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称号转移到中国身上，常常被看作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世界工厂”一词，实际上是基于“工厂”概念来讨论世界经济格局，即把单个工厂当作最基本的主体来看待全球的生产能力分布。这种角度在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对的，但用来刻画当前的中国则已经有刻舟求剑之嫌。
某种程度上，工厂（factory）已经不适合作为观察当代工业体系的基础单元。factory一词在中古英语中本义是“代理店”，其词义演化成“制造厂”与工业革命有关。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使用机器代替手工来进行生产，使用很多机器的企业被称为factory或manufactory以区别于手工为特征的企业firm（工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批量生产、大规模制造在工业体系中成为主流，于是大型流水线、大车间之类大规模制造的场景便成为“工厂”意象中的主要部分，这构成当今使用“世界工厂”一词时“工厂”的通常意涵。
在这种意义上，“工厂”是工业体系中的主体，输入原材料和零件，输出制成品；要生产出更多制成品，就要建立更大的工厂。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意思就是说中国在扮演世界最大工厂的角色，为全球生产工业制成品。这样的视角实际上是在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业认知来看待当代工业。在这样的视角下，如果按照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的方法来看中国所组装的零部件大量来自进口的事实，那就会产生中国只是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组装厂角色的看法。如果注意到一些新建的组装厂选址出现从中国转向西方国家的迹象的话，就可能得出“制造业回流”、“西方国家正在‘再工业化’”的判断。不过，在当代工业的现实图景下，这种判断需要重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制造成为现实，工业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拆分出来在全球范围寻找最适合的承包方，制造与设计、管理、销售等以往通常都在“工厂”内部的环节相互分离，在空间上重新划分。于是，全球离岸外包之网蓬勃发展起来。离岸外包是项目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处在不同国家的外包合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使原先在一国之内甚至在一个工厂之内价值链转移到多个国家之间，成为全球价值链。以此为建立视角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不同以往的全球经济图景。
一、大创新时代：变革中的全球经济图景
实际上，线性的工业史/技术史阐述并不能得出当代产生世界面貌的必然性，分项地描述技术/行业/领域变革也不能整合出世界的整体性变化。整体性现象需要整体性解释。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整体变化、预判未来趋势，需要整体性的动力学解释。
因此，我们可以从“工业”二字出发，对当今世界的整体发展变化动力建立一个解释框架。
从整体来看，“工业”带给世界的变化，最重要的方面不在于产品，而在于社会运行过程。从工业革命至今，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盖了“五层楼”：①标准化，②批量化，③系统化，④信息化，⑤智能化。没有标准化，就没有批量化；没有批量化，就没有系统化；没有系统化，就没有信息化；没有信息化，就没有智能化，本章第三节将展开论述。这五层楼形成一个五层金字塔[1]，下面的层次是上面的层次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前后相接发展起来的。凡是没有进入到上一个层次的事物，就还停留在下面的层次，连标准化都没进入的，可以说并不在工业化体系内，只是存在于工业化社会的时空而已。当今世界，工业化社会的前沿已迈入智能化时代，主体也至少生存于信息化时代。因此，凡是主张进一步发展或保留已过时社会现象的，都属于世界观还停留在以前的时代，很容易遭到当今时代世界观的“降维打击”。
什么是当今时代的世界观？我认为是能够把握智能化时代、立足信息化时代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我把它称为面向21世纪的“工业党”世界观。
为了阐明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党”世界观，我们可以从2019年初闹得轰轰烈烈的波音737 MAX飞机话题出发。
2019年年初，波音737 MAX型客机由于坠毁事故陷入被航空管理部门停飞、被订购方退货的风波。其缘由可从2010年12月说起，当时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宣布其A320机型（与波音737相同市场定位产品）将推出下一代产品A320Neo，主要特点是改装了新型号发动机，能够大幅度提高燃油效率。这就使得波音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推出与之竞争的产品。但由于波音是知道消息后必须做出反应的被动方，能够用于研发的时间并不多，于是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应付”式的方案：强行在737机型的原有型制基础上改变发动机舱的位置和形状，由此导致了原先没有的空气动力学问题，为了纠正问题又试图通过在飞控系统上打补丁解决，但新问题仍接连产生，埋下了后来事故的伏笔。[2]
该案例能够说明工业化发展到当前历史阶段的至少四个特点：
（1）市场与产业链的全球化：为什么空客宣布推出A320Neo，波音就必须马上有对应的竞争产品？因为大飞机市场已进入全球化市场阶段：全球只一个市场了，没有其他市场可供开辟，一旦在这个市场出局就是完全出局。当前大量的产业/领域已经或正在进入全球化市场阶段。
（2）市场结构的系统化：为什么知道消息后被迫反应会十分被动？因为市场结构已经高度系统化了，新的核心产品会导致整个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依照其标准做出调整，而核心产品的跟随者只能被迫适应这种全行业调整。
（3）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什么该案例中波音可用于研发的时间极为有限？因为要调整的环节太多。一架大飞机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数百万个生产环节，并且，这些生产环节分布在全球各地，是一个具有巨大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3]实际上，大飞机的生产过程管理方式“飞机构型管理”是“二战”后管理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也是系统工程在当今世界日益普及背后的管理方法来源。
（4）资金环境与贴现思维：为什么波音选择了一种“应付”式的方案？因为系统工程“一处变，则处处变”的特点，导致波音没有足够资源——尤其是资金来实现最佳解决方案。当今，企业往往生存于“时时事事依赖融资”的环境中，“项目投资来自企业自由资金积累”观念早在数十年前已经过时。21世纪的项目实施特点是“市场空间预期+融资”，项目如何实施取决于融资规模，融资规模取决于未来市场空间预期，把未来预期会产生的现金流折算到现在，叫做“贴现”。贴现思维堪称当代企业运营的基本方法论。一旦对未来的预判出错，企业就会陷入“现金流还不上应还账款”的“资产负债表型危机”。波音在737 MAX项目中只是市场中的跟随者，没有足够的主导能力来定义产品的未来市场空间，也就不可能选择需要巨大融资规模的技术路线，进而也就只能选择“应付”式的方案。
基于上述四个特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基于“工业”视角，把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称为“大创新时代”[4]。
随着通信与计算机、洲际民航、集装箱海运等网状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将全球连为一体，一批新型业态为全球化经营提供软环境，跨国制造、离岸设计与国际金融等新兴事物使地球变成“地球村”，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变化，工业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是产业组织形式从“温特制”到柔性制造转型[5]，在“温特制”下，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模块和环节，再外包到全球进行生产[6]，而在柔性制造环境下，以项目为组织中心，全球的参与者可以采取内部团队、外部团队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虚拟公司等不同形式来完成生产过程；二是能够组织产业链的核心资源，从大工业变为大数据；三是产业链延伸过程，从以跨国公司引领为特征，变为以全球市场引领为特征；四是产业组织的生存资源，从依靠自有资金与间接融资变为依靠直接融资。上述背景下，当今一个产品往往来自成千上万项技术、专利的集成，营销推广也已全球化，各个环节都需要大规模资金运作。把当代产业生态、全球市场、预期引领、信息革命等变局综合起来，可以用“大创新时代”概括。
立足大创新时代，可以认识到，工业确实可以作为看待世界的一个总的着眼点，但需要有当代工业的眼光。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当今世界的来历，会导致各个“点”之间缺乏联动机制，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论世界观。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来自整体的——而非局部之和的工业化水平上升。今天所见的发展结果，有技术积累带来的进步，但更多地来自系统化、信息化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之“碾压”，更有“估值革命”的因素：资金环境变化带来的系统性估值提升，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当今世界的来历，还会导致闭门造车倾向。有论者推崇个别技术或企业的零敲碎打作风，誉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主张在未来工业发展中发扬光大。这实为一种价值观，而非世界观或方法论，它没有看到大创新时代的技术或企业都只是市场环境这个海洋中的生物，市场环境当中的资金、合作方、技术体系等都处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中，企业发展时刻处在未来市场空间预期、产业生态、技术条件等环境变化中。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在大创新时代的处境如何，受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生态位”因素影响，要远远大于闭门造车能够带来的局部技术改进之影响。
因此，当今时代的“工业党”世界观，需要立足于大创新时代，有动态的整体性视角，避免零敲碎打、闭门造车。在我看来，生态学很适合作为描述工业经济体系的方法论参照[7]，例如市场类似于环境，企业类似于生物个体，产业集群类似于生物群落，资金流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供应链则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拿生态学作为“工业党”世界观参照系的话，可以说，正如全球生态体系是一个整体，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也是一个整体，“工业党”世界观需要进入21世纪，要有全球视野和整体性思维，“大创新时代”可以作为从共时性维度描述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名称。
二、网状系统工程：当今世界的“底层架构”
在讨论时间维度之后，我们还应思考空间维度，这样才能建构起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8]，即世界观的结构性维度。假如把“工业化是沿着时间线‘一点一点’地‘干出来’的”当成真命题，就会把工业本身当成一堆放置在空洞的“空间”中的东西，这样一来其他东西如农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就会与工业并列，进一步地还会认为如果人们离开工业转入服务业就业，就是“去工业化”。然而，工业化塑造的当今世界（或者说“现代化”）是有特定结构的具体空间，而非空无一物的抽象空间。在工业化塑造的当今世界中，工业化的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世界的空间，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其他行业，与工业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于被工业化塑造出来的具体空间中。
工业化发展到当今，塑造出当今世界。把“当今世界”定义为当下人类生存的具体空间之名称，则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是由一系列网状系统工程所定义的。“网状系统工程”是基础设施网络与网状分布于社会中的其他系统工程的总称。例如电网、互联网、高速公路网属于基础设施网络，股市、连锁超市、移动支付系统属于网状分布于社会中的系统工程。
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由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五层金字塔”所塑造，每一层的出现都改变了世界的时空结构：
（1）标准化意味着格式化，它带来现代时空。标准化源于“全部零件可替换”制造方法。18世纪中叶，法国炮兵将军格里鲍瓦尔（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有感于整体制造的大炮难以维修，发明了零件可替换的制造方法。19世纪初美国春田兵工厂发展出全部零件可替换的制造工艺，这就要求事先规定每个零件的标准，并建立一套精确的计量体系。19世纪中叶大规模修建铁路网则使标准化把世界重新联结起来。运营铁路网的难度在于庞大繁复体系的管理，关键在于能否将数以万计的环节和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精确协调，铁路网管理开创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9]被铁路网连接起来的地方，出现了标准小麦、标准计量、标准时间[10]等，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标准化了。可以说，标准化是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第一层特征。
（2）批量化意味着覆盖化，它带来现代市场网络。在标准化的基础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期大规模制造逐步普及到全世界，这个过程称为批量化。铁路网为大规模制造时代的到来准备了三个条件：对大规模制造产品的需求、连通了广大区域的全天候运输网络、大规模层级管理和现代会计实务。[11]汽车制造业的兴起使大规模标准化制造成为“现代化”的标准，“非标准化”则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造的”代名词。[12]流水线作业使工厂的整体产出能力远大于人类个体劳动之和，汽车在短时间内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并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批量化不仅改变了生产，也改变了消费，20世纪初，百货公司、超市等商业模式诞生，其历史背景就是批量化的普及。批量化改变了供应链，使市场网络现代化，堪称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第二层特征。
（3）系统化意味着一体化，它带来全球化。“二战”后，随着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系统工程”代替“标准化”成为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13]微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等系统工程产品使世界缩小为“地球村”，出现了全球化。系统工程呈网络状在世界上延伸，要求所到之处均按统一标准运行，例如互联网要求所有主机都遵守同一套通信协议。诸多网状系统工程定义了当今世界的时空结构，典型事例如土地一级开发中的“十二通一平”，除土地平整外，还要求“路、电、水、汽、气、网络、邮电、排水、污水、公交、金融、快递”等十二项“通”，这里的每一项都是网状系统工程的延伸，并且都连通广泛，可达全球。系统化堪称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第三层特征。
（4）信息化意味着重整化，它带来信息空间。信息化是以网状系统工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其中，信息被汇总到数据库为现代世界带来了重新发现、重新组织利用时空的可能性。从哲学上看，信息化最深刻之处在于，把“信息”概念抽象成了一切可被传递的逻辑可能性总和，并将其实现为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的空间[14]，可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信息化一方面把现实世界虚拟化，帮助改造现实世界，例如虚拟制造技术可以模拟出产品制造全过程，提前预判并避免很多失误，从而更有效、更经济地灵活地组织制造生产。[15]另一方面，赛博空间中也可存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可能性，犹如为人类提供了一片可供开发的“新大陆”。信息化堪称当今世界时空结构第四层特征。
（5）智能化指向解放人类双手。如果说标准化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时空、批量化解决了“匮乏”这个人类生活中曾经的永恒主题、系统化使人类生活空间扩展至全球、信息化使人类活动范围超越现实世界，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浪潮则指向解放人类双手。双手是人类大脑改造世界的中介，因此人类劳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需要训练手臂动作——哪怕简化到敲键盘，仍需要训练。但智能化却正在逐步使人类无须为生产活动而训练手臂动作，可以使人类大脑的意图更直接地作用于改造世界。例如，人类的消费行为已经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无须训练的手部动作实现。智能化把当今世界时空结构引向了第五层楼。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手工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而工业之所以叫“革命”，就是因为达到了手工业达不到的高度。这种高度就来自于通过标准化使大量具体环节的劳动像“积分”一样大规模联系起来，后来又通过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等历史进程使人类劳动成效指数化增长、走向全球、走向超现实空间。而就具体环节的劳动来说，当今世界的个人动作行为与手工业时代差别不大，差别大的地方在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
从认识论来说，“工业化”可以分析成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又可以综合成现代时空、现代市场网络、全球化、信息空间、解放人类双手等，实际上这就是当代的“现代化”。当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电网、水网、通信网等网状系统工程，它们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构成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底层架构”。
在这样的时空结构中，很多曾经的困难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例如，20世纪80年代，汽车厂的产量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难题，单个工厂的产量比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可达百倍，但当今则完全不成问题，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当年的供应链、生产线、软件等方面能力不足，归根到底就是网状系统工程不够发达。而在当今，汽车厂是可以做到“无人”的，原理也可以理解为把网状系统工程布设到位，就可以在各个环节上代替人力投入。当然不是完全不需要人，但人的工作可以在“厂外”，例如设计、编程，这类工作在统计上算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假如汽车产业从制造业岗位密集型转为服务业产业密集型，能说是发生了“去工业化”过程吗？这样的现实情景恰恰发生在以美国底特律为代表的一些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基地。当今美国底特律大量汽车工人失业、城市萧条破败，而汽车工厂也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人说假如把汽车厂迁回，给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不就“再工业化”了吗？[16]问题在于，相比20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岗位数高峰时期，当今美国的汽车产量更高，但只用了原先约三分之一的人，而汽车厂外迁正是为了到网状系统工程配套更完备的地方去实现这种效率提升，并且事实上也创造了不少新增就业岗位，例如软件工程师。对汽车公司来说，以“回到底特律”的方式去“再工业化”，有必要吗？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高低，故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而这种分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网状系统工程的差别，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主要在于网状系统工程发达。网状系统工程的发展来自于“用起来”，只有用起来，围绕网状系统工程的应用生态链才会形成，从而网状系统工程本身才会得到发展，而用起来就要求开放性。因此开放性是发展网状系统工程需要的品格。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往往存在于寻求工艺突破的过程中，这类过程从工作方式上看，主要是手工业时代的。这倒可以从逻辑上得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是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品格，中国工业当然具有这种品格，但中国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品格。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既不是中国工业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中国工业崛起带来的经验，但却与中国工业崛起有着高度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何理解？这涉及当今世界（或“现代化”）与其所依托的空间的关系。当今世界本身是一种空间结构，但它也有所依托的基础空间。在中国，这个基础空间就是五千年文明体。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富起来”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工业化在其中是一条主线，但不是全部原因。自主工业化带来的自主网状系统工程体系，使原先就存在于五千年文明体中的诸多劳动行为被纳入当今世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把中国这种发展变化放在历史与世界维度构成的“大坐标”当中看，相当于中国整体上在很短时间里变得“值钱”了，也就是估值迅速上升。这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带来的“高精尖”部分突破能够提供部分解释，但只是一部分。哪一部分？是作为集结其他经济活动的核心的那一部分，没有这部分，就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集群化，但其他部分先要存在并有效运行才行。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五千年文明体中原本就存在的诸多因素才是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通过在当今世界发生重组过程，出现了整体性的估值上升，才能够完全解释中国崛起。
于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是个整体，要追求有利的“生态位”，就要提高整体估值才行，而整体估值的提高，却不能依赖少数高估值部分。前沿产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自然会有高估值。但国家的整体估值要提升，非前沿的部分要能够提高估值才行。整体上有高估值的国家，例如美国，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曾经的前沿或当今仍是前沿，但却较少有尚未得到充分估值的部分。而中国能够崛起，并仍有巨大潜力，根本原因在于低估值的部分很强大，能够在估值上起飞，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不像世界上有的国家，高估值的产业竞争力很强，但低估值的部分不具有起飞潜力，从而国家整体上在全球价值链上位于低端。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悖论：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低估值部分，或者表达成“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因素中，低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高，高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低”。后一个表达形式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对人工智能来说，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17]，可以概括为：“困难的问题是易解的，简单的问题是难解的。”[18]
三、植树型创新：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的论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9]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劳动的对象化进一步推广到“对象化的规模与范围”：工业化使劳动的对象化成为通过标准化相组合的自在物，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劳动的对象化在规模与范围上超越个体劳动者的对象化能力，发展为全球化与超现实时空的自在体系，并迈向自为体系。在此意义上，国家富强最终取决于能够在多么强的程度上把劳动的对象化联系为整体，以及在“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意义上使整体的价值放大多少倍。
估值是“钱与物”之间的连接环节。劳动的对象化天然具有价值，但并不天然具有高估值。国家整体在世界上的生态位提升，工业化水平很重要，但提升估值能力同样重要。估值是如何提升的？从根本上说，估值来自金融体系对评估对象的价值放大能力。例如，当今世界有的人热衷于复原古代盔甲工艺，这种行为如果是自己闭门在家做，那就是停留在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在当代已失去意义，必然是低估值的。但假如其行为纳入了文物修复价值链或电子游戏价值链，那就可以获得较高估值。可见，高估值的基础是价值链，而价值链的基础则是网状系统工程。金融从本质上说，是价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割、重组、交换，这与工业化是对劳动的对象化的连接、放大、重组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含义是金融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价值，而非把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当实体经济已经全球化并进入信息空间，金融也应有在全世界及信息空间重新分配价值的能力。假如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是金融业的能力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也就不能比较充分地放大实体经济的价值。
软件化是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转换。软件工程是系统工程的近亲，它通常从需求出发，将对象编码，使之规范化、抽象化、模块化，作为子系统嵌入到更大的系统中。[20]经过软件化，现实世界被投射到虚拟空间中，经过分析、重组，能够大幅提高效率。当今世界的工业发展主要方面就是通过软件化带来估值飞跃，不断积累的数据库成为能够组织整条价值链的核心资源。
概念是一切价值链的源泉。所有的生产活动组织都来自项目，而项目的源头无不出自概念。处在落后位置的国家或企业可以把“赶超”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但需有领先者为参照。而最初的出发者，无不来自概念。当今世界的资金环境下，货币发行实际上源于项目所需，而项目则来自概念设计。因此，概念设计是创新的直接源头。
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现状称为“现实”——它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状况和非现代化部分的情况总和，把未来蓝图称为“概念”，再用上“估值”，则可以设计三个公式：现实+估值=土壤；估值+概念=定价；现实+概念=想象空间。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土壤状况是生态系统完备的工业加上较低估值，所谓“价值洼地”；中国的未来定价将走高，缘于较低的现价和宏伟的未来蓝图；而中国未来能够发展成什么模样，则取决于基于现实条件设计什么样的未来蓝图。中国“富起来”的过程中，很多产业、技术都是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中国有着高水平网状系统工程构成的工业化土壤，只要是需要工业化土壤的经济模式，种下去就很可能茁壮成长，可以称之为“植树型创新”。而随着当今世界产业体系越来越复杂，所需的参与分工人口以及为人工智能提供大数据资源的消费者都越来越多，中国的巨大优势——拥有世界最多“产业人口”和现代化消费者群体——将日益明显，因此，未来属于中国。
[1] 这个结构有点像网络的七层协议，网络从上到下分别是：⑦应用层；⑥表示层；⑤会话层；④传输层；③网络层；②数据链路层；①物理层。
[2] 王孟源：《波音737 MAX的缺陷是低级的，是内部组织文化腐败的结果》，观察者网，2019年4月7日，https://www.guancha.cn/wangmengyuan/2019_04_07_496635.shtml。
[3] 陶家渠：《系统工程的原理与实践》，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4] 关于“大创新时代”的论述可参阅贾晋京：《G20：用“大创新”重启世界经济》，载《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
[5] [美]约拉姆·科伦：《全球化制造革命》，倪军、陈靖芯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6] 温特制（Wintelism）一词来自微软windows的win与Intel（英特尔）的tel之合称，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温特制下，最终产品不再是生产组织的中心环节，取而代之的是标准。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或研发过程分解为许多个模块和环节，再把它们外包到全球每个合适的地方。掌握标准的企业与承包制造环节的企业间也不再是“中心—卫星”关系，而是项目合同关系。参见贾晋京：《中国创新能力在全球领先吗？》，观察者网，2012年8月21日，https://www.guancha.cn/JiaJinJing/2012_08_21_92177.shtml。
[7] 生态学可以定义为是对有机体的分布和多度（abundance）情况以及决定分布和多度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研究，假如把其中的“有机体”替换成“经济行为主体”，则可以比较方便地用来描述人类经济体系运行。关于生态学的系统化阐释可参阅Michael Begon，Colin A.Townsend and John L.Harper，Ecology：From Individuals to Ecosystems，Blackwell，2006。
[8] 在哲学中，技术发展改变人类生活中的时空观是一个重要论题，可参见[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此外，经济社会学领域也有大量文献关注有形或无形的市场总是处于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可参见[美]弗兰克·道宾主编：《经济社会学》，冯秋石、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 [美]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管理的历史与现状》，郭斌主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0] 关于铁路网及现代贸易如何推广了标准化，可参见[美]彭慕兰、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 Wallace J.Hopp and Mark L.Spearman：《工厂物理学——制造企业管理基础》（影印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2] J.B.Rae， Americ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Philadelphia：Chilton Co.，1959.
[13] [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
[14]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史涉及从经典信息论到量子信息论的多种信息理论发展，指向建模、模拟、复杂系统、虚拟现实，可参见[美]迈克尔·邓恩：《计算机科学中的信息》，载[以色列]道·加比、[加拿大]保罗·撒加德、[加拿大]约翰·伍兹主编：《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信息哲学》，殷杰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735页。
[15] 杜宝江：《虚拟制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16] 参见“特朗普底特律演讲：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视频：https://v.qq.com/x/cover/vw52evxg8p246ad/f03842ege02.html。
[17] 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是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者所发现的一个和常识相左的现象：对人类智力来说苦难的问题如高等数学计算，对计算机而言其实很容易，但人类连小孩也具有的本能─辨识人脸、举起铅笔、在房间内走动、回答问题等，却是工程领域内目前为止最难解的问题。参见Moravec，Hans.，Mind Childre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5。
[18] [美]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20] [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