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座城市，地势起伏，类同山城，出门来，不上就下，腿练得好，腰扭得好，自古以来，都不大出胖子。因此，胡坚就格外引人注目。胡坚的胖是躺出来的。他从小就喜欢躺，连走路，也把肚腹挺起，上身后倾，给人随时准备躺下去的印象。为此，他没少受父母和老师的责罚，老师为改掉他这毛病，总把他编在最后一排，让他站着听讲；父母更是苦心孤诣，家里不备沙发，不设靠背椅，有靠背的椅子，也将靠背拆掉、锯掉。但这毫无意义，哪怕只有两分钟空闲，他也会走向卧室。为堵住那条路，父母在夜里九点之前，把两间卧室门都锁着。然而同样没有意义，在这个世界上，能供人躺的地方是很多的，不让往**躺，可以将几张凳子拼起来躺，还可以直接往地上躺。有回母亲发了狠，命他在**躺三天三夜，饭给他送去，屎尿为他接走，母亲说：“我把你当成我的老人来服侍，你就躺吧，躺三天三夜还嫌不够，就给我躺七天七夜！”结果，他那回躺了四天四夜，母亲就扛不住了，简直要疯掉了，扯下他的铜头皮带，闭着眼睛就一阵猛抽。皮带把卧室里污浊的空气打得尖叫。
他完全不能理解，父母和旁人，为什么把他喜欢躺，当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他躺在**看书，做作业，思考他那个年龄能够思考也愿意思考的一些事，总之啥也没有耽误。他的成绩一直拔尖。这是事实，我可以作证。我跟他是高中校友，比他低两个年级。入学不久，我们就知道高三有个胡坚：那年九月，全国举行数学竞赛，他得了同组第七名。我们金昌市，唯他进入前十，其余都在百名之外。高中毕业，他又以金昌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某名牌大学，成为金昌一中建校以来最厉害的角色。也因此，他的缺点，全成了优点，教过他又来教我们的老师，一堂课总要花好几分钟时间，讲他的轶闻趣事，最津津乐道的，自然是他的“躺”。老师说，胡坚是一匹马，一匹身材壮硕日行千里的骏马，从形态上看，马是躺着的，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言，世间凡躺着的事物，比如路、马、车，目标都指向远方。老师又说，胡坚觉得世界跑得太快了，他要让世界慢下来，所以喜欢躺；胡坚喜欢躺，但你们不能躺，你们纵有胡坚的志向，也没有胡坚的天才，不吃不喝地追赶时间，还看不到时间的烟尘，闻不到时间的汗味儿，怎么能随便躺呢？老师的话前后矛盾，但这无关紧要，他们的目的，无非是炫耀自己的高徒，对此我们能够充分理解。
隔三岔五，胡坚就给母校老师写信，收到信的老师，无论在岗与否，阅后都郑重地上交校方，校方再将其张贴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那些信我全读过，一看就知道是躺着写的，字通通朝后倾斜，从一笔一画当中，我能闻到被子的气息，蚊帐的气息，还有我不熟悉的北方的气息。
几年过后，胡坚毕业，回到市里，在市委宣传部上班。
这令我们非常失望。我们都以为，他会留在北京，甚至漂洋过海。他早已成为传说，传说自然越远越好，远到没有烟火气，只有一束若隐若现的光，供我们谈论和仰视。谁知他回了市里。我在本市文理学院读的大学，毕业后在晚报社当编辑，报社和市委大院，相隔一条马路，我经常看见胡坚从马路对面恢宏的拱顶门进出。他走路的姿态，跟念书时没有丝毫两样。只是身体更胖了些。作为南方人，1米72的个头，并不算矮，但因为肥胖，也因为似要将身体折叠起来的后仰，使他显得很矮；连他身上的衣裤，包括领带在内，也习惯了躺的姿势。风从街面掠过，树叶、旗幡、广告牌，都迎风而动，行人的头发和衣衫，也顺风飞舞，只有他的，往上飘；他躺着的那部分，是吹不动的。他目不斜视，更不围观，即使几米开外发生车祸，爆出巨响，闹出血案，他也不会转过头看看。生活在他那里，只是与世隔绝的幻觉。但有回他从我们报社门前过，手里竟破天荒拿着两根刚从市场买来的黄瓜（不是竖着拿，而是横着拿），我想，这一定是他父母的再三交代，实在推脱不过。
对他回到市里，没有谁比他父母更伤心，也没有谁比他父母更放心。金昌作为一省的边地，东、西、北与另三省搭界——这意思是，它与谁也不搭界，脏乱差远近闻名，早被称为“光灰”城市，光灰，就是只有灰；且处在地震带上，隔那么三年五载，就闹一场地震，虽是小打小闹，只在1916年震死过二十多人，但山川河流，高楼大厦，该有一双怎样的巨臂才能将它们摇动？每念及此，再镇定从容的，也会产生孩提时才会有的恐怖联想，加之最近十年来，市里每年都搞防震演习，提醒大家：脚下的大地是可以坠落的。这感觉相当不好，稍有办法的人，都会拍拍屁股，溜之大吉。市里有个画家，通过将近五年的周旋，终于调到另一座城市，走到边界上，他下车来，转过身，朝着金昌市撒了泡尿。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他恨那个地方。胡坚以状元身份考到京城，尽管还是学生，但谁都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远走高飞，结果还是回了原籍，在金昌人看来，这不仅是不自然的，还是丢脸的。父母就为这个伤心。——让他们放心的是，胡坚几无自理能力，回到身边，他们可以照顾他。但究竟说来，父母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将来找个媳妇，是怎样一个人还很难说，哪怕是再好的媳妇，也不可能做到像父母这样的巴心巴肝。去北京读书那阵，学校有食堂，饿了，他总知道去食堂；现在，机关里也有食堂，满街满巷还有餐馆酒楼，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吃在外面。一旦父母闭眼，他也没那么多钱去外面吃喝。父母都是文化馆的普通职工，为送他读大学，油已熬干，没什么遗产留给他，他们想趁自己还活在世上，让他知道菜市场在哪里，知道天然气炉该怎样打燃，怎样关闭。
然而，就像当初纠正他别随便躺下一样，可以说毫无成效。父母的焦虑和失望，可想而知。在他们的理想中，除了希望儿子懂得怎样生活，还希望他懂得怎样进步。进了市委机关而不追求进步，差不多等同于罪恶。机关里竖着一台天梯，你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你不往上爬，就只能永远充当垫脚石，永远去看别人的屁股。要论学历的含金量，从科员到书记，无人能与胡坚相比，他念的不仅是国内顶级大学，成绩还样样是优，这样的人才，理应受到重用。而所谓的重用，是人来用你，不是文凭和成绩来用你。你没别的能耐接近权贵，至少嘴巴要放甜些，步子要放快些，脑子要放灵光些，这样别人才可能把你往他的篮子里搁，关键时刻，也才会把你从篮子里拎出来，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
可胡坚倒好，在宣传部上班一年多，连几个副部长都没认清楚！
他刚进宣传部的时候，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上班不到半月，就遇上省里的文艺汇演在金昌举行，开始市委书记没准备出席开幕式，更没准备讲话，但省长临时决定前来参加，市委书记便马上组织讲话稿，他没让自己的秘书写，而是点名让胡坚写。胡坚只用两个钟头就交了卷。市委书记没作任何反馈，直到开幕式那天上台讲话，胡坚才知道，市委书记讲的，没一句是他写的。类似的经历还有过两次，一次是给宣传部部长写，一次是给分管文教的副部长写，略微不同的是，副部长那次把他叫进了自己办公室，让他修改，说小胡啊，你在名牌大学混了几年，写的东西怎么没一点儿高度？副部长并未指出应该具有怎样的高度，胡坚闷头闷脑地改了两遍，结果是副部长把他的稿子扔进了字纸篓。
谁也不知道胡坚是否为此难过，但迷惑肯定是有过的。
我听他的同事说，有好几天时间，胡坚都在默默地翻阅文件，主要就是查看领导们的讲话稿，文件里不好查，就到电脑上去查，反正市领导的讲话，都在日报上全文登载过，也都上了网，查起来很方便。他不仅从电脑上查出来，还下载了，将若干篇讲话放进一个文档，反复比对、研究，看领导们需要的高度在哪里。研究了几天，别的啥都没明白，只明白了一件事：领导们今年的讲话稿，和五年前乃至十年前的讲话稿，是大同小异的。他把部长关于繁荣戏剧创作的两篇讲话，相同的句子拉红，结果拉红的部分占了整篇讲话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而这两篇讲话相距七年。
胡坚由此安下心来。人们说他脱离现实生活，可他觉得自己跟领导相比，与现实不是离得太远，而是贴得太紧，紧得都有些发烫了。他有了更加可靠也更加强大的理由，龟缩进自己的天地，连买两根黄瓜这样的事情，也不愿再做。父母由焦虑失望变为痛心疾首。他实在太幼稚，分不清现实生活有许多层面，领导有领导的现实，百姓有百姓的现实，就如同在一个池塘里，你能说水的现实和鱼的现实是一样吗？能说鱼的现实和浮游生物的现实相同吗？你胡坚，不去理解领导的现实也就罢了，还以为浮游生物的现实跟鱼的现实没有区别！
父母毕竟是知识分子，知道反省，觉得儿子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当父母的有责任。胡坚小的时候，他们只注意纠正他的行姿坐态，这是治标，不是治本。而究竟什么是本，他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是觉得，应该让儿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洗碗，洗自己的袜子和**，而这些事，胡坚从来没有干过。他也从没给父母递过筷子，没给父母添过饭，就连他自己的筷子掉到地上，也不知道起身去换一双，而是等着父母给他换来。他在活着，却没有生活，不懂得一盘豆芽、一碟佐料，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连基本的生存都不会，又怎么可能要求他去理解比生存复杂一万倍的生活呢？
那年春节，父母再次发狠，去了重庆合川，丢下他一个人在家里。合川是他母亲的娘家，与金昌市相距300多公里。老两口在合川从除夕待到正月初四，回来后发现，儿子躺在**看书，床头柜上放着一口大碗，碗里装着黄褐色的颗粒，他边看书，边把那些颗粒拈起来，塞进嘴里，嚼得脆响。母亲走进去一看，天哪，这不是鸡饲料吗！刚进腊月，他们就在阳台上养了只大公鸡，同时买了一大袋饲料，准备把鸡养到春节再杀来吃，走得急，加上心里有气，就把那只鸡忘了，结果胡坚连续吃了五天鸡饲料，把小半袋饲料都快吃光了。而拴在阳台上的鸡，已经饿死，头朝向客厅的方向，嘴壳张开，尖而苍白的舌头，挺立于喙的正中。很显明，它在临死的那一刻，还在向主人渴求食物，还希望发出最后一声鸡啼。
这件事被母亲嚷出来了。当然不是故意嚷出来的，而是太过惊诧，声音未免大了些，就被邻居听了去。邻居说给单位上的人，单位上的人再说给自己的熟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风靡全城。城市就那么大，经不住几股风吹的。人们看上去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事实上，每天的日子都千篇一律，着实需要一些这样的稀奇事，给日子注入养分，让我们苦中作乐地过完一生。当然，如果胡坚没有得过全国数学竞赛第七名，没有以本市状元身份考到北京去，现在也没有在市委宣传部上班，一句话，要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和知名度，这事也不会传得那么快，范围也不会有那么广。
毫不夸张地说，他成了我们市的笑柄，成了懒人的代表、高分低能的典型、废物的代名词。不管跟胡坚认不认识，同事间互相开玩笑，都以胡坚作比，“听说你老婆出差了，”他们会说，“你老婆给你买的鸡饲料够不够啊？”那些自家孩子读书成绩很差的，也终于有了自我安慰的药方：“成绩好有屁用，将来只有吃鸡饲料！”市电台甚至搞了一档听众参与的节目，题目是：“张三（很仁慈地把胡坚换成了张三）的鸡饲料仅够他吃五天，而他父母要十天半月才回来，他该怎么办？”听众参与十分踊跃，给“张三”想出的办法也千奇百怪，比如让他睡进冰箱急冻室，再比如让他趁这机会练练辟谷功，当然，更多的是让“张三”饿死算了，因为他反正是个废物了。
我后来听人家说，关于胡坚的笑话，连教过他也教过我们的老师也在传。
我没去证实，不敢肯定。我已有三年多没进过金昌一中的校门，胡坚的笑话出来后，就更不愿进去了。老实说，我怕。考上大学特别是参加工作过后，我发现，要提到三年高中生活给予我最多的收获，不是课堂，而是橱窗。橱窗立在校门内长廊一侧，高2米，宽3米，顶端掩映着洋槐树婆娑的枝叶，春天里，白得晃眼的花串子，从枝条上挂下来，香气和着鸟鸣，在四周弥漫，很多时候，我分不清泌人心脾的香味和春水般清澈的鸟鸣声，是来自头顶的绿荫，还是来自橱窗内的书信。那都是平平常常的信：“何老师，我昨天看到几个退休教授打门球，有个人长得特别像您，我知道不是您，但还是把他当成了您，于是叫了声何老师，谁知道他真的姓何！”诸如此类的，实在太平常了，可以说没有一点意思；但那是对别人，对我，却意义非凡，在我看来，不仅那些躺着的字有意思，连每个标点都有意思。在胡坚之后，凡在金昌一中读过书，且多多少少混出了一点名堂的学生，对贴在橱窗里的信件都印象深刻。当胡坚大学毕业，不再给母校老师写信了，学校便把他的所有信件用镜框装裱，挂在教学楼的大厅里。我读大四的时候，寒假去过一趟母校，看到过那一排悬着红色穗子的镜框。——而今，我是说，胡坚沦落为笑柄之后，那排镜框还在吗？我心里害怕的，就是它不在了。
胡坚本人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他父母变得厉害。胡坚考上大学那阵，他父母是红人，高考分数下来那天，学校扎了彩车游街，车头贴着血红欲滴的“状元”二字，敞篷车厢里，站着胡坚和他父母，此外还有校长、管教学的副校长和胡坚的班主任。胡坚立于正中，父母分列两侧，胡坚懒洋洋的，像是很疲惫，他父母却红光满面。收到录取通知书，再次游街。金昌市历史不短，文化却很寒碜，有史可考的，是明代有个叫马鑫孝的人，在乡试中中过举，但也止步省城，谁也没像胡坚这样，上达京都，求学于国内顶级学府。第二次游街，他父母不再红光满面，却把头昂得像要把天捅破。那之后有段时间，他父亲跟同事说话，竟抛弃乡音，蹩起了普通话，没蹩几天，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与自己疏离，才及时地把吃饭不说chi饭，而说qie饭，把白酒不说bai酒，而说bia酒。但那种内在的昂扬是保留下来的，两口子说话都明显放慢了语速，且都有了动不动就跟人握手的新习惯……现在，他们都变得正常了，随便跟人握手的习惯也早已改掉了；不正常的是，两人目光躲闪，像欠了别人什么东西，头发也白得扎眼，一根一根地白，义无反顾地白，能让人分明感觉到它们白的速度和力度。
再好笑的笑柄，日子长了，也就不好笑。城市不断扩张，人口飞速膨胀，胡坚被彻底淹没，成为不起眼的尘埃。在手机段子和网络上，每时每刻的新鲜事可谓层出不穷，只要你愿意，就会在第一时间，知道非洲有象鼻男，日本有蟑螂女，知道某国际影星在做小演员的时候，跟单位上的司机睡过觉，知道某国国王，竟亲自开车去约定地点接受贿赂，知道某著名球星的模特女友，私处做了什么文身，知道某钢牙利齿的欧洲男人，打广告招募愿意被他吃掉的男女，竟有二百多人报名，事情败露时，已被他吃掉五十多个……熟人见面，包括喝茶、吃饭以及上班的间隙，都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事情。比较起来，胡坚的那些事简直就不叫事。关于吃，别说吃鸡饲料，哪怕像那个欧洲男人那样吃人，也太古老，太原始，太本能，太缺乏时代气息了。那个欧洲男人之所以还被谈论，主要是因为人们愿意让他吃，大家谈论的，是“人们”而不是他，那些勇敢的“人们”，静静地揭示着吃人史的部分真相，因而是有价值的，至少是新鲜的，可胡坚的故事毫不新鲜：上数两辈，甚至只需上数一辈，要是能吃到带着微微苦香的鸡饲料，已是天赐福恩，那时候，鸡吃的是土坷垃，是虫子，人吃的是树皮草根，是马粪，是观音土，我们血液的流动声里，回响着这些物质阴沉的歌唱。
胡坚成了不被谈论的人，成了这个市里可有可无的人。
当然，对我们许多人而言，于这个波涛滚滚的世界，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亲人认为自己重要，然而胡坚的亲人会这么想吗？他父母只要出门，就脚步匆匆，生怕别人问起他们的儿子。其实没有人问了。不要说跟胡坚素不相识的，就是我们这些校友，也越来越少地想起他。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介入了他的生活，我也会把他忘记。
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的学生，不管家在城区还是郊外，都住校，我俩住同一间寝室。她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叫杨小红，她一度对自己的名字深感厌恶，觉得父母取得太土，太随意，太不负责任。高一上学期，她将小红改成晓红，又改成晓虹、小泓、小鸿，不管怎么改，都脱不了小红这个音——这是她的底线，她不能让父母叫了她十七年小红，又换成叫别的什么，那不仅别扭，还是对父母的不孝。她就是这样看的。到高一下学期，她终于认命，叹着气，把作业本上的晓虹、小泓和小鸿，全都还了原，变成小红。除对自己名字纠结过一阵，小红是我见过的最没心没肺的人。她唱歌左得要命，但班上搞什么活动，叫她唱她就唱，第一句出来，调子就从东跑到西，同学们哦嚯哦嚯乱叫，她以为是欢迎她，唱得越发起劲。她喜欢打篮球，高二有段时间，她在篮球场上跟高三一个男生认识了，而且恋爱起来了，恋爱只偷偷摸摸持续了两个月，那男生就以学习太忙为由跟她吹了，那天她跑到校外的金昌河边，摘了一枝胭脂花回到寝室，坐在**，把花骨朵一片一片地撕，撕一片，扔一片，每扔一片，就向我哭诉一声：“他不要我了，呜呜呜，我咋个活嘛，呜呜呜……”
她没能考上大学。她是我们班没能考上大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就读的文理学院，位于城北金刚山上，山丘低矮，顶部地势开阔，但郁郁葱葱的林木，把学院和城区隔开，自成一个世界，我不知是喜欢这样的环境，还是想给人造成求学远游的印象，连周末也不下山，只在假期才进城跟父母团聚，也才有机会跟杨小红见面。小红的母亲经营了一家炒货店，她在母亲的店里帮忙。店铺在滨河路上，傍着金昌大桥，桥东是店，桥西是一家京剧俱乐部，唱京剧的都是退休老人，老人惜钱，很少照顾她的生意，只有等到黄昏降临，年轻人出动了，生意才好一些。夜里七点到十点，是黄金时间，小红忙，也就只忙这三个小时，进货是母亲的事，板栗和瓜子都是现炒，那同样是母亲的事。不是小红不愿意做，而是母亲不放心她做，母亲觉得，女儿的神经少一根弦，去进货绝对吃亏，炒板栗和瓜子，是特别需要拿捏火候的技术活，母亲也担心女儿做不好。
当我读到大三，寒假跟小红相聚，她悄悄地、长时间地给我谈起她的个人问题。她比我年长半岁，我读大三时，她就快满二十二了，的确也到了谈论这事的时候。
那年春天，她又有了一次恋爱。男方叫孙浩，孙浩对她说：“待在金昌太没意思，我们去广东打工吧。”她不想离开父母，但孙浩远走他乡的愿望十分迫切，说你不去算了，我出去干两三年就回来，回来后我们马上结婚。孙浩走了不出一月，小红也跟去了。她忍受不了对他的思念。她爱一个人，就掏心掏肝地去爱。她进了孙浩进的那家公司，位于湛江某地。两人不住公司的集体宿舍，去外面租房，同居了。这样过了些日子，她对孙浩说：“浩子，我们不如回去把结婚证办了。”她的“浩子”支吾其词，因为他爱上了公司里另一个名叫王新月的女孩，而且跟那女孩有过多次约会。几天之后，孙浩正式跟小红提出分手，自个儿从租房搬了出去。小红远离故乡，不是奔赴湛江来的，而是奔赴孙浩来的，现在她奔赴的人突然空了，她也跟着空了。她只好打道回府。
她的恋爱总是那么不顺，孙浩的孩子满了五岁，我的孩子也有两岁的时候，她依旧是孤孤单单的一片树叶，只能在风中听见自己的响声。论长相，小红是能把一条街照亮的那种女孩。有次我去店铺找她，没急于上前招呼她，而是远远地站住，并不是因为她正忙着给顾客称板栗，而是她把我迷住了。她像维吾尔姑娘那样扎着头巾，粉红色的瓜子脸，把头巾映照得如同火苗，眼睛又黑又大，眼角有淡淡的血丝，是没休息好的缘故。她的美，特别是她眼角的血丝，让我心生感动。我曾经努力去想她的恋爱为什么不能修成正果，得出的结论是：她对自己的美缺乏自觉。她长得好看，却不知道自己好看，男人们欣赏她，就如欣赏一处风景，来了，又走了。能识别风景的天然和可贵，并愿意洗去纷纷扰扰的尘世生活，在这风景里长久驻扎下来，是需要慧根的。何况女人的美和风景的美不同，女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美，那美就加倍增值，就懂得使用矜持来制造距离，矜持既能让美熠熠生辉，又能帮助自己藏拙。小红不懂这些，分明五音不全，却偏要在人前唱歌，恋爱时也不知道爱惜自己，总是无所保留地燃烧自己，那些冻得发僵的男人，被她烘得热乎乎的，之后就精神头十足地离开了她。
小红有些垮了。只有熟悉而且关心她的人，才能看出她的“垮”。表面上，她还是那样爱说爱笑，一站一坐，身体的曲线也还是那样气韵生动。但她的确垮下来了。因为这缘故，我生小孩过后，跟她联系得就少了。正如害怕看到母校撤走了装裱着胡坚信件的镜框一样，我也害怕见到垮下来的杨小红。
正所谓日月如梭，小红已经三十岁了。
我在想，她是不是要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啊。
她却打来电话，说她结婚了。
“为啥不通知我？”
“我本来想通知的……你猜他是谁？”
尽管城市偏狭，好坏也有几十万人口，我猜不出来。
“胡坚。”她说。
我吃惊得张大嘴巴。但很快，嘴角有了咸味儿。两个让我担心的人走到了一起，多好。
我觉得好，他们的父母可不这么看。对这场婚姻，双方家长都不满意。他俩不是谁追求谁，而是由一个既认识胡坚也认识小红的人牵线搭桥，桥搭上后，两人去茶楼见了面。从某种角度说，这次见面有失公平，因为胡坚在明处，小红在暗处，小红知道胡坚的根根底底，胡坚对小红却一无所知。后来听小红讲，她就像一个算命大师，问出的话让胡坚惊嘴咋舌，在胡坚眼里，小红通晓他的前世今生，成了聪慧到神奇的女人。他不关心现实，却向往神奇，因此欢喜跟小红聊。胡坚的母亲发现儿子的新动向，便转弯抹角地调查，知道了杨小红不过是个卖炒货的，跟好几个男人恋爱过——但这不是她调查的方向，她跟丈夫在意的，是杨小红从哪所大学毕业，由此判断她是否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胡坚是我们的传说，同时也是他父母的传说，现实中的胡坚让父母抬不起头，传说中的胡坚却令他们骄傲，他们为现实中的胡坚白了头，而在骨子里，却保存着那份发黄的骄傲，就如改朝换代之后沦落为庶民的旧官僚，还保存着前朝的任命书。杨小红不仅没读过名牌大学，压根儿就没上过大学，他们怎么可能满意呢？至于杨小红的父母，不满意的理由明摆着，不需要再作说明。
尽管不满意，却也没明火执仗地反对。毕竟，两人都是真资格的剩男剩女了。
既然父母没明确反对，彼此又经常在一起聊，那就结婚吧。“结婚”这个词，是小红首先说出口的，胡坚的回答是：“随便你。”回答过后，他把沾在嘴皮上的一片茶叶拈下来，弹掉。
胡坚家虽有两室一厅，但胡坚住的那间卧室，只能放下一架单人床，他那么胖，往**一躺，就像豆腐和装豆腐的匣子，配好的，不留一丝缝隙。必须再买一套。想买房很简单，城里到处是已经修好、正在修建和准备修建的房子。胡坚有一点积蓄，但少得可怜，说白了就是他的工资，他除了买书，给父母交伙食费，再无别的花销，母亲就把余钱为他存进了折子。杨小红的财务更是一笔糊涂账，做生意的钱，全由母亲掌管，平时要用，都找母亲要。要几百块可以，上千块也可以，但要几十万是不可能的。她简直就不敢找母亲开口。她深知父母对自己婚姻的态度，嫁那么一个废物，本就让人寒心，如果还要她出钱买房，不就是倒贴给一个废物吗？这不仅寒心，而且屈辱。
要是我遇到这种事，除了绝望，简直没路可走，而小红却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她有她的优势。她的优势就是没心没肺。
——她去找了孙浩！
小红离开湛江不久，孙浩又把那个名叫王新月的女孩蹬了，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天他去超市买米，见到一个奇怪的人，此人戴着白手套，穿着高领衣，蒙着头巾和面罩，整个身体，只露出乌溜溜的、像在侦察什么的眼睛。孙浩进去的时候，这个奇怪的人正跟售货员说什么，口齿含混不清。孙浩吓得心直往嗓子眼蹿，以为遇到了劫匪。他正要退出去，说话的人转过身，迅捷地瞄他一眼，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了。超市外的马路上，停着一辆宝马，那人刚出超市门口，一个站在车身旁边的木棉树下打手机的小伙子，立即挂断电话，谦卑地拉开车门，躬着腰，待那人上去后，又谦卑地把车门关上。他是那人的司机。宝马开离视线，孙浩才惊魂未定地向售货员打听。
这是一家不大的超市，眼下只有这个女员工在，女员工很寂寞，便热心热肠地回答孙浩，说那是我们老板。孙浩这才缓过气，嗤笑一声：“不过开家巴掌大的超市，有辆宝马车，就怕别人认出来？”女员工也嗤笑一声：“半个湛江城的超市都是他们家的。”孙浩张开嘴，发出无声的惊叹，然后站到门口去，伸长脖子，朝宝马离去的方向张望。他只望见了满街的车流，以及浮**在车流之上、如火焰般燃烧的午后阳光，闻到了空气中坚硬而灼热的钢铁气息。女员工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开始大口大气的帅气男人，跟她来自同一个阶层，他们有着同样的处境和同样的渴望，包括探听富人的秘密，也包括知道一点富人的秘密、就禁不住要说给人听的渴望。她对孙浩说：“我们刘姐……”刘姐？未必是个女的？女员工意味深长地笑了，说我们刘姐戴面罩，不是怕人认出来，而是她得了一种古怪的皮肤病，满身长疙瘩，使皮肤变厚变糙，成了象皮，她四处求医，北京、上海自不必说，还到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去过多回，想把皮换掉，但换到身上的皮，无一例外又会生出同样的毛病。女员工还告诉孙浩，刘姐已经三十五岁了，一直没嫁，刘叔叔想方设法给她找男朋友，但一看她的脸，就没人敢要。
说这些话的时候，女员工的表情是悲悯的，腔调里却透出压抑不住的兴奋。这符合孙浩的心态。
但孙浩的兴奋还有另外的指向。
半年之内，他就跟“刘姐”结了婚。
他去追求“刘姐”的过程，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只不过，这本书跟千千万万本书大同小异，再缺乏想象力的人，也能猜出个大概。婚后，孙浩的岳父把好几家超市的产权，划到了他的名下，孙浩的资产，听说过亿；这当然是有条件的，第一，孙浩将户口办到湛江；第二，产权交接之前，岳父将划给他的财产作了评估和公证，并与孙浩签下协议，一旦孙浩跟他女儿离婚，所有财产将全部收回。
只要孙浩愿意，杨小红去找他借几十万块钱，就像找我们借几十块钱一样方便。但小红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她根本就不是找孙浩借，而是找他要，孙浩也真的给了她。“我跟他同居那么长时间，”小红说，“难道他就不该付一点青春损失费吗？何况……”小红停顿片刻，眼眶湿润地接着说，她被孙浩“踢”出湛江的时候，已经怀上了，孙浩也知道她怀上了，她一个人回到市里，从城北跑到城南，去一家陌生的医院刮了宫。对未婚的女人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损失，但也不是需要用几十万来赔偿的损失，因此我觉得，孙浩这人挺讲情义的。我并不认识孙浩，只听小红哭诉过他狠心甩掉她的经过，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无情无义的花花公子，现在改变对他的印象了。然而，这新确立的印象还没成形，小红又对我说了另外的事情：她这次去找孙浩，跟孙浩睡了。孙浩去五星级宾馆订了房间，她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孙浩就吻她，泪流满面地，一寸一寸地，从额头吻到脚板心。吻了一遍，又从头开始。这弄得小红怪感动的，原来，他还这么深情地爱着她。
我承认，小红说的那些事，还有她说话时的表情，都让我感觉很不愉快。她的没心没肺，或许有着另外的解读。胡坚和杨小红，到底算不上一路人。这让我隐隐约约地为他们担忧。
去看了他们的新家，我发现，我的担忧显得非常可笑。
他们的新家在“美湖花园”，傍着金昌河。无风无船也无野鸭戏水的时候，金昌河凝然不动，莲藕静静地生长，在阳光下开花，在秋风里结实，使这段河水真像一面湖。河岸有块纪念碑，碑文漫漶，要到史料上去查，才能弄清那些文字记录的是明末义士抵抗清兵的悲壮故事。美湖花园与纪念碑隔着一条马路，面积很大，绿带宽广，低矮的楼房小岛似的掩映在高树丛中。杨小红对自己的父母说，钱都是胡坚家出的，说胡坚的父亲二十年前淘到一件古董，他把古董卖了，为儿子买了房；她又对胡坚的父母说，钱是她父母出的，母亲做了多年生意，有了这些积蓄，就掏空为女儿买了房。她以为，两家父母会因此含羞带愧，结果根本没有，她的父母觉得，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胡家一个废物，胡家当然应该买套好房子，别说卖古董，就是把家卖了也无话可说；胡坚的父母觉得，我儿子是状元，是名牌大学生，现在又在市委宣传部，你杨家的女儿呢，高中毕业，还没有工作，理所当然应该倒贴，过去的状元是要当驸马的，胡坚是市状元，当不了驸马，却可以娶市长的女儿！如此思量，彼此都很心安。小红也跟着心安。因为她知道，很关键的人物胡坚那里，完全不需要说明，给他房子他就住，没有房子，让他住猪圈、牛棚，他也无所谓的，只要有个地方供他躺，就万事大吉了。
小红的家在A区10幢2单元的2楼上，130平方米，最引人注目的是书房和卧室。书房的四壁，都排满了顶天立地的书架，数千册图书，以文、史、哲分类，放得满满当当；卧室比普通卧室大一倍，床比普通双人床至少宽三分之一，这倒不是因为胡坚肥胖，而是在傍墙的床头，码了两大摞书，供胡坚躺在**阅读。他们睡觉不像别的夫妻，别的夫妻有可能交换位置，今天你睡里，明天我睡里，胡坚和小红在**的位置是固定的，都是胡坚睡里，小红睡外；书放在傍墙的地方，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胡坚每天都比小红先躺到**去，下了班，小红做晚饭的时候，他就躺到**看书，吃过饭，硬着头皮陪小红看几分钟电视，又躺到**看书去了。他一直要看到子夜时分。睡到凌晨三点，再次起来看书。小红说，他喘着粗气，很吃力地支起上身，摁亮台灯，看上一小时左右，再躺下去。他的一举一动，都弄得地动山摇的，别说旁边睡着一个人，就是睡着一块石头，也会被他闹醒。好在他从不起夜，中途再想上厕所，也忍着；不是怕把她闹醒，而是他自己太笨重了，动作太迟缓了（小红把他动作的迟缓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肉）。“他太肉了，夜里起床实在是件麻烦事。”
小红说这些时，嘻嘻笑，很欣赏，也很甜蜜，边说还边在胡坚宽阔的脸庞和肥硕的鼻梁上抚摸。
要跟一个人，就全身心地去爱他，小红还是小红。只是，我眼里老是出现她在孙浩面前脱得一丝不挂的样子。念书时，我跟小红多次共进澡堂，而且共用一个花洒，我知道小红的**像男人的**那样小，知道她的肚脐圆得像酒盅，知道她小腹的左侧有颗红痣……
作为女性，我无法想象刚跟一个男人结婚，就在另一个男人面前展露无遗，回来之后，对丈夫又是百般缱绻，而且自然而然，毫不造作，这是本事还是本性？如果胡坚知道这些，他会怎么想？
那天我在小红家吃饭。我进厨房给小红打下手，小红不让，说：“你去跟你的偶像多聊一会儿吧。”她知道我念高中时，是怎样站在洋槐树下的橱窗前，仰着头，一字一句一标点地读胡坚写回的信件，有次她陪着我（她胡乱扫了两眼，觉得很无趣，就盯住树上的一只麻雀，招呼它下来），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麻雀喳的一声，隐入密叶，树枝在风雨中摇动，雨点打得额头发痛，她拉我走，我说别忙，她就自己跑了。我是把那封信读完才离开的，跑进教室，衣服几乎湿透，幸好是夏天，雨下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停了，迸出来热辣辣的太阳。那时候，胡坚真是我的偶像。说偶像还不够。
可不知为什么，现在小红这样说，却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从厨房出来，胡坚却不在客厅了。很显然，他躺到**去了。客厅与别的房间，用一条走廊隔断，像走廊是根绳子，依次串着一排果子。客厅与走廊之间没有门，只有一个圆形的窟窿，出去向右拐，是卧室，向左拐，是书房。这格局我刚来时就参观过了，但我还是向右拐过去。卧室门没关，头一伸，就能看到胡坚斜卧在床的庞大身躯。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换上了睡衣；躺在**穿睡衣，本身并不值得惊讶，但他这一太“规整”、太“秩序”的举动，完全不符合我对他的想象。这种改变，一定是小红的功劳了。他丝毫没注意到门口有人，垫了两个厚枕，头搁在床板上，左手捧着一本大书，右手拿着铅笔，在书上写什么。这副模样，果真唤起了我以他为偶像的鲜明记忆。我很想知道他读的什么书，或者说，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书，能够把一个明显具有高智商的人牢牢锁住。
我当然不能走进卧室，跟一个躺在**的男人交流，于是左脚一撇，去了他的书房。
傍门的整面墙，放的都是文学书，拉开一扇玻璃门，跟我眼睛正对的，是老托尔斯泰的著作，顺手抽出《安娜·卡列尼娜》，胡乱一翻，见那页写的是陶丽去伏兹德维任斯克乡下看安娜，安娜让陶丽去育儿室看她跟伏伦斯基生的孩子，说那孩子“可爱极了”，到了育儿室，陶丽凭她贤妻良母的敏锐，一眼就看出安娜很久没进来过了。安娜不喜欢这个孩子。按理，跟自己爱的男人生的孩子，应该喜欢才对，但安娜就是不喜欢。胡坚用铅笔在空白处下着这样的批语：“安娜不喜欢这个女儿，是因为她从这个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罪恶。安娜竭力回避罪恶，证明她还有救，她后来卧轨自杀，正是走上得救的道路；要是对罪恶无所谓，甚至欣赏，就无可救药了。”我的脊梁骨清晰地震颤了一声，心想，胡坚这个把自己关在现实之外的人，是否更能看清现实的本质？再胡乱一翻，见那页上写着安娜自杀前的自言自语，她见两个孩子拦住卖冰激凌的小贩，心里想：“大家都喜欢吃可口的甜食。没有糖果，就吃肮脏的冰激凌。吉娣也是这样：得不到伏伦斯基，就要列文。”胡坚在旁边密密麻麻地批了一长串文字：“至此，安娜抛弃了仅存的高贵，变得偏狭而恶毒。她现在还是物质上的富人，却是精神上的贫者……想起大三时去南方游学，有天黄昏去一个学友家，他家住在别墅区，大门外长着一棵高大的芒果树，累累果实已经成熟，一辆奔驰车从小区出来，开到树下，从车里钻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用雨伞勾芒果，够不着，竟脱掉鞋子，爬上车身，继续勾。能开奔驰车的人，难道没钱买一只芒果？他有钱，但他富而不贵。富和贵之间的差距，比贫和富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作为报社编辑，我成天处理那么多想象之内和想象之外的消息，成天浸泡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但我发现，自己跟现实的距离，很可能比胡坚跟现实的距离要遥远得多。
我以为，婚后的小红会继续跟母亲合作做生意，不跟母亲合作，她自己也会找些事做。但她没有。她似乎把全部心思，都用来照管胡坚的生活了。这让我佩服起她来。换了我，是做不到这样的。我再爱某个男人，也绝不会为了他彻底抛弃属于我自己的日子，即使对女儿，我也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我必须为我的奖金而奋斗，为我的职称而奋斗，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为我的职位而奋斗。这究竟是我本身就具有的野心，还是缺乏安全感施加给我的压力，我说不清。我感兴趣的是，小红不工作，他们的钱怎么够用呢？胡坚的收入并不高，宣传部一个小职员，能有多少收入？他跟我也没法比。
住到美湖花园后，到市委上班有将近四公里的路程，胡坚的那身肉，不允许他步行这么远，于是骑上了自行车。第一次看见他骑自行车进市委大院，我感到特别怪异，首先，我觉得他身下的自行车实在太可怜了，就像一匹羸弱的马，驮着沉重如山的包袱；其次，他可是住美湖花园的人啊！不能开奔驰、宝马，最不济也该有辆桑塔纳吧，可他骑的是自行车。
那之后没多久，市里搞防震演习。为不劳民伤财，演习都是在统一的时间里，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其实也没什么，警报一响，就从楼道上疏散；警报再响，表明疏散不及，需临时躲避，就往墙角处站，往桌底下钻。这天的演习从下午四点半持续到五点半，演习结束，就该下班了。我去盥洗室略微收拾一下，便下楼回家。刚走到报社门口，见胡坚骑着自行车往菜市场去。这时候我才想到杨小红。小红没有单位，也就没有谁组织她参加演习，可她为什么不买菜呢？在美湖花园不远处，就有一家菜市场。如果不是碰到一位作者，跟那作者聊了一会儿，这事我想想也就算了，正是聊那一会儿，让我看到胡坚买菜出来，从街面经过。我叫住了他。他满头大汗，连衬衣也湿透了。我跟那作者道了再见，走到胡坚身边。他的自行车没装菜篮，几斤土豆和一小包绿豆，分别挂在自行车的左右把手上。我问他：“小红呢？”他说到广东去了。我的体内蹿过一股凉气。“她去广东干啥？”我知道我在多管闲事，但控制不住。他说，她母亲在湛江开了家店，请了人帮忙照管，但小红还是要随时过去看看。
连傻子也能看穿的谎言，在胡坚那里却能通行无阻。
“你的意思是说，她随时过去？”
“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过去一次。”
接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是莫名其妙地盯住他。他的腮帮那样肥大，像嘴里永远含着什么食物。他长得实在不好看。正是他的不好看，让我对他心生怜悯。
他见我无话可说，就说：“我走了。”
我朝他笑了一下，很想跟他开句玩笑：“没人给你做饭，你怎么不吃鸡饲料了？”但我没说出口。
可他似乎猜到了我想说什么，指了指自行车的把手：“土豆炖绿豆，好吃得很。”
他的背影老远也能看见。这么说来，小红不在的时候，他就吃土豆炖绿豆，连饭也懒得煮。他根本就不会煮饭，能知道土豆炖绿豆，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小红真厉害呀，她是凭什么手段，把父母和老师几十年都教不会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他学会了？她去湛江，一次要待多长时间？我后悔没问问他，更后悔没要他的手机号。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通过小红打听他的手机号。好在三天过后，宣传部有一个会，负责我这版的记者去县上采访没回来，我就亲自出马，可以见到他了。胡坚并没到会场。拿到材料，听部长讲了话，知道稿子该怎么写，我就溜了，从五楼的会议室下到三楼，去了胡坚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共坐四个人，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另三位都在会场上忙碌，包括分发材料，负责音响，添茶续水等等，如此简单的活也没分派给胡坚，可见他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了。
他独自坐在入门右侧的翻板椅上读报。这无疑又是一大进步。我听说，他以前无所事事的时候，都是坐在办公室看他喜欢的书，而领导是不允许上班时间看书的，除非是上级或单位印发的书籍，否则就被视为不务正业。你可以坐在那里发呆，也可以把一张报纸翻来覆去看十遍二十遍，就是不能看书。市政府的一个科员，每期都为我们报纸纠错，并因此挣了不少奖金。我们报纸承诺，读者每发现一个错别字，奖励5元，每发现一个病句，奖励10元。他们就干着这些事。而胡坚对报纸很拒绝，一张报纸拿上手，似有千钧的重量，报上的各类字体，各种消息，仿佛带着芒刺，扎得他眼睛红肿，一旦读他喜欢的书，顿时就安定下来了。为此，他被扣了不少钱，且从没拿到过先进个人奖，包括精神文明奖，那本是人人有份的。——今天，分明所有宣传部的人都上了五楼，他却在读报纸。
我说：“嚯，在认真学习呀。”
他浑身的肉如滚动的波浪，从脸部直达腹部。报纸在他手里扯动着，发出滋溜溜的响声。
很显然，他没有读报，他以报纸为掩护，想着别的事情。这种做假，让我难过。
“小红回来没有？”
“还有几天。”
“这家伙，”我说，“我前天给她打电话，她竟然关机。”这是假话，我并没有给小红打过手机。“你的手机号是多少？万一有什么事，好联系。”
他很难为情地朝我笑：“你怎么知道我有手机？我昨天才买了一部呢。”
从另一个男人那里要了钱，买了房子，让不知情的丈夫住在那房子里，然后又不停地奔赴那另一个男人，这实在太过分了。作为好友，我应该劝劝小红。可是劝她的话却开不了口。我一直想跟她联系，手机摸出来，调出她的名字，又不愿拨通。
待真正跟她联系上，她已经生下了孩子。和我一样，小红生的是个女儿。他们选个星期天，在城南的鸿凤酒楼办了满月酒，邀请的客人并不多，除双方的亲友，另外只有两桌人，但按照时下的说法，规格却很高，因为宣传部部长到了场。我相信，能动部长的大驾，并非胡坚的功劳，因为胡坚和小红去给部长敬酒的时候，部长只看着小红说话，显出格外亲切的表情；他甚至根本就没朝胡坚看一眼。哺乳期的女人不能喝酒，跟我们，小红以椰奶代酒，但跟部长不能这样，她就让胡坚代喝，部长却说：“用不着用不着。”听说用不着，胡坚也果然就不喝了。
小红是怎么跟部长那么熟悉的？
宴会结束，我去了小红的家里。因部长等人要在茶楼打麻将，胡坚要为他们开房间，侍候茶水（领导打牌，不会让外人在场，包括服务员，也包括自己不信任的下属，胡坚能为部长侍候茶水，证明部长信任他了），肯定要很晚才能回家，胡坚的母亲本说过来为产妇熬墨鱼汤，也临时有事，先回家去了。在美湖花园那间宽大的屋子里，就只有我和小红两个人——那个满身红皮、只知吃奶、啼哭和睡觉的漂亮孩子，暂时没把她算作人，因为她听不懂人话，不懂得人世间的甘苦悲欣。小红不太会弄孩子，孩子睡觉时，要把她扎紧，让她有所依靠，才能睡得踏实，可小红不会扎。还是我帮忙，那孩子才无忧无虑地躺到了婴儿**。小红不好意思地叹了口气，说：“去阳台上坐一会儿吧。”
阳台正对金昌河，午后凉风轻起，空气里飘来淡淡的荷叶荷花香。
“你怎么跟冉部长认识的？”
小红笑眯眯地剜我一眼：“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她稍做迟疑地说，“是孙浩……前几个月孙浩回来过一趟，专门请了冉部长；那之后冉部长去深圳开会，孙浩从湛江赶到深圳，又请了他。”
“他们以前认识？”
“不认识。是我让孙浩请的。再不巴结一下部长，胡坚恐怕连个小职员也做不下去了。”
“你倒有本事，让情人帮丈夫的忙。”
听到“情人”两个字，小红皱了一下眉头。或许是很少见她皱眉头的缘故，她皱眉头的时候真好看，额头上的皱纹少，精巧的鼻子上却满是细密的纹路。
“听说你经常去见孙浩？”
“你听谁说的呀？”她将眼帘翻上去，似笑非笑，是一副非难的表情。
她非难的，好像并不是谁给我说了这话，而是我直截了当地把这话说给她听。
我没回答她，而是问：“你们是不是旧情难忘？”
“旧情？”她的眼神暗了一下，但很快又明亮了，用两只手抓住我的一只手，“我给你说嘛……”
门响了，她婆婆提前来了，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
要了胡坚的手机号，我却没给他打过。闲下无事的时候，我爱拿出手机，调出号码簿里的一个个人名，这些人有的相当熟悉，有的还很陌生，陌生到是在什么场合碰见、又是怎样留下了号码，都想不起来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关在薄薄的机子里，而跟他们休戚相关的沸腾的生活，却离我那么遥远。
自从把“胡坚”两个字输进来，我的眼睛常常在这两个字上停留老半天，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汹涌而至。比如他远古的祖先是谁？那根生命的接力棒，是通过什么方式传到了他父母手上，然后又传给了他？我尤其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一出生就想躺着。别的孩子在能够站立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站起来，即使跌倒，在额头上摔出几个青包，哭那么几声也就忘了，再一次想站起来，而胡坚却不愿站立，更不愿走路；为教会他走路，父母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但最终也说不上成功，他成了“躺着走路的人”。我相信，如果这个世界准许他四肢着地，他会毫不迟疑地匍匐下去。这种姿势，一定让他感觉到更舒服。——而现在，他似乎想站起来了。一个人想站起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却因此为他惆怅。很深很深的惆怅。那次我要了他的号码，他也要了我的号码，但他不会储存，我手把手地教他，他的那份笨拙，那份认真，让我的惆怅达到了极点。
“我给你说嘛……”小红究竟要给我说什么？是要为自己辩解吗？我想起胡坚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批语。安娜基本上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敢正视自己的罪恶，照胡坚的看法，这恰恰是有救的表现。小红还有救吗？当安娜扑到车轮底下，“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那束光芒熄灭了，却有另一束更加耀眼的光芒升起，因为她以这样的方式承认并结束了自己的罪恶。但在我们的理解中，所有的罪恶，只要不被人知道，就不构成罪恶；即使有人知道了，只要不被与罪恶有关的人知道，同样不构成罪恶。也就是说，小红背叛丈夫，尽管我知道，还可能有别的人知道，但只要胡坚不知道，就不构成背叛。
有好多次，我都想拨通那个电话，问问胡坚，小红是否又去了湛江。我不需要明确告诉他什么，只提醒他去打听一下，看他岳母在湛江开没开店。但我始终没那样做。每次摁下接通键之前，我都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小红知道是我让胡坚去打听的，会不会觉得我是嫉妒她有一个身家过亿的情人？会不会觉得我是爱上了胡坚才故意破坏她的婚姻？再说，胡坚去打听了，也不一定能获得真相，世上有多少片树叶，就有多少个谎言，小红完全可以找到另外的解释，把胡坚敷衍过去。
我不给胡坚电话，胡坚却主动给了我电话。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他有个大学同学来了，请他招待，他简直无从下手，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这让我听出，小红又去湛江了。
果然如此。她是带着女儿去的。女儿还没跟她脱离生理上的联系。
我对胡坚说：“你请你同学去酒楼吃一顿，不要你做饭，不要你洗碗……”话没说完我就打住了，胡坚难得求人，我不该拒绝。他说他同学要晚上七点才到，预定的宾馆是金昌国际大酒店。尽管我没去过那家酒店，但我听说里面吃饭贵得咬人，绝不是我们可以消受的——这时候，我很不情愿地想到了孙浩和他的产业，同时也想到了奔赴他的杨小红——便给胡坚出主意，说那家酒楼不远处，有家湘菜馆，我去吃过，味道相当好，价格也适中，我帮你订包间，而且我一定提前到场。
但我的努力都是白费。我在包间里从六点半等到七点半，也没见人来。给胡坚去电话，他才说：“你赶快过来，国际大酒店407。”这让我很不高兴。看来，在哪里吃饭，并不是胡坚说了算，他那同学也太霸道了。我要退掉这边的包间，老板非让我出一半包间费。胡坚应该早告诉我。去国际大酒店的路上，我心里想，管他呢，在那里花八千还是一万，无非是钱，这钱是孙浩给的，孙浩占有了他的老婆，应该给钱让他请客。越是这样想，我越是觉得，胡坚真是一个可怜的男人。
身着艳丽旗袍的服务生将我引进407，我才发现自己错了。在座的，除胡坚和他同学，还有万书记和陈院长。万书记是市委副书记，陈院长是文理学院院长。很显然，这顿饭并不需要胡坚请客。我后来得知，他同学也没跟他联系，只是跟陈院长打电话时，陈院长说：“嘿，我最近才知道，你还有个同学在我们市呢。”然后说了胡坚的名字，讲了他吃鸡饲料的笑话，他同学顺便带了一句：“把他也叫上吧。”陈院长通过市委宣传部找到了胡坚。他同学是个女的，脸上抹了很重的粉，眼睛大，嘴巴大，鼻子却短，使她的脸显得局促，但她的精明强干，特别是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休，让我这个初次跟她见面的人，也没有精力去评判她的长相。不是胡坚请客，我来干啥？可既然来了，总不能转身就走。那会显得很无礼。何况胡坚坐在墙角的沙发上，眼巴巴地望着我，像是求救。胡坚根本没想到把我介绍给大家，还是我自己介绍的，那情形实在尴尬。好在陈院长很豁达，说他喜欢我编的稿件（我没说自己是文理学院毕业的）。菜刚点上，几人坐在沙发上喝茶。两排沙发之间，横着宽大的大理石茶桌。连同我在内，仅五个人，包间里也只有一张餐桌，却是可供一家三代居住的大房间，铺着厚实的浅灰色地毯，还挂着绘了古代君王宴饮的壁毯。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胡坚的同学姓马（万书记和陈院长都叫她马博士），现任省城某大学教授。也是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三人的关系来了：万书记是两年前才从省委组织部下来的，马博士的父亲当年是他的直接上司；有次马博士想发表论文，顺便问去她家走访的万书记有没有学界熟人，万书记就找到他的老乡陈院长，文理学院有学报，但档次显然不够，陈院长又联系到一家有名的核心期刊，在那里做主编的，是陈院长的同窗，马博士的论文很顺利地发表了。万书记和陈院长有什么掰不开的事，马博士总能凭借父亲的关系，为他们摆平，特别是万书记，他不可能在金昌市一直待下去，他要回到省里，做部长、省长……自然需要老上级的帮衬。就这样，三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座的，不仅我是个多余人，胡坚也是。
酒是陈院长带来的，两瓶茅台。我和胡坚滴酒不沾，他们三人边喝边聊。马博士说，她这次来，不为别的，就为看望老友，但来了就得玩两天，她想明天去雪溶洞走走。雪溶洞在金昌沧水县，离县城三十公里，是国家4A级风景区。明天是星期五，万书记和陈院长都走不了，马博士便撒起娇来，扭扭细长的、多少显得有些嶙峋的脖子，说：“你们不陪我，我玩起来有什么意思啊？”万书记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然后找那边的人陪你。”摸出手机打电话。接电话的人，是沧水县一把手，万书记说：“老郑，明天马博士要去雪溶洞，你安排人陪一下……她可能要住一天……”万书记根本没说马博士是谁。用不着说，只要是他打的电话就行。随即他给老郑发了个短信，把马博士的手机号告诉了他。过了不到五分钟，马博士的电话响了，她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后面三个9，问是不是老郑的？万书记点了头，马博士就拿起来接听：“喂——”这一声拖得很长，故意夹着喉咙，压得很低沉，像个男人的声音。然后才把喉咙松开，“哦，郑书记呀……用不着你亲自陪的呀……宾馆不用太高档，干净舒适就行哪……”收了电话，马博士又扭起了脖子：“郑书记说要亲自陪我，这么高的规格，我哪里受得起呀！”脖子带动腰，全身扭动着，“嗯”了两声，又说：“我喜欢。”言毕端上酒杯，跟万书记碰。万书记说：“听上去还以为你没见过世面呢。”陈院长说：“如果他知道你父亲是谁，恐怕他连司机也不要，亲自开车陪你。”马博士呵呵笑。
因为明天的事安排妥当了，马博士的话越发的多起来，说她走了三十多个国家，不管去哪里，坐头等舱都成了她的义务。有回只有半小时机程，接待方给她买了经济舱，结果办事员遭到上司的臭骂，办事员笔直地站着，嘴唇和双手只管抖，弄得她都有些过意不去，说不过半小时，经济舱就经济舱吧。但对方那个大肚子上司说：“不行的，这是尊重。”马博士又开始扭脖子了：“嗯，尊重，我喜欢。”说她有回去古巴，如何违规带回了一大包雪茄，但安检的时候，又让她丢掉了一根4000多块钱的皮带。或许是因为有个“巴”字的缘故，她接着说到巴厘岛，“你们去过巴厘岛吗？”她问万书记和陈院长，万书记说早就去过了，可她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什么时候空了，你们去玩几天，那边的一切开销由我负责，我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公司老总，在那边有很大的势力。”然后又说，她要给万书记和陈院长送沉香木，从印尼来的，只有印尼的才是真的，中国的全是假的，小小的一块，就值数万，在房间里一点，满屋生香，还能驱除病害，但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它能提升生活品质。
她说个不停，喝个不停，还不停地抽烟，她抽的烟据说要几百元一盒。
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恍恍惚惚的，很困。但我必须强打精神。在座的，陈院长和马博士且不说，还有万书记呢。尽管他们三人自始至终没看过我和胡坚一眼，我们就如同一张凳子，可就算是张凳子，在万书记面前，也要把凳子当好。我把手放下去，毫不顾惜地掐自己的大腿。当我的耳朵又能进言，听见他们已经改变了话题，说到了信仰。“人没有信仰是不行的。”他们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马博士说她最近读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受到很大的启发，可中国人还有几个在读书呢？尤其是汉人，读书的人数更少不说，读书的品位也不能与少数民族同日而语，“我有回去新疆，”马博士说，“看到那些卖馕的、卖干果的、卖皮帽子的维吾尔族人，都在捧着书读，我以为读的是爱情或武打小说呢，结果，嘿，人家读的是《福乐智慧》，他们民族的经典！那么普通的人，直接跟世界对话，跟真主对话，我们……”马博士摇着头。谈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他们变得忧心忡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