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是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资源配置。这个概念意味着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可见，经济繁荣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先有资源，二是要有合理配置的过程。什么是资源？资源是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原材料、生产工具、资金等，合理配置则意味着要让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要素合理调配、结合起来，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可以认为，中国能够拥有“资源”，来自包括前三十年在内的持续努力，而合理配置的过程，则来自中国金融的变化发展。
什么是金融？金融是对凭证化了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配置的过程。资源不凭证化，就不能高效切分、流动、组合，而一旦把资源凭证化并纳入到可进行交换的空间中，资源就能进行跨时空的优化组合，这就是金融。金融的发展，能够为经济带来一个可以让资源配置空间越来越广、配置规模越来越大、配置效率越来越高的高速流通资源配置空间，从而让经济活动可以在一个金融化了的空间中展开。
一、金融化是系统化的衍生物
为什么世界经济会来到金融化空间？可以说，这是从经济走上系统化道路之时已经确定了的。
铁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巨型系统工程，从勘测、规划、立项到融资、修建、运营乃至机车设计制造、信号体系管理个个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且还涉及多个系统工程之间在动态过程中的协同，一旦出现“配合失误”就会导致重大的灾难性后果。如此庞大繁复体系的管理，关键在于能否让数以百计的环节、数以千计的工种和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精确协调，它与集权化管理密不可分。事实上，铁路管理正是现代企业管理的起源，世界铁路史基本反映了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全貌，一国的铁路史则反映该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本身。
世界铁路发展史始于1822年5月23日的英国，这一天从斯托克顿至达灵顿的铁路动工兴建，1825年9月27日建成通车。建设这条铁路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沿线的教友派信徒，这说明该铁路本身是地区利益的产物——这正是英国社会“地区为中心”性质的写照。这条铁路出现后，英国多个地方提出铁路修建计划，而金融资本也参与到了铁路融资当中，从资金到管理都以近代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地区关系网为中心的运作方式。
19世纪的铁路工程开创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其中机车设计是现代企业研发组织的发轫。机车设计需要一支庞大队伍的组织协调，这种组织的实现有赖于：（1）工程师和设计师一般都要经历学徒阶段，这来自对工匠行会传统的模拟。（2）组织结构模拟军队，等级分明，分工明确。总设计师负责总体框架。
美国工业工程学家Wallace Hopp和Mark Spearman在《工厂物理学》一书中指出，“即使有了煤（笔者按：意指出现了蒸汽机动力），大规模工业生产也没有立即出现”，一体化工业企业并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大范围制造特性需要一个大规模分销系统的支持来实现原材料和产品的流动。1850—1880年发生的运输与通信革命——铁路、轮船和电报，才促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三个原因使铁路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火种：（1）这是美国第一个大型系统，第一次需要大规模的管理层级和现代会计实务。（2）铁路的建造（以及同时期电报系统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大规模制造的产品。（3）铁路连接了全国各地，为产品提供了可靠的全天候运输网络。
美国管理学先驱埃莫森（Harrington Emerson）17岁时近距离观察了普法战争，他发现普鲁士获胜的原因是老毛奇的“作战部队和参谋部法则”。埃莫森创造性地把该法则用于商业组织，塑造美国国防部的项目及铁路、矿产、钢铁系统，这也就是被称为“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的以“标准化制造”为核心的现代系统工程。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称为“系统工程”的东西，基本上都源自美国，比如亨利·福特发明的生产线、爱迪生等人发明的电网、贝尔实验室发明的移动通信以及诞生自美国国防部的互联网等。在“美国系统”产生之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奠定的工业生产方式居于主导地位。其特点是产品质量取决于工人的技术水平，但产品规格无法做到完全统一，即便最好的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个个不同的。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依靠当时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技术工人队伍，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的霸主。为了炫耀“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成就，英国在1851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当时叫“万国工业博览会”），为此还特地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建造了著名的水晶宫作为世博会的主展厅。然而，大大出乎英国人意料的是，在水晶宫内成为主角的，竟是当时根本不以工业出名的美国。
在首届世博会上，美国生产的枪支超越了英国生产的枪支。当时英国的枪支是由熟练工人制造的，就单支性能而言，强于美国的枪支。但美国的枪支是用“全部可替换零件制造技术”生产的，所有的零件全是标准化的，而英国枪支虽然性能卓越，却没有标准化，一旦某个零件出了问题，就会因为没有备件可供替换而无法使用。英国国会不得不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学习美国的“全部可替换零件制造技术”，并从美国进口枪支，这在当时是震惊世界的新闻。英国人还发明了“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一词称呼美国的标准化制造技术，从此这个词成为美国崛起的标志。
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的大规模铁路网建设的展开，“标准化”推广开来，并且使大多数人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系统”改变生活的力量：根据经济史学家彭慕兰记载，铁路兴起之前，美国各个城镇都有着自己的时间，相邻的两个城镇使用的时间相差两个多小时是很常见的，而铁路网的扩展，则使得所有城镇的时间不得不统一了起来，都使用“标准时间”——因为铁路网必须遵循统一的时间表。
铁路的出现还改变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标准。“标准小麦”就是由于铁路兴起而出现的。在铁路出现之前，运河曾是美国的运输主力，农民的粮食可以装在自己的麻袋里写上名字，张三的、李四的。这样，运到纽约港这个交易中心后，可以打开麻袋，按质论价。但铁路兴起之后，粮食改用火车运输，就不能再由农民装在麻袋里了。由于蒸汽机火车熄火之后重新烧开锅炉要很长时间，所以火车停靠中间站点时不能熄火。这就要求使用粮食装卸传输带，尽快装车。这样，粮食就必须散装。不能由农民自己装麻袋了，也就不能按照每户农民的粮食品质各不相同而单独论价了。只能把粮食分成几个档次，按照统一标准来计价，这就是标准小麦的产生。
标准小麦的诞生又促进了芝加哥谷物交易市场在19世纪60年代发明谷物期货交易合约，这是现代期货和衍生金融的鼻祖。可见，当铁路把不同的区域连接在一起，人类的组织方式、时间观念、生存物资等都发生了变化，发挥更高级社会功能的金融体系也灵敏地变化了。
汽车制造业的兴起则确立了标准化制造成为“现代化”的标准，“非标准化”则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造的”代名词。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组建了一个开创了“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研究的团队，这个团队系统发展了来自军工企业的模具技术和标准化测量。标准化制造使汽车在短时间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并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在亨利·福特1863年出生时，美国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而当他在1947年去世时，美国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住在城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为此赞叹到：20世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在1918年的莫斯科，而在1914年的底特律！
“二战”之后，随着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军事科技被应用到商业中，“系统工程”代替“标准化”成为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从密码破解中发展起来的计算机工程、从导弹中发展起来的自动控制、从雷达中发展起来的电信工程，一起构成了战后新技术革命的三大支柱。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微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等新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雁。
微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等技术极大改变了世界，由于他们都要求工程所至之处按统一标准运作，因此，可以看作全球级的“地缘系统工程”。而作为一切人类产品通约—镜像交易体系的金融，可以看作最高级的“地缘系统工程”，因为金融是按照“地球上每个角落都要被系统化”的方式运作的。
20世纪70年代之初，“冷战”和国际关系危机瓦解了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由此，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建立起来。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科学基地的物理学家们大批转业，摇身一变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他们把原子能工程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应用到金融交易中，发展出了“金融工程”这个不断释放金融产品创新的潘多拉魔盒。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华尔街通过把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最终造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二战”之后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与系统工程化进程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另一侧面是系统工程之外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的过程。无论不同的价值观如何评价，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是：整个世界被系统工程在三个层次上重塑了，这三个层次是物理层、组织层和文化层。
我们可以用一个典型的“美国系统”——互联网为例来看系统工程如何在物理层上重塑世界。互联网的基本功能是“互联”，要实现这一功能，就需要所有主机都遵守同一套通信协议，否则就像一堆口径各不相同的管子一样无法连成一体。而为了保证这套协议能够执行，需要每台主机都有唯一地址。只有纳入到这一套系统之中的主机，才能上网。于是，为了实现Internet，全世界的计算机就都被TCP/IP协议重组了。
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比如通信网络从19世纪的电报发展到现在的4G、电网从无到有布满全球、电视的卫星直播体系建立……诸如此类的“现代化”过程都打着“美国系统”的烙印。就连“一桶石油”的体积（42美制加仑）、“一个集装箱”的尺寸（宽8英尺）这样看似没有很强标准化要求的事物，都经过了系统化的重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油气管道体系、集装箱货运体系等全球化的系统工程。
为了维持物理层的运转，美国通过很多国际组织进行全球系统工程的管理。比如负责互联网运营的组织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就是1998年从五角大楼独立出来的。ICANN通过13台根服务器来进行全球IP地址的分配和域名解析，13台根服务器中10台在美国，其他3台分别设在英国、瑞典和日本。其他主要国际组织诸如位于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顶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全球导航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负责制定全球电信标准的国际电信联盟（ITU）等，都相当于各自领域里“美国系统”的运营商。而相关的全球治理行为，比如国际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国际间政策协调等，又都需要通过这些组织去执行，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又不得不按照美国系统的要求量身定制，WTO就是其中的典型。种种为维护系统工程运转而产生的国际组织改变了全球游戏规则，是为系统工程的组织层。
系统工程对世界造成的最大改变其实是文化层，受到的关注也最多，但其实基于前面两个层次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意义。随着工业基础的系统工程化，服务也必须标准化，其中的代表是连锁化服务，造成“社会的麦当劳化”后果，英语则附着在系统工程的躯壳上成为全球通用的经济语言。对于“现代性”的文化后果，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文化工业”——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制造到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充分反思。任何被纳入“美国系统”之中的文化，无不“异化”。
由于系统工程重塑了世界，而“美国系统”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美国得以在货币与金融体系、技术体系、全球物流体系等各个方面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和系统的操控者。一方面美国从中尽享“霸权红利”，比如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滥发钞票”，向全球征收铸币税。但另一方面，由于“霸权红利”的好处——可以控制体系的高端而把“苦活累活”推给别的国家，美国系统的低端制造环节大部分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来说，这个秩序的吊诡在于：“美国系统”为美国建立了一个以标准化制造为基础，以金融工程为上层建筑的通天之塔，但随着塔尖的升高和塔基的外展，塔心里的基础却被抽空了，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成了空中楼阁。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空中楼阁面临崩溃，世界体系到了必须再次重构的时候，问题只是如何重构。
二、金融危机推动金融深化
系统化使经济走向金融化，因为这样才能让经济运行效率更高。金融化则带来金融深化，即各种原先未被纳入金融过程的资源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计价与流通的过程。从全球史来看，如何走出经济危机？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只要给市场以时间，它会自我修复。然而这种修复需要多长时间？将付出多少代价？这种观点并未给出答案。作为改进，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减少走出危机所需的时间并降低其代价，政府应该出手干预，但应以帮助市场“恢复平衡”为目的。
这两种观点在历次经济危机中不断被讨论并被设计成各种政策加以实施，其收效如何呢？这需要从历史过程本身当中去考察。在进行这种考察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清楚什么是“市场”，这样才能说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市场”一词的起初含义是商品买和卖的场所，经过现代引申之后，其含义转化为“非指令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经过大量史料和现实材料分析之后所指出的：市场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活动，而是分层的，面对面交易只是市场经济的底层，布罗代尔称之为市场的下层组织。商业的近现代发展主要是市场上层组织的发育，即买者和卖者并不见面，而是通过独立存在的中间环节作为桥梁和纽带。
布罗代尔提出了两个概念：公共市场和私有市场。公共市场指集市贸易，即市场的下层组织，多个买家和多个卖家在其中充分讨价还价。从公共市场中发展起来的私有市场指部分商人有意避开公共市场，直接寻找生产者或控制生产者，然后再寻找买方。私有市场的参与者具有普通生产者或公开市场的商人所不具备的优势：掌握大量的资金以便进行定金支付等结算，掌握庞大的销售网络，具有信息垄断优势即所谓“市场嗅觉”等。私有市场在历史上逐步演变为市场的上层组织如各类交易所，具备上述特点的商人集团逐渐演变为市场上层组织的主要参与者。所谓“非指令的资源配置机制”其实主要是指通过各类交易所等中间环节配置资源，实质是中间商群体来定价。
在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是一种市场失灵状态，映射到现实中，即市场的上层组织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状态。历史上，面对这种状态，政府无所作为经常导致情况越来越糟。而“有所作为”的方式，往往是从市场上层组织的特点入手进行干预，尽管手段多样，但概括起来不外三种类型：①给市场（上层组织）注入资金，期望其恢复结算平衡；②扩大销售网络；③创造信息传递更加高效灵活的交易体系。可以说这都是顺应“市场规律”、以促进市场恢复平衡为目的的措施。在这些措施刺激下，“市场”是如何反应的呢？剖析“市场克服危机史”，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现。
三、“黄金时代”的终结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球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国际贸易蓬勃兴旺，其景象高度符合英式自由贸易理想推崇的要素自由流通带来的繁荣盛况，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在这个时代成型的。不仅富国经济繁荣，加拿大和阿根廷这种当时的穷国也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人均产出翻番，跃居富国行列。美国跃居经济总量第一，出口额在1897—1907年的十年间增加了一倍。这一时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期，史称“黄金时代”。
这是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1906年12月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将继续享有毫不夸张的空前繁荣。”
然而，就在老罗斯福断言“空前繁荣”之后仅三个月，1907年3月13日，危机开始了。这一天，纽约股市暴跌，许多蓝筹股跌幅超过25%。来自欧洲的投资者见状纷纷抛售美国股票，把资金抽逃回欧洲，于是当时的货币——黄金大规模流出美国，流向欧洲，这导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流动性短缺。流动性短缺的加剧使美国经济在当年5月开始出现萎缩，股市也持续低迷，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做——那时连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经济学都还没出现。
即便在低迷的股市上，依然有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试图豪赌一把，这也是市场的一部分。1907年10月，有两个投机者纠集了多家信托基金试图操纵美国铜业公司股票，结果遭到失败，惊慌的投资者纷纷撤出资金，这迅速传到了其他信托基金以及银行，于是整个市场崩溃了。
这时人们唯有寄望于救世主的降临。自愿担任“救世主”角色的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Morgan），这位传奇大亨这时已经70岁了。摩根召集了纽约最大的银行家们开会，在15分钟时间凑了2700万美元借给纽约股市的经纪商们，终于使市场恢复了秩序，道琼斯指数从比3月份低39%的谷底开始反弹。
如果只截取这个片段看，市场似乎实现了自我修复，然而时间不可能静止，投入到市场中的资金会继续传导。由于还款压力，资金被投入到当时最可能短期获利的交易——美国粮食出口当中。交易商还从伦敦借入大量黄金，迫使英格兰银行按照“市场规律”大幅提高贴现率，最初提到6%，11月初又提到7%，这样依然不能阻止黄金流入美国。于是英格兰银行利用“日不落帝国”的权势，从24个国家调入黄金，这样就导致了世界性的利率预期恐慌，引发了广泛的矛盾。市场最终没能克服这种矛盾，其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国虽然暂时克服衰退，但没能克服市场大幅波动，继1907—1908年的衰退之后，又在1910—1912年以及1913—1914年两度爆发经济危机。美国从1907年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不能总指望摩根这样的救世主出现，而是应该有一个机构化的“最终贷款人”，于是1913年成立了美联储。不过最终使美国走出这一轮危机、实现繁荣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四、从战争走向战争
1918年“一战”结束到1939年“二战”爆发，20年左右时间中“市场”就没有克服过严重的失衡，1929年还爆发了一落到底的大萧条，最后不得不通过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了断，可以说，这是一部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克服危机失败史”。
“一战”打残了欧洲的工业体系，彻底把美国送上世界经济的王座。“一战”中大笔的军工订单使美国从全球最大债务国变为最大债权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充足的货币供应量使美国彻底走出了战前的经济波动，出现了“柯立芝繁荣”。
与此同时，战败的德国则出现了骇人听闻的“超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物价贬值幅度按万亿倍计算，1918年，4.2德国马克可以换1美元，而1923年年底，则是4.2万亿德国马克兑1美元！超级通胀使绝大多数德国人一生的积蓄的购买力**然无存，德国就这样成了被收购的对象。这样的超级经济危机，最终结果不是被市场机制修复，而是逼出了希特勒！
美国的好景也没维持很长时间，1929年，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爆发。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金融大亨安德鲁·梅隆（Andrew W.Mellon）建议胡佛总统只要“清理劳工、清算库存、清算农场主、清算房地产”，就可以“剔除经济体系中的腐烂部分，使过高的生活水平降下来，人们会过上一种更加道德的生活”。这显然是一种彻底的“让市场自行恢复”式建议，可惜实际效果是情况越来越糟。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经济规模萎缩了三分之一，工业生产下降56.6%。政府无所作为致使通货紧缩日益严重，从而导致消费和投资都在减少，市场的上层组织规模日益萎缩……危机本身形成了“正反馈循环”，也就是说，市场规律不但没有使经济复苏，反而使情况向更坏发展。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实质上就是通过财政手段上马新项目，增加就业，扩大销售网络。这些措施部分地恢复了美国经济，但并未解决市场失衡问题。
“新政”的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1933年起欧洲的黄金大规模流向美国，这就导致欧洲国家按照“市场规律”大幅度贬值货币，于是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场货币贬值大战。为了解决国际货币秩序严重混乱问题，英法美三国1936年9月达成《三国货币协定》，同意维持汇率水平，尽可能不再实行货币贬值。结果，这一在金本位制下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导致1937年美国财政紧缩，从而引发了1937—1938年经济萧条。这场萧条再次蔓延到欧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
五、黄金、石油与“大爆炸”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在规划“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时，吸取了战前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三份文件中，《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是为了解决各国间汇率大战问题所作的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最后贷款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则是为了创建世界银行打开欠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是当时从全球视角处理市场失灵问题的最高智慧总结。
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确实有效减轻了市场震**幅度。1952—1953年英美法德等国发生了战后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处理得较为得当，没有发生股市崩盘之类的灾难。不过这次危机也提出了一个新挑战：向市场注入资金和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销售网络都缺乏明显效果，为什么？怎么办？
美籍匈牙利裔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de Scitovsky）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加深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西托夫斯基假设了一种情况：假如有一家钢厂现在要决定是否动工兴建，但只有在钢厂投产之后有一条铁路要动工的话，钢厂才有利可图；而铁路企业则认为，只有当有一家新的钢厂投产之后再开始修铁路，才会获利。显然，钢厂项目与铁路项目密切相关。但在只有钢铁现货市场的情况下，钢铁企业和铁路企业就无法通过市场获知对方的信息，从而无法促成相互配合的行动。这是由于信息传递不够高效灵活导致的市场失灵例子，或者说，由于市场还不够充分所致。
这个例子能够用来解释1952—1953经济危机的情况：“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投资拉动效果基本释放完毕，通过组建“欧洲煤钢联营”等方式扩大销售网络又未能立见成效。实际上欧洲煤钢联营建立之初面临很多例子当中这种难以达成相互合作的情况。对此，当时欧洲找到的解法是：创造信息传递更加高效灵活的交易体系，像例子当中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创建钢铁期货交易市场解决。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大量高级、复杂的市场被创建出来，比如1957年诞生的欧洲债券市场等。创建更多更充分的市场成了预防危机发生的良方。
不过，更多更充分的市场对应的是更大量的货币。对于大量货币的需求导致金本位制下黄金与货币的固定比率无法维持，1960年到1968年竟然连续发生了11次“黄金危机”，最终，美国不得不于1973年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任由货币发行量飞涨，金本位制终结了。
1973年，中东国家对西方宣布石油禁运，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在石油禁运期间，一些石油贸易商以个人身份从中东国家买进石油，再倒卖到西方国家，从而创建了国际石油现货市场，缓解了经济危机。这里可以说市场机制对克服经济危机是发挥了其作用的，不过这时正赶上美元与黄金脱钩，现货石油正好成为新的炒作目标。
美元对石油的炒作需要一个新的市场，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出现了。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成了衍生金融的“培养基”，各种各样的新式衍生金融产品源源不断地以石油期货为基础被创造出来。而为了容纳这些“金融怪物”，又需要创造更多的新市场。所以到了1986年，撒切尔夫人干脆搞了“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改革，彻底拆除了阻碍衍生金融品市场发展的樊篱。其结果是：此后应对经济危机看上去有了比较有效的办法：印钞借给交易商，再创建新市场容纳这些钞票。在“金融大爆炸”改革后不到一年，1987年“黑色星期一”金融危机爆发，这个办法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金融大爆炸”的长期后果是：金融资产的总量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速，海量的钞票终于引发了“金融海啸”。这实际上说明各种新市场可能早已被过度创造。此次面对危机，欧美是如何应对的呢？主要措施就是印钞并注入给市场的上层组织。其结果将会如何呢？
通过“市场克服危机史”，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对经济危机无所作为，则市场不但有可能无法克服危机，而且可能走入危机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如果采取干预措施，则在一个时间段内，市场是能够走出危机、恢复平衡的；然而，如果把各个时间段连成一部历史看，那么任何干预措施都不过是转换了危机形式或者转变了危机的空间，或者推迟了危机的爆发时间。