吃了，接着喝下午茶，一直喝到晚上六点，又要份盒饭吃了，接着喝晚茶。世人都知道成都人休闲，其实他们不知道，打牌也好，喝茶也好，在成都人这里都并非休闲，而是当成事业来做的。李向志仰在竹躺椅上，自始至终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我却类同于受刑。
那时候我来成都一年多，借钱买了房子，就啥事不干，只猫在家里写小说。但没有人愿意要我的小说。别人不要我有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白天写了，晚上又写，就这么昼夜兼程，不停地写下去。我实在不该跟李向志坐在茶桌上混光阴。他跟我不一样，他没什么可焦虑的：离婚多年，单身一人，母亲在疗养院，儿子在美国，只要把钱给足了，老少都不用他操心。而钱他是不愁的。虽然我拿不准他做的哪门生意，但他的确不差钱用。再说，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多少话可以交流，大部分时间，都是茫然地盯住从树叶间漏下的阳光斑点，或者看一只不怕人的鸽子（他硬说是斑鸠）捡食地上的饭粒。邻桌的茶客同样如此，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说些与自己的生活毫不沾边的闲话，比如好莱坞明星的私人飞机，本·拉登有多少替身，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到成都后，怎样提防刘湘造反，又怎样跟夫人闹了矛盾，独游峨眉山时两次朝侍卫发火，诸如此类。我几次说走，李向志都把头摇几下，把手摆几下：“慌啥？小说是闲出来，哪里是慌出来的？”
他仿佛什么都懂。这也像成都土著。成都人的茶桌是传播器，天上有颗星星打了个摆子，中南海有个人打了个喷嚏，成都人也知道，并在茶桌上迅速传开。这里没有天上地下，不管多么遥远多么神秘的东西，都会无形无迹地化为世俗，化为民间。李向志浸染其中，如鱼得水。
他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唱得断断续续，唱两句，停了，过一会儿又唱。方向盘倒是一直在敲。他右手的中指背上长着一撮绿毛，每敲一下，那撮绿毛都水草似的披拂开来。
我说你别敲了，你认真开车吧！
他笑嘻嘻的：“你害怕了？”
我老实承认，是有些害怕。
鹧鸪山的路况本来就差，又正在翻修，不是一般的翻修，而是搞得天翻地覆的那种。据说数月之后，有位大领导要去红原。路上到处是坑，还蹲着尖削的石头。昨夜下过雨，坑里积满水，不知深浅，从坑道经过时，车身似要倾倒；石头都长着牙齿，把底座咬得嘎吱嘎吱响，车行老远也不丢口。
然而，我越说害怕，李向志把方向盘敲得越响，车也开得越快。
我知道他是在显示，显示自己的“不要命”。
他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自己的“不要命”。对此，第一次跟他去川西高原，我就见识过了。那是八年前，我跟他结识不满三个月，春节就到了，除夕天夜里，他打电话来，问这几天有空没有，我以为他是要聚一下的，就说有空，他说好。只说了声好，别的啥也没说，次日一早，他就把车开到我的小区门外，我才知道是要去高原。我啥也没准备，他说，不过出去玩几天，准备个球哇！
这次出行并没有特定的目标，走到哪里，想回去了，就回去。到二郎山我就想回去了！那地界，雪山围裹，老鸦乱飞，老鸦边飞边叫：“哇——哇——”在我们老家，听到老鸦叫是不吉利的，是要死人的。我心里发寒，李向志却放声歌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他的歌声把山唱得更高，也把天唱得更蓝。孤鹰在高空盘旋，看上去不像寻找猎物，而是炫耀它的孤独。过了康定，次第翻越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卡子拉山，海拔都接近五千米的，我嘴皮发乌，呼吸困难，他却依旧高歌，嘭嘭嘭地敲着方向盘。两天过后，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县城理塘县。李向志把车往加油站开，说：“把油加满，找地方吃顿饭，就打道回府。”我这才精神一振，想好生跟他说几句话。
一路上，我都没好生跟他说过话，我不是敷衍他，就是顶撞他。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或许，我根本不该把自己的落脚点选在成都，也根本不该跟李向志认识，更不该跟他成为朋友。
加油的师傅见我们的车是省城牌照，很惊讶：“你们真不要命啊，这季节……要去哪里？”
不是说吃顿饭就回去么，可听人夸奖“不要命”，李向志想也没想，大声说：“稻城！”
师傅豁着嘴，老半天才咕哝出一句：“那你们是真不要命了！”然后给我们举例，说前年五月，他儿子开车送几个香港客人去稻城，途中翻越海子山，客人吓得惊叫，继之痛哭。又说去年八月，警察在山谷中发现一辆残车，车里躺着一对男女尸骨，据推断，这对男女已死三年了。
师傅不知道，他越这样说，李向志越来劲。我也根本拦不住他，车是他的，又只有他会开。
不到川西，不知中国之大；不到海子山，不知高原之险。旋风把玻璃推开，车里沙雾弥漫，睁不开眼。眼镜片上积了厚厚一层沙土，头发变黄，摸上去像陈年的地衣。待风沙止息，暗冰四伏的路面，又窄得像根舌头，两侧深不见底，陡直的崖壁棵草不生，车轮一半贴地，一半悬空。到这时候，想撤退也没个地方倒车了。即使能倒车，李向志也不会撤退。车行数十公里，都荒无人烟，唯獐、鹿、豹潜踪匿迹。四野乱石，草地稀疏，只有烈风送走日月，不知豹们以何为食，如何安寝。人家熟悉这段路的，也把车开得如蜗牛爬行，李向志却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拐过一个手肘形弯道，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一条小狗，追着我们的车咬。李向志乐呵呵的，说：“兄弟呀，高原上的狗也寂寞呀。”
话音刚落，车就长了翅膀……
不知过了多久，两人清醒过来。钻出车外，发现车是朝崖下翻去，但有块石头挡住了它。没这块石头，我们就要像那对男女，很可能几年后才被发现，也可能永远发现不了。
我们都没大受伤，只扎了满头满脸的玻璃碴。
李向志把玻璃碴拈去，哈哈大笑，“照相照相！”他说。
随后他走近晃晃悠悠的车身，从后座拉出相机，让我给他照张人和车的合影。
回到成都后，他把这张合影发给了他所有的熟人。
有时候我想，李向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让别人觉得他不要命呢？
他是真不要命，还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不要命”的父亲的怀念？
当然，怀念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很奇怪的，我们无法想象去怀念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似乎用追随更恰当。李向志是在“追随”他的父亲。
在达钢厂领到第一笔薪水后，他既没想法给母亲写信报告行踪，也没买吃买穿，而是买了一部收音机。他的薪水低得出奇，不够买一部收音机，便找工友借。给他借钱的是个电焊工，酷爱美术，因此还负责厂里的宣传画和墙报插图。此人姓罗，戴着深度眼镜，大家都叫他罗眼镜，十余年后，罗眼镜因一幅作品，不仅名震画坛，还波及文化界和思想界；那幅作品用画领袖人物的尺寸和笔法，画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电焊工罗眼镜会有那么大的出息。他跟李向志住在同一间宿舍，夜里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两人便翻过围墙，去偷农民的白菜。那正是武斗搞得如火如荼的年月，不少人，包括工厂附近的农民，都有枪。因此，尽管只是偷白菜，也冒着丢命的危险，从买来收音机那天起，李向志夜夜收听。虽然跟罗眼镜在偷白菜的时候结下了战斗友谊，他还是做得很小心，用被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捂住，声音开得如同蚊子叫，一个人听。
他听的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是台湾电台——那时候，叫敌台！
罗眼镜知道他在听敌台，但罗眼镜不动声色。
二十多天后，李向志下班回来，见路边的墙报焕然一新，便走过去看。
他没上过学，一天也没上过，本是不识字的。在他老家响水滩，每隔十天半月，就要放场露天电影，只要银幕上现了字，全场都念，比如放的是《英雄儿女》，片名出来，全场便响起不甚整齐却格外高扬的声音：“英雄儿女。”接着是制片厂家。电影结束，念字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九六四年。”但还有一个字呢，人人都知道还有一个字，因为那时候，每部电影都不止看十遍八遍，大家站起身，提上凳子，等那个字出来，念了，才离开，不会念的，也要听了才离开；那个字是：“完。”每次听别人念字，李向志都抬头望天。天上是一个空洞。到了达钢厂，跟罗眼镜住在一起，他见罗眼镜既看书又画画，还在画上题字，便去讨好罗眼镜，想跟他学认字。他讨好的办法除了偷白菜时跑在前头，还就地取材：每次回宿舍，都给罗眼镜提一桶热水，让他洗脸洗脚。罗眼镜每天教他三十个字，他把这些字当饭，不是认字，是吃字。没过几天，厂里放电影，当金光闪闪的五角星推出了片名，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认识那几个字，便挺着胸膛，唱歌一样念。他的声音比蜂鸣箱里的还大！全场都奇怪地盯住他，他也很奇怪地盯住别人。他知道，厂里识字的人，比响水滩的多，但厂里的人看电影，却不高声念字，这让他异常震惊，也格外失望。
但毕竟，他识字了，他为字着迷，路上看到脏不可忍的碎报头，也捡起来看，别说新换的墙报。
然而那天，他走近墙报，一个字也没看清，脱壳里就像放礼花那样炸开了。
右上角有幅没有题目的插图：一个人，整个上半身被铺盖笼着，只把屁股露出来，高高翘起；头部的位置，伸出一根天线。
谁都能看懂这幅画的意思。
“罗眼镜把我卖了……”他想。他听敌台，并没想卖国，只不过想听到父亲的消息。他还没有听到父亲的任何消息。午夜时分，台湾电台有个节目，介绍军队旧将，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的川东北人，他听到了七个人的名字，这七个人，军衔最低的也是少将，他父亲抗战晚期才做了尉官，就算青云直上，也混不到将官，但他相信，从高到低，总有一天会说到他父亲的。——却被罗眼镜出卖了。
他把收音机藏进了农民的菜地，等着别人来抓他，把他打进大牢。
可好几天过去，都风平浪静。
这几天，罗眼镜照常教他认字，但没有一个字他是记住的。
有天晚上，罗眼镜把三十个字写好，他刚坐过来，罗眼镜突然问：“你为啥不听收音机了？”
他噌的一声坐得梆直。
罗眼镜说：“墙报上那幅画，只不过是我的一幅作品，与你有啥球相干？”
原来，罗眼镜没打算出卖他，那幅画，只不过是他的一幅作品。
但李向志不放心，直到再次更换了墙报，他才去把收音机取回来。
收音机埋在很深的土里，已严重受潮，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杂音很重，别说听敌台。他把耳朵贴在机身上，尽量不漏掉一个字。听出的结果，是那个栏目已经停办了……这都是罗眼镜害的。
次日一早，他把收音机扔进了炉膛。
事过多年，当得知了父亲的真正下落后，他才原谅了那个已经成为大画家的人。
李向志很少谈到他的母亲。他怀念或者说追随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却对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极少提及。在我的印象中，关于母亲的话题，他只主动给我谈起过两次。一次是遮遮掩掩地讲述大胡子怎样半夜三更到他们家，另一次，是我俩在一家咖啡馆里，他说到自己当年为什么从故乡逃跑。
他说兄弟，我实在不忍心看我妈挨斗。响水滩斗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可能扇耳光，跪柴块，或者在毒日头下罚站，响水滩不这样，他们把斗争做成娱乐，事先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在镇子中央的祠堂里（枯水季节，就在河滩上），占据天、地、人、和四方，把我妈这样的牛鬼蛇神夹在中间，你一肩膀撞过去，我一肩膀顶过来，比谁把力道拿捏得最好：既不把人撞倒，又要撞得足够有力，让牛鬼蛇神打出的趔趄，像扭出的舞步一样好看。笑声把响水滩的天都掀翻了。观众笑，甩肩膀的笑，斗争对象也要笑，不笑就证明你不高兴，就一直这么撞下去，直到你笑出来为止。他们的脸的确笑了，但那是假笑；他们的屁眼才是真笑：好些人的屎尿都被撞出来了。当时有人给这种玩法取了个名字，叫“开天劈地”。真是名不虚传。我母亲的屎尿没被撞出来，却从裤管里掉下一团血糊糊的东西。那是卫生巾。那时候不叫卫生巾，叫月经带，一根丝瓜样的长条形布袋里，塞满柴灰，吸女人的血水。
而下一回跟我聊同样的话题，他又不是说的这回事，而是说太饿了。他说响水滩那旮旯，除了鹅卵石，啥都不产，家里来了客人，就捡一盆鹅卵石，用盐炒了，你拿一块，我拿一块，滋滋地嘬那卵石上的盐味儿。后来食盐紧缺，连这道菜也端不出来，就只有大眼瞪小眼。他想活命，只有逃走。
第三次聊，他说的是：兄弟，不跑，我就结不到婆娘。响水滩人人都知道我的底细，谁愿意嫁给我？我想啊，想婆娘啊！当时我以为，只有特务婆娘的儿子才想婆娘，到达钢才明白，罗眼镜也跟我一样想，罗眼镜根正苗红，怎么也想呢？这让我相当吃惊。他想婆娘，就把婆娘画出来，有次我俩偷回一窝白菜，我拿刀正要切，他说别忙！之后提起画笔，画那窝白菜，结果他画出的是一个女人，绿衣绿裤，水灵得要让人晕倒……我感觉响水滩的年轻女人都知道我在想她们，跟她们碰面，我的头抬起来不是，低下去不是，我在她们眼里，五脏去了四脏，只剩下一颗肮脏的心，我能不跑吗？
他说了这么多，但我觉得，在为什么逃跑的问题上，他一直在十分真诚地欺骗自己。
他没骗我，而是骗他自己。
他说出的每一种理由，都可以看成理由，却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他恨自己的母亲。
自从到了成都，他就把母亲搁在疗养院里，如果他是个大忙人，还情有可原，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那回他去米亚罗买了几斤天鹅蛋，也是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让她们尝了鲜，却没给母亲尝尝。最奇怪的是，2008年5月20日，也就是汶川地震一个星期过后，我坐他的车去北川，刚到绵阳，他接到一个电话，是成都某敬老院的马院长打来的。李向志怒气冲冲，说马院长你别管她，她撞死了我不会找你们说半句话！她不会死的，要是她真想死，为什么撞铺盖卷呢？为什么不往墙上撞呢？言毕啪的一声关了手机。之后车开出十几公里远，他依然是满脸怒容。
马院长来电话，自然是说他母亲，他怎么会这样？
有回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老婆就是被我妈赶走的。”
他似乎是想表明，因为这件事，他才恨母亲。他说他老婆很漂亮，是达钢厂的厂花。这话我并不相信，凭他的地位和长相，不大可能把厂花弄到手，除非达钢厂的男人全都不喜欢漂亮女人；话又说回来，就算老婆真是厂花，婆媳间起一些争执，也是平常不过的事，为这事就离婚，错不在母亲。
我有一种感觉，他对母亲的恨，并非离婚之后才有，而是在响水滩就有了。要不然，从响水滩逃走的那个夜晚，为什么把母亲瞒住？他这一逃，就是十二年，在这长长久久的时日里，他没给过母亲一个消息，开始几年倒说心存畏惧，八年之后，形势变了，他不仅可以给母亲写信，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把母亲接走，但他没有写信，更没有及时去接……
这次去红原的路上，我俩夜宿川主寺。成都热得不行，高原上却冷得像冬天，房间里被盖单薄，又没空调，睡到半夜，两人都被冷醒了。他起来看电视，可摆弄来摆弄去，就是打不开，他“噢——嗬嗬——”的喊叫几声，像发火，又像练嗓子。整个一幢宾馆，只住着我们两个客人，他把嗓子喊破，也只有离得很近的星星听见，人听不见。练了嗓子，他又把琴取出来拉。他随身带着小提琴。小提琴也是在达钢厂学的。他的好多本事都是在达钢厂学的。我简直不明白他在那家厂里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学过。他曾经告诉过我，说他是厂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但他拉得实在不怎么样。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解释说，他二十年没摸过琴，两个月前才重新捡起来，手指不听使唤，何况还冻僵了。
言未毕，他接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说：“别感冒了啊。我还是我妈死的时候才感冒过一次。”
我这才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
“啥时候的事？”
“去年十月份。”
“为啥不通知我？”
“人死如灯灭……”他说，“我哪个也没通知。”
路越来越烂。一条河傍着公路往下走，或者说，公路傍着河流往下走。河流很窄，却咆哮得像条大河，把两边的山壁撞得轰轰隆隆响。山体倒是渐趋生动了，林木深密，岚烟如雾。这么茂密的林子，却看不见一只鸟，也听不见一声鸟鸣。我原以为，鹧鸪山上一定是鹧鸪成群的。
往常，我最害怕李向志话多，有时候，他的话多得如同灾难，天南地北的，张口就来。可今天他没怎么说话，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唱那首歌，每一句都唱得很动情，仿佛那片刚刚被我们甩在身后的草原，真是他的家。事实上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在那里买了两匹马，请人养着。给他养马的人，名叫色儿青，是个十九岁的藏族姑娘。他走色儿青家，就像走自己的家。其实，他去年才跟色儿青认识。
去年也是这季节，他带着保姆，去了若尔盖，然后去红原，车在鲜花遍野的草原上飞奔——他开车总是这样，路再烂，也把车开得像逃跑，何况红原作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正打造与九寨沟、黄龙溪的旅游共同体，路都是硬化过的——他眼睛的余光瞥见路边有家店子，出售酸奶，便停下来，挽着保姆的手，去了那家店子。守店的就是色儿青。色儿青刚从成都畜牧学校毕业，汉话说得相当地道，把酸奶卖给他们，还请他们进屋坐。他本就是个闲散人，只要高兴，在哪里都能坐上一天半天。于是他就进去了。山区汉人住的那种木屋，并不宽大，倒也整洁。
他虽已六十多岁，却健壮得就像个中年人，因此色儿青叫他叔叔，把他保姆叫姐姐。她以为那保姆是他女儿，不知道是他保姆，还兼做他的情人。离婚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块活着的伤疤，他始终忘不了老婆，发誓不再娶，却并没停止过找情人。他找的情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毕业过后，双方关系自动解除。
色儿青这么叫，李向志没纠正，他保姆也没纠正。凡跟他的保姆，基本上都是不大说话的。她们把话留给他说。李向志问色儿青为什么没在成都谋事，却回了山高水高的草原。色儿青说，我就是想在成都找事情呢，可找不到啊，李叔叔你帮帮忙吧。他说没问题啊，然后问她会些什么。“我会医牛医马，”色儿青说，“我学的就是这个。”李向志又说好，没问题。听上去，像成都有成群的牛马等着医治。这时候，色儿青的父亲回来了。她父亲则白是红原县壤口村村长；红原地域广大，却难见人烟，全都是一乡一村，因此也可以说则白是壤口乡乡长。色儿青对父亲说：“阿爸，这是李叔叔，他要在成都给我找事情。”则白咧了嘴笑，满口整齐的白牙，似能嚼碎世界上任何一种骨头。
跟则白握了手，李向志就要走了，可则白不让走。则白摸出手机打电话。十余分钟后，远处驶过来一辆摩托。驾车的是色儿青的母亲尼玛准。尼玛准带着青涩如少女般的微笑，走进屋来，并没给客人打招呼，就洗了手，进了厨房。她勉强能听懂汉话，但不会说。家里，就她跟婆婆不会说汉话。从穿着上看，也只有她跟婆婆才像藏人：则白穿衬衫，色儿青穿T恤，尼玛准和婆婆都是满身藏服。
没过多久，尼玛准端出一大盆手抓牛肉，还有一盘“和尚包子”。
吃了牛肉和包子，天色已晚。则白一家盛情挽留，李向志和他保姆便决定住下来。
公路两边都是草场。南边的草场之外，是连绵的群山。北边的草场没那么宽广，出店百米就被河流分割（一路跟随我们在鹧鸪山穿行的，就是这条河），河的那边也是山，尼姆登山，比鹧鸪山的海拔高了千余米，却照样被针叶林覆盖，望过去，蓊蓊郁郁的，满眼的绿。
李向志问则白：“你家有多少草场？”
则白说三千多亩，但牲口并不多，只有百十头，一半是牛，一半是马，有两匹马快要生了。
就在这时候，李向志说他要买两匹马——两匹即将出生的小马。
每匹三千元，次日早上，他把六千元交到则白手里，就带着保姆离开了。
买马干什么？成都街头不可能骑马，且要把这两匹马养大，只能放在它们出生的草原。
何况它们还没有出生呢。
李向志回到成都半个月，那两匹马才从娘胎里钻出来。它们见了天日，却没见识主人，色儿青便过些天就给它们照张相，发到李向志的邮箱里。这些照片都很模糊，云朵之下，一白一紫的两匹马儿，小小的，淡淡的，像长在绿茸茸的天上。李向志说：“你离它们近些照。”色儿青说不行啊李叔叔，马才让人靠近，它们不让。李向志糊涂了，我买的不就是马么？色儿青说，等它们长大了，将它们驯化过后才变成马，之前不是马。李向志问，不是马是什么呢？色儿青说，是野马。李向志嗬嗬嗬笑，野马不是马，这实在太有意思了，他得意扬扬地对保姆说：“你看，我那六千块花得值不值？”
他还多次向我吹嘘，多次约我到红原，去看他还不是马的马。恰逢这几天我们片区检修电路，停了电我没法工作，就跟他来了。来的时候，听说米亚罗、鹧鸪山一线在修路，车辆不准通行，便从江油、九寨沟绕道，多走了近千公里，第三天才到色儿青家。但依然没有看到那两匹马。
色儿青说，马在远远的山里，又不晓得在哪一架山里，恐怕看不到了。
李向志说：“好，在山里好！”
他说这话时的样子，很神往，像他买下两匹马，就是为了看不见它们。
色儿青说：“李叔叔，你给它们取个名字吧。”
“名字？就叫国林子！”
色儿青问了哪几个字，又问为什么叫国林子，他说你别管，就这么叫。
色儿青说：“这才一个呢。”
他说：“两匹马都叫国林子。”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他说得很认真，但我疑心那只是临时想起来的几个毫无意义的字节。凡事他都是这副态度。早在一年前，他不是就许诺给色儿青在成都找事情的吗，但这次来，色儿青和她父母不好提，他也没提。他多半早就忘了。他只兴致勃勃地对则白说如何开发北边的那片草场，说把这片草场搞成高尔夫球培训基地，只需请一个师傅，再请一个球童，让色儿青经管，色儿青坐在草场边嗑瓜子儿，就有赚不完的钱！他说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车，二百辆绝对有，看到基地，就会停下来，不说全停下来，有一半停下来，也就是一百辆车停下来，休息一阵，学上几招，不仅司机学，车里的其他人也学，加在一起，就有几百号人，学一次五十块，几百乘以五十，是多少？另外，你不是说用望远镜能看到尼姆登山上的狼、熊和马鹿么，你设一架望远镜在河边，让那些人除了学打球，还看原生态的野生动物，看一次收十五块，你算算这笔账！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想，则白会相信他吗？
反正我是不信的。他热衷于参与和干涉别人的生活。有好几次，他专程开车上我家来，要我把房子卖掉，重新去买一套。我问为啥，他说那套更好。我问好在哪里，他说升值空间更大。我说，我是把房子当家，不是当财产，我要把一座房子住上十年八年，才感觉到它是家。他不听，说已经给我定下了，如果钱不够，在他那里借。他第一次这样说，我对他是又感激又愧疚，感激他的热心肠，愧疚负了他的热心肠；后来我就不了，因为他只是说说了事，说过就忘，当没说。不过，我也从中悟出了一点儿他在成都做的“生意”。有一回，他把我拉三道堰，那地方河汊纵横，被称为成都的威尼斯，他在主河道旁边觅得一套私宅，让我买，并且说本来他自己想买，我俩关系好，才让给我。他打电话把主人叫来，帮我讨价还价。我开始就没打算买，最终也没买。他自己却也没买。后来我回忆，他跟主人讨价还价的时候，有点像说相声。看来，他是在帮人推销，从中渔利。他信息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在茶桌上。这种买卖，十有八九都得泡汤，但只要做成一件，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当然，对他而言，参与和干涉别人的生活才是主要乐趣，挣钱只是顺便的事……
我想则白也不会相信他。则白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家里有个大镜框，装满了他随县领导出访各地的照片。对李向志算的那笔账，他肯定跟我一样怀疑。然而，他却是很当回事的样子，提到用望远镜看山上的野生动物时，他说：“不是回回都能看见，有时候看得见，大多数时候看不见。”李向志原地转了一圈：“你管这个干嘛？看得见是他的运气，看不见该他倒霉，只要把眼睛凑近了望远镜”，他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做成一个圆圈，一只眼睛虚着，一只眼睛睁着，睁着的那只眼睛往圆圈上一顶，“对不起，请掏十五块！”则白嘿嘿嘿笑。
接着，李向志对一旁的色儿青说：“我回去过后，给你制作一个正规的策划书。”
色儿青鞠了一躬，说：“谢谢李叔叔！”
我心里想，你等吧，等到他下次来的时候，他说的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自从离开红原，离开色儿青家，我对色儿青和她父母的模样，就有些混沌了，反而是对那个不常出现的老太婆，也就是色儿青的奶奶，印象深刻。我们是昨天上午十点到色儿青家的，在那里住了一夜，算起来，有不下二十个钟头，但见到老太婆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小时。她住在旁边的屋子里，吃饭的时候才过来，吃了饭，喝碗奶茶，马上离开。她吃得少，一顿饭不会花去十分钟，如果不是昨天晚饭后在草地上闹了一会儿，我们跟她见面的时间，就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了。只要没端碗，她就拿着转经筒，不停地摇。她眼睛含笑，面容慈祥，脸上皱纹很少，浑身利利索索，不像是八十七岁的人。
我之所以记得她，是因为我由她想起了李向志的母亲。
李向志的母亲也是这样干净利索的。
李向志的母亲如果活着，今年也是八十七岁。
不过，她们只有这一点儿相似了……
李向志的母亲我见过一回。
那是去年九月，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月。
那次有个陕西的朋友给我送来一幅画，这朋友很有文名，画得怎么样我并不清楚。朋友离开成都之前的那顿饭，我请了李向志。李向志跟我那朋友聊得热火朝天的，从文学到美术，他无不头头是道。他读过《毛泽东诗词》，读过《金光大道》《暴风骤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而且还写过一个电影脚本呢，虽然写得很臭，毕竟凑成了三万多字，那脚本名叫《跑马溜溜的草原》，是去年从红原回来后写的，女主角的名字就叫色儿青。这次，他把脚本包装成书的模样，给色儿青送了一本（同时给色儿青送了一个厚厚的红包，是她帮忙养马的辛苦费）。至于美术，他没吃过猪肉，却见过猪跑——当他说出罗眼镜的大名，道出了他跟罗眼镜的关系，我那朋友立时对他刮目相看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的，饭毕，非要开车送我那朋友去机场。我当然也只好要跟他一同去。
回城的路上，听说朋友送了我一幅画，他就非要来看，看了不说，还要我把画带上，去见他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鉴赏，看能值多少钱。他那朋友是个大画家，虽没有罗眼镜那么大，也是全国知名的，住在东郊画家村。画的尺幅很大，又是用镜框装裱的，重得很，我说算了吧，反正是朋友送的，我又不可能卖。他说卖不卖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要识宝。言罢喟然长叹，说当年他要是把罗眼镜那些画废了的收起来，现在早就发大财了。之后他根本不再征求我的意见，把画往肩上一扛，出了门。
路上，他拐了个弯儿。并没说要拐到哪里，开到一个地方停了，让我在车上等着。我看到“××疗养院”的门匾，才知道他是顺道来看母亲的，便跟着他进去。他直接去了财务科。里面有两个中年女人正在闲聊，见了他，格外热情，那是因为，他平时弄到了好喝的茶叶，好吃的野味儿，不仅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还送给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他说：“我把钱交了。”其中一人打开电脑，另一人问：“见了你妈没有？”他说不用见，我今天忙，交了钱就走。那人出去了，这边手续刚办妥，她就领着一个老人进来了。她把老人扶着，笑着说：“你儿子来了。”原来她就是李向志的母亲。
我没想到她身量有那么高，腰板有那么直，眼神有那么阴郁；她穿着青布衣裤，戴着青布帽子，是一个青色的老太婆。相隔两米，我也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儿——一种干净的气味儿、枯萎的气味儿，这两种气味化合，形成一种孤独的气味儿。
李向志把发票团起来，往包里塞，慌慌忙忙地说：“我有急事，马上走。你在这边好好过。”
他果然就走了。
上了车，迅速发动马达，像真有比救命还急的急事。
两相比较，色儿青的奶奶真有福。昨天晚饭后，李向志说，老人家，你别忙走，我给你拉琴。然后把小提琴拿出来，站在老人面前，很陶醉地运弓。老人能听懂他的琴声吗？我不知道，她面容慈祥地含笑聆听，似乎是听懂了。她手里的转经筒并没有停，一圈一圈又一圈，像把琴声也织了进去。拉了几首曲子，李向志又说：“老人家，我给你照相。”他叫色儿青把奶奶扶到草场上，站着照了，又盘腿坐在草地上照，而且把小提琴给她，让她抱着，摁几下快门后，接着教她把琴放在肩头，用脸颊压住，做出拉琴的样子，再照。老人乐了，乐得呵呵呵地笑出了声。
在老人快乐的笑声里，我就看见了李向志的母亲。
那次，我跟李向志急匆匆离去的时候，我回过头看了一眼。
他母亲站在门口，目光像一只虫子，死死地盯在李向志的后脑勺上。
我感觉到，那只虫子是他母亲的魂。
她的身体不能把儿子看住，魂也要把儿子看住。
那个年纪轻轻就守寡的女人，自从丈夫下落不明，就不允许儿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了。甚至也不允许儿子离开自己的肌肤。她常常把儿子搂在怀里。看上去是想保护儿子，其实是希望儿子保护她，尽管她知道这根本不可能。祠堂里或河滩上锣声一响，她就要被人从儿子身边抓走，去陪大家“开天劈地”地玩。她的屎尿没被撞出来，月经带却从裤管里掉下来了……李向志说，在他十岁之前，母亲挨斗，他都去看，母亲被撞来撞去的时候，他总是从人缝中钻过去，抱住母亲的腿，母亲的月经带掉下来那次，血糊糊的东西刚好落在他脸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两只手捧起来，本想递给披头散发的母亲，但他没有，而是一把扔出去。众人哗地一声退开，像那东西是枚炸弹，能要了人的命。
夜里睡觉，母亲把儿子搂得更紧，尽管这根本不能阻止大胡子把她抓到一边，去扒她裤子。那时候，响水滩家家户户的门板，都是双扇木门，用根长长的栓头别住，但轻轻一推，两扇门之间就会裂开一道缝。大胡子深更半夜来，既不喊叫，也不拍打，只用根细竹棍从门缝里捅进来。李向志家本来有三间房，被没收了两间，只剩一间了，他跟母亲做饭、睡觉，都在那间房里。大胡子的细竹棍，直往**捅，是告诉母亲：“我来了！”有时候捅在母亲身上，有时候捅在李向志身上，不管捅在谁身上，母亲都会醒——即使捅在李向志身上，她也比儿子先醒。母亲打着摆子，像得了严重的伤寒。然而，她总是在半分钟之内起床，把门打开，放大胡子进来。只要起得稍微迟缓了些，大胡子进来后，就语速极快地说话，他说话“吧吧吧”响，像他说话与喉咙无关，只用两片嘴唇往外碰；有一次李向志听见他说：“你再敢这样老子就要收拾你明天老子就叫他们把屎尿给你撞出来！”母亲连忙解释，说我开始没醒，真的没醒……大胡子离开后，母亲一把将儿子箍住，有时箍得儿子憋不过气来……
多年以后，李向志和我成了朋友，遮遮掩掩地给我说到这件事情。
又过几年，他把这件事延伸了一下。
但没提大胡子，只说母亲，也不是专门谈及，而更像是说漏了嘴。
那次我俩去青城山，在农家乐里歇了一夜，仲秋时节，月明星稀，山色如黛，习习凉风，送来野**的药香。经管农家乐的，是对随和的夫妻，晚上十点过，听李向志说想去外面喝酒赏月，便给我们炒了几道菜，搭一张方桌放在院坝里。这家院落单门独户立于半山，四周清静得很，如此良宵，真不愿意睡觉，两人便慢悠悠地喝。本都是不胜酒力的，喝到凌晨两点过，竟把一瓶白酒喝光了。
喝了酒的李向志，话比平时更多，所说的，大多是在公园里茶桌上的话题，我很不想听的那种。
但就在我躺在圈椅里快要迷糊过去的时候，听见他说：
“我妈那人，到老都离不得我陪她睡，不然她就在半夜三更大叫，说有鬼。”
我猛一激灵，清醒过来。
结果，他说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睡过去了，还山呼海啸地打起了呼噜。
凄清的月光下，我点上烟，把他那句话想了很长时间，直到身上冷得冰浸，才把他叫醒，进屋。
我始终疑心，那句话不是他酒喝多了说漏了嘴，而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他的呼噜声，是装出来的。
关于母亲的事情，他实在需要诉说，但他难以启齿。
母亲成为“特务婆娘”之后，夫家的亲戚和娘家的亲戚，都跟她断绝了关系，她没什么依靠，只有一个儿子，于是把不能成为依靠的儿子当成了依靠，白天离不开他，晚上也离不开他，日久天长，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说是一种病也行。前面说过，李向志从响水滩逃走，有整整十二年时间，这十二年母亲是怎样过的，他从来也没说过。不知道他想过没有。那时候，李向志已经结婚，且生了儿子，他没料到母亲还是要贴着他睡。母亲抢了他老婆的位置，他老婆就跟他离了婚。难怪，到了成都，他就把母亲送进了疗养院（当时达州没有疗养院，否则他可能早就送去了）。
在疗养院里的母亲，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
李向志说，很快就出鹧鸪山口，出了鹧鸪山，米亚罗就近在眼前。
时间只是上午十一点，我却饿得心慌意乱。大概是想到了他说的鲜美无比的蘑菇汤。也可能是真的饿了。在色儿青家，我没有哪一顿饭是吃好的，高原反应折磨着我，闻到牛肉的气息，奶茶的气息，反应便会加剧，而他们每顿饭都少不了这两样东西。还有这一路的颠簸呢！为走近路，真是受苦。许多时候，走近路比走远路受的苦多。本来，我们听说这一线正修路，车辆不准通行，到了红原才知道可以通行，只是有交通管制，单日子，外面的车进来，双日子，里面的车出去。今天是单日子，按理，我们也不该走这条道的，但色儿青打电话去县交通局问了，说对小车没有管制，单、双日子都能走。
鹧鸪山起得突兀，收得也突兀，转过一道弯，猛然间就蹦出一个出山的收费站。
刚开进道闸，一个警察便从水泥堤埂上跨过来，让李向志停车。“驾照。”警察说。
李向志连忙把驾照递给他。
“开到那边去。”警察指了指杆子对面。
收费亭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什么话不说，只伸出一只手。李向志交了钱，横躺着的道杆便徐徐挺起。李向志把车开过去，停在路边。路边已停了十余辆，有大车，也有中巴，司机要么坐在驾驶室，要么站在车门边，奄奄一息的，愁眉不展的。看来他们都跟李向志一样，被收了驾照。还有一些搭乘这些车辆的旅客，坐在路边的泥地上，看下面困兽般吼叫的河流。
收费站旁，临河有个岗亭，我看见警察走了进去，便过去问他：“啥时候放行？”
“十二点。”
我以为他说的是中午十二点，结果不是，是子夜十二点！
我当时就傻了。今天赶回去，是我的主意。妻昨天夜里打电话说，我们片区的电路已检修过，也就是说，不会再停电了，我可以坐在电脑前工作了。能工作却没有工作，让我焦躁不安。
算起来，我到成都已将近十年，猫在屋子里写小说，也有将近十年，但我没写出什么气候。发表的作品，加起来不上二十万字，且都是发表之后就被风吹去、被水洗去的那种。对我而言，写作很可能是一条绝路，我是把绝路当成路来走。我的妻子比我更清楚那是我的绝路，但她知道我不可救药，就放任我走下去，她自己则辛辛苦苦地去外面打拼，挣钱养家。偶尔，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想：我真的值得把一条绝路当成路来走吗？这种想法让我异常痛苦，干脆关了电脑，走进卧室。进了卧室又不睡，坐在床边继续想。我以为妻是睡着的，结果她没有。她说你怎么不睡呢？我便凑上去，把我的苦恼告诉她。她说：“要你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你自己知道不可能，我也知道。与其这样，还不如顺其自然。”她是在安慰我，却让我越发的不堪。她接着说：“能像你这样耐住寂寞的男人，已经相当难得了。”她还说到了李向志，说李向志像个三脚猫，这样的男人，不好，难怪他老婆要跟他离婚。我很想告诉她，李向志跟老婆离婚，是他母亲造成的，但我没说。
早知道要在这里等到子夜，还不如在色儿青家再待一天。则白说，他愿意丢下一天的工作，陪我们去看长江、黄河的界碑，再翻过查针子梁去看花海，并顺道去看一个天葬台。
这些东西，本来都是我很想看的……
我从岗亭出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李向志。
那时候李向志身边已围了一群人。他们是来寻求支持的，至少是心理上的支持。他们说，你们是小车，小车可以走，把驾照给他干吗？至少该问问清楚才给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不好说出口。）李向志皱着眉头，不搭腔。正这时，一辆小车从道闸驶过来。过杆之前，那警察同样跨到水泥堤埂上，向车主问话。我们以为它会停下，但它没有，它像一只笨拙的乌龟，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一忽儿左边高，一忽儿右边高，扬起一片烟尘，在我们视线里消失了。
那群人指着小车消逝的方向，说：“看看吧，人家就没交证！”
李向志脱离人群，走到河边。我知道他心里不好过，就过去跟他站在一起，递烟给他。
他平时不抽烟，这时候把烟接了，点上说：“那个人是他爹。”
他说的“那个人”，是指跑掉的车主，“他”是指警察。
河水吼声震耳，离岗亭又远，警察不可能听见的，但李向志说得非常小声。
在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说得非常小声。
这个“不要命”的人，其实是个胆小鬼。
我也是偶然发现他是个胆小鬼。
那次地震过后，我俩去了北川，又折回插到都江堰，想去汶川看看。然而，出了都江堰市区，在通往汶川的路上，见警察在马路上站在排。李向志急忙打转方向盘，把车开到一边。开到一边就开到一边吧，他却开出数十米远，我喊几声停下他才停了。我当时很奇怪，不管怎样，该先了解一下，能去就去，实在不能去也就算了么，又没作奸犯科，跑什么？我让他把车开过去问情况，他说你去问吧。我只好下车走过去。警察说，路上有飞石，太危险。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撒了个谎，说我有亲戚在汶川，我刚从外地归来，想去看看。警察说，我放你过去，你也到不了汶川；百花大桥断了，连映秀也去不了，你最多只能走到漩口。我说行啊，能去漩口也好啊，我在漩口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人知道我亲戚的下落。警察犹豫了片刻，说：“路上多长个眼睛！”就这么简单，警察的态度也很和蔼。我道了谢，回头喊李向志，李向志把头伸出驾驶室，我朝他招手，他很迷茫的样子，不动。我说开过来！他把头缩回去，好半天车子才启动了，慢吞吞地往这边开。到警察身边，停下了。我坐上去，说：“走。”他说往哪里走？我说往前走。他依然不动，直到警察挥挥手，他才相信了。
过了友谊隧道，便进入山区。山都被抖散了架，仿佛咳嗽声，也会把山震垮。沿途到处是被巨石拦腰斩断的车辆，都被拖到了公路边；公路下面，是紫坪铺水库，水库对面的狮子山、白云顶，绵延数十公里的山体，被剥了皮，露出黄色的肌肤或雪白的骨头。那真个叫山河破碎。某些地方，山上窸窸窣窣响，仰头一看，轻风不起，却飞石粒粒。我提心吊胆，而这时候的李向志，却完全变了个模样，毫不畏惧的，走一段路，就把车停下来，拍照。
他喜欢拍照，还拍得不错，制的那套行头，也很专业和高档。
我不知道他摄影的技术，是否也是在达钢厂学的。
漩口镇遍地瓦砾，即使有一幢可以称为房子的东西，也歪歪扭扭，做出随时准备坍塌的样子。街上垒了巨灶，放上大锅，锅里烧着热水，水汽雾一样弥漫。驻扎漩口的某部，帐篷搭在中街，数十米长，都是整齐的军绿色，中间留一条走廊，我从廊道过去，用手机照相，一个站岗的士兵立即制止：“不许拍！”我没理睬他。这里又不是军事要地。我站在当中，前前后后照了许多，那士兵虽明显不悦，却也并没拦我。李向志是跟在我后面的，他那部镜头焦距达70-200的佳能相机，拍幅全景，一定相当壮观，可是，待我想看看他镜头里的图像，却发现他没有跟来——他退回去了。听到那士兵说“不许拍”的时候，他就退回去了。退到了军营之外，相机挂在胸前，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等我。
他不怕飞石，也不怕病菌——我们去北川时，他爬上北川中学的废墟，而旁边分明立着告示：“病菌危险，严禁入内。”可他视而不见，上去捡拾学生遗弃的书本，将卷角的地方压平，碎裂的部分嵌合，还把被雨水和消毒液弄潮的纸张，摊在手掌上晒干，然后小心翼翼揣进自己包里——再想想我们在海子山，命悬一线的，他还哈哈大笑。而一声并不严厉的呵斥，怎么就把他吓成了这样？
甚至，在都江堰，谁也没呵斥他，只不过看见值勤的警察，他就掉转车头！
更可笑的，是昨天夜里在色儿青家。
则白对他说：“去年你就想睡一次帐篷，天气不好，没睡成，今天晚上我给你们搭帐篷睡。”他说好哇！那时候他手里拿着小提琴，高兴得用蓄得很长的指甲，在琴上弄出一段“拨弦波尔卡”。帐篷搭在北边的草场，里面放了两张床——茶几似的木板，板上铺了牛毛毡，又铺了厚厚的棉絮，还各备了两床被盖，纵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也不担心着凉了。我们累了几天，想早些休息，不到十点钟，就钻进了帐篷。李向志睡觉打呼噜，怕影响我，他叫我先睡。氧气稀薄，脑袋发胀，越想睡越睡不着。在我陷入挣扎的时候，他的呼噜声却起来了。我是怎样把耳朵堵住，怎样在被窝里数羊，就不细说了，总之我到底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响声大作，有摩托车的声音，也有人语喧哗，我蒙蒙胧胧地被吵醒，听上去，像是有人来色儿青家拉东西。很可能是拉酸奶。去年，他们只是零星地卖酸奶，今年做大了，还去县里领了执照。在我们帐篷不远处，拴着几头奶牛和几头牛犊，每天清早，天没亮明白，色儿青就要和她母亲挤牛奶，再将牛奶加工成酸奶，自家的牛奶不够，还去外面买。
这样的声音不会像呼噜声那样折磨我，我很快又睡了过去。
但李向志把我叫醒了。
他的叫声很惊恐，直到我答应了他，他才装出很平静的样子，说你听，有狼！
则白是说过这片草场上会来狼，他去年拴在这里的一头牛犊，就在夜里被狼吃掉了。但外面闹闹嚷嚷的，狼怎么可能出现？何况狼根本就钻不进结实的帐篷里来。
我没理他。我见他坐在**，脖子扭着。直到外面的人相互道了别，摩托车远去，大地死一般沉寂之后，他才躺下去。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他在最该担心狼的时候，呼噜声却响得那么欢快。
我知道他不是怕狼。
我也知道他总有一怕。
在李向志的身体里，装着两个人，一个胆大包天，一个胆小如鼠。
这跟他执着“追随”的父亲，实在太不一样了。
他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胆小过。
那个身材矮壮的响水滩人——李向志的父亲，不是被解放军打死的，更没有去台湾。
他是被日本兵打死的。
那时候，日本都宣布投降三天了，但有一支日本兵不知道，他们据守一个山洞，等待援兵。援兵迟迟不到，便决定以死相搏。以死相搏得有力气，这支百余人的零散部队，被围困多日，粮食已经告罄。里面有三个慰安妇，都是昭和十三年初春，也就是日本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不久，在岛国举国欢腾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她们到中国快六个年头了。大多数时候，她们不是活着，而是陷入回忆：从岛国出发时的狂热，万民空巷的集会，还有撕破长天的口号声：“占领支那！占领支那！占领支那！”这回忆成为她们的营养，让她们满目疮痍的身体里，依然鼓**着效忠天皇的**。此时，三人只对了一下眼神，便各自拿根拐杖，去了洞子深处的滴水岩，坐成一排，将拐杖一端插入口里，之后猛地用力，拐杖从喉咙进去，直刺腹部。她们要把自己的骨肉变成食物，最后一次报效国家。然而，饥饿的士兵肃立于三具尸体面前，谁也没想到要吃掉她们。长久默哀之后，士兵们拾起枪支，准备战斗。
洞外的中国军队，人数也不多，只一个连。要不是带兵的连长太厉害，日本兵早就突围而出。
这个厉害的连长，就是李向志的父亲李新店。
李新店开始也不知道日本投降了，直到昨天后半夜，很可能就是在三个慰安妇奔赴黄泉的路上，他才得到消息。得到消息没让他高兴，而是愤怒，愤怒得发狂。别的不说，单是这支日本兵，就让他吃尽了苦头，不仅打死了他的很多弟兄，而今又把头缩进乌龟壳，叫他这只老鹰无从下手。正说要将他们困死在山洞里，日本却投降了！去你妈的，投降就能把所有事情一笔勾销吗？比如我冲进你家里，杀死了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累得气尽力竭了，你开始反抗，可这时候我把手举起来，说我投降，这么说一声，就能偿还血债吗？你就愿意放我一条生路吗？……对这个重大的消息，李新店既没给手下宣布，更没向洞内喊话，而是改变方案：不再困，而是攻。他害怕再不攻就没机会了。
拂晓时分，战斗打响。这个出了名的“不要命”，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冲在前头的，他身上弹痕累累，却奇迹般地没有死。他把从自己体内取出的弹片，收集起来，研究它们的产地，还常常嘲笑那些弹片的无能，说，如果你再深一点，或者左一点、右一点，你就能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了，可你偏偏没那个能耐。这一次，他照样冲在前头，但这次很不走运，他还没来得及撂倒一个日本兵，就被打成了蜂窝煤。死之前，他骂了声“狗日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骂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恼怒没给他留时间弄清那么厉害的枪弹，是哪家兵工厂生产的。这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