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凌晨1点，饭局还没结束。但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万书记说：“马博士，你走了几百公里路，明天还要去雪溶洞，早些休息吧。”马博士说：“我没有关系，我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去年国庆节，我连续奋战三天，你们猜我赢了多少？四万！”陈院长笑起来：“日进一万三千多金，值得……那就休息吧。”马博士点烟的时候，万书记和陈院长分别拨了个电话。他们刚把手机放下，坐在陈院长右手边的胡坚，突然有了一个古怪的举动：他把陈院长用的酒壶（里面的酒还没喝完），一把抓起来，抓的动作结实，鲁莽。他这是要干什么？好在除了我，没人注意到他，因为他们三人又在安排马博士从沧水县回到市里之后，如何接待她了。还没安排周详，万书记和陈院长的司机就到了楼下。于是大家起身。胡坚起来得最晚，疑惑地望着大家，像是不明白为什么都站起来了；几人走向挂衣钩，穿上外套，朝门外走去，胡坚才将酒壶放下，跟了上来。马博士把我们，不，把他们两人送下楼。在电梯里，陈院长对马博士说：“你既然来了，就必须去我们学校搞一堂学术讲座。”马博士双手握住，放在胸前：“拜托了哥，我时间太紧了，下回吧。”陈院长不依：“我不管你。”然后陈院长翻着眼皮掐算时间，“我给你安排在星期天上午，讲两个钟头，吃了午饭你就走。讲什么你自己定，但你要提前给我一个大致的题目，好做海报。”马博士弯着脸，撒着娇说：“我讲一堂课……”伸出五根指头。陈院长笑着说：“是五千不是五万嘛，你担心啥？未必我还亏你？”马博士严肃起来了，又是那副忧心忡忡的表情，说：“我就讲一讲知识分子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吧。这个题目我在上海和武汉都讲过。”陈院长说好的，你不要讲得太深就行了，你知道，现在的大学都是浅化教育，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学校。
下了楼，依照顺序，万书记先走。万书记的车开出去后，陈院长非要把我和胡坚送回家，我帮助我自己，也帮助依然没醒过神来的胡坚，谢绝了陈院长的好意。陈院长走后，马博士微笑着，跟胡坚握了手，又跟我握手，然后把我和胡坚合起来看了一眼，说了声“再会”，转身走回大厅。
前面来了辆出租车，我正要举手，胡坚却弯了腰，捂着肚子，哇哇地吐。
一股刺鼻的酒臭。他跟我一样，滴酒未沾的，吐出的秽物怎么会有这么浓烈的酒臭？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一手拍他厚实如墙的背，一手伸到自己嘴巴面前哈气，哈出的气流竟也有一股酒臭！
胡坚的呕吐声在空阔起来的大街上奔跑，我真担心整座城市都会听见。还没到家的万书记、陈院长和就在背后楼上的马博士，自然会听见的；马博士要是住在临街的房间，打开窗户，就能看到胡坚的窘迫相。好在被她看到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她的房间是万书记订的，万书记不会让她睡在临街的房间。在楼房里侧，有很大的花园，这时节，枝叶扶疏，九重葛正艳丽地开放，睡清静舒适的房间，也是马博士的义务，万书记不会不知道。分明不会遇见熟人，我脸上还是火辣辣的，那是被马博士的眼光烫伤了，就是她把我和胡坚合起来看的那一眼。那眼光至今也没有离开。我做自我介绍时，并没说清楚我跟胡坚的关系，或许，马博士以为我是他妻子，抑或情人？
我应该感到脸红吗？
我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她，胡坚是——至少曾经是——我崇拜的偶像！
可我没有这样说。
事后才想到自己尊严的人，本身就没有尊严可言，我活该被人瞧不起。
又吐了一阵带着酒臭的酸水，胡坚才气喘吁吁地停下了。吐得这么厉害，我只好先把他送回家。两人坐在出租车上，一路无话。路灯匀速地闪过，我能看到他脸上的疲惫和迷惑。他很可能在想，彼此勾肩搭背挖墙脚捞好处是他们的现实，忧国忧民怎么也成了他们的现实？我也正想这事。我想不明白，只能说，前者是他们的现实，后者也是他们的现实，这本身就是现实。现实是讲条件的，是分场合的，比如马博士在课堂上或去外地举办讲座，能够讲她如何打通关节发表论文吗？能够讲她怎样打着父亲的招牌花着公家的银两满世界游逛吗？能够炫耀她一根皮带就值4000多块吗？如果这样，她就违背了现实——她这时候的现实是，她会受到隆重接待，热烈追捧，而且开一堂讲座至少可拿到5000块钱，因此她必须忧国忧民，必须满腔热血地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建构自己的精神生活。
扶胡坚上楼的时候，我差一点就问他宴会快结束时，为什么会有那奇怪的举动。
但我估计他没有心情回答。其实我也没有心情问。
小红的女儿快满三岁了。凡见过那小家伙的，都叫她白雪公主。她比她母亲长得还好，特别是皮肤，梨花一样白，当她叫叔叔阿姨的时候，声音就像开放出来的花瓣，有花瓣那样的色彩、形状和香味。人人都喜欢她，我也不例外，但每次见到她，我都禁不住预想她的未来。她母亲如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招人喜爱，人们也会把最美好的祝福给予她，断然料不到她过了三十岁还嫁不出去，最终嫁出去了，嫁的却是满城尽知的“废物”。这种对孩子的预想真是缺德。我承认自己缺德，但每一种生命密码，都来自对自身的解读，当初潮明示了我的性别，在关于未来的梦幻里，我何曾把自己撂在这座被山与河围困的城市，那时候，我想的是飞到云空里，在云空里与某个面目不清却光彩照人的男子相遇，他张开双臂迎娶了我，让我成了含情脉脉的幸福的女人。可事实上，我丈夫跟我一样，都是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我幸福吗？——谁要在现实生活中去讨论幸福，我认为都大而无当。这是一个伪命题。“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这话很对，因为理想和梦幻，都与现实无关。
更糟糕的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竟在我的生活中强行楔入了另一种现实。
那次我把胡坚送回家，只送到了门口，根本就没进去，他没邀请我，我也没打算进去，上楼之前，我就让出租车司机在楼下等着。当我帮胡坚把门闭上，背转身，寂寞的虫子即刻跳上我的脖颈，成群成队地在脊背上蔓延。那是胡坚的寂寞。胡坚的寂寞让我感同身受，同时也让我觉得羞耻。我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开自家门时，生怕丈夫堵在里面，质问我何以这么晚才回来。要真是这样，我一定会撒谎。我从没在丈夫面前撒过谎，看来今天晚上要破例了。我后悔把小红常去湛江找孙浩的事告诉了丈夫，后悔下班之前给他打电话时，老打老实地说我要去帮助那个“废物”招待客人……不过没关系，胡坚的客人是个女的，我还要把万书记和陈院长抬出来，说出这些，完全没有撒谎，可我就是感觉这是谎言。分明很疲惫，开门时却挺直了腰，故作镇定。结果没人堵住我，屋里黑漆漆的。走进卧室，**空空****的。他还没回来。他几乎每天夜里都回来得很晚，有时甚至不回来。他要打牌，要喝酒，要跟伙伴们谈生意。走进另一间卧室，女儿和她外婆睡得很熟。是我下班前叫母亲过来陪女儿的。
这种景象实在无趣，还不如丈夫就堵在门口呢。
我的腹内像兜着小兽，拱来拱去，想吐。跑进卫生间，对着马桶干呕几声，啥也没吐出来，只弥漫出酒臭。但我还是按下了抽水马桶，哗哗啦啦的响声，表明我弯腰撅股所费的力气，并没有白费。抽水的声音一停，夜晚便静如荒原。马桶里那个椭圆形的窟窿，不怀好意地盯住我，以无声的语言对我说：其实，人真的说不上高贵，从下面和上面的孔道排出的东西，都可以被我抽走。
洗过澡，赤条条地就躺到**去，让床头灯亮着。我生而不美，上身太长，小腿太粗，听人说，小腿粗的女人不能干，是的，我只会认认真真地编稿，勤勤恳恳地做家务，算计着过日子，不像小红，坐飞机去湛江，住在高级宾馆里，袅袅婷婷地往男人面前一站，一躺，就拿回大笔的钱来。她的确比我能干。但此时此刻，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只专注于自己的身体。养育过孩子的身体，腿松了，腰松了，屁股松了，**松了，**发蓝，起着难看的折褶，像被人丢弃的风干了的果仁。小红的会不会这样？她的**还是那么小、那么鲜红欲滴吗？我真想再有机会看一看！这种渴望无与伦比！但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一旦嫁人，女人的身体就属于男人。即便去公共澡堂，小红也多半不愿和我共有一个洗浴间。可她却愿意**给两个男人。我把灯光调暗了些，想象着我也把身体**给两个男人，一个是我丈夫，另一个……可不管怎样用心想象，两个男人都有着同一张面孔，同一种体味。
在这一点上，我跟胡坚一样不可救药。
丈夫不知道我那么晚回去，但我并没因此而平静，我依然像做了亏心事，觉得对不起丈夫，也对不起小红。我把家务活做得更加无怨无悔，比先前更加频繁地跟小红联系，还给她女儿买了一身衣服，仿佛这样做，就能弥补什么。小红快乐地接受了我的友情。有个周末，她领着女儿来我家玩，我的女儿带着她的女儿，去卧室里玩积木，我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我尽量回避提到胡坚，也不提到我丈夫，可小红偏偏问我：“海舟呢？”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她又问：“那天他在家吗？”小红说的“那天”，是指五天前的深夜，大约凌晨2点多钟，仿佛从地底下冒出一个声音：“地震了！”这声音顷刻间弥漫全城。以前地震，都是静悄悄地来临，人不知道，猫狗也不知道，这次喧嚷得如此厉害，想必非同小可。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拖家带口地涌出屋子，去开阔地躲避。结果是虚惊一场。这几天，所有人都在谈论那场虚惊，开口就是：“那天……”觉得怪好玩的。那天我丈夫鲁海舟跟往常一样，并不在家，他比我先得到消息，打电话来，让我赶快跑，当我拿上房产证、结婚证、银行卡和笔记本电脑，拉着女儿从七楼跑到三楼，才和飞奔上楼的丈夫遭遇，他接过我肩上的挎包，抱着女儿，又朝楼下飞奔。“幸好是场虚惊，”我对小红说，“要是真的发生大地震，等他回来，我跟女儿早就被埋了。”
小红正要说什么，却听到她女儿丽娜——小红嫌自己名字太土，便给女儿取了个洋气的名字——的哭声。她敏捷地起身，跑进卧室。原来是小家伙感到委屈了，“姐姐说我笨，”她向妈妈告状。小红做样子打我女儿，恶狠狠的地把我女儿屁股后面的床垫拍得乱响，但小家伙还是不依，哭闹着要回去。我和小红便分了手。她已走下两步楼梯，又回过身来，小声地，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些天我再来找你玩儿，我想给你说件事。”
我的胸腔砰砰乱跳。那是心里的鬼在打鼓。这让我生自己的气。小红穿梭于两个男人之间，啥事没有，平静如水，而我，分明清清白白，却庸人自扰。
不过，我真有那么清白吗？
每一个问题，哪怕再简单，也不能细想，细想就会陷入迷茫。是谁发明了“？”？这符号看上去像个耳朵，提醒你多去倾听，可我去听谁的？谁又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真有那么清白吗？”
上下班的时候，只要想“碰见”胡坚，几乎都可以碰见他。有好几次他都买了菜，再不是绿豆加土豆，而是像所有热爱生活也会生活的人那样，荤素兼搭，讲究口味。这应该不是他所具有的能力，而是小红的吩咐。但事实上我错了，只要胡坚买菜，小红都不在家。胡坚变了。他不仅懂得了生活，行姿坐态也大有改观，臀部不像先前那样塌下去，而是尽量往上提，这样，能保证他走路时不至于后仰。熟悉他的人，照样能依稀识别出他欲朝后躺下的印迹，不熟悉他的，绝对看不出来了。如果大街上的人还在注意他，仅仅因为他超越常人的胖，而不是他古怪的姿势了。
最大的改变，是他竟然写起了文章。
那段时间，马博士曾去过的沧水县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梁华，是某镇镇长，他下村检查烟叶栽种，遇到山体滑坡，跟十二个村民被埋。这时节，没下过大雨，本来不该遇到这种事，偏偏被他遇上了。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天”夜里的虚惊，联想到金昌市随时可能遭遇的“实惊”，就说：“趁还有口气，赶紧享乐吧！”全市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这样说。梁华被挖出来时，鼻子嘴巴都塞满泥浆，头上压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但两只手却穿透泥尘，钢钎一样前伸，看样子是要把某人推开。市领导早就在寻找一个甘于奉献的典型，来压制甚嚣尘上的享乐之风，梁华适时地成了那个典型。市里发了文件，号召全市人民向梁华同志学习，我们报纸开辟专版，天天登载领导和市民的学习心得。别人写不足为奇，我没想到胡坚也写，只不过他写的是篇理论文章：《略论梁华精神的时代性和进步性》。他发短信给我（他也会发短信了），要了我的电子信箱，托我把文章转给专版编辑。
全文透辟而晓畅，不愧为状元，不愧为名牌大学高才生。唯有一句引文不是很清楚——引文本身是清楚的：“人并不高贵，人性才高贵”，但说这句话的人，叫马晓丹，马晓丹是谁？负责专版的，是个老编辑，每一个字他都要解剖，凡有不清楚的地方，必须弄清楚，他经常教育我们这些年轻编辑：许多时候，话并不重要，是谁说的才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希特勒一生总不可能没说过一句正确的话，但他的话再正确，也不能从正确的含义上去加以引用。他让我打电话问问胡坚，说明马晓丹的身份。于是我就打电话过去，说胡坚啊，恕我孤陋，我从没听说过马晓丹这个人，你在文中略微介绍一句吧。胡坚顿住了，显然感到惊诧。我并不脸红，在他面前，我没什么好脸红的。
可他的回答让我比他还惊诧。他说：“马晓丹你不仅听说过，还见过呢。”
我的某根神经猛地一收：“未必……是马博士？”
他说就是啊，那句话是她去文理学院做讲座时说的。
放下电话，我继续吃放在面前的橘子。这只橘子昨天就放在这里，昨天吃了两瓣，给胡坚打电话之前吃了一瓣。昨天很好吃，今天很难吃，一夜的风，没收了它的水汁和甜味儿，塞在齿间的，类同木屑。我一边苦恼地咀嚼，一边上网，查马博士那次讲座的原文。结果，文理学院的网站上只有马博士做学术报告的消息，没有一个字的内容。这么说来，胡坚那次亲自去文理学院听了她的讲座？
一定是这样的，不然他怎么知道。
橘肉的渣滓怎么咽也咽不下去，只好吐进电脑桌下的字纸篓里。胡坚为什么会去听她的讲座？讲座结束，是不是又跟他们一起吃了饭？那天夜里他猛地抓住酒壶，是要敬他的老同学一杯吗？在文理学院的餐桌上，这愿望是否达成？……不知为什么，我又塞了一瓣橘子在嘴里。
慢慢咀嚼，竟然嚼出一点甜味儿了。原来它是有甜味儿的，只是藏得很深。
小红果然找我来了。她给我说的“事”，使我全身一震。
她说：“我想离婚。”
她的眼神初始凌厉，见我整个人变得僵硬，她又笑嘻嘻的了，“开句玩笑呢，就把你吓成这样。”
“……这种玩笑不是随便开的。”
“不过是玩笑嘛。”
“你要知道，你是过了三十岁才嫁出去的女人。”
她哈哈大笑，每一条笑纹都舒展而真诚。她并没有怀疑我。
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是，这时候我为什么会有一丝压抑不住的激动？是因为她没怀疑我，还是听说她想离婚？但我故作认真，问她是不是跟孙浩扯不开了。她没回答。至少半分钟过去，她说：“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反而把我给噎住了。我像吞一粒不听话的药丸，舌根和喉咙蠕动老半天，才笑着说：“你这不要天良的，我怎么会看不起你？我又凭什么看不起你？”
谎言无处不在。没有谎言，就没有现实生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虚构的。虚构的比真实的更加可靠。她不理会我夸张的言辞和表情，清清浅浅地说：“其实，我早该告诉你我跟孙浩的实情。我并不是第一次去找他就打定主意在他面前脱光的，我就是去找他借钱。是借，不是要。他愿意借当然好，不愿意借，呵，我也没有办法。人总要活下去。死人才不能活下去。我又不是吃不上饭，只是没地方住。当时我都想好了，我跟胡坚去租房，然后我再找事做，像妈那样开个炒货店，或者干些别的，一月挣一两千块钱，总不会太难。可是我到孙浩那里，遇到了另外的情况。”
小红盯住我的眼睛，我只好“嗯”一声，等着她继续往下说。一表达正经事情，她的芜杂和啰唆就让我无法忍受。耐着性子听了不下半个钟头，我才听出这样的意思：那次她找孙浩借钱，本想打个电话说的，但要借的数目太大，电话上说太草率，还容易被拒绝，于是她动身去找他。出了火车站，她给孙浩发短信，说她到了湛江，有事想见他。短信刚发出去，孙浩就来电话了，孙浩说你在哪里？我来接你。他果然自己开车到火车站接她了。他把她带到了一家宾馆，让她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休息，他去开房。她没想到是那么高级的宾馆。宾馆不就是让人睡觉的吗，可这家宾馆除了卧室，还有迷你厨房、迷你酒吧、独立餐厅、宽敞的接待室，并配有多媒体音响和两台数字电视，此外还有行政办公桌、室内传真机、语音信箱、电子保险箱、各类护肤品，至于**用品和桌凳的质地，以及地毯和壁挂的精美，就不必去说了。好些东西她根本就不认识，也没必要认识，因为生活中并不需要。她承认，那一刻她觉得自己高贵了，浑身散发出任谁都会惊叹的光辉。她忘记了此行是来借钱的，孙浩叫她坐，她就坐下。孙浩说你累了，先冲洗一下吧。她就站起来，走向浴室。她不会摆弄，是孙浩帮她把水放好，并教会她如何使用里面的洗漱用具。洗了澡出来，孙浩坐在接待室抽烟，她便坐到孙浩的对面去。
洗澡的过程中，她有些清醒了，心想必须尽快说出找他的目的，免得让他产生误会。可在孙浩的对面落座，见他闷头抽烟的愁苦相，她想说的话说不出口了。“他是不是猜出了我的意图，就事先摆出这副样子来封我的口？”正这么想，孙浩开口说话了。他说的是比他大十岁的妻子，以及妻子那古怪的皮肤病。妻子满身上下不仅长着粗糙的象皮，还像炭一样黑。
说着说着，他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掌，迅速扫了一眼，像是察看手掌是否被妻子的皮肤割伤了。
“我已经很久不知道女人光滑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了。”他说。
“他说得一点儿不色情，只有悲哀，”小红对我说，“要不然，我也不会脱光了给他看。”
她的话我听明白了，做那件事情，是她自愿的，主动的，并不是孙浩的要求，更与金钱无关。她也是这样给我解释的。她说，当孙浩泪流满面地吻了她，她几乎对借钱的事感到绝望了。这时候提说，就有要挟的意思了。但借不借是他的事，说不说是她的事，跑那么远的路来一趟，总不能腔都不开就打转身吧？“更要命的是，果真那样，孙浩就更有理由误解我了。”于是她就说了。
孙浩没有一丝犹豫地答应了她，还多给了她，直接就在湛江为她办了张卡，把钱存在里面，当他把卡交到她手上时，他说：“这一点钱，用得着借吗？你拿去用就是了。”
“我以前对你说让他赔偿青春损失费之类的话，”小红告诉我，“全是假话。以后我去找他，也不是他要我去的，是我主动去的。他实在需要安慰。”
我该赞美她的高尚吗？
“那你为什么说想离婚呢，真的是开玩笑？”我揪住这个问题不放。
她眯了一下眼睛。她最近做了假睫毛，长而上翘，眼睛眯起来的时候，两排睫毛失去了依托，给人惊惶失措的感觉，仿佛在张嘴呼喊什么。“当然是开玩笑啊，”她说，“我离了婚怎么办？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女人，再嫁就只有嫁给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你以为孙浩会离婚娶我？”她撇撇嘴，嘲讽地笑了两秒钟光景，“他一离婚，就变成穷光蛋了，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为女人把自己弄成穷光蛋。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在想啥，我不会抛弃家庭去做别人的小三，虽然我经常去见孙浩，但那是怜悯他，为他难过，绝不是他的小三，连普通的情人也不是。”其实我并没这么想，但我不言声，让她继续说下去。她突然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的，笑够了才说：“现在有种说法，允许有实力的男人多娶老婆。可这只是说法，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并没有修改，孙浩有再多的钱，也只能娶一个老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孙浩可以娶十个老婆，我也不会成为那十个当中的一个。我迈不过那个坎儿。”
我努力去理解她的话，看她说的“坎儿”究竟指什么。
大概是指她被孙浩抛弃孤身回乡的那段经历吧。
也可能还有另外的“坎儿”，我不知道而已。
“再说，”她苦笑了，“我把一个废物训练成现在这样子，容易吗？”
这倒是的。我能想象那种难度。
胡坚早不是以前的胡坚，在单位上，他已得到重视，宣传部理论科的老科长临近退休，听说胡坚铁定了接替他的位置。前期铺垫已经做好，胡坚调到了理论科，做老科长的副手。他在宣传部本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而现在走进那幢楼，很容易就能听到人们呼唤他的名字，如果领导不在，还能听到人们跟他大声说笑，有人甚至把他吃鸡饲料的旧事搬出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人们只是私下取笑，不会当着他的面说，现在不仅当面跟他说这些，还能引出他一连串的、无所顾忌的笑声。这证明，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不会当成他身上的污点。
然而，小红再次对我说起她想离婚。
不管怎么装，她这次的眼神都比前次说这话时认真了许多。
“你是觉得自己对不起胡坚吧？”
“我对不起他？”小红很惊讶，“我没有啥对不起他的。”
“果然不要天良！”
小红又笑了。“尽管你读过大学，”她说，“又做了这么多年编辑，但你理解问题，还不如我这个高中生和无业游民。女人去跟丈夫之外的男人睡觉，并不一律的都是对不起丈夫。这要分情况。身体算什么？谁都有一副身体，只要心不在，两副身体睡在一起，跟两个机器人睡在一起又有什么区别？哪怕两副身体有一些动作，那也是两个机器人的动作。两个机器人的动作也有道德标准吗？我这话并不是说，我跟孙浩睡在一起时我的心不在场，它在场，但不是那种心，是另一种心，怜悯他的心。女人去怜悯一个男人，总不至于就说她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我以前对你说过，孙浩跟我分手过后，和王新月好上了，不久他遇到现在的妻子，又把王新月蹬了，孙浩老实向我承认过，结婚过后，他去找过王新月，她还在那家公司，做了部门经理，她根本不愿跟他见面，只让同事给孙浩传话，说她已经结婚，说孙浩跟她丈夫相比，还不如一条狗。她结了婚是实话，但后面这一句，谁说得清呢，上次我去孙浩那里，听说王新月被查出艾滋病，跟她丈夫一起，被送到湖北某个艾滋病康复中心治疗去了……”
小红突然停下来，咕哝一声：“我说这些干什么？”
的确，这些话并不能帮助她自圆其说。她自己也感觉到了，摇一摇头，粗重地叹了口气，改换了话题：“可惜了……你没见过王新月，那真是个美人坯子。你经常夸我长得好看，要是见了王新月，就不会对我说半句赞美的话了，除非你成心撒谎。”说到“撒谎”两个字，她竟然恶狠狠地盯我一眼，盯得我骨头发麻。随即她像对自己不满意那样扭了一下头，神情温和地对我说：“王新月是个丰满的女人，爱穿露背装，她本是辽宁人，去广东是对的，广东的天气可以供她一年至少有三个季度可以穿露背装。她身体的那个饱满，皮肤的那个白，那个细嫩，那种光泽，就跟石膏一样……如果她愿意像我这样接受孙浩，孙浩就不会在我身上来重温光滑皮肤的滋味了。”这句话说得很轻，很快，像自言自语。“我不相信孙浩没去嫖过，我甚至觉得他经常出入那种场所，但是，他不把妓女看成女人。男人们都是这副臭德性，个个自以为是，认为嫖不算本事，勾引良家妇女才算本事，在他们的风流簿上，一般都不把妓女记入名册，只记良家妇女。他们把勾引良家妇女叫‘吃粮（良）食’。”
“你懂得真多啊。”
我自己都没想到会把这句话说得这么有气无力。
她咧开嘴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和牙齿之上鲜红干净的牙龈。
但眼睛没笑。“我这人，”她说，“到底没读过几句书，说着说着就走题。”
她说的题目是她想离婚。
“我有什么对不起胡坚的？”她终于接上开头的话，“要不是我，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件事就不说了……我本来早就计划买辆车的，但就是不想买……不说这些了……没有我的话，他就不可能改掉那些臭毛病。他父母都承认我的功劳。你知道他父母以前是看不起我的，觉得我不配做他们儿子的老婆，当他们的儿子由一头熊变成一个人，才明白究竟是我不配做他的老婆，还是他们不配做他的父母。再说，要不是孙浩帮忙跟冉部长拉拢关系，别说胡坚写了几篇文章，就是写一百篇文章，冉部长的眼睛说不看你就不看你，你能把人家怎样？”她表现出少见的激动，少见的愤懑。
看来，胡坚的父母给过她不少的脸色，说过不少的风凉话。
为缓解她的情绪，我说：“该不是胡坚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未必他也‘吃粮食’？”
小红愣了一下，短促地“呵、呵”两声之后，是一连串的呵呵，头埋在两腿间，瘦削的肩背颤动着。当她把头抬起来，耳根都笑红了，眼眶里盈满泪水。“他呀，”她说，“再给他两个脑袋，他也不会知道去‘吃粮食’，他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接着，小红给我描述胡坚的生活起居。
大体说来，还是老样子，尽管不再随时随地给人要躺下去的印象，但爱往**躺的习惯并没有改。因为路远，中午他不回家，晚上回去，哪怕只有五分钟就吃饭，他也躺上床去看书。他甚至把电脑也拿到**去，要写啥，就把电脑放在平伸的腿上。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都这样。他根本就没有周末的概念，对他来说，周末除了不上班，别的一切，吃饭、看书（现在还加上写文章）、睡觉，跟平时完全没有区别。“他真的就是个机器人，机器人需要‘吃粮食’吗？”小红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她不知道这笑声有多么刺激我。
但我什么也没说。有些话，再好的朋友也是不能说的。不仅对朋友，对自己也不愿意说。
可小红像成了心似的，不断刺激我的神经，接连两个周末，她都来找我玩，事先都没打电话，直接就找上门来了，一次带着女儿，一次没有带。不管有没有女儿在身边，她都是那句话：“我想离婚。”
我不愿接她的茬儿，把话题引开，她高高兴兴地顺着说一阵，突然又是那句：“我想离婚。”
重复得多了，我觉得，小红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她可能早就知道我的境况。我丈夫鲁海舟，是典型的“现代”男人，有个段子这样描述现代男人的一天：上班时间思来想去，下班电话约来约去，晚上吃饭眉来眼去，饭后唱歌摸来摸去，夜里桑拿翻来覆去，凌晨回家骗来骗去。鲁海舟就是这样的。
他在市中区某街道办上班，同时跟几个朋友合资开了家洗脚坊，他的整个生活圈子，都是在外面，“家”只是他的客栈，他回来，并不是因为家就是让人回来的，而是因为家里有他的义务。当某个地方只剩下义务时，那地方对谁都会成为一种折磨。他在外面时，衣服穿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说话诙谐幽默，做事八面玲珑，回到家里，就被腾空了，只有一张没精打采的皮囊，脸总是阴沉着的，嘴总是紧闭着，若是周末，让他睡到十点过再喊他起来，他连睡衣也不换下，甚至也不梳洗，就坐到餐桌旁（比胡坚也不如了），咀嚼声有一下没一下的，吃得懒心无肠。吃饭之前，他就把手机打开，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吃两口，看一眼，像是惊异它为什么一直没响。如果吃完饭还没响，他就主动拨打，声音细得像蚊子叫，仿佛马上就要断气似的。然后，他开始打理自己，多数时候都要洗澡。我对他说，刚吃过饭就洗澡，对身体不好，但这毫无意义，他不会听的。洗了澡出来，他边穿衣服边对我说，朋友找他谈生意，或者单位找他谈工作，他要出去一趟。他说这话时表情痛苦，甚至带着恼怒，以此表明外面那些事情的纠缠，让他多么劳苦，他本是多么不愿出门。然而，一旦跨出家门，他就如逃脱牢笼的野兽，恨不得放开蹄子奔跑。他出去这“一趟”，往往是一整天不回来，有时连续几天也不回来。开始，他中途还打个电话，做一番解释，后来电话也懒得打了。
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人——只要是女人，不需要侦察，直觉就会告诉她丈夫在外面是否有人。何况认识他也认识我的朋友，还不止一次地给过我暗示，但我装傻。遇到那些带着强烈的责任心，把关心别人的生活当成天职的家伙，始终揪住这个话题不放，差不多要把暗示变成明示的时候，我就做出一副深深理解男人，并且宽容男人那“微不足道”的缺点的样子，斜着腰，靠一条腿支撑住身体，翘一翘嘴角说：“让他去蹦跶吧，他总有累的时候。”据说，我的这种态度，在他的朋友圈里赢得了好名声，他的朋友们说，像我这种老婆，娶一个真的太少了，应该娶五个、十个！
寂寞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我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地把头往一条胳膊上放，终于放了个空，并因此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多么落寞。当我想到那条胳膊上正枕着另一个女人，他和另一个女人鼻息交错，我的心就被扔到烙铁上，发出短促的滋溜声，立即被烧得枯干。
有男人陪着该有多好，哪怕是个机器人！
我不愿跟小红联系了，也不愿接待她了。她打电话来，我总说自己忙，她不来电话就上门，我也是匆匆忙忙跟她聊几句，就说报社有事，我必须马上去处理。我没有义务去听一个幸福女人的牢骚。曾经，我瞧不起她的幸福，现在我改变了看法，她不仅有一个夜夜陪着她的男人，还有一个供她怜悯的男人。如果——我控制不住这样想——我在丈夫之外也有这样一个男人，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般枯燥乏味了吧？这念头往往出现在深更半夜，也就是我想枕一条胳膊却扑了个空的时候，除了我自己和我头顶三尺之上的神灵，没有谁知道，但我还是被这念头吓住了，胸口发紧，大腿无端地流汗，摸一摸，凉浸浸的，是冷汗。我把被子一掀，腿上的汗迅即干掉，胸口也变得通泰了。神灵知道又怎样呢，既然彼此勾结争权夺利可以成为某些人的现实生活，高歌信仰、人性并且忧国忧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这就证明，神灵赞成他们的生活状态，神灵鼓励人们不应该只有一种现实。
翻年过去，春草还未探出头，老科长退了，胡坚顺利接位。当一个小小的科长，实在算不了啥，但人都是在比较中生活的，一比较，意义就非同凡响了；对胡坚而言，科长这把交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出的信息。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接位不久，我去宣传部见到他，明显能感觉到他的意气风发。
说来也巧，那天我俩站在大厅里说话，就碰到万书记了。陪马博士吃饭的那天，万书记没朝我们看过一眼，没想到时间过去这么久，他竟然朝我们笑，那笑容表示，他不仅跟胡坚熟悉，跟我也熟悉。或许是光线的缘故，他过早长出斑点的脸，显得很暗，但笑容却很亲切，那些斑点使他显得更加亲切。他在我们面前侧身停下，脸转向我，说你们昨天发的那篇产业调整的文章，非常好。他把我的身份记错了，那篇文章是日报发的，不是我们晚报，但仅凭他记得我在报社工作，就让我心生感动。我没有纠正，说谢谢书记的表扬，还说要把书记的表扬转达给总编。然后他又把脸转向胡坚。胡坚向右挪了半步，正对领导，免得让领导侧身说话耗费力气。万书记说：“小伙子不错，好好干。”跟胡坚说话，与跟我说话又有不同，跟我说话时，声音昂扬，跟胡坚说话声音就放低了，是很体己的、跟“自己人”说话的声音，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胡坚是马博士的同学，而马博士的父亲是万书记的保护人，胡坚和万书记之间，就有了某种默契。同时还让人感觉到，胡坚之所以取得进步，当了科长，与他万书记的照拂是分不开的。思路再打开些，胡坚给市委书记写讲话稿的历史也会浮现出来，那时候的胡坚没完成任务，而今的胡坚绝对比市里任何人都写得好，如果万书记做了一把手——这是很有可能的，此前，他有个机会调回省里，但他没走，大家都说他是在等着做一把手——会不会让胡坚去当他秘书？
真是那样的话，胡坚就飞黄腾达了。并不是说秘书的位置有多高，但在现实生活中，除明文规定的官阶和从属关系外，还有一种更为实质性的从属关系，懂得了这种从属关系，就会懂得，为什么一个有些干部，会向他们上司的司机献媚，更不要说上司的秘书了。
万书记说了那句话，带着欣赏的目光，把穿着西装的胡坚上下打量一番，就朝电梯走去。胡坚抢到万书记前面——当然不是正前方，而是侧前方，因为领导向前的路，谁也不能挡——摁下了箭头。当电梯门打开，胡坚伸出左手把门拦住，像他不拦住，电梯门立即就会合上似的；万书记进去之后，胡坚又把头伸到里面去，按下了“5”，再把头缩回来，规规矩矩地站直，门关了，而且电梯肯定带着万书记至少上到二楼去了，他才回到我身边。我们两个都很兴奋。万书记把日报的那篇文章说成是“你们”的，就等于表扬了我们晚报，因为是我听到了他的表扬，这表扬也就属于我独有了。胡坚更有兴奋的理由。我的兴奋在胡坚的兴奋面前相形见绌。当我向他告辞，他脸膛红通通地跟我握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一刻，我感到悲哀，并因此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后，才发现也没有多少悲哀的必要，我没理由为自己高兴，也该为胡坚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他变得特别“正常”了，“正常”的标志，就是他已经懂得了一个最核心的现实法则：额头触地，才是崛起的路。
由于我老说自己忙，小红也感觉到了我的冷淡，于是不再跟我联系。不过，在跟她断了联系那段时间里，我真的忙得晕头转向，报社一人去大学进修，一人请产假，我的编辑任务增加了许多。但最主要的是女儿折腾我。他们班换了一个数学老师，新来的女老师姓江，二十五六岁，不知是生活不顺，还是性格如此，江老师上课老是马着脸，对学生说话言辞刻薄，学生们都不喜欢她，便写了封信，要求撤掉，全班同学签名，投到校长办公室。第二天的数学课，江老师怒气冲冲地走进教室，砰的一声将门闭了，破口大骂长达一刻钟，然后挨个查笔迹，看是谁执笔写了那封信。因为抬首是“尊敬的校长大人”，她便命令学生在本子上写“尊敬的校长大人”，每人写十遍。查验的结果，我女儿被揪了出来。在江老师看来，谁执笔，谁就是造反头目，第二天，第三天，凡是数学课，她都把我女儿赶出教室，叫去她办公室罚站，下了课，她一句话不说，又把我女儿从办公室轰走。大家都在等着换老师，因此隐忍着，我女儿也没把这事给我们讲。可一个星期过去了，校方根本没有换老师的打算。江老师对学生越发刻薄了，尤其是对我女儿，尽管第三天过后允许我女儿进教室，但我女儿有了什么疑问向她请教，她都把头一昂：“请你听讲时把耳朵带上！”我女儿气得再不听她讲课，她上课时，我女儿故意拿出语文书，她不管；我女儿不做作业，她也不管。那次月考，我女儿的数学得了43分。
这是她入学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她把卷子拿回家，让家长签字，看到钢刀般刻下的“43”，我还以为是她把别人的卷子拿错了，待确认了是她本人的，她娇嫩的脸上，便长出了长短不一的五根指头印。女儿的头弹开半圈，又弹回来，但她没哭。我又是一巴掌过去，下手更重。这回她哭了，眼泪豆子一样朝脸颊上泼。不哭怎么行，不哭就表明她不服气。光哭还不够，我需要她的解释，尽管她和我都知道，她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必将被我视为狡辩，但我仍然需要。我甚至都不用动脑筋，就能猜出有多少种解释可供她拿出来说，我也当过学生，怎样给家长撒谎，再笨的人也无师自通。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那样的，那超出了我的意料。
我为女儿心痛，心痛她太稚嫩，看不清自己的现实。
你是学生，她是老师，你再正确也是学生，她再错误也是老师。你不听她讲课，不完成她布置的作业，最终吃亏的是你，不是她，就算她因所教班级成绩不好被扣了奖金，但与你的前途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还期待学校换老师吗？你又怎么能知道她跟校领导的关系？跟校领导没关系，跟校领导的上级有没有关系？你年龄小，不懂这些事，我不怪你，但你必须慢慢学，不学，你的人生就大可忧虑了。你胡坚叔叔当年是多么优秀，当他考取状元站在彩车上游街的时候，谁也无法估量他的前程，结果呢，成了被人取笑的废物，走了那么多弯路，才混上一个科长。他还算不错的，毕竟幡然悔悟了，要是他一直不悔悟呢？女儿开始听得云山雾罩，眼神空洞，待我说到胡坚，她的眼睛亮了，撅了两下嘴巴，想说啥，又不敢说。我说你想说啥就说，没关系，说错了也没关系，今天妈妈给你机会。
于是她就说了：“胡叔叔是废物怎么啦，人家是个堂堂正正的废物。”
“去你妈的！”——是的，我就是这样骂我女儿的。这世间只有废物，没有堂堂正正的废物，或者说，你想堂堂正正，就必然成为废物。我不是告诉你，胡叔叔都已经悔悟了吗？
女儿见出我的凶相，怕我再打她，眼眨眨的，样子怪可怜。我不忍心看到她可怜，把她拉进怀里，继续给她讲道理，大道理不讲了，只说他们江老师。我说老师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性格，人的际遇，人的情感，江老师上课时马着脸，并不是不乐意教你们，很可能她就是那种表情。每个人都是有表情的，表情是可以欺骗人的，你要学会透过表情去看内心。江老师的内心很可能是滚烫的。她对你们说话刻薄，是想让你们知耻而后勇，是对你们好，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绩优秀呢？
这些话，女儿全部听懂了，但她完全不同意。她要求转学，而且态度坚决。
金昌市城区早就实行学生就近读书，想转学，需去相中的学校所在区域买房子，并把户口迁过去。这无异于天方夜谭。海舟做生意，的确能让家里宽裕些，但我从没见过他拿回像样一点的大钱，最多的一次，是给了我五千，这能顶啥用？当然，不买房子，不迁户口，交择校费也行，五万八万的，具体是多少，我没去问。我把女儿的情况和想法对海舟说了，海舟闷头抽烟，烟蒂都烧掉一半，才抬起头说：“不能啥都听一个小娃娃的……你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老师动不动还要给两巴掌呢！”他这样说话，我很伤心。我以为他会为了女儿的前途，腰板一硬：“好，交择校费，转学！”结果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再次很不情愿地想到孙浩和他的产业，想到奔赴他的杨小红。小红花着孙浩的钱，而另一个女人，花着我丈夫的钱，我不知道那另一个女人是谁，于是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杨小红，我因此恨她。他把钱大把大把地拿给“杨小红”用，却不愿给女儿交择校费。我真想跟他大闹一场。
我咬着牙，在那里忍。一旦闹起来，他对我隐瞒的事，特别是我对我自己隐瞒的事，就会闹穿。当堤坝穿孔，一池水就会流走，显现出干涸之后的丑陋和荒凉。作为池子里的一条鱼，我需要那些水，尽管浑浊，但有那些水的存在，我就可以继续欺骗自己，并且理直气壮地把日子过给别人看；一句话，我就能维系住自己的现实生活。小红说得对呀，像我们这种女人，离了婚有什么好下场呢，只能嫁给老头子了。老头子都不一定要呢，老头子只要有钱，照样可以娶到黄花女，还要挑三拣四，看这女子贤不贤惠，漂不漂亮。咬牙咬得腮帮发酸，我才终于忍住，对我面前又点燃一支烟的男人说：“女儿跟老师闹得那么僵，肯定学不好的，上次考了43分，下次怕只好考23分了，总得想想办法呀。”
“让她去给老师道歉，这是最好的办法。谁让她出风头呢！”
抽两口烟，他又说：“风头谁不想出？可得想想有没有能力承担后果。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承担出风头的后果？别说她，自以为能干得不得了的，都被风头打得灰头土脸。明天就去道歉！”
我真不愿回忆那天的情形。为表达诚意，我跟海舟都在单位上请了两个钟头假，一同去了学校，事先也没通知女儿。我们在她三楼的教室外面等到第一节下课，去把她找到。女儿高兴死了，以为把她转学的事办妥了，现在来接她走。我把她拉到墙角，蹲下身，好言劝她，她一听，全身的血直往脸上涌，“我不！”她说。这时候她爸爸来到了她身后，“你说不就不？”声音低沉，却有石头那么硬。女儿小小的肩膀抖了一下。她跟爸爸相处的时候不多，爸爸跟她说话的时候更少，因此她怕他。他捏住她那小小的肩膀，往教师办公室拖。许多学生，包括女儿的同学，都朝这边看。女儿那眼神，就像一个被抓住的贼。江老师刚好在办公室，拿起一把米黄色尺子，拍打一只急于飞出玻璃窗的苍蝇，玻璃窗是关着的，苍蝇一飞一碰头，江老师的尺子便在它碰头的瞬间拍过去，终于把它拍死了，呈黑黑的一粒，掉在桌上，江老师笑了，用学生作业本撮起来，打开玻璃窗，倒了出去。这时候，我才给江老师打招呼。我和海舟都没见过江老师，但从女儿的神情，还有办公室里四个老师，唯她陌生，也就知道她是谁了。江老师瞅了一眼被海舟拎着的孩子，脸色阴沉下来。
不亲耳聆听江老师的教训，我们真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刻薄到什么程度。那些话我是不愿重复的，只需一句，就可以把人的祖宗八代钉在耻辱柱上。而江老师说了很长时间。她说话真快呀，水泼不进去，刀也插不进去。我觉得自己在被江老师分解，让我看清自己是多么没有教养，教出的女儿更没有教养。海舟也在被分解，单位上，生活中，他都是潇洒惯了的人，此刻却规规矩矩地站着，傻乎乎地咧着嘴。女儿蹿着头，但我相信她照样能看到父母的脸。她父母的脸都被踏到尘埃里了。她突然挣脱爸爸的手，向江老师走近两步，一弯腰：“江老师，对不起！”话音刚落，就转过身，飞跑出去。
门口甩出一片湿，那是她的泪水。我好像听见哗的一声。
之后的好些天，女儿回来都不跟我们说话。确切地说，是不跟我说话，她爸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偶尔回来，她已经睡了，第二天她去了学校，他还没起床。
这个周末，他又出去了，我打电话叫他回来。这样的事我以前做过，后来慢慢就不做了，因为每次叫他回来，反而让我怄气，我叫回的不是一个丈夫，而是一具恒温37度的躯壳。今天我再次这么做，也不是叫回丈夫，而是叫回女儿的父亲。他照旧是一脸愤懑地进屋，刚换了鞋，我就把他拉进厨房，说了我对女儿的担心。他一言不发，去敲女儿的房门。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敲老半天，门才开了。他走进去，我在门外听。我听见他对女儿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才是害，这话现在还用得着，你们这代人，就是打骂得太少了，所以才受不得委屈，才那么自私。何况你这根本就不叫委屈，是你先冒犯老师的嘛！”女儿一直不吭声，直到她爸说：“你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爹妈的脸！”女儿这才哭起来，说那封信又不是我写的，是闵鹿苹写的。
屋子里静默片刻，一声暴起：“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蠢猪！该背时！”
这事终归有了一个结局，不算圆满，但也只能这样。女儿始终不愿去告发她的同学闵鹿苹，问江老师电话，她也不说，我只好打电话给她班主任，问到江老师的号码，向她说明了真相。不久，听说闵鹿苹转学走了。女儿恨透了我，骂我是奸细。她爸伤我的心，她也跟着伤我的心，但她是从我身上掉下的肉，而且还是个孩子，我有义务让她懂得生活的道理。我对她说：“你对闵鹿苹倒是够讲情义的，可是她对你呢？你被老师轰出教室的时候，她为你说过一句话吗？她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了吗？你爸爸说你蠢，你真的……”我气得喉咙里嘶嘶响，只管摇头。不知是不是这样的提示起了作用，女儿眼神里的敌意慢慢淡下去了，充满了超越年龄的忧伤。就从这天开始，她像突然间长大了，先前的活泼消失得无影无踪，既不跟我执拗，也不跟我亲热，作为一个母亲，我自然感到失落，但为她的前途着想，我必须承受这样的失落。或迟或早，她得经历这样的刺痛，早经历比晚经历好。胡坚就是经历得太晚了，他当学生的时候，尽管父母和老师责罚他，但那只触及了肉体，所以长时间不能醒悟。
把女儿安顿好，我才想起，许久没跟小红见面了。
说实话，我有些想她，盼望她打电话来，但“杨小红”三个字，始终在我手机里沉睡着。我想主动跟她联系，又厌恶她故意——我认为是故意——在我面前说想离婚的话，便压抑住想见她的念头。
可就在这时候，我却跟她不期而遇。这天，毗邻的普光市来了一位报社同仁，她从外省回来，路过金昌，顺便来我们报社走访，遇到这种事，都是要请吃饭的，我们去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因是女的，她在《普光晚报》编辑的版面，跟我在《金昌晚报》编辑的版面相似，领导就让我陪她吃了顿午饭。午饭结束，离去普光的班车还有一点时间，我又陪她去滨河路走走。走了将近一公里，快到金昌大桥，我也没想起小红母亲的炒货店，就开在滨河路上。或许是这时节的河水太美妙——阳光下，水面呈华贵的金色，在午后的风里微微起皱，两只比翼齐飞的白鹭，越水而去，不知要飞向哪里——那同仁很感慨，说金昌河流到普光市，就没这么美了，很窄，很脏，很猥琐，“难怪金昌人比普光人更精神，更漂亮。”她赞叹得忘记了时间，还有一刻钟班车就出发了，才惊叫一声，拦了辆出租车就往车站赶。她走了，我放松下来，听到桥西硬度十足不留余地的京胡声，才陡然想起，小红的母亲在桥东呢。
想到她母亲在那里，但没想到小红就在她母亲的店铺里。
小红瘦了，瘦得嘴都有点包不住牙齿。因为瘦，使她显得老了些，上次见她时，她还像个姑娘，现在是真资格的妇人了。不过依然是笑。她一个人侧脸坐在柜台前，懒洋洋地嗑着瓜子，我往柜台前一站，她以为是买主，脸自然而然地笑开了，站起身，问我要啥，待看清是我，立即双手握成空拳，在柜台上敲，边敲边跺脚，说你咋这么坏呢！然后翻开挡板，让我进去。与此同时，脸转向里面，扬声喊：“妈！妈！”她母亲在一挂翠色布帘后面应了，人还没出来，小红就推着我出了柜台。
“去河边坐一会儿。”她说。
滨河路高于河面十余米，“Z”字形的石梯，直通河滩。刚在河滩的青草地上坐下来，小红就问我：“最近见到过胡坚没有？”我说见过的。他还到日报社去过。我们晚报跟日报在同一幢办公楼里，日报在七楼，晚报在五楼，那天我去洗手间，从电梯门口过，电梯门刚好打开，有人从电梯里出来，我不自觉地转过头一看，见胡坚跟几个陌生人在里面，我正要喊他，电梯门关了，下楼去了。不知是空间的缘故，还是光线的缘故，他的脸色显得有些灰暗，而且更胖了，分明站在角落里的，却感觉他站在正中，几个瘦瘦的陌生人蜷缩在他身旁。那次以后我又见到胡坚两次，两次都有机会说上话，但除了简单的问候，并没有交谈，因为那时候我女儿还在闹别扭，我心里焦躁不安。（我真的不想在胡坚面前表现出我的焦躁，不管这焦躁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然这话不能对小红讲）
小红望着河水：“这么说来，他没有告诉你？”
“告诉我啥？”
“我跟他离了。”
阳光抖动了一下，被阳光照耀的河水也跟着抖动。河面无限延展，变得苍苍茫茫。
“能告诉我原因吗？”
“我给你说嘛……”小红举起右手，用食指压住下唇，像在考虑究竟说不说。
但她还是说了。
“你还记得那场假地震吗？”
我说记得。
“那天晚上，”小红说，“女儿发高烧，我照顾她，差不多一点钟才睡。自从有了女儿，我就不跟他睡一床，因为他每天半夜要起来看书，听说小孩夜里照灯光不好，会影响生长素，所以我都是带着女儿去另一间卧室。但那天晚上我实在太累，就搂着女儿睡到了他的**。尽管女儿的高烧已经退下去，可万一复发了呢？如果烧得太厉害，就必须连夜去医院，不然烧成个聋子哑巴怎么办？我想的是，他反正三点钟会准时醒来，顺便摸摸女儿的额头，我也放心些。谁知道……当我被外面的吵闹声弄醒，发现他不在**。这让我非常奇怪。我大声喊他，说胡坚地震了，快跑哇！喊死没人应。我把所有房间的灯打开，到处找他。不见人影。没办法，我只好抱着女儿下楼。我差不多是整个美湖花园最后下楼的人。结果……结果……他早就下楼了，坐在花园里的石凳上……”
说到这里，小红突然痛哭失声。
“他是那么肉的一个人啊，平时翻个身也地动山摇的，可那一天，他从我和女儿身上翻过去，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多半是飞下床去的……他只顾他自己……”小红猛烈地摇头，摇得披头散发，“这件事发生后，我就想跟他离婚。我一直克服，但克服不了……你想想，海舟本来在外面，还跑回家去救你们，可是他……我真的是克服不下去，才被迫跟他离的……”
十余天后，我在街上碰到胡坚。我把小红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他。
他没说一句话，在我面前默默地站了足有两分钟光景，转身离去。
他神情沧桑，身体肥胖，但那种随时准备躺下去的姿势，再也没有一点儿形迹了。他由一个“躺着走路的人”，变成了“站着走路的人”。他跟我们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了。
我本想问问他离婚后住哪里，小红是否还在跟孙浩来往，但问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望着他的背影，想起小红在河边的悲伤，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