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東的小說，既有對文學、藝術本身的省思和探索，也始終關注日常生活，蘊含著對“生活的藝術”的省思和探索。這兩者，在她的作品中不是一種可以截然分離的存在，而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麵。蔡東對它們的省思和探索，是同步展開的。
在蔡東的小說中，《我想要的一天》也很值得注意。它曾以《我們的塔希堤》為題，刊於《收獲》2014 年第 5 期。它與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有非常多的不同，又有一種內在的對話關係。《月亮與六便士》中的藝術家查理斯·斯特裏克蘭德原本是英國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有美滿的家庭、穩當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卻讓常人覺得難以理解地放棄這一切。他出於對繪畫的熱愛而離家出走，到巴黎追求他的藝術夢。在巴黎，他的藝術夢卻並沒有很好地得以實現，不單肉身備受饑餓和貧困的折磨，也因為尋找不到合適的藝術表現方式而深受精神煎熬。因緣際會，他離開了巴黎，到達了與繁華世界隔絕的塔希堤島並在那創作了很多後來讓世人感到震驚的傑作。毛姆的這部小說，涉及很多重要的藝術話題，既試圖探討藝術創作的奧秘，也試圖對藝術和生活的關係、藝術的本質等問題進行發問。由於這部小說涉及的藝術問題之廣、之深，討論現代文學與現代藝術的作品幾乎都可以與之形成對話關係。
《月亮和六便士》裏的藝術家查理斯·斯特裏克蘭德，以法國後期印象派大師保羅·高更為原型，因此，這部小說包含著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探討。對於查理斯·斯特裏克蘭德這類領受了藝術之天命的人來說，其人生仿佛注定是要受苦的。為了藝術而犧牲日常生活，也似乎成為一種不得不如此的選擇，“他生活在幻夢裏，現實對他一點兒意義都沒有。”對於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蔡東的小說也有非常多的思考和書寫。《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並無寫作天賦，但寫作於她而言，是一種避難的方式，借以對抗職業的倦怠和日常生活的平庸。遠離繁華之地，到偏遠的塔希堤去尋找屬於自己的藝術生活，這是查理斯·斯特裏克蘭德的選擇。相比之下，春莉所做的是一個逆向的選擇：她從偏遠之地來到深圳，希望能大隱隱於市，能“躲在大城市寫東西”，在現代性最為深入的城市空間中來成就她的藝術人生。由此，藝術既是試圖抵禦功利化和庸俗化人生的一種方式，也是心靈獲得安定的一種途徑。當然，對於春莉這種試圖以這麽決絕的方式來逐夢卻又缺乏圓夢能力的人來說，她的困境是難以解決的。麵對這種選擇，春莉到深圳後投靠的好友麥思的心情是複雜的，“她覺得春莉隻是急於尋找一個外殼，一個臆造的自由澄明之境，好不去麵對真實的世界。”與此同時，麥思又多少能理解春莉的選擇。麥思自己，也包括她的愛人高羽，其實也麵臨著類似的精神困境和現實困境。他們的差別僅在於是繼續抵抗，還是選擇出逃，選擇放棄。麥思與高羽同樣處於一種衝突重重、有待緩解和化解的狀態。直到結尾，這種狀態也仍舊沒有多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