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灌满一屋。或许是在空调屋里坐在太久，或许是酒喝是太多，还可能是因为老是在说杨顺城这个不逗人喜欢的家伙，太闷，有人发起疯来，用勺子使劲儿敲打餐桌。屋子里乌烟瘴气的。
参加完校庆的活动，我们46个同学，就去了后校门斜对面的火锅城，要了一个很大的包间，两张大圆桌，一张桌上坐23人，跟读书时分小组一样，同样的男女搭配，同样的凑份子。包间隔音良好，弄出再大的响声，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过，这种凑份子吃饭的方式，却多多少少显得寒碜。
我们那届中文系，渝州师大共有两个班，我们一班47人，二班48人，二班的学生，毕业那年就有五个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的三年内，又有七个考上了，这12个人，全留在了高校；余下的，前前后后都离开了中学教育岗位，干别的事去了。我们班毕业二十年后，才有人做了副处，人家二班，毕业十年，就有个女生当上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给母校赠了一大笔钱，给老师们带来满满一车土特产：营养丰富的黑鸡蛋。校庆那天，她被体体面面请上主席台，还发了言。另一个男生，毕业不久就下海，经营电器，听说资产已过千万。他也被请上了主席台。二班的48个同学全都到齐了，吃、喝、耍，总之在重庆的一切开销，全由那个千万富翁负责。
但我说过，我们班都是平庸之才，平庸有平庸的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吃得一般，喝得一般，虽感觉到了那么一点儿寒碜，但并不十分在意。
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精力在意这些。人家二班全都到齐了，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没来。
我分明感觉到，大家笑一阵过后，都不想再提杨顺城了。曾经，我们都觉得班上同学，只有杨顺城才是一个黑洞，现在发现，他是最简单、最明白的，我们在座的46个人，每一个人都比他有丰富得多的秘密，应该感到陌生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很可能是这样的。再说下去，我们就会像高玲玲和尹世茂那样，把那个深深地潜藏起来的“自己”，不经意间抖搂出来了。
比如我本人，也跟杨顺城有一点小故事。那是大四下学期，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不怎么上课，大家都在准备毕业论文。老实说，写篇论文并不难，选定一个题目，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像裁缝那样，东拼一块，西凑一块，一件衣服就成了，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因此，那两个月可以说是四年大学最放任自流的时期。寝室里经常见不到人，不知道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寝室就没人，到晚上还是没人，我心里突然一空，感觉大学生活其实现在就已经结束了，禁不住有了伤感和孤独。我住在314，尹世茂所在的310，刘畅所在的313，都有人声，但我不想去找他们。我跟任何人都是既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从小就教我做乖娃娃，我听他们的话，处处小心谨慎，从不惹是生非，加上我个子小，说话细声细气，别人都把我当女生看待。我单独跟某个女生去看了电影，逛了公园，班上同学绝不怀疑我在谈恋爱：男生把我看成女生的同类，女生也把我看成她们的同类。女生跟我走在一起，有时还亲亲热热地来拉我的手。
而在我身体里最隐秘的地方，有个声音一直在怒火满腔地提醒我：你是男生！
我不知道应该听从父母的教育和别人的目光，还是听从身体的呼唤。
当我听从前者，跟同学们很亲近，听从后者，又变得疏离了。
或许孤独本质上属于男人的情绪，这天我没去找别寝室的人闲聊，独自下了楼，出了校门。侧校门。当看到那排平房的时候，我觉得有颗炸弹在我体内爆开了。我听同寝室的人说过，有间平房里放黄色录像，他去看过的，看了回来说得眉飞色舞。当时我是多么瞧不起他呀，觉得他是多么堕落呀，他父母送他上大学，真是白花钱了呀。
但此时此刻，我一点也没想到自己的父母。我渴望堕落。
室友透露过，放录像的那间平房，门柱上有块心形的红色涂料。一路找过去，在倒数第二间，终于看到了那颗心，但不是红色，而是紫色，紫得发乌。是这间吗？看上去应该是，但我不敢断定，又倒回去找。那是多么漫长而艰险的旅程，我觉得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我的脸上像有人用刀在刻，刻一个“耻”字。然而，越是这样，我越是找得仔细。
只有那间房的门柱上才有标记。我装模作样地咳嗽两声，下七级台阶，到了门前。
门关着。弹簧门，一推就开了。当然，推的时候，需要有一股决心，用一些力道。门的内外两面，都包着厚厚几层棕色人造革，仿佛站立着的气垫。门里坐着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女子，在卖票。其实没有票，交两块钱，撩开女子屁股后面一挂厚重而肮脏的蓝色门帘，好东西便出现了。
里面至少坐了二十个人，燠热难挡，烟雾呛鼻，鸦雀无声。我是说，这二十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我坐在后排，看了两部半片子。对我而言，那比战争还要血腥的镜头，不是别人的表演，而是对我的撕扯和割裂。在难以自持的挣扎中，我感到一种叛逆的快意。
如果不是出现意外，我会一直看到凌晨2点。这是他们息映关门的时间。校门11点半关，这无所谓，两米多高的铁栅门，很容易翻过去。但换第三部片子的时候，机器出了故障。放映员弄了几下弄不好，就开了顶灯，查检线路。灯光洒下来的同时，我抽了一口冷气。
在我旁边，坐着杨顺城！
杨顺城的背躬成犁的形状，手伸进裤裆。裤裆一瘪一饱，像临终者的呼吸。他很可能没注意到开了灯，就算注意到了，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停不下来。在之前之后的任何场合，我再没见到过那么难看、那么痛苦的脸，双唇尽力裂开，暗红色的牙龈暴露无遗，牙齿死死地咬住，两颗朝外拱的门牙，绝望地龇向乳白色的、压得很低的天花板。尽管我知道，他这样子代表的不是威胁，而是服从，对一棵草也不会构成伤害，但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恐。
他变成了我的镜子。
我无力摔碎这面镜子，只能选择离开。
正在我起身的时候，他被惊扰了，跟我四目相对。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蹬上台阶，飞跑起来。
校门马上就关，看门师傅以为我抢时间才跑这么快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是那种可以向别人行使某种权力的笑。但我进了校门，依然飞跑，跑到空无一人的运动场，一圈接一圈，不停地跑，皮鞋敲击地板的响声，在运动场四周回**。最后，我瘫倒了，仰卧在跑道中央。我望见了满天的星星。
从小到大，没有哪一次望见的星星，有今晚这么亮。
因为我熟悉了黑暗。
“熟悉黑暗的眼睛，才能更好地察看光明。”这是杨顺城自编自唱过的两句歌词。
然而，他却成了笼罩在我头顶的巨大的黑暗。
好几次，我单独碰见杨顺城，都想跟他搭成协议：我不说他，他不说我。
事实证明，这样的协议完全没有必要。从没听说过人和鬼魂订什么协议。
但人和鬼同宗同源。佛教高僧说，灵魂离开身体的位置，决定了未来再生的去处，灵魂从肛门出去，就会投生于地狱道，从**出去，就会投生于畜生道，从眼睛出去，就会投生于色道，从鼻子出去，就会投生于人道或鬼道……也就是说，鬼可能变成人，人也可能变成鬼……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抹不去心头的疑虑：
做那种事被我发现，杨顺城真的就不受一点儿影响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给同学们说。
并不是为杨顺城保守秘密，而是为我自己。毕业之后，到了新的环境，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走路时抻着双臂，不像以前那样夹手夹脚，说话时先把喉管扩张，让话饱满壮实地冲出来，最好是胀得喉管发痛、充血。十年的塑造，效果明显，在我工作的地方，没有人再把我看成女人。我在妻子面前表现出的粗暴，一度时间让她畏惧，泪水涟涟地求我温柔些，文明些。可是，回到同学中间，我不自觉地又变成以前的样子了。没有人只扮演一种角色就能过完一生。转换角色能让自己轻松，有时还会带来好处。轻松本身就是好处。毁坏了一种角色，就可能毁坏了全部。我不愿意这样。
而且，在特定的环境将某种角色贯彻到底，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宽厚的一直宽厚，乖巧的一直乖巧，时髦的一直时髦，朴素的一直朴素，人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过去并非虚无，甚至觉得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有了这种错觉，就不会徒生岁月无情的感叹和忧伤……听了高玲玲和尹世茂的话，看他们流泪和窃笑的样子，我就知道时光在流逝，世界在改变，就无法不让丝丝缕缕的忧伤弥漫在心底。
大家都不愿再提杨顺城，可杨顺城仿佛始终躲在暗处，瞅着我们，我们也知道他在瞅着我们，想不去在意他，不去说他，都不行。
李小冉站起来给同学敬酒——尽管她多数时候是文静的，喝酒却不得了，喝再多也不醉，到某一个时候，她好像有了醉意，但再喝两杯，又清醒了。谁也不敢坐庄跟45个人喝酒，她就敢。喝到尹世茂门口，她偏了头，很好奇地问：“你给杨顺城写那封信的时候，模仿的是谁的笔迹？”
谁都听得出来，她是对高玲玲不服气，要成心打击她的。高玲玲不是说杨顺城那么爱她吗，不是因为杨顺城对她惊天泣鬼的爱流眼泪吗，如果杨顺城真的那么爱她，就会尽可能熟悉她的一切，包括她的笔迹。然而，尹世茂写那封信，不可能模仿高玲玲的笔迹，除了入学之初杨顺城“抢”着扶过高玲玲一回，没在公开场合对高玲玲有过任何表示。去棕榈林和杏园弹吉他，根本就算不上表示；并非只有高玲玲一个人去澡堂才经过棕榈林，英语沙龙在杏园的活动，也不是高玲玲一人参加。如果尹世茂随手写了那封信，杨顺城就死心塌地地跑去赴约，他的赴约就和高玲玲毫无关系。
大家听出了李小冉的意思，却不好点穿。连李东也知趣地保持了沉默。
高玲玲跟我们同桌，在我的斜对面，尹世茂的正对面，我看见高玲玲漂亮的脸蛋抽搐了一下。
尹世茂聪明，知道这个问题回答不好，不回答也不好，便爽朗地笑几声，模棱两可地说：“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模仿的是个女生的笔迹，你们说，谁对杨顺城有那么大的魔力？”
然后跟李小冉干杯。
酒是干了，那个问题还摆在那里。不仅是我们，就连高玲玲，也在期待尹世茂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然而，真的明确了，要么让李小冉尴尬，要么让高玲玲伤心。高玲玲一定会伤心的。她伤心并不代表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无论如何，她丈夫也比杨顺城强，强一百倍。那人我们见过，是他把高玲玲送到母校来的，胖是胖了点儿，却仪表周正，彬彬有礼。把妻子送来他就离开了，离开时高玲玲对他说：“我回来之前给你打电话啊，你要来接我啊。”这种自然而然的依赖，证明她爱自己的丈夫。
然而，有一种爱是温泉，有一种爱是烈火。
我们浸泡在温泉似的爱里，却渴望着烈火的焚烧。
还是刘畅，李小冉的丈夫，出面解了围。
他轻轻巧巧地把话题**开：“如果杨顺城分配好一点，不知道会怎样。”
我们当年的分配，有统分和直分两种，直分当然更好，好在可以直接进入某个单位，不像统分那样，被人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且是从高处往低处踢。我们班有七个直分名额，我和刘畅都是直分的，杨顺城为何没享受到这种待遇，不得而知。按成绩（这是主要标准），他长期全年级第一，如果他愿意去考研究生，绝对能考上北大，二班有个学生就是考到北大去的；表现么，他只缺过一天课，课后就知道弹吉他，至于看黄片，别人看过，我也看过，何况系里不知道我们看黄片的事。
即便被踢来踢去，如果不踢回七里沟，他大概也会去上班，也会过上另一种人生。
然而，他到底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了。他对那个环境的厌恶，让他不愿意回去。
大家唏嘘感叹了一回。
李小冉还在挨个敬酒，但刘畅叫她别喝了。她果然就不再喝。那些没被敬到的同学不干，她说：“下回补上。”她的眼睛里，有对丈夫无限的感激。尽管她喝再多也不醉，但酒是乱心性的，酒点燃了她嫉妒的火焰。那粒嫉妒的种子，一直埋在她的心底。现在那火焰灭掉了。是丈夫帮她灭掉的。再也不会复燃了。就像一枝毒花的种子，在适宜的气候下，爆出嫩芽，长出枝叶，张开花瓣，还没来得及结出新的籽粒，就被掐掉了。那粒毒花再也不会开花结果了。她在自己位置上坐了不到半分钟，就跟另一个同学交换，坐到高玲玲身边去。这样的情景，已经显得多么遥远了啊。
尽管遥远，却让我们清晰地回想起大一的时光。不止是大一发生的事情，还有那时候的热，那时候的冷，那时候从江上飘来的润湿的空气，那时候同学之间边试探边靠近的新奇和温暖，——那时候，杨顺城背着吉他，在校园里弹唱“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弹唱他即兴创作的歌曲……
两张面孔，依然是高玲玲的更美，但而今，同学的意义大于脸蛋。甚至没有人在心里去评判她们的脸蛋。现在真正让我牵肠挂肚的，是没有到场的杨顺城，那个在念书时我们都不喜欢的人。
刘畅对老婆的做法很满意，对别人看她们的眼神更满意。这从他微微上翘的嘴角可以看出来。
尽管世界如同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但翻过去，却不一定是这样。
“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风暴和黑暗忽略……”
这是杨顺城从西藏回来后，在高玲玲校门外唱过的歌。
在他自编自创的歌曲里，老是出现黑暗、光明这样的字眼，以前，他是要让光明照彻黑暗，这两句歌词表明，他打定主意要回到黑暗里去了。他砸碎吉他，吹着口哨，究竟去了哪里？
谁也不清楚。
要是清楚，就通知他回来参加校庆了。
好几年过后，消息才陆陆续续地传来。
他没再回西藏，而是去了云南某地一所偏远的中学。那里的教师，最高学历是中师，杨顺城这种本科毕业生主动上门，等同于天上掉馅饼。他一去就受到重用，教高中毕业年级的语文，而且当了尖子班的班主任。他把班费收起来，揣进腰包，一天课也没上，就不辞而别。
班费能有多少钱？顶了天几百块。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随后他去了广东佛山，在一家鞋厂做工。厂里没有住宿，他就在厂子附近租房。租给他的那家人，有三室一厅，手头紧，就腾出一间租给他，于是，他跟这家人用着同一把大门的钥匙，像是一家人。房主真是把他当成一家人看的，有客人来，请他同桌吃饭、喝酒，买了好菜，也请他品尝。他在那里租住了大半年，有天夜里，房主两口子外出办事，他就把他们的女儿强奸了。女儿不满十五，还有一个月才初中毕业。他在那小女子的抽泣声中，迅速出门，消失于茫茫人海。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甚至无法理清消息的源头。小道消息的生命特征，就在于“理不清”。
但我们都听说了。
又过去两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十九年过后，某天下午1点半，我正在睡午觉，手机突然叫起来，把我做着的一个好端端的白日梦，惊惊乍乍地吵醒。是刘畅打来的。
刘畅问我：“你知道杨顺城的情况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
原来他不是要问我，而是要告诉我。
因大姐生病，他最近回了趟老家。大姐是血液粘稠，引起轻度中风，在镇医院输了几天液，好多了，他跟二姐一起，陪了大姐两天，就返回重庆。走到县城时，他搭车去了七里沟监狱。去的目的，是想找到杨顺城，至少打听到他的下落，弄清他的联系方式。我们班开毕业典礼那天，有一个约定：二十年后，大家再回母校聚首。时间定在2011年7月15日。为此我们还制定了若干规章，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在这二十年间，谁也没有权力死去。毕业十年利用校庆聚会的时候，由于杨顺城没到，害得大家像被割了一块肉，从头到尾地想着那块肉，说着那块肉。千万不能下次又这样。二十年可不容易，二十年有太多的话想说，不能只说杨顺城。刘畅是杨顺城的老乡，有义务帮助大家找到他。
县城去七里沟的路，已全部硬化，车程由六个多小时，变成了不到三小时。那个小镇还是一条独街，却有了许多高楼，变得认不出来了。刘畅想找到当年跟杨顺城吃挂面的那家小店，已经找不见了。但菜市场还在那里，一眼就能望到的。只是没看见七里沟监狱的购物车。刘畅搭公交车去了监狱。半面斜坡上的大门外，显得格外冷清，只有个七十来岁的老人，站在那里，相当落寞地瞭望远处。
刘畅对门卫说，他要进去找个人。门卫问找谁，他说找杨顺城。门卫不认识杨顺城，刘畅说他爸曾在这里当保安科长，现在想必退休了。门卫还是不知道，当然也不放他进去。
那个老人听见刘畅的话，问了一声：“你找杨顺城干啥？”
刘畅转身看他，眼睛慢慢发亮。
尽管这人的头发都白完了，但刘畅还是认了出来。这是当年去市场买菜的李叔叔。
刘畅叫了声李叔叔，说自己某年跟杨顺城到这里来过，还坐过他两趟车。
李叔叔比刘畅还高兴，“缘分啊！”他说，像遇到亲人一样，抓住刘畅的手不放。然后他告诉刘畅，七里沟监狱要搬往成都郊县，搬迁工作已进行了四年，绝大部分干部职工和服刑人员，都走了，煤矿也还给了地方。现在，监狱里只留下了极少数人，这些人年底前将全部迁走。“我不走，”李叔叔说，“我在七里沟干了四十多年，舍不得走。等他们走光了，我就守这个破庙。”
难怪他显得那么落寞。
“杨顺城他爸呢？”
“走了，今年三月份走的。”
“李叔叔你有他爸在成都那边的电话吗？”
“电话……你是想找杨顺城吗？自从大学毕业，杨顺城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刘畅“哦”了一声。但并没彻底失望。杨顺城没回过家，不等于他爸就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于是他又问李叔叔要杨顺城父亲的电话。
李叔叔看着刘畅，眼神苍老、悲凉。
“你别费心思了，”他说，“杨顺城死了。”
杨顺城是被枪毙的。
因为他杀了人。
案情发生在川滇交界处的水富县。九年前的某个深夜（算起来，那正是我们参加五十年校庆的前后），他跟同伙在水富县郊外，拦截了一辆车，把车主杀死，碎尸后装入大提包，扔进金沙江，抢了车主的手机一部，相机一部，现金两万三千元。之后与同伙分散逃跑。杨顺城逃到合肥，逃到武汉，逃到贵阳……具体逃了多少个地方，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许多地方都只在车站停留。大半年后，他到了宁夏的青铜峡。或许是因为逃跑太累人，或许是看中了青铜峡这座西北小城，他终止了混乱的脚步，在此隐姓埋名地住下来。钱早已在逃跑途中花得精光，他便去建筑工地做力夫，卸水泥。那是一种只有肉体的生活。他把肉体作为赌注，去跟白天黑夜抗衡。
这年五月的某个黄昏，杨顺城下了班，往出租屋走。从清晨忙到黄昏，他没觉得累。一具没有心灵的肉体，是不知道累的。但经过一处公园的时候，他突然腿脚打闪，差点儿跪下去。
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弹吉他。
小伙子边弹边唱：“我站在故乡的中心，却是一个离乡背井的人……”
杨顺城听见自己身体里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像冻结多年的冰层正在坼裂。
他蹀蹀躞躞地走到那人身边，对他说：“你唱的是我的歌。”
是的，这是杨顺城的歌。当年，他从不把歌曲写在纸上，那些即兴弹唱，是通过谁的笔，谁的手，谁的嘴唇，从南方传到了北方？在某一处暗角，有一双眼睛在注视他，有一双耳朵在倾听他，并把他孤独的生命接纳过去，抚慰更多的孤独。然而，对这些，我们，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
小伙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满身水泥灰的人，会唱歌，而且还说是“我的歌”。
“我可以弹弹你的吉他吗？”
这是小伙子听到的又一句话。这要求能拒绝吗？小伙子拿不定主意。
由于出汗，杨顺城扑满水泥灰的衣服，变得硬翘翘的，连头发也硬翘翘的，脏不忍睹。他便将衣服脱下来。五月下旬，在他的故乡，早已枝叶扶疏，而在这座西北小城，还是一派冬景，特别是太阳落山之后，空气干冷，直钻骨头。光着膀子的杨顺城，接过了小伙子手里的吉他。
小伙子说：“别，你穿上衣服再弹吧。”
杨顺城没应，躬着油黑的脊背，在六根弦上摸索。吉他叽里咕噜，像一窝受到惊吓的鸟。他的触觉已经生疏，但这无关紧要，吉他是他的另一副身体，他和它，会在短时间内相认。摸索一阵，空弦音便在指头上绽放，紧接着，冰棱棱的乐曲流淌而出。“故乡，我只能远远地看你了。风声在母亲的子宫里鸣响，大道上尘土飞扬，模糊了我的双眼……”他唱完了小伙子没唱完的歌。
小伙子泪流满面。他自己常常弹唱这首曲子，却从没有过这么刻骨铭心的感受。
他把杨顺城介绍到了自己所在“火柴乐队”。
杨顺城很快坐了火柴乐队的头把交椅。以前，乐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在市内的娱乐城里混，现在，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歌了。杨顺城创作的那些歌曲，无一人能真正听懂，比如：“水呀，站起来吧，站成光明磊落的空间，把血肉还原，把骨头还原。我会打着赤脚，静静地，跪在你的面前。”谁能知道他是在祭奠葬身金沙江的冤魂？又有谁能听出他深入骨髓的忏悔？但奇怪的是，所有听众都被打动了。他从冰凉的河川上踏过，一直往前唱，唱到他的大学，从大四唱到大一，唱到刚入学的日子。他的歌曲就此改变了温度，阳光渗入，坚冰融化，变得柔软，发出甜香。那时候，有个女生不嫌弃他身上的气味儿，那时候，有个女生温柔地递给他一张餐巾纸……那时候，他心中有爱。
他在火柴乐队待了七年，创作的若干首歌曲，都有对“玲玲”的呼唤。
“玲玲，冬天到了，天空沉了，花儿谢了，我把我的翅膀折下来，让你欣赏……”
想必，杨顺城走南闯北，一定遇见过比高玲玲更漂亮的人，他却从未动过心，更没有恋爱过。
然而他没能在这样的怀念中老去。
2009年3月，东南某电视台举办民间乐队大赛，火柴乐队当然希望参加。但这完全取决于杨顺城。当同伴征求杨顺城的意见时，杨顺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机会。”
他说的“机会”，含义模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又有了追求。
有追求，就意味着有生活的渴望。
火柴乐队得了一等奖。杨顺城的歌感动了无数人。
乐队回到宁夏，估计还没来得及开庆功会，杨顺城就被抓了。
杀人之前，杨顺城和他同伙在水富县城住过两天，第三天，他们既没回宾馆，也没退房，就销声匿迹了。当车主的家人报了警，从车辆旁边浓稠的血浆判断，这是一起凶杀案。公安把目光瞄准了路外的江水，派人打捞。那个大提包很快现身。各种迹象表明，从宾馆莫名消失的那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刑侦人员根据监控录像和宾馆服务员的描述，栩栩如生地绘出了杨顺城和他同伙的肖像，四处张贴，还在网上发布。火柴乐队上电视台表演时，水富县先前那家宾馆的服务员正看那台节目，一眼就把杨顺城认了出来。尽管不是以前的名字，但绝对是那个人。他毛茸茸的脸（跟高玲玲见过最后一面，他就不那么勤常地刮胡子了），特别是那两颗朝外拱的门牙，实在太显眼了，他也没想到去整整容。
服务员报告了警察，警察千里追凶，将杨顺城擒获。
他在浙江打工的同伙，也在半个月后被缉拿归案。
“要不是盛军，杨顺城不会变得那么坏的。”李叔叔对刘畅说。
“盛军是谁？”
“就是跟杨顺城一起犯下命案的那个同伙啊。他曾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服刑人员，那回你跟杨顺城来的时候，他正在这里服刑。小伙子本来很不错的，当年犯罪也是出于义愤，一时冲动：他跟几个朋友聚会，其中有个侏儒，饭吃完，主人端出梨子，侏儒给大家削皮，削出第一个，他从凳子上跳下来，跑到席桌对面，递给一个女子，说他爱她，还亲了一下她的手，惹得那女子很不高兴。另一个朋友挖苦侏儒，说你爱她可以，等你长过1米75再说。那时候，侏儒27岁，不到1米3。侏儒被刺痛了，跟那人吵，没吵两句，那人重重地扇了侏儒一个耳光。盛军是个厚道人，平时对这个残疾人朋友也特别照顾，见他被打，心里不平，站起来和那人理论，那人说：‘这小矮子是你爹呀？我就要打你爹！’一脚朝侏儒踢去。侏儒被踢到桌子底下。盛军拿起水果刀，一刀刺过去，把那人搞成了重伤。”
李叔叔用舌头卷了一下嘴角干沙沙的白沫，接着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来到监狱，他表现得非常好，下了一段时间矿井，就被提升到地面，打扫狱区的卫生。你们来的时候，他就在打扫卫生。小伙子本来很不错的，可不知道为啥，出去过后反而屡次犯案，屡次进监，后来也不知道杨顺城是怎么跟他搅和到一起去的……”
刘畅知道盛军是谁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跟李叔叔告辞，回了重庆。
回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同学们打电话。让人惊异的是，杨顺城被抓后，对自己的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其中包括他在云南某中学席卷班费逃走，以及他在广东佛山强奸了房主不满十五岁的女儿。这些找不到源头的消息，为什么如此准确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或许，正像因纽特人认为的那样，经常说到和想到某个人的名字，名字里就会附着那个人的灵魂。
2011年7月15日眼看就到了。毕业典礼上，我们确定二十年后的聚会，由班长和尹世茂联系，校庆聚会时，又增添了高玲玲作为联系人。但直到7月14日，他们谁也没有提起，也无任何人过问。
而今，约定聚会的日子，早就过了。
光阴没有等我们，光阴一如既往地流逝，仁慈地帮助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