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
一
對於現代主義寫作，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寫作，我時常有些困惑、不滿或憂慮。這種憂慮、不滿或困惑在我，有時輕，有時重，卻從來都沒有完全消失。在我看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萊爾以降，現代主義文學往往重視挖掘人生的負麵經驗，著力書寫現代人內在的幽暗情緒，重視寫個人所遭遇的種種形式的惡。現代作家又特別講究策略，重視“破”而不重視“立”，甚至不惜以暴製暴。這樣的運思方式與寫作路徑，有其價值與意義。我們所熟知的許多現代主義作品對特定時期的精神狀況進行了激進化的表達，構成了對充滿騙與瞞的文學、意識形態、世界的反叛，也加深了人們對這樣的文學、意識形態、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理解，讓人得以有從虛偽的意識形態或虛假的價值觀中獲得蘇醒的可能，進而朝著真實複歸。然而，其局限和風險也是明顯的。比如說，過多地在幽暗情緒中逗留，為激進的立場所裹挾，對生命終究是有損傷的。因此，現代主義作家的麵容，多半顯得沉重而憂鬱。寫作之於他們，成為一種痛苦的選擇，仿佛是一種宿命。不寫又如何？那就更為痛苦，就好像連擺脫痛苦的精神出路都沒有了，一種更為徹底的畏、煩與怕，有可能會將他們吞噬。由此，或是短暫地或是長期地厭世，深陷於自我的困厄，深陷於無意義的空虛，成為很多現代主義作家的基本存在處境。對於讀者來說，不讀一讀這樣的作品，隻讀小清新的作品，對人生的絕境會缺乏體察，然而，長期隻讀這樣的作品，也難以獲得足夠的滋養，甚至會覺得對個人心智是有害的。這真是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
如果這樣的寫作僅僅是作為一種曆史事實存在於文學史中，那麽我的不滿也僅僅是不滿——不滿意，還有不滿足。令我感到憂慮的還在於，這種寫作路徑所蘊含的局限，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一個未經省思、未經認真清理的認識裝置，被作為一個仿佛非如此不可的文學傳統而完整地繼承下來。舉個例子，2016 年，在對這一年的中國短篇小說進行回顧時，我發現諸如此類的寫作數量是非常多的，多到讓我覺得意外，繼而感到倦怠。因此，在寫作這一年的短篇小說年度綜述時，我在文章的最後一節忍不住把這作為一個問題單獨提了出來。我在其中談到，有不少作家都隻把自己定位為複雜世相的觀察者和描繪者，此外再無其他使命。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提出的“小說是道德審判被懸置的領域”這一觀念，成為作家們普遍信奉的寫作信條。藉著這一信條，很多作家在“寫什麽”上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一些極其重要的倫理、道德、社會等領域的問題，成為作家感興趣的所在，但這當中的不少小說作品，在價值層麵是存在迷誤的。有不少作家致力於呈現各種現象，尤其是惡的現象，可是在這些作品中，很難看到希望的所在。很多作品甚至隻是在論證，人在現實麵前隻能苟且，隻能屈服於種種形式的惡。苟且和屈從成為唯一的選擇，仿佛除此之外再無別的路可走，人生再沒有別的可能。不少作家還天真地認為，對惡的想象力運用得越偏僻，對惡的書寫越極致，作品就越有深度。這甚至成為他們所能理解的，所能抵達的，唯一的深度模式。而這樣的認知方式，何其簡單，何其片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